春花还是应了。“连死都不怕，我还怕什么呢？”春花用这话安慰家人，也安慰自己。可是她的眼里始终是湿漉漉的，抬头看天，湿的，低头看地，湿的。春花觉得自己的命就像潘园的雾，看不清，也抓不住。
忽然间，就像是被人淡忘了一样，在择了十月初八这个吉日后，春花的亲事无人再提，农忙的农忙，烧饭的烧饭，编竹篮的编竹篮，只是家里气氛沉闷了许多。春花也很少说话，家里人跟她说什么，她都简短地“嗯”“哦”。只有春兴一个人唱嗷嗷的，放学后，今天做个弹弓打麻雀，明天削个陀螺玩。
四爹的烟又续上了，串门喝酒，都叼着“红梅”。
地里麦子熟了，黄灿灿的，一颗颗沉甸甸的，弯腰低头，饱含心事。趁麦穗没掉到地上之前，家人都在抢割。春生最是卖力，把所有的力气都砸在了地里，手握镰刀，挥镰、收镰，发着狠劲，麦子在他身后，不断地倒下去。赤着的脚跟被麦茬磨出了血泡，春生也不吭一声。如果稍稍有办法，他肯定不希望拿大妹的幸福来给自己换亲，别看平时两人不怎么说话，可亲的就是亲的。他把自己对大妹的愧和爱都倾诉在土地上。
春兴也没有去上学，被四妈唤回来割麦子。他割麦的速度自是撵不上家人，每割到田埂边，他都要坐下歇歇，磨一会儿洋工，直到四妈喊他，他才懒洋洋地起身。他看着来田里送饭的春花，心想：大姐，是真要嫁了吗？听说二姐特别讨厌大姐夫，怎么回事呢？他急得直挠头，可家里谁也不告诉他，有次四妈被问急了，骂骂咧咧地直拿鞋底抽他：“屁大孩子，叫你多事！”
中午，春花挎着用白毛巾盖着的篮子来送饭。一人两个鞋底馍，一撮咸菜，外加用掉了漆的搪瓷缸装着的丝瓜汤。新面烙出的鞋底馍，带着甜味的麦香，面是自家磨的，丝瓜是从自家菜园摘的。
一家人坐在田埂上吃饭。
“连件像样的嫁妆都没有！”春玲用手撕着馍，放嘴里嚼着，突然来了句没头没脑的话。她恨上了李德好，顺带连春花也恨上了，一直不怎么搭理春花。晚上睡觉时，两姐妹也不再像往常一样拢在一条被窝里，叽叽喳喳个没完：春玲闷声地把被子一卷，侧到床边睡去。若是不小心腿脚碰到了一处，春玲就像被马蜂蜇了一样，夸张地弹得更远些。
春花一愣，装作没听见，低头吃饭。这些天，春花明显瘦了，如失了水分的柳条，细条条的，眼睛不再水汪汪的，脸颊上两个米粒大的酒窝也深深陷了下去。饭菜嚼在她嘴里，失了滋味，是咸是淡，她自己尝不出味道。
春兴见隔壁田里村民在喝两毛钱一瓶的糖精汽水，吵着也要。春花马上起身朝马路边的代销店一瘸一拐走去。
刚上马路，春花就看见张务军的吉普车开了回来。春花站住，侧过身，迈过脸，装看不见。她听春兴说过鸵鸟，此刻她想学鸵鸟把自己的头埋进沙子里，自己看不见别人，别人也就看不见她。头埋进了沙子里，感觉却还在，就像背后长着眼睛，她明显感觉到张务军越走越近，准确地说，她又闻见了张务军身上干净的气息。人是越走越近，可心儿却越离越远，塘埂边的事，在春花，已经像上辈子的事了。她捂着胸口对自己说：“死过一回的人了，凡事看得轻些。”
一见春花，张务军心情也很复杂，说不清自己是什么感受。春花对象的事他听过一些。几百口人的村子本就不大，少不了各种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又何况是李德好那样的二青头，更是给村里茶余饭后添了不少谈资。张务军两道漂亮的浓眉不经意地蹙了下，又迅速舒展，微笑着跟春花打招呼：“春花，听说你婆家讲好了……”说到后面几个字，他的语气渐渐低了。他察觉出来，顿了顿，暗自吁出一口气，调整下，续上开头高扬的语调接着说：“恭喜啊，到时别忘喊我喝杯喜酒。”
若是别人说出这话，春花头一低还能应付过去，可从张务军嘴里说出来，听到春花耳朵里，却又是别番滋味了。
是嘲讽自己嫁个二青头吗？是在看笑话吗？春花的小脸慢慢就白了，褪了血色，她渐渐将背挺得僵直，轻轻一句：“是，没想到我这瘸子也是有人能看上的。”声音很飘，像潘园的青雾一样，怎么也落不到地上。张务军一愣，凸起的喉结抖动下，没说出话。
春花咬咬唇，耳朵边还回响着自己的声音。那好像不是自己的，听起来生分极了。春花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接着说：“瘸子只有这个命……像您这样的大人物，我可不敢高攀呢！”
张务军的眉毛真正蹙在了一起，形成一个潦草的“川”字。这还是潘塘边的那个乖巧漂亮的小姑娘吗？张务军把车钥匙别在裤袢上，再次看了看春花的侧影。她恭维的语调，夹了道不清的刻薄和幽怨，这和潘园乡亲们平时对张务军朴实的奉承是截然不同的。虽隐隐明白，可张务军还是很不舒服。他把手插进头发里一拢，尴尬地清了清嗓子里无谓的“痰”，慢慢转身，走了。
春花以为自己这样说，心会痛快些，可没想到鼻尖一酸，眼泪竟不争气地流了下来。原来张务军在她心里还是这样重，轻轻一戳，就彻骨地疼。
等到张务军走远了，春花才缓过神，捂着脸慢慢蹲了下去，把脸埋进了胳膊，“嘤嘤”地哭出声来。
春兴翘首等着春花的糖精汽水，嘟囔着：“大姐怎还不回来？”
春玲笑了：“你不知道大姐是瘸子，跑得慢啊？大姐要是嫁了，你以后还得多顺顺我。”
“二姐，你什么时候嫁啊？”
春玲不说话了，把见了底的搪瓷缸往田埂上一扔，颇有深意地朝四爹、四妈望去。春玲今年才十六岁，可她心里已经认定了，她以后才不要学大姐呢，她的婚事她自己做主！管家里干什么？婚姻可是自己一辈子的大事。
春花买回汽水，一家人都已吃过饭。春花默不作声地收拾碗筷，还剩点咸菜的碗沿上已经爬上一只蚂蚁，春花小心地用毛巾把它掸走。
等到麦子铺开了晾在稻场上，用石磙碾压了，装好，春花也该嫁了。
十月初八，春花一早就像往常一样去潘塘洗衣服。潘塘，还是雾气弥漫的潘塘，春花已不再是以前的春花了。她更加寂静，人是蔫的，心也是紧紧闭合的，如潘塘边那些受了惊吓的河蚌。张务军没能看上她，她伤心，毕竟人家在天，她在地，除了恨自己是个瘸子，她没有资格怨他。而今天就要嫁给李德好，在她，这是天底下最怕的事。怕有什么用呢？死又没死成，既然老天爷只给了这一条路，那就得好好活着！用自己给大哥换回哑巴媳妇，也值了……
等春花洗完衣服回到家，家里已经聚集很多人。四妈脸笑成了**，堆叠满脸的褶子，亲热地朝春花说：“哎哟，怎么还洗衣裳呢？你们看，我讲吧，看我家丫头就是贴心，我真舍不得呢！快，拾掇拾掇，别误了时辰。”作为媒婆的小兰妈正跷着腿嗑瓜子，一副劳苦功高的样子。
在一帮姑婆的七手八脚中，春花任由她们摆过来摆过去：梳什么头发，戴什么花。穿什么衣裳，走哪条路。这帮姑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验和意见，每个人参与着指手画脚。
然而她们的意见不能时时统一。这个刚帮春花梳了大辫子，那个用手一捋，给它拆了：“都嫁人了，这头发一定是要盘起来的。”一个刚帮春花插上朵粉嫩的芍药，小小巧巧，别在发髻，另一个又帮她拽下，摔在地上用鞋底狠狠揉碎：“呸，呸，你到底懂不懂？粉红是二婚才用的颜色！”便顺手给春花插上朵大红的塑料花，塑料的花梗硬邦邦的，插得春花头皮直疼，春花嘘了口冷气。除了野花，这是春花头上第一次戴发饰。曾见人家的姑娘戴着各样的小发饰、小夹子，春花心底羡慕呢。如今她也能戴上这么艳艳的一大朵，脸上却没有一丁点儿的喜气。
给春花戴芍药花的姑婆到底不服，仗着去城里参加过一次婚礼，摆开架势，要力争到底，仿佛被扔掉的不是芍药，而是她的颜面。她嘴角撇上天，拉过践踏她颜面的“敌人”，唾沫溅了“敌人”一脸：“真土，你可知道，城里早不时兴这个了……”她的“敌人”遭了嫌弃，袖手站一边，却又是凉飕飕地冒出一句：“哼，反正我话是讲到了，这婚事以后要是出什么岔子，别怪我没提醒。”
……
嘈杂中，春花感觉这场婚姻，是自己的，又不是自己的，其他人都像苍蝇一样不知疲惫地、兴奋地在几间破屋里嗡嗡直飞，进进出出，忙的每件事似乎又都是关于自己的，可自己始终是个闲人，也是个外人，孤零零地沉寂在自己无边的悲哀里。
四妈拿出一枚小圆镜，用红绳拴了镜面朝外给春花贴身挂上，一再交代，到了李家，先把镜子翻过来。镜子——进子。
正如春玲所说，一件像样的嫁妆都没有——堂屋正中那一个系着红绸的挑子和一个五个抽屉的五斗橱，便是春花所有的陪嫁。去送亲的，还是以前看门头的几个姑婆，唯一的区别是，四妈和春玲没去，换成了来接亲的小兰妈。没有时兴的车接车送，春花跛着脚一瘸一拐，一瘸一拐，被这帮姑婆簇拥着，穿过雾色潘园，走在队伍正中间。发髻上那朵艳红的塑料花，花蕊直颤，很惹眼。春花想回头，再看一眼潘园，哪怕只一眼，可被小兰妈给死死按下了——虽然没有一顶红盖头挡着，然而规矩是不能少的……
春花只得在心里说：“爸，妈，我去了……”泪水再次夺眶而出，模糊了春花脚下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