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虻的伦理故事为何惊心动魄?这里面有这么一个问题:当一个人生命被感受为破碎时,应该如何生活?
基于“私人的痛苦”的伦理是否必然是革命意识的酵素?
个人情感受伤的事太寻常,也是太人性的事。总会有一些人因人性的软弱而伤害别人,有一些人因无辜的懵懂过错而被伤害。个人情感生命的破碎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呢,还是生命存在的个体问题?如果是生命存在的个体问题,因情感受伤寻求革命性的补偿就搞错了。人类有宗教,差不多就是为了化解“私人的痛苦”。耶稣、佛陀、庄子的教诲几乎都在开导人们如何化解这种痛苦,这些教诲后来成了一种宗教伦理。牛虻不是从宗教伦理寻求化解“私人的痛苦”,而是借助一场民族国家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以来,出现了一种动员个体身体的“私人的痛苦”起来革命的伦理。在丹东事件中,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情形。革命者当然并非都是出于“私人的痛苦”。琼玛和玛梯尼就不是,他们是出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看法要革命。就个人情感来说,他们也有痛苦,他们的生命也破碎了。为什么他们的生活态度与牛虻不同?为什么琼玛说牛虻“对人性的神圣不够重视”?难道对人性的神圣非要重视不可?有人性的神圣这回事吗?
我很想搞清楚这些问题,搞清楚牛虻借助于一场民族国家的革命来化解“私人的痛苦”带来的伦理后果。
我一无所获。
丽莲的讲法是革命故事的讲法,不是伦理故事的讲法。革命故事只有唯一的叙事主体,伦理故事是让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所谓多元的主体叙事。要把革命故事还原为伦理故事,就得拆开丽莲编织的叙事。
如果让牛虻故事中的每一个当事人讲自己亲身经受过的故事,会怎么样?
那天夜里,黄鼠狼一直没有来。我躺在寂静的山坡上,望着缀满星斗的瓦蓝的夜空,眼前出现了玛梯尼和绮达、牛虻和琼玛以及蒙泰尼里大主教,他们各自对我讲起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