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卡斯托普在山上已经待了整整七年。虽然七并不是十进制中的整数，但这个数字本身就很有意思，甚至带有一种神话般的魅力。相比乏味的六，七似乎更能让人感到一种圆满。在这段时间里，汉斯几乎坐遍了餐厅里的每一张桌子，差不多一年换一张。最后，他坐到了“差劲儿的俄国人席”，和两个亚美尼亚人、两个芬兰人、一个布哈拉人和一个库尔德人一起用餐。他现在蓄起了小胡子，虽然只是下巴上几根稀疏的黄毛，但似乎也成了他玩世不恭的象征。
随着时间的推移，疗养院的人们对他越来越不闻不问。除了早上例行的问候“睡得好吗”，宫廷顾问贝伦斯也不再特别找他聊天了。护士长阿德里亚迪卡·封·米伦冬克脸上的疣子更加明显，她也很少来看他了。在这里，汉斯仿佛成了一名被遗忘的中学生，没有人再关注他，他也就乐得清闲，什么都不用做。反正留级已成定局，谁也不会再注意他了。这种状态，或许可以算是一种超级自由吧。
时间的流逝并不像火车站的大钟那样明显，而是像一块小坤表，指针的移动几乎看不见。它就像草一样，虽然肉眼看不见生长，但总有一天会变得无法忽视。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流逝，带来了变化。比如男孩特迪，有一天他突然不再是男孩了。
他换上运动装，走下楼来，女士们不再能像以前那样把他抱在怀里，反而是他时不时地把她们抱在怀里。他长成了一个小伙子，但时间和成长对他并不友好。他才二十一岁就去世了，死于一种他很容易感染的疾病。他的房间被彻底消毒，而我们说起这件事时，语气平静，因为他的新老状态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然而，还有一些更重要的死亡事件，这些事件与汉斯的关系更加密切，或者说本该更加密切。
比如，汉斯几乎已经淡忘的舅公迪纳倍尔参议去世了。老人家小心翼翼地逃避了恶劣的气候，让儿子雅默斯代他继续丢人现眼，但最终还是没能逃脱中风的命运。消息通过一封电报传来，措辞委婉，但对汉斯来说，舅公的去世意味着他与平原之间又少了一条联系的纽带。他给两位舅舅写信，告诉他们，他现在成了真正的孤儿，而最让他难受的是不能去奔丧，因为他不能中断在这里的疗养。
舅公的去世并没有让汉斯感到特别难过，但他确实比往常多了几分沉思。他不再往山下写信，也不再收到信。他不再从家里订购玛利亚·曼齐尼雪茄，而是在山上找到了一种喜欢的牌子——“吕特里施务尔”。这种雪茄比玛利亚粗壮一点，呈鼠灰色，烟灰雪白而不易掉，抽起来就像躺在海滨一样悠闲。他用它来计时，因为他早已不带怀表，也不再拥有日历。这种无所拘束的生活，对他来说是一种自由，一种与世隔绝的魅力。
就这样，汉斯躺着，一年又一年地过去，不知不觉中又到了盛夏，第七次到了他上山的日子。
突然，雷声大作。
然而，羞涩和恐惧让我们不敢大谈那雷声，那事变。我们只能平静地讲述：确实响起了雷声，那是冷漠和狂躁长期积累的爆发。这是一次历史性的晴天霹雳，震撼了世界的根基，也炸开了魔山，把沉睡了七年的年轻人一下子摔到了大门外面。他傻愣愣地坐在草地上，揉着眼睛，像个耽误了读报的蠢人。
他的朋友和导师一直试图帮助他克服这个缺点，耐心地向他介绍山下发生的大事，但他却不大愿意听。他虽然对事物的精神影像作过一些思考，但对事物本身却无心顾及，常常把影像当作事物，而在事物中又只看得见影像。也正因此，人们也不好狠狠地骂他，因为关系最终也没有理清楚。
如今的情况已不像当初，塞特姆布里尼走进汉斯的房间，坐在他静卧治疗的床前，试图影响和纠正他对生死问题的看法。现在反过来了，汉斯坐在人文主义者的房间里，或者在他的阁楼书斋里，很有礼貌地聆听他纵论天下大事。
罗多维柯先生现在已不常走动了。纳夫塔的死对他打击很大，他从此一蹶不振，身心极度虚弱。他承担的《社会病理学》的撰写工作也停了下来，让编委会白白等待。在这种情况下，汉斯的友好来访对他来说真是求之不得的。
塞特姆布里尼的嗓音虽然微弱，但讲话既多又悦耳。他语重心长地谈到，人类应该通过社会自我完善。他讲话时温文尔雅，就像鸽子迈着碎步一样轻柔。
然而，当他谈到已获得解放的民族应该团结起来，为争取共同的幸福而斗争时，他的语气里——可能是有意，也可能他自己并没有意识到——已经混入了雄鹰振翅的刷刷声。这无疑显示了他从祖父那里继承下来的政治素质，这种素质与他父亲遗传下来的人文主义融合起来，形成了罗多维柯身上的文学家素质。正如人文主义与政治融合成文明崇高而昂扬的思想一样，这种思想既充满鸽子的温柔，又充满雄鹰的勇敢。它等待着实现自己的一天到来，等待着各民族的清晨到来。到那时，它将打破僵化顽固的原则，使市民民主的神圣同盟一路顺畅。
然而，这里存在一些矛盾。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信奉人文主义，但与此同时，或者说正因为如此，他也是一个好斗分子。他在与咄咄逼人的纳夫塔决斗时表现得像个真正的男人，但当面对重大问题时，当人类为了实现文明的胜利和统一而结成思想政治同盟，市民的枪矛在人类的祭坛前得到祝福时，他的手是否还能保持干净，就值得怀疑了。是的，由于当下的心境，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美好的思想中，好斗的雄鹰成分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烈地侵蚀掉鸽子的温和成分。
很多时候，他对世界两强对峙的态度是矛盾的，犹豫不决，甚至感到尴尬。大约两年前或一年半前，当他谈到自己的国家和奥地利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外**作时，他感到心神不安。一方面，他为这种合作感到振奋，因为这是对抗非拉丁传统的准亚洲势力，是反对野蛮的笞刑和专制统治；另一方面，他又深感痛苦，因为与之合作的正是意大利的死敌，正是奴役各族人民的顽固封建堡垒。
去年秋天，法国向俄国提供了大量贷款，支持俄国在波兰修建铁路网。这同样在塞特姆布里尼心中唤起了复杂矛盾的感情。作为国内的亲法派，他本不应对此感到奇怪，因为他的祖父曾将法国七月革命的那些日子誉为上帝创造世界的七天。然而，开明的法兰西共和国竟然与拜占庭式的野蛮帝国沆瀣一气，这让他在道德上难以接受，心里感到憋闷。但转念一想，这个铁路网具有战略意义，他又转忧为喜，心里立刻舒畅起来。
接着发生了奥地利皇太子被刺事件。这一事件对每个人——除了我们那位睡了七年的德国小伙子——都是风暴来临的信号，对知情者更是再清楚不过了。
汉斯·卡斯托普看到塞特姆布里尼作为普通人被这一恐怖事件吓得发抖，但同时又看到他挺胸昂然，当他想到这是民族解放的一个壮举，矛头指向他所仇恨的封建堡垒时，尽管这也可以视为莫斯科操纵的结果，又让他感到憋闷。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在三周后称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发出的最后通牒是对人类的污辱，是令人发指的罪行。这是因为，他能预见到它的后果，也因此而变得呼吸急促。
总之，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心情自相矛盾，错综复杂，正如他眼看着迅速酿成的那个大灾难，也是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聚合而成的。他试图擦亮学生的眼睛，让他认清这一灾难的本质，但讲究礼仪和富有同情心的民族传统却阻止了他，使他不便将事情和盘托出，而总是只把话说一半。
在各国发布动员令的日子里，在宣战之初，他养成了一个习惯，总是把双手伸向来访者，紧紧握住他的手。这样，他讲的话即使不能进入对方的脑子，也会进入他的心里。“我的朋友！”意大利人说，“装子弹的火药和印刷机——不可否认，曾经是你们发明的！但如果你相信我们会为反对革命而进军……亲爱的……”
在欧洲痛苦地绷紧神经、无比焦急地等待的那些日子里，汉斯·卡斯托普没有看见塞特姆布里尼先生。
混乱的报纸消息从山下传到他的阳台上，引起了整个疗养院的震颤，使食堂里弥漫着呛人的火药硝烟味，甚至连那些病入膏肓者和垂死者的病房也未能幸免。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位在草地上不知不觉睡了七年的傻瓜慢慢醒来，坐起来开始揉眼睛……但我们准备把整个情景讲完，好让大家了解他内心的活动。他收拢双腿，站起身来，环顾四周。
他发现自己已经解除魔法，得到了拯救，得到了解脱——不是凭借自己的力量，他不得不惭愧地承认，而是凭借一些原始而巨大的外力，让他呼吸到了新鲜空气，顺带着解放了他。尽管在人类共同的命运面前，他个人的命运显得微不足道，但这难道不也体现了上帝的仁爱和正义吗？生活再次接纳了他这个有罪的、成问题的孩子，但不是以轻松、廉价的方式，而是以一种严格而严厉的方式，意味着他必须自行寻找家园。这或许不是生活，但在当下，却正好意味着为迎接他，为迎接这迷途归来的罪人而放的三响礼炮。想到这里，汉斯·卡斯托普双膝跪地，双手合十，仰望天空。虽然天空弥漫着硝烟，但已不再是罪恶的魔山洞窟的穹顶。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遇见汉斯·卡斯托普时，他正异常冷静地收拾箱子。
因为从苏醒的那一刻起，汉斯就发现自己已经卷入了由那晴天霹雳在山谷中引发的擅自出院的疯狂漩涡。“故乡”变成了一个惊慌失措的蚂蚁窝。山上的人们没头没脑地冲向平原，寻找自己的家。小小的列车不堪重负，连登车的踏板上都站满了人。必要时，人们甚至不带行李就走，所以站台上到处都是遗弃的行李，成堆成排。车站人满为患，顶棚下弥漫着从下方飘来的焦臭气。汉斯·卡斯托普也是仓皇下山的人群中的一个。
在混乱的人群中，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拥抱了他，把他抱在怀里，还像个南方人——或者俄国人——似的亲吻了他的脸颊。尽管汉斯·卡斯托普激动不已，但仍感到有些别扭。然而，在最后一刻，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竟然叫了他的名字“乔万尼”，竟然对他以“你”相称，而不再按讲究礼仪的西方习惯以姓氏或“您”相称，这差点让卡斯托普乱了方寸。
“就这么下山了，”他说，“终于下山了！再见吧，我的乔万尼！我原本希望看到你离开时是另一种样子，但神们已经这样安排了，无法改变。我希望你去就职，可你现在却要去参战。我的上帝，这事摊上了你，而不是咱们的少尉。生活真会开玩笑……勇敢战斗吧，跟你的同胞在一起！现在谁也干不了更多。但请原谅我，如果我以自己残余之力促使我的国家参战，并且站在那一边，站在精神和神圣的利己主义所指引的一边。再见了！”
车窗里已经塞满了另外十个脑袋，汉斯·卡斯托普仍拼命把脑袋挤了进去。他在头顶挥手，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向他挥手，但同时用左手的食指轻轻擦拭着眼角。
我们究竟置身何处？梦境将我们抛入怎样的混沌？薄暮如铅，暴雨撕裂苍穹，残霞在晦暗中燃烧成血斑。沉闷的雷声碾过荒原，空气里浮动着铁锈与湿泥的腥甜，忽远忽近的尖啸如魔鬼的琴弦，夹杂着地狱恶犬般的炮火轰鸣——那是榴弹爆炸的闷响、弹片切割空气的锐鸣、枯木断裂的噼啪，还有战鼓如心跳般越来越急的节奏……
远处的森林突然涌出灰白的人影，他们跌跌撞撞地奔跑、扑倒、又挣扎着跃起。丘陵线后腾起冲天火墙，火舌卷着浓烟吞噬村庄。目力所及的田野布满弹坑，宛如被巨手揉皱的灰绿色地毯。泥泞的公路上散落着断枝，冷雨中的树木光秃秃地支棱着，像无数指向苍穹的骨爪。路牌斜插在泥里，裂痕里渗着雨水，字迹在暮色中洇成模糊的墨斑——辨不清东西南北，只知道这是片燃烧的平原，而战争，正在吞噬一切。
我们是路旁畏缩的影子，因虚幻的安全而羞愧。此刻只想如实讲述：那些从林中涌出的灰色士兵，那些奔跑着扑进炮火的年轻生命。其中有个我们熟悉的身影，那个善良而困惑的青年，我们曾无数次听见他的声音，此刻想在黑暗吞噬他之前，再看一眼他单纯的面容。
战斗已持续整日。这批年轻士兵被紧急调往前线，为夺回两天前失守的丘陵与燃烧的村庄。志愿兵团里多是大学生，昨夜刚从被窝里被拽出，在闷罐车里熬了整夜，清晨又在泥水里跋涉七小时。厚重的湿军大衣像铅块，泥浆裹住靴子，每走一步都要弯腰用手拔鞋。穿越沼泽时，有人陷进齐腰深的泥塘，再也没能爬出来。
但他们来了，三千张被雨水和汗水冲刷的面孔，泛着血气方刚的潮红。钢盔蒙上灰布，系带勒出年轻的下颌线。
穿过封锁线时，榴霰弹在林子里炸开，泥土与碎枝劈头盖脸砸下来，炸断的树干如巨蟒横卧，血泊在腐叶上积成暗红的洼。可队伍仍在涌动，像灰色的潮水漫过弹坑与尸体，漫过被暴雨泡胀的大地。
在森林边缘，军号突然刺破雨幕。刺刀在暮色中划出冷光，战鼓敲得人胸腔震颤。“冲啊——！”三千个声音撕裂喉咙，泥浆在靴底咕嘟作响，铅一般沉重的双腿却仍在奔跑。子弹呼啸着掠过耳际，有人突然踉跄着跪倒，泥浆立刻灌满他张大的嘴；有人后背炸开血花，军用背囊托着他缓缓下沉，双手在空中抓挠如溺水者；还有人抱着断腿在泥里爬，身后拖出蜿蜒的血痕。
这些背着钢枪的少年啊！本该在校园里诵读诗篇，在湖畔轻吻恋人的发丝，此刻却把脸埋进混着硝烟的泥里。他们恐惧，却仍高唱着军歌；他们思念母亲，却把遗书塞进贴胸的口袋——因为在长官的皮包里，那份写着“伤亡两千人后发起总攻”的命令，比生命更神圣。
看哪，汉斯·卡斯托普！我们从他下巴的山羊胡认出了他，那撮在“糟糕的俄国人餐桌”旁蓄起的胡须，此刻沾满泥浆。他踩着战友的手跳过弹坑，铁钉靴底碾碎了死者指尖的断枝。他眼神茫然，却在喘息中轻声哼唱：
我在它的树皮上面，刻下些亲切的话语……
一声闷响如地狱开门。
一枚巨型榴弹在他前方三十米处砸进泥地，爆发出刺目火光。
泥土、铁片、人体残肢冲天而起，形成一座血肉喷泉。那里原本躺着两个相依的伤兵，此刻已化作齑粉，混在泥雨里簌簌落下。
汉斯被气浪掀翻，脸埋进冰凉的泥浆。
一块土块击中他的小腿，剧痛中带着荒谬的滑稽。他咒骂着爬起来，一瘸一拐地往前拖，下意识地续上刚才的调子：它的树叶沙沙响，像对我发出呼唤……
雨幕渐浓，他的身影在硝烟中模糊成灰点。再见了，汉斯·卡斯托普，你这被命运捉弄的寻谜者！你的故事始于迷茫，终于硝烟，不猎奇也不煽情，却如一面棱镜，折射出整整一代人的困局。我们讲述，不为评判，只为见证——见证你在泥泞中保留的单纯，见证战火如何将青春锻造成带血的勋章。
别了。前路艰险，群魔乱舞的年代才刚刚开始。或许你的肉身会陨灭，但精神终将在废墟上重生。
当炮火熄灭，当硝烟散尽，或许有人会从这死亡的狂欢中，听见爱与救赎的低语——如嫩芽顶开弹壳，如晨露折射天光。
（本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