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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思很顺利地找到了已当了厂工会主席的黄秉良。他们激动地握着手，透过对方脸上的皱纹，依稀看到了过去的岁月。

“你还是老样子呵！”黄秉良说。

“是呀，我们都是老样子了！”他无限感叹。

“你怎么舍得来的，是不是走错了路？”黄秉良说。

“早该来看看了，一直忙，脱不开身，要不前天接到一个匿名电话……唉！”他有些惭愧地说，问黄秉良，是否知道有哪个熟人给他打过电话。

黄秉良直摇头，说过去同班的工友，大多调走了，没调走的，也都享受化工企业的劳保待遇，提前退休了。车间的操作工换了好几茬，已经没有他认识的了。

他让黄秉良带他去车间。走在厂区宽阔的马路上，闻着隐约而来的淡淡的氨气，十八年的岁月阻隔倏然消失，做为一个操作工的全部感觉，又回到了他的心里。他感到自己不是旧地重游，而是赶来上班……

走进熟悉的泵岗位，他的心微微地颤动。还是那个值班室，还是那座电话亭，还是那十余台钢铁机器。所不同的是值班室有了暖气，令人生畏的P4大阀不再用人工开关，各个工艺控制点也都由电脑调节。过去三个人的岗位，如今只需一个人来值班了。

黄秉良带着他每个岗位都转了一圈。看到的，果然都是些年轻陌生的面孔。正欲离去，黄秉良一拍脑壳：“怎么把他忘了呢？车间里还有一个你很熟的人呢！”

“谁？”他问。

“廖一平呀！”黄秉良说，“你走的那年，他不是被抓起来了么？后来正好碰上‘严打’，以强奸未遂罪判了八年徒刑。刑满释放时，我正当车间主任，就把他安排在包装工段做点杂事。幸好当时缪志远调走了，不然还不好安排他呢！”

“真的？走，带我见他去！”他迫不及待地说。

“他只怕不认识你了呢。”黄秉良说。

“为什么？”他问。

“他脾气暴躁，一直不认罪，在监狱里不服管教，被人把脑子打坏了，脑门顶上凹下去一块……出来后就懵懵懂懂，只晓得点头称是，谁也不认识。你说你是谁，他就认为你是谁。”

“是这样？！”他倒抽了一口冷气。

黄秉良带他去包装楼。远远地看见楼梯上有个人慢慢吞吞地走着。黄秉良双手合十，喊道：“廖一平，你下来，看看谁来了！”

随着那个畏缩的人形走近，危思的心慢慢地缩紧，乃至到了面前，不由骇异得浑身发起毛来。蓬乱的头发，瘦削的面孔，深陷的眼窝，呆滞的眸子，蹒跚的步态，是什么东西把一个精力充沛青春勃发的青年变成一个衰弱不堪的病夫？

危思压抑着心灵的震憾，跨前一步，握住廖一平的手，颤声道：“廖一平，你还认识我吗。”

廖一平呆视着他，晦暗的眼睛闪出一线光亮：“你是危、危什么？”

“对、对！我是危思呵！我俩曾经住一间屋的，你记得么？”他兴奋地叫道。

廖一平却没有反应。

“前天是不是你给我打电话？”他摇着廖一平的手。

廖一平仍然木木的，眼睛又黯了下去。

“明天你带我去看看苏又茹的坟，给她扫扫墓好不好？”他把苏又茹三个字咬得很重。

廖一平却打了个哆嗦，转身颤颤巍巍地走了。

危思跟着黄秉良默默地离开车间。两人很长时间没有说话。有的时候，语言确实是那么软弱无力，完全多余。

那个匿名电话却是有力的，它轻而易举地把他召唤到了这里。匿名者是谁？莫非它来自沉寂的冥想，来自暗夜的梦幻，抑或来自莫测的内心？莫非是另一个危思给这一个危思打了这个电话？

他作如是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