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崇简。繁易简难。既要从简,必先有繁。
《吕氏春秋·贵公》中关于精减文字有一则故事:前提是“荆人有遗弓者, 而不肯索”。有人问之乃曰:“荆人遗之, 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认为,可以减掉一个“荆”字。老子认为,不但可以去掉“荆”字,还可以去掉“人”字,那么就变为:“遗之,得之,又何索焉?”意思既明白又简约。
书读多了会成灾,所以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为什么会成灾?一是会记错,二是有矛盾。记错的例子,我自己就有许多,举其一:续写李白《送储邕之武昌》之上句“黄鹤西楼月,长江万里情。春风三十度”,下句应是“空忆武昌城”,我却把它写成了“空忆谢将军”。顺势而下:“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这是《夜泊牛渚怀古》里的诗句,我移花接木,岂不令人哑然失笑?那么矛盾呢?不同的书,甚至同一本书,观点和说法之间有矛盾。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仿佛都有理。譬如《增广贤文》,既说对人要坦诚,又说“未可全抛一片心”。对不对,从不同角度、不同语境看,都有道理。世人推杜甫为诗圣,有人却专门写书贬杜甫,既贬他的诗,也贬他的人。读者若全由书牵着鼻子走,认知便会受损。
繁体字与简体字书写起来,还是简体字书写速度快。可简体字却是从繁体字过渡来的。宋人陈骙说:“事以简为上,言以简为当。”
阿拉伯数字书写够简单了吧,可人们有时候又要使用“壹贰叁肆”
这些大写数字,是因为怕太简单易于修改。简单与复杂,各有所用。
书籍,没有时嫌少,多了又成灾,储存、分类、查找都麻烦,甚至成为一种负担。记录多,不好查。读书多,会混淆。为什么有些没读多少书的人,说话一套一套的?因为他只记住有用的东西。可读得少记得少,没有储存,怎么会有释放呢?
在书案上书写大件书法作品,如果没人牵纸,常常需要移动纸张,于是有人便发明了牵纸机,可用着用着觉得不好使,还不如用手移动简单。人工研墨有点累胳膊,有人便发明了磨墨机,可太机械,常出问题,研出的墨也不均匀。高档打火机风靡一时,人们互相比谁的更阔气、漂亮,现在呢?大家大多用一元一只的,便宜简单,用罢丢掉即可。电动剃须刀花样翻新,结果还是一次性的更方便。还有写字笔,谁还买支漂亮钢笔送给朋友当信物呢?水性笔到处都是。时代变迁,日新月异。现金、存款单、银行卡,曾几何时,人人都离不开;而现在,一部手机可以走遍天下。司马迁早就说过:“浴不必江海,要之去垢;马不必骐骥,要之善走。”庄子也曾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山东琅琊王氏仅给后代留下六个字的家训:“言宜慢,心宜善。”“言宜慢”,就是要深思熟虑,少犯错误;“心宜善”就是为人处世要存善心。这么简单的家训,竟然使琅琊王氏家族跨过许多劫难,经受各种考验。从东汉至明清1700 多年间,光《二十四史》中有明确记载的,这个家族就培养出了35 位宰相、36 位驸马和36位皇后,被誉为“中古第一望族”。
大盘鸡是新疆的代表之一,将鸡肉与面片混合在一起,既是饭又是菜,一盘解决吃饭问题,因为简单,所以迅速扩散,天南海北都可以看到新疆大盘鸡的饮食店。陕西与新疆相比,离中东部既近又便利,可陕西面却推广不开,原因大概是做法太复杂,一道面配套好几种食材,最终只能是阳春白雪,知者少,食者寡,不能广泛传播。
李鸿章有一副对联这样写道,上联:享清福不在为官,只要囊有钱,仓有粟,腹有诗书,便是山中宰相;下联:祈寿年无须服药,但愿身无病,心无忧,门无债主,可为地上神仙。
可是,是不是只要简单就好呢?我们是不是还要回到穿草裙、住洞穴的时代?孔子与弟子冉雍评论桑伯子,说得有理。孔子说:“桑伯子凡事求简略。”冉雍则说:“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这句话的意思是,桑伯子居心恭敬而办事简约,很好,如果只图简便而办事简约,就不好。孔子大为嘉许。“居敬”的意思是态度敬慎,思虑缜密,不随意,不率性;“行简”的意思是做事力图简明,分得清轻重缓急。“居敬而行简”,其实是社会进步的写照。一方面,我们只用一部手机刷屏消费,叫车点外卖;另一方面,后台的支撑技术却越来越高端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