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命题对于个人来说，是方法问题；对于国家来说，则会上升到国策层面。从过程来看，两方面又相互交织。
想起一段历史。汉武帝继位前期遇到了一场政治危机，危机的核心是西汉初期尊崇黄老的国本思想与儒家进取观有着观念上的较量与冲突。窦太后健在那几年，武帝不能乾纲独断，虽期望崇儒可改化朝政，譬如，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他想改隐忍和亲政策，采取攻势，洗刷白登之围与国书受辱之耻，这涉及国内治理政策及用人方略诸方面的改变，引起决策者们关于国策的争论，结果是，汉武帝失败了，他的改革努力胎死腹中，无奈躲进上林苑逐鹿打猎，减少与祖母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
选用治国方略是个方法问题，需要结合实际。汉景帝在这方面有一段精彩的表白，他说我们吃马肉不吃马肝，是因为马肝有毒；吃鱼肉不吃鱼刺，是因为鱼刺伤人。选择，就是要选有利的选项，摒弃有害的选项。汉初经过七国之乱和楚汉战争，国民积贫积弱，国内又有诸多不稳定因素，汉高祖与文景诸帝妥协忍让、韬光养晦，采用和亲方略，以较小代价换得边境和平，是审时度势的无奈之举。
在和亲环境下，边关虽有小规模骚扰，可总比大动干戈损伤国本有利。这从当时来看是正确的。到了汉武帝时期，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增强，对待匈奴的态度需要改变，否则将会制约国家的发展。英气豪迈的汉武帝以为“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女人的胸脯上”
是一种奇耻大辱。如何对待匈奴问题，便成为儒道治国理念相冲突的直接原因。
选择，总是基于对实际情况的研判。实际情况总是在从量变发展到质变的变化中。量变与质变的临界是一个区间，这区间是个模糊区域。事物转化，需要主要因素与次要因素相互作用。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战略与策略的转变，是基于国力的转变，也是基于决策者的推动，当然还要取决于匈奴人的态度。如果匈奴人不骚扰边境，不继续凌辱汉朝，也许劳师远征不会被提上议事日程。年轻的、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受到挫折，在上林苑打猎，以声色犬马为雾罩，却在悄悄地、有序地推行自己的计划：开办军事学校，培训羽林军，发现军事人才，巩固养马基地，策划出使西域，并果断地扫除南方的不安定势力，为攻击匈奴创造良好的国内环境。这就是在做“主观努力”。有了这种主观努力和思想准备，才促成对匈战略的转变，才有了后来对匈奴人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才出现了卫青、霍去病、李广等众多叱咤风云的民族英雄，才有了汉武帝时期击溃匈奴，拓宽边疆疆域的不世之功。
所以，人既要有顺其自然之心，又要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的规划意识。这既是矛盾体，又是统一体。主动谋划，有时候就包含着顺其自然；顺其自然也是主动谋划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既要顺遂天意，以安己心，又要主动争取，以慰己意。其实，国家和社会也是放大了的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