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生活多年的王诺瑶，跋涉在没有尽头的荆天棘地之中。每当无眠的夜晚，愈发忧心忡忡地思念着，不知身在何处的父亲。
她想起小时候的那一年，父亲带着她踏雪凝望梅花的情景。不难猜到，父亲早在她小的时候，就担心她有朝一日生活陷入困境，希望她能向梅花那样不畏风雪严寒，在逆境中砥砺前行。
梅花的气质高洁是文人墨客们于笔端，孕育出寓意情彩的芳香。而实际上梅花的生长环境就是在特定的冬天，它没有机会在春天里与百花争艳，它绽放的季节就注定在寒冷的日子里，这是自然现像。然而王诺瑶本不应该像梅花那样，在冰冷的世界里成长。她有温暖的家，有疼爱自己的父母，是个无忧无虑的孩子。她有远大的抱负，是个努力向上的青年，不出意外她的前程似锦、前途无量。
而今天她却坠入低谷，前途一片迷茫，其中的苦涩滋味，只有她才品尝得到那难以吞咽的滋味。她并不想孤独，也不愿经历风霜，她想一直在父亲的呵护中成长。可是，现实总是摧毁人们不切实际的意愿，把人重新带到那一个个不情愿的苦难中去再造坚强。孤独寂寞中的思念，是一种无法解说的伤痛。这么多年了，父亲人在何处？他现在还是不是以前的那个，能为自己顶天立地的模样。已有四五个年头，没有父亲的音讯了。
一天，有位四十岁出头的中年男子，来服装厂找王诺瑶。他自称是桐河监狱的罗医生。
“你是王诺瑶吧。”
“是的，你找我有事吗？”
王诺瑶生奇地看着这位陌生人。
“我是桐河监狱的医生。你父亲病了，在我们医务室住院。”这位医生又接着告诉王诺瑶。
“你父亲托我转告你，他非常的惦念你，想见你一面，希望你有时间去监狱探望他。”
这些年来王诺瑶不知父亲死活，也不知道父亲人在哪里，今天幸亏这位陌生人，方知父亲的确切下落。
她的父亲王永志至1970年3月21日，从省党校带回来后，就被“革命群众”们挂牌批斗，甚至被拳打脚踢、挨耳光等非人的伤害。
在以暴风骤雨来势凶猛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州机关的“革命群众”，没有从王永志的口中抠出半点他们希望得到的线索。也找不到王永志向台湾发报的蛛丝马迹，没有任何依据说明王永志就是特务，是反党、反人民的反革命分子。
这场声势浩瀚的运动，州机关不可能轻易放过已揪出来批斗的王永志。但他们毕竟都是国家机关的干部、职工，懂得国家的法律、政策。谁也不会傻到在王永志的案卷中留下自己的口述、署名和半点痕迹。可是，不把已经揪出来的王永志继续整下去，又怎能向州机关的广大革命群众交代，又怎好在这场运动中收场。
他们也怕被整得不痛不痒的王永志日后有翻案机会。干脆把他彻底打倒在地，在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他们把国民党军阀、旧军官的高帽子戴在王永志的头上，再扣上对现实不满，在群众中散布反动言论的反革命罪行。这么高的帽子，这么大的罪行，岂能继续留在政府机关里工作。
疯狂的年代，人们不曾把善良留住。就像惹鬼上身，谁逮到机会都想在弱者的身上狠狠地发泄、重重地向他咬上一口。他们狠到不给王永志留一条活路，重到不顾法律地威严。在没有任何凭证的情况下，把捕风捉影捏造出的罪行，强加在了王永志的头上。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自始至终，没有人得见过逮捕令、也没有人得见过判决书。王永志就这样悄声无息地被送进了大牢。
**中的一打三反运动，州机关以王永志的牺牲为代价胜利收场。除了王永志一个人承受所有的一切外，谁都可以在这场运动中置身事外安全地度过。虽然大家在批判王永志的会上，立场坚定、言辞慷概地声讨王永志的罪行。但在王永志被罗列的种种罪行中，却没有一个人签署自己的姓名。
那是因为被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王永志，他本来就没有罪。都是那些中了魔的激进分子们，虚拟出来害人的咒语。但在重证据的法律面前，州机关里没有一个人，在罗列王永志罪行的案卷中留下自己的姓名。王永志的犯罪卷宗里，也没有任何一条足以说明他违法有罪。离奇的是这一桩漏洞百出虚假的案子，在没有任何罪行的凭证下，就肆意妄为地把他人送进了监狱。
1970年1月31日，发出了《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及2月5日发出《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就是“**”期间在全国掀起的“一打三反”运动。
据统计，到1970年11月底，全国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批准逮捕各种分子28.48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还有大批虽未判死刑却被逼得走上自杀之路。王永志也是在这场政治运动中，被送进监狱的政治犯。
在桐河监狱关押服刑的王永志，经常在换季的时候，哮喘支气管炎发作，每年在犯病的季节，罗医生都会借用自己医生的权利，给予年迈的王永志特别的照顾。只要罗医生知道王永志有身体不适，就会收留他到监狱的医务室养病治疗。
王诺瑶心中很是感谢这位善良的罗医生，在监狱里长期照顾和救助自己的父亲。
罗医生是监狱里一位劳改刑满后的留用人员。解放初期，他家的成分被划分为地主，那年他也刚满十八岁算成年人了，地主是被无产阶级打到的剥削阶级，就这样他这个地主被送到了新中国的监狱里劳动改造。
解放前，罗医生出生于中医世家，他们家在县城开有诊所。
由于有治疗骨伤的祖传秘方，懂得用中草药给四方邻里看病治疗。诊所生意也做得兴旺。父亲在他十六岁那年，跑到农村里去置办田地并雇人打理。就两年的时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旧中国的社会被打倒，新中国成立了。他和父亲成了有土地的剥削阶级地主。
懂得用中草药治病的他在监狱的日子里，老老实实的从不多事。一有时间就专研中草药，怀揣有祖传秘方的他，在监狱里不断地用中药为犯人疗伤治病，后来也有管教干部和管教干部的家属们找他看病。劳改刑满释放后，被桐河监狱留用当了一名职工。
星期日的早上天气阴沉沉的，不时地还飘些朦朦的小雨，王诺瑶的心情如天气一样阴沉。她有好几年没有看到父亲了，不知道父亲这些年在狱中是怎样熬过的。她没有打雨伞迎着毛风细雨，手里提着一个塑料网兜，里面装着包好的饼干和猪肉罐头，独自一人前往桐河监狱，去看望多年思念的父亲。
王诺瑶不知道到桐河监狱有没有交通车，她也不方便向人打听，那里毕竟是让人们避讳的地方。她从市区到桐河监狱得步行一个多钟头的路程。
到了桐河监狱，王诺瑶没有开介绍信，也没有身份证明，监狱管事的警官不给探视。王诺瑶没有办法，她想去找罗医生帮忙。可是又不知道罗医生在哪里，她不敢在桐河监狱里蛮闯怕惹出事端。只有在监狱的大门口焦急地转来转去。看不到多年未见的父亲，她心有不甘，她想再去求管事的值班警官。
“叔叔，我不知道要开介绍信，我和我爸有好几年都没见面了，他病重了你就让我们见见面好吗？”
“你父亲是谁？”
“我爸叫王永志。”
“王永志是你父亲，你就是他的女儿啊。”
“是的，我是他的独身女儿。”
“哦，你等一下，我安排人去叫王永志。”
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当值的那位警官听到王永志的名字，态度一下改变了许多。也可能是王永志的遭遇或者是王诺瑶无助的期盼，触动了他本性的善良。
他看上去不算是慈眉善目，每天都要对着监狱里的犯人，面部肌肉僵硬得过于严肃和冷漠。他个头不高也没有警官的威严，大概有五十多岁吧，有点显老。
王诺瑶就在他这间，二十来平方米的接见室，找了个靠墙的凳子坐下。
不一会，只听到。
“报告，王永志到。”
“进来。”
当值的警官示意让报告的人进来。
“王永志，你女儿来看你了。”
王诺瑶对突然出现的这一幕懵了。她没有听出报告人的声音，她对期盼看到的父亲不是这个样子的。
一个“罪犯”，被折服悲屈得没有尊严的老人。父亲头顶上戴着一个旧得都发了白的瓜皮帽、看得出是用旧布手工大针链成的，身上穿着灰色没有领子的囚犯服装。为了保暖腰上绑了一根布带子、两只裤脚上也扎紧了带子，脚上踏拉着一对污迹的球鞋，一幅凄凉沧桑的模样。
在她心里的父亲应该还是穿着有毛领的大衣，戴着有遮檐的帽子，脸上依然存有微笑的红光。
爸爸怎能是今天的这个样子，他怎能被剥夺得跟真的罪犯一样。
王诺瑶看到饱经忧患的父亲如此的悲凉，控制不住奔涌出来的泪水噙在眼里，哽咽地迎着父亲。
“爸，爸我来看你了。”
王诺瑶极力地克制住自己不要哭，但泪水还是噙不住地一颗颗掉往地上。
王永志也没想到，日夜牵挂的宝贝女儿，会突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木讷地呆看着自己曾经疼爱、娇惯的女儿，一句话也说不上来。
王永志蒙冤被迫入狱，精神受虐多年，心身都受到伤害。他难以表述此时的心情。看着泪流不止的女儿，他有的只是悲叹和更多的无奈、内疚。
“丫头，是我对不住你，让你受牵连了，要不是我的问题害了你，你现在入党提干都不是问题了。”
父亲知道自己的女儿，在学校是个要求上进的好学生，进入社会也会前程似锦。那时候能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很光荣的事，也是政治生命最璀璨的光点。
王诺瑶听着父亲的自责，这些对她来说，是离她多么遥远的话题。什么提干、入党、前程……等等，都与她毫无相干。她多么地想告诉父亲。
“爸爸我没有前程、我没有自由、我什么都没有，我和你一样只有痛苦和孤独。”
她多想扑在爸爸的胸前，靠在爸爸的肩上倾倒苦水，痛痛快快地放声大哭一场。
此时眼前的父亲，沧桑的脸上布满了惆帐。他再也不是以前那位能为她摘星星够月亮，顶天立地无所不及的汉子。他的肩膀再也托不起自己女儿的希望。
看着年迈多病的父亲，她心中明白，今后的自己才是爸爸明天的希望；是爸爸在狱中支撑生命的精神支柱。
她应该坚强，要向爸爸当年教诲的那样。学梅花傲视寒霜，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地孤行前往。她要用梅花的暗香来慰籍父亲思念女儿的情伤。
“爸，我在外面过得很好，我有工作，你不用但心。”
“好，那就好。”
王永志突然想到什么，他接着告诉王诺瑶。
他要告诉女儿，在这个世上除开自己之外，她还有姨妈、舅舅、外婆等亲人。姨妈是母亲彭佑英，继母家姐姐的女儿叫熊玉秀，她比王诺瑶的母亲小几岁，她和彭佑英应该算是表姐表妹。舅舅是彭佑英同父异母的弟弟。外婆是她母亲的继母，也是她舅舅的亲生母亲。
从不知道自己还有亲戚和血缘亲近的亲人，突然听到自己还有姨妈、舅舅等亲人，大吃一惊的她纳闷地看着父亲。早已习惯家里就只有爸爸、妈妈和自己三个人清清静静地过日子，不像其他家庭的孩子多亲戚也多，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姨妈舅舅亲热的亲人一大堆。今天父亲突然告诉她，她也有姨妈、舅舅。可能是在父母那里，得到了足够的爱，她从没有问过父母为什么，自己的家为什么同别人的家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的亲人。
王永志有些难为情地解释，在**刚开始的那年，有一次他在街上碰到了熊玉秀，也才得知彭佑英继母以及她同父异母弟弟的消息。当时他没有与他们相认，也没有联系过他们，并不完全是因为他们是地主的成分，怕受到牵连。而主要是王永志不愿在彭佑英的面前，提及以前的人和事，生怕妻子彭佑英重新陷入痛苦的抑郁之中。所以，他把关于彭佑英她表妹熊玉秀和继母、弟弟之事，全都藏在心里，不曾在家里向彭佑英和王诺瑶吐露过半点消息。此时的王永志顾不上当年自己，不联系这些亲戚的顾虑与无情。他想女儿到毛纺厂去找自己的姨妈，从而也可以联系到外婆和舅舅，他的目的就是想女儿在外面有个依靠。
探视的时间快要结束了，王永志才语重意深地告诉女儿。
“丫头，你要相信爸爸没有罪，我是被冤枉的。”
“爸，我相信你。”
王诺瑶点点头小声的回答了父亲。
女儿此时间给予父亲的信任，对王永志来说不管是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最好的良药和最大的安慰。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他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唯一的女儿，是他一切所有的希望和寄托。
探望父亲回来没过几天，王诺瑶就到毛纺厂找到了姨妈熊玉秀。姨妈四十来岁，样子精明能干，是毛纺厂的车间主任，厂里的同事们都称她熊师傅。他们家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她丈夫是当年把她从独山县，招上来的团支部书记，现在是毛纺厂的领导。
熊玉秀不仅聪明能干也豁达大度，他们夫妇当即就接纳认下了，王诺瑶这位落难的亲戚。
“王诺瑶，你还有一个血缘至亲的舅舅，在贵昆铁路大修队工作。”
姨妈熊玉秀把王诺瑶家外公彭鹏、外婆以及舅舅家里的情况简单地告诉了王诺瑶。
解放前，王诺瑶的外公彭鹏，在贵州独山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条街的房产物业都是他们家的。生意做大了，难免招人嫉妒。就在剿匪时被人揭发他‘与土匪有联系’稀里糊涂的以“通匪罪”被枪毙了，外婆吓得带着幼小的舅舅躲到了广西柳州。被一位好心的铁路工人收留后成家，舅舅张富华下面继而又有了两个弟弟。
一直孤苦伶仃的王诺瑶，怎么都没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自己还有亲人，甚至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她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自己从未听说过的舅舅。她向单位请了事假，就买火车票来到贵阳火车站。在贵阳火车站的左侧，河南庄寻找自己的舅舅。
贵阳火车站左侧的河南庄，是铁路部门搭建的一排排零乱的工棚。里面全是铁路工人临时的办公和居住的地方。
王诺瑶在贵昆铁路大修队，一个不宽畅的工棚里找到了自已的舅舅张富华。
张富华是贵昆铁路大修队的一名技术员，平常话也不多，性格比较内向。突然听说有个大姑娘来找他，真把他吓了一跳。
王诺瑶打量眼前这位陌生的舅舅。他和妈妈确实有几分相像，尤其那带有立体感的五官轮廓。王诺瑶猜测这应该就是妈妈的弟弟，自己的亲舅舅了。
“你是张富华吗？我叫王诺瑶，是你亲姐姐的女儿。”
王诺瑶主动地向舅舅告白了一切。包括外公彭鹏的遭遇，母亲彭佑英和父亲冤害还在狱中的等等。
已过中午了，张富华带着王诺瑶去他们的职工食堂吃饭。他们来晚了已过了饭点，食堂的菜也卖完了。张富华给王诺瑶买了两个大白面馒头，泡了一茶缸的白开水，又打开一包用牛皮纸包着的白糖，让王诺瑶蘸着馒头吃。
王诺瑶一上午都没吃东西，肚子早已饿了。白面馒头蘸白糖，对于王诺瑶和许多的人来说是施舍的，那时的白糖凭票证供应。晶莹光亮的白糖**着她的食欲，好久好久都没有用白糖蘸着这么香的馒头吃了。二两饭票一个的两个馒头，王诺瑶全吃完了。她还想吃，但必竟和舅舅是第一次见面，终究还是没好意思开口。她把牛皮纸上剩下的白糖全倒进了缸子里，把甜甜的一茶缸糖水也全喝完了。
已经失去家人呵护的王诺瑶，好久没有了亲情的温暖，她暗暗地注视着这位陌生的舅舅。没想到这个世上除了父亲外，还有人的身体和她流的血一样。这位血亲的舅舅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是物质上的支持还是精神上的支柱。一个人在坎坷的路上经历久了，总是逸想有一个可以依靠的港湾，来卸掉身上那不堪的负重。
没有家的这些年来，她深受世间的无情冷漠。孤独的她对这位刚刚相认，有着血脉至亲的舅舅，寄予无际温馨的希望。她头脑简单不知世事的遐想联翩，想到有了舅舅后，就会像有了爸爸、妈妈那样的依靠。
“今后不再孤独，逢年过节可以和舅舅他们一起，享受节日的快乐。”
“到了生日的那一天，舅舅会不会也像爸爸那样为自己祝福。”人急偎亲，她怀着满满的期待，想在这位舅舅的身上重拾家人的温情。
其实张富华比王诺瑶也就大个八、九岁，并且还有妻室儿女，一大家子需要他去照顾。对于王诺瑶的出现，也只不过是他生命中的一个过客。
亲生父亲彭鹏当年的事，他没有记忆，再说这一切早早已经过去，他们谁都不想再去触及。更没有必要为了今天，找上门来的这位侄女，把家里的旧事翻个底朝天。现在和小时候张富华的父亲只有一个，他的父亲不是过去已逝的彭鹏，而是现在响当当的铁路工人。这位工人阶级身份的父亲，给了他一生的荣耀，也给了他所有的亲情和父爱。
于情于理，谁碰到这样的事，都会有张富华这样的甄选。不是势利不认亲情。是时代只给他这一条规避风险的选择，因为他要护自己一家老小的周全。
在张富华把王诺瑶带到他们家之前，他要求王诺瑶不要告诉舅妈实情，只说她是来自独山的一个远房亲戚。
还沉浸在幻想中的王诺瑶，一切都如泡影破灭。实实在在过日子的张富华，把王诺瑶重新带回到了现实。张富华没有把自己的亲侄女介绍给妻子，也没有把实情告诉家人。王诺瑶明白舅舅这一切的用心，他是在维护他的家庭，他不想他的家有任何的意外发生。
至于这位新到来的侄女，张富华也是爱莫能助。他有自己的家，有妻子和两个幼小的女儿，上还有岳母加起来五口人之家的担子，都得靠他这个男人的肩膀挑起。见到今天找上门来的侄女，他又能对她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呢？
此刻王诺瑶明白，父母的爱才是天底下最无私的，只有他们才会扶持你走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既然没有了父母的依赖，那就得靠自己去完成今后的人生每一步。她没有责怪舅舅，相反理解了舅舅的难处。
在舅舅家的王诺瑶有些别扭生外，真的像独山县份来的亲戚，一见到舅妈就束手束脚的不知所措。
舅妈是张富华他们铁路宣传队的舞蹈演员。人长得漂亮、舞也跳得好，自身条件的优越被众星捧月得有几分傲气。张富华在家除了应尽的分内之事外，家里的大小事他都听老婆的，自然在家里也少了些主动权和话语权。
以往张富华在独山的亲戚也没少到过他们家，舅妈对他们都是不冷不热，张富华也从没有责怪过舅妈什么。因为独山来的这些穷亲戚，他们与张富华从没有过什么接触交往，这些人只是他母亲这辈以前的邻里乡亲及一些表亲。他们大多都是想在城里工作的亲戚这里，索取些利益回去。所以，舅妈对舅舅家来往的亲戚不屑一顾，表现有些生冷。
在舅舅家的这两天，王诺瑶还是以舅妈、舅舅相称，只不过她不是他们家的亲侄女，而是独山来的拐弯亲戚。王诺瑶在舅舅家住的这两天中，舅妈虽然没有说过什么难为王诺瑶的，但她也没有正视过王诺瑶。舅妈真把王诺瑶当成是独山来的一两晚宿客。
王诺瑶要回去了，张富华请了倒休假送王诺瑶。顺道和自己姐姐的这位女儿，一块去看望他的表姐熊玉秀，去看望他不曾有记忆的姐夫王永志。
张富华只有几天的倒休假，他在熊玉秀的家中住了一晚。也在熊玉秀的回忆中，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以及隐藏很深的家史。
第二天早上张富华、熊玉秀和王诺瑶三人，前往桐河监狱去探望狱中的王永志。
当值的还是王诺瑶那天来看父亲的警官。舅舅出示了自己一人的工作证，他没有为难他们还要其他人的证明，就安排他们探视了。
不一会时间，王永志又同上次一样先报告了才进来。这一次王诺瑶看到父亲的精神好多了，比头一次见面的神情自若了许多。着装虽然还是囚服，但是整洁干净，说话的声音也比上次明亮许多。
她向父亲王永志分别介绍了，姨妈熊玉秀和舅舅张富华。
他们很生疏也很客套，有礼貌的称呼和简单的问候。慢慢地开始聊一些无关紧要的家事。也是探视快要结束的时候，王永志长叹着对熊玉秀和张富华说。
“我是被冤枉的，连累了我女儿。拜托你们帮我多照顾你们的侄女。”
王诺瑶眼里噙满泪水，目送着被冤屈而又无奈的父亲出去。
当值的警官看到王永志走后，他向张富华和熊玉秀他们透露。
“王永志他却实是被冤枉的，你们在外面想办法帮他申诉翻案。我们看过他的案宗，没有任何凭证的依据说明王永志有罪，他所犯的罪行既没有人证也没有物证，在法律上这些罪名是不能成立的。”
王诺瑶从这位警官的口中知道父亲的案卷中，除开卷宗里罗列的几大罪状外，最关键的证人、证词和本人的供词都是空白。就连审问过程的笔录，需要留下签名的踪影都找不到。不是有这么荒唐无稽对一个人‘犯罪事实’的记载，也不会有这位警官不顾影响和自己的安危，敢冒如此的风险，向受害者的家属透露此信息。
从建州开始就在机关里工作的王永志，是一个及其厚道和有责任心的人。在单位他工作认真负责，经常被评为优秀工作者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积极分子；在家里他是个爱妻子、宠女儿的好丈夫和好父亲。王诺瑶也在父亲的潜移默化中，传承了他与人为善的品德和弘扬正气的精神。
那是在1959—1961年，我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物质匮乏、粮食短缺，当时的民众普遍生活困难。吃不上饭、吃不饱饭，造成营养不良的浮肿病人普遍存在，谁家的生活都有困难，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那一年彭佑英她们学校也向许多单位那样，悄悄地搞一些小副业解决本校教职员工的困难。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出钱出力在附近的农民家养了两头猪。要过年了，她们每位老师分到了带杂碎近十来斤的猪肉。彭佑英从学校带回来的这些猪肉，不仅够他们家解馋，还够他们家吃上一阵子的。他们今年可以像土豪一样过个丰盛的春节，吃上几餐饱饱的大肉。谁料到王永志却把彭佑英从学校带回来这些猪肉，砍成三、四两不等的若干份，让王诺瑶给邻里邻居的一家家送去，最后自己家只剩下了点猪杂碎，王诺瑶撅着嘴不高兴地问父亲。
“爸爸，你为什么把肉都分给别人，我们家都没有了。”
“这不是吗，爸爸给你做杂碎汤，比猪肉好吃。”
王诺瑶嘟哝着。
“我不吃杂碎，我要吃肉。”
“丫头，现在谁家都过得不容易，我们有好吃的就和大家共同分享。”
他看着有些委屈的女儿，又大度乐呵呵地说。
“没有了猪肉还有猪杂碎，够我们打牙祭的。”
彭佑英也为这事闹得不高兴。
“老王，我们不干涉你在外面当老好人，那是你自己的事，平常一点肉腥味都见不着，我好不容易带回来的这些猪肉，是给孩子补身体的，你不会蠢到把肉都分出去给了别人，不给自己的女儿留一点肉吧。”
记得在小学读书时，学校为了支援灾区的人民，号召学生们自愿购买灾区生产的毛笔。王诺瑶回家告诉父亲想要多买一些毛笔支援灾区人民，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了父亲的表扬和支持。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父亲告诉她。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祸福旦夕，每个人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当别人有困难了，我们一定要伸出手去帮助别人。”
一个乐于助人，善良的父亲怎可能是人民的罪人。这位警官晨钟暮鼓点醒了王诺瑶多年来的疑虑。
“我们家没有什么发报机，也不可能与台湾有联系。”
“父亲的许多勋章，证明了他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过不朽的贡献。”
“爸爸深爱着妈妈，不存在着不轨的行为……。”
父亲无疑是被害的，清晰的思维判断给了她足够的胆量和勇气。她满怀信心，一定要为父亲鸣冤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