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奥·纳夫塔诞生在加利西亚与佛尔西尼亚交界处附近的一个小镇。他的父亲是当地的犹太教屠夫（schochet），在列奥的记忆中，父亲始终笼罩着一层庄重的神性光环。这种特殊的情感或许源于他与原生世界的疏离——当一个人站在信仰与世俗的交界处回望，那些曾被视为日常的场景，往往会显露出超越性的意味。
艾利亚·纳夫塔的蓝眼睛“像星星般明亮”，这个意象贯穿了列奥的童年记忆。作为经拉比认证的宗教屠夫，艾利亚的工作远不止于屠宰：他需依照《摩西五经》的戒律和犹太法典的细则，确保每一刀都精准切入牲口的颈椎，让鲜血在器皿中如红海般奔涌。少年列奥（那时他还叫莱布）常躲在柴堆后观察父亲行刑——健壮的犹太仆人按住绑缚的牲畜，清瘦的艾利亚举起泛着冷光的长刀，刀刃刺入的瞬间，血盆里溅起的飞沫会在阳光下凝成细小的虹。
基督教屠夫习惯用钝器击晕牲畜以减轻痛苦，而艾利亚却坚持让牲口在清醒中完成血祭。这种“神圣的残忍”在小莱布心中埋下认知的种子：敬畏神的方式往往包裹着世俗难以理解的烈度，就像逾越节的无酵饼必须经过火的炙烤。
艾利亚的特殊性不止于职业。这位喜欢研读《塔木德》的屠夫常与拉比争论经文释义，甚至能用血咒治愈脓疮与疯癫——这种近似喀巴拉密教]的能力，为他招致了灭顶之灾。某个逾越节前夕，两个基督教儿童的离奇死亡引发暴动，艾利亚被钉在燃烧的门框上，像一幅扭曲的十字架受难图。身患肺痨的母亲拉着五个孩子连夜逃亡，列奥最后一次回望故乡时，看见父亲的蓝眼睛在火光中逐渐熄灭，如同被掐灭的烛芯。
流亡至福拉尔贝格的小镇后，纳夫塔家的生活陷入赤贫。母亲在毛纺厂做工直到咳血，弟妹们满足于国民学校的基础课程，唯有列奥在十四五岁时展现出迥异的精神饥渴。他偷读从旧货摊淘来的德文书，在烛光下啃完《资本论》普及本，那些关于阶级与异化的论述，与他记忆中父亲刀下的鲜血产生了奇异的共振。当县拉比发现这个能背诵《密西拿》的少年在宗教课上质疑神正论时，主动收他为徒。然而这段师徒缘很快破裂——列奥在接触社会民主党思想后，开始用辩证法解构犹太教法典，气得老拉比直嚷“你这是用西奈山的石板砸圣殿的根基”。
母亲临终前，列奥在玛格莱特卡普园林遇见了改变他命运的人。耶稣会士翁特尔佩廷格神父坐在长椅上诵读日课经，黑色修士袍下露出的脚踝缠着苦行带。当十六岁的列奥用带着东欧口音的德语谈论黑格尔时，神父注意到少年眼镜片后的眸光——那是一种混杂着愤懑与狡黠的智慧，如同被压在煤块下的钻石。
“黑格尔是天主教思想家。”列奥的论断让神父挑眉。他解释道，普鲁士国家哲学中蕴含的客观主义与行动意志，暗合天主教“以世界为战场”的精神，而新教的神秘主义不过是“懦夫的避世所”。这番带着投机色彩的论述，既是少年对知识的生吞活剥，也是一个穷孩子对上升通道的本能叩击。
耶稣会寄宿学校“晨星会”为列奥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座占地广阔的学园兼具修道院与贵族学院的气质：四百名学生在林间诵念玫瑰经，在牧场练习击剑，在剧场排演莫里哀的喜剧。纳夫塔穿着灰绿相间的校服，硬领磨红了锁骨，却甘之如饴。他清晨领圣体时格外虔诚，下午在橄榄球场上拼到咳血，夜晚躲在宿舍里写批判资本主义的小册子。
神父们欣赏他的敏捷才思，却没意识到这个皈依者的灵魂里，犹太教的救世情结已与天主教的普世主义悄然合流——就像他总在忏悔时省略对弟妹的愧疚，那些被他抛在贫民救济院的亲人，不过是他攀登精神高塔的垫脚石。
在斋堂进餐时，纳夫塔总会盯着诵经台上的朗读者。经文声混着刀叉轻响，让他想起童年宰牲场的祷文。
此刻他面前的银盘里盛着烤牛肉，血汁浸润着马铃薯泥，恍惚间与记忆中接血的铜盆叠影。这种神圣与世俗的交织，恰是他生命的隐喻：当艾利亚的蓝眼睛化作教堂彩窗上的圣徒目光，当屠刀的寒光转为十字架的金辉，列奥·纳夫塔终于在信仰的血泊中，走出了属于自己的朝圣之路。
塞特姆布里尼的睫毛凝着冰碴，谈起死亡时却像在描述一场春日野餐。“原始人把死亡当作林妖作祟，”他呵着白气，指尖在空气中划出弧光，“就像你们巴伐利亚的矿工怕黑森林里的狼人。但当医学院的解剖刀剖开第一具尸体，恐惧就变成了显微镜下的标本。”他靴底的积雪在石板路上碾出细碎的响，像在给这番话打着节拍。
纳夫塔将手套里的雪团捏得吱呀响，仿佛在塑造一具微型尸体。“你把停尸房美化成实验室，”他镜片后的眸光冷如手术刀，“可维也纳的分离派建筑师设计火葬场时，照样在烟囱上雕天使——人类对腐烂的恐惧，比任何宗教都顽固。”这话让汉斯想起汉堡港的防腐师，他们往棺材里喷洒的玫瑰香水，和修道院用来熏香圣骨的乳香，原来都在对抗同一种气味。
“生命馆该是什么模样？”汉斯踢开脚边的雪块，露出冻硬的草茎。塞特姆布里尼眼睛一亮：“该像巴黎的橘园美术馆，只不过把莫奈的睡莲换成心电图的波纹，把穹顶的星空换成DNA双螺旋的投影。”他从大衣内袋掏出皱巴巴的信封，背面画着火柴盒大小的建筑草图，尖顶塔楼旁歪歪扭扭写着“向死而生”——字体带着意大利人特有的斜度，像随时会被风吹倒。
纳夫塔用雪团轻轻砸中那座“塔楼”：“你这是给殡仪馆戴上高顶礼帽。”雪粒崩在信封上，草图里的“生命馆”突然多了几分公墓的肃穆。“佛罗伦萨的圣十字教堂里，米开朗基罗的墓前总摆着雕塑家的凿子，”他的声音放柔了，“死亡本就是艺术家的缪斯，何必用科学的糖霜把它裹起来？”
费尔格突然插进来，带着他惯有的笨拙幽默：“要我说，生命馆该摆个巨大的啤酒桶，桶身上刻着’喝吧，趁活着’——就像慕尼黑啤酒节的标语。”魏萨尔缩着脖子附和，说他想在馆里放架自动钢琴，永远循环播放母亲生前爱的圆舞曲。这些细碎的愿望让争论暂时中断，众人呵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纠缠，像极了祭坛上缭绕的香火。
雪变成雨丝时，塞特姆布里尼的草图已洇成模糊的蓝斑。汉斯望着远处疗养院的烟囱，突然想起科隆大教堂的尖顶——它们都在试图用砖石触及永恒，区别只在于一个收容骨灰，一个收纳灵魂。纳夫塔说的“神圣的残忍”与塞特姆布里尼讲的“理性的温柔”，此刻在雨幕中渐渐交融，如同他口袋里那枚同时刻着犹太星与十字架的旧硬币，两面都是人类对存在之谜的笨拙解答。
“迫不及待地！”纳夫塔挖苦道。“不然，他们对死就殷勤过了分，对那个简单事实的敬畏就过了头。当然了，没有这个简单的事实，恐怕压根儿就既不存在建筑，也不存在绘画，既不存在雕塑，也不存在音乐以及诗歌吧！”
“他为入伍而当了逃兵。”汉斯·卡斯托普像在梦里似的说。
“您的话叫人莫名其妙，工程师。”塞特姆布里尼回敬卡斯托普，“暴露出您脑子有毛病。对死的体验归根到底必须是对生的体验，不然就活见鬼。”
“在‘生命馆’里是否会装饰一些**乐的象征，像古时候的棺柩上那样？”汉斯·卡斯托普问得一本正经。
“反正得有肥美的食物供感官享用，”纳夫塔语气肯定地说。要以古典主义的口味在大理石和油彩中炫耀和表现人体这罪恶之躯。人家已使它免于腐烂，毫不足怪，因为人家纯粹出于温柔体贴，甚至连用鞭子抽它也不让……
这时魏萨尔又突然提出刑讯来，他那尊容就活像一个在受刑的人。令人难堪的审讯——不知道几位对它怎么想。他，斐迪南·魏萨尔，总是喜欢利用去各地办事的机会，到那些古迹名胜中参观曾经以审讯方式研究人的良知的隐秘角落。他见过纽伦堡的刑讯室和雷根斯堡的刑讯室，为了长见识在室内很好地进行过观察。确实，为了灵魂的缘故，在这些地方对肉体很不客气，而且用了些别出心裁的方法。甚至于叫也不让叫，硬把一只梨子塞进犯人张大的嘴里；这只闻名遐迩的梨子自然已不是什么美味——所以接下来再怎么干怎么使劲儿都静静的……
“卑鄙。”塞特姆布里尼喃喃着。
费尔格也发表了意见，既称赞梨子，也称赞静静的干劲儿。他认为，至少那时候还没谁想出比摸他的胸膜更卑劣的玩意儿。
这是替他治病！
灵魂麻痹了，正义遭到破坏，一样容许人暂时抛开同情心。再说，刑讯还是理性进步的结果。
纳夫塔先生大概神经不正常吧。
谁说！他正常得很。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是位文学家，所以对中世纪的司法史显然不甚了了。事实上，那是个不断地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讲，渐渐地，基于理性考虑，上帝被排斥到了司法之外。上帝的法庭坍塌了，因为人们发现，强者总是获胜，即使他并不在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式的怀疑者和批评家利用了这一发现，努力使古老的简单的司法程序为宗教裁判所所取代；为了捍卫真理，宗教裁判所不再依靠上帝的干预，而是想方设法使被告吐露真情。
没有口供，不能判决——即使到了今天，你在老百姓中间都听得见：本能根深蒂固，取证的链条即使再严密，缺少自供的判决仍然使人觉得是不合法的。可如何取供？如何在有了种种单纯的迹象、种种纯粹的嫌疑之后，再查出真情？一个隐讳和拒绝吐露真情的被告，你该如何洞察他的心、他的脑？他的灵魂既然是邪恶的，你就别无他法，只得转而对付他的肉体，肉体实实在在地摸得着。
于是乎，刑讯作为取得不可缺少的供词的手段，便合乎理性地被采用了。若问要求实行并且真的开始使用重视口供的司法程序的人是谁，那便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如此说来，他也是刑讯逼供的倡导者。
意大利作家请其他先生千万别相信纳夫塔的话。那纯属魔鬼开的玩笑。要是情况真的完全像纳夫塔胡诌的那样，要是理性真是刑讯逼供的始作俑者，那也只是证明，它在所有时代都是多么苦于缺少支持，多么迫切需要启蒙，自然本能的崇拜者们没理由担心地球上什么时候理性会太多！只不过适才发言的那位说错了。恐怖司法的发明权算不到理性的账上，只需考虑它的根子乃是对地狱的迷信这个事实就够了。
先生们最好去参观一下博物馆和刑讯室：那些挟、抻、绞、烧等种种刑罚，显然都出自一种幼稚而痴迷的幻想，出自一种诚惶诚恐地摹仿彼岸世界的地狱情状的愿望。这且不说，人们这样做还自以为是要帮助犯罪者，猜想此人可怜的灵魂是拼命要忏悔的，就是肉体作为恶的原则极力违抗它的意愿。于是人们自信为了他好，就必须用酷刑来迫使肉体屈服。苦行主义的愚妄……
那些古罗马人是否也沉溺于此呢？
古罗马人？鬼话！
当初，他们不也知道以刑讯作为司法手段了吗？
逻辑上的尴尬……为了打圆场，汉斯·卡斯托普便自作主张，好像引导谈话的方向是他的职责所在，提出了死刑问题来讨论。刑讯尽管废除了，法官仍然自有一套办法叫被告服输认罪。但死刑看来将永垂不朽，不可缺少。最文明开化的那些民族仍坚持保留着它。法国人企图以放逐取而代之，受到了惨痛的教训。当局干脆不知道除去砍掉他们的脑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有效地处置那些“人形动物”。
他们不是“人形动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纠正说；那是些人，跟他、工程师、以及发言者本身一样的人——只是这些人意志薄弱，成了不健全的社会的牺牲品。他讲到一个重罪犯人，一个杀死多人的凶手，属于检察官们在最后的公诉状中习惯地称之为“兽性的”或“人形禽兽”一类。这个人却在牢房的四壁写满了诗句，而且写得很不坏；这些诗句——比起他的检察官们偶尔心血**的创作来，不知要好多少倍。
这说明文艺是件有点特殊的事，纳夫塔反驳道。除去这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的情况毫无任何意义。
汉斯·卡斯托普说他估计对了，纳夫塔先生赞成保留死刑。在他看来，纳夫塔跟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样也是革命者，只不过是保守意义上的革命者，保守的革命者。
塞特姆布里尼自信地微微一笑说，世界将会认真对待这种反人道的革命。纳夫塔先生在对文艺表示过怀疑之后，该坦率谈谈他这革命是连最可鄙的反人道手段也不怕采用的吧。用这样的极端主义，不可能争取到追求光明的青年。一个以在所有文明国家取缔死刑为目标的国际联盟不久前刚刚成立。他塞特姆布里尼有幸也是该联盟成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尚待确定；不过人类可以相信，届时大会的发言者都会有足够的论据武装自己！他当即便引了几条论据，诸如误判误杀的可能性总是存在，永远也不应放弃犯人会改恶从善的希望，等等。他甚至引经据典，论证一个国家若不是旨在炫示暴力，而是着眼于使人变得高贵善良的话，那就不该以恶对恶。他先从科学的决定论出发抨击了“罪”的概念，然后否定了“惩罚”这个概念的合理性。
紧接着，“追求光明的青年”看见，纳夫塔如何一条一条地扭断塞特姆布里尼的论据的脖子。
他嘲笑这位人道主义朋友对鲜血的恐惧和对生命的尊重，认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只属于那些最平静无风的资产阶级时代，而在感情稍稍激动的情况下一旦有某种超出“安全”考虑的考虑，也就是非个人和超个人的思想起了作用——这本是唯一符合人类尊严，在更高的意义上讲因而也是正常的状态——那就任何时候都不但会毫不犹豫地为更高的思想牺牲个体生命，而且还将要求个人自愿地为这种思想铤而走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仁慈嘛，他说，只会导致生命失去一切沉重的和严峻的因素，只会阉割生命，连他那所谓科学的决定论也只能起这样的作用。可真实的情况是，“罪”这个概念并未因为有了决定论而被取消，相反倒增加了分量，并且变得更令人不寒而栗。
说得不坏。他是不是要求社会的不幸牺牲者老老实实地感觉自己有罪，相信自己走上刑场并非无辜呢？
不错。罪犯自然会全身心渗透着犯罪意识。因为罪犯就是罪犯，不可能也愿意成为别样的人；而这正是罪恶的本性。纳夫塔先生将罪恶与功勋的概念从经验范畴提升到了形而上的范畴。他说，在行为和行动中自然是前定的因素起决定作用，无所谓自由可言，但存在中显然有自由。人正好是他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且至死不会改变；他正是“为他的生”而乐于杀人，因此也就以他的生命作为偿还，这并不过分。他希望死，因为他已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最大的满足？
最大的。
大伙儿全都无言以对。汉斯·卡斯托普轻声咳嗽两声。魏萨尔把下巴撇到一边。费尔格先生连声叹息。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温文尔雅地指出：
“大家看见了，有人就是这样拿他个人的情况去推论世人。请问，您能从杀人中得到满足吧？”
“这与您毫不相干。不过，我真要这么干了，我将当面嗤笑那个无知的人道主义者，他竟愿意喂我豆子汤直至我死。让杀人者比被杀者活得更久，这毫无意义。他们两人分享和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将他俩联系在一起；换一种类似的情况，两人还一样，只不过一个忍耐，另一个行动罢了。他俩应该走到一起去。”
塞特姆布里尼冷漠地承认，他缺少理解这种死亡与凶杀的神秘主义的器官，也不稀罕有这样的器官。他毫不怀疑纳夫塔先生的神学天才——在这方面他无疑望尘莫及，不过却声明自己并不羡慕。一种无法克服的洁癖，使他远远避开刚才探索真理的青年所说的那种敬重苦难的环境。在那儿，显然不只对肉体的苦难是如此，对灵魂的也一样，简单地讲，德行、理性、健康都一钱不值，相反罪孽和疾病倒荣耀无比。
纳夫塔证实，德行和健康确实不是虔诚的状态。如果弄清楚了信仰与理性和道德根本没任何关系，他说，那就收获不小。须知，他补充说，信仰与生活毫无牵连。生活所依赖的条件和基础，一部分属于认识的范畴，一部分属于道德的范畴。前者系时间、空间和目的，后者指伦理和理性。所有这一切对于信仰来说不只是异己的和无意义的，而且是敌对的；须知正是它们构成了生命存在，构成了所谓健康，也就是市民的本性和庸俗平凡。而信仰世界，肯定是其绝对的反面，而且是绝对天才的反面。说到天才，他纳夫塔也不想完全否认天才在生活领域中存在的可能。有一种乐天知命的资产者，他们气魄宏大的市侩之风，他们出类拔萃的庸人习气，不可否认，也值得受到我等尊重。因为我们发现，他们那么倒背着手，挺胸凸肚，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活脱脱成了无信仰的化身。
汉斯·卡斯托普像位教书先生似的举起食指。他说，他原本哪一方面都不想开罪；不过这儿显然谈到了进步，谈到了人类的进步，也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谈到了有教养的西方的政治、共和制度和文明。对此他认为，生活与信仰之间的差异抑或如纳夫塔先生可能想说的矛盾，都可以归结到时间与永恒的矛盾上去。因为进步只存在于时间之中；在永恒里不存在进步，也不存在政治和辩论。在永恒里，人可以闭着眼睛不动脑筋，一切全凭上帝安排。这就是信仰和道德的区分，说得笼统一点儿。
他表达方式的幼稚还不十分堪虑，塞特姆布里尼说，更可虑的是他害怕冲突，因而向魔鬼让步妥协。
喏，关于魔鬼，一年多以前，他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和他汉斯·卡斯托普，已经讨论过了。“噢，撒旦，噢，叛逆！”他又到底向怎样的魔鬼让步妥协了呢？是那个反叛者、劳动者和批判者呢，还是另外一个？真是危险到了极点——右边是一个魔鬼，左边也是一个魔鬼，叫他鬼知道怎么穿过去呢！
以这样的方式，纳夫塔讲，并没有将事情如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企盼的那样讲清楚。他世界观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上帝和魔鬼说成两个不同的人或者原则，把“生活”摆到他们中间去作为争论的对象，而且严格按照中世纪的模式。实际上呢，两者对待生活，对待市民的庸庸碌碌，对待伦理、理性和德行，都是完全一致地反对的——作为一种由他们共同体现的原则。
“好一盘令人作呕的大杂烩！”塞特姆布里尼大声呵斥。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一切全搅和在一起！没有判断！没有意志！但有谴责该受谴责的东西的能力！纳夫塔先生是否知道，他在青年耳边将上帝与魔鬼混为一谈，并假杂乱无章的二位一体之名否定伦理的原则，他这么做结果到底否定了什么？他否定了价值——否定了任何价值判断本身——说来叫人恶心！太妙啦，不再有善恶之分，只有一个伦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也不存在各有其批判价值的个体，只存在包容一切、平衡一切的整体，只存在整体里神秘的沉沦。个人……
有意思，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又自诩为个人主义者！真要这样，他就必须了解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区别；可遗憾的是，我们的光明派信徒和一元论者先生并非这样。只要生活愚蠢地被当作目的本身，不再追问除此还有没有意义和目的，那起主导作用的就只是种属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就只是脊椎动物的道德观，而并非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单单寓于信仰和神秘的范畴内，寓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谓的“伦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中。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道德究竟是什么，企图是什么呢？它与生活紧紧相联，也就是说仅仅有用罢了，连可怜巴巴的一点儿英雄气概都没有。它之存在只为了人能长寿、多福、富贵、健康，如此而已。这种理性和劳动的庸人哲学就是他所谓的伦理道德。相反，纳夫塔却要大胆地坚持称之为粗鄙庸碌的资产者习气。
塞特姆布里尼想缓和一下气氛，无奈他的嗓音仍激动得很厉害，因为他说，纳夫塔先生，上帝知道为什么，老是以一种目空一切的贵族老爷口吻谈什么“庸碌的资产者习气”，好像那反面——谁都知道生活的那个反面是什么——真的就是更高贵的一面似的，叫他实在受不了！
多么时髦新鲜的词汇！现在他们谈到了高贵不高贵以及贵族的问题！由于寒冷和问题的尖锐，汉斯·卡斯托普脸红筋涨、气衰力竭，一直在想自己刚才的表达方式是否明白易懂，是否太过冒失，脑子已经晕乎乎的。这时他却又笨嘴拙舌地表白，死在他的想象中历来就像一个装得挺挺的西班牙领圈，或者说与礼服配套的“弑父者”，端庄气派；而生却相反，只是现代那种平平常常的小硬领……说到这里，他自己大吃一惊，他怎么竟像吃醉了酒或在做梦似的，讲起话来如此不得要领，于是赶快声明，他要讲的不是这个。不过，在生活中是不是确实也有一种人，一种特别的人，你简直就不能想象他们会死，原因就在他们太平庸了！这意思是：他们太能干，活得太带劲儿，让人觉得他们永远不会死似的，仿佛他们就不配受到死的庄严祝福似的。
塞特姆布里尼希望自己没有估计错，汉斯·卡斯托普讲这种话只是想让他去纠正他。他讲，在抵御这类精神传染病时，年轻人会发现他塞特姆布里尼永远准备向自己伸出援助之手。汉斯·卡斯托普讲“活得带劲儿”？并且用一种轻蔑的口气？如果换成另一个词儿：“活得有价值！”——把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对他就会构成真正的、美好的秩序。“活得有价值”，自然而然地稍稍加以联想，就会想到“值得爱的”、“可爱可亲”、“友好和睦”这些词，因为它们的意义太相近了，简直可以说只有对于生活真正有价值的才是值得爱的。对生活真正有价值的和值得爱的，这两者加在一起，才构成我们称之为高贵的东西。
汉斯·卡斯托普认为有意思，很值得一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生动形象的理念，他说完全让他服了。因为你想怎么讲，就可以怎么讲，例如，可以讲生病是一种提高了的生命状态，有了实在的可以琢磨的东西。至少可以肯定，疾病强调和突出了肉体的重要性，好像突然让人退回或者退化为肉体，从而大大降低乃至于消灭了人的尊严，因为它把人贬低成了单纯的物体。因此，疾病是非人性的。
疾病是极符合人性的，纳夫塔立即反驳；须知是人就会生病。不错，人从本质上讲就是病态的，正是他的病态使他成其为人；谁想使他变得健康，让他与自然和解，让他“返归自然”——事实上他却从来也不是自然的——以及今日形形色色的卢梭信徒，诸如再生论者、生食素食者、露天生活者和日光浴者在那儿一个劲儿搞的那些名堂，结果都只能变人为非人，变人为野兽……什么叫人性？什么叫高贵？精神，是精神使人高度地脱离自然，使这种自觉与自然对立的造物明显地优越于其他所有的有机生命。也就是说，人的尊严和高贵存在于精神之中、疾病之中。
一句话，他越是病得厉害，就在越高的程度上是人；比之健康的守护神，疾病的守护神更加富于人性，令人不解的是，有位自称为人类之友的先生竟然闭眼不看这些基本的真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侈谈进步，可又仿佛不知道，进步如果存在，就该归功于疾病，也就是说归功于天才——天才正是疾病，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他仿佛不知道，在所有时代，健康人都是靠着病人取得的成果活着的！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自觉自愿地生病和发疯，以便为人类获取知识；这些通过疯狂获取的知识变成了健康，在当初的英勇牺牲之后，占有和享用知识和健康就不再以疾病和疯狂为前提了。这真正是伟大的献身，就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啊哈，”汉斯·卡斯托普暗忖，“你原来并非正统的耶稣会教士，瞧你这些推论，瞧你对耶稣上十字架的诠释！现在清楚了，你为什么没当上神父，（肺上）有浸润点的病弱的耶稣会士！喏，咆哮吧，雄狮！”他心里想的是塞特姆布里尼。这一位也真的“咆哮”起来，称纳夫塔所主张的一切全是欺人之谈，全是诡辩，只会造成世人头脑的混乱。“您可敢讲，”他冲着对手大声吼道，“您可敢讲，可敢以一个教育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对着富于可塑性的青年的耳朵直言不讳地讲：精神即是疾病！真的，您这样子将鼓起他们投奔精神的勇气，争取他们信仰精神！另一方面，您宣布疾病和死亡为高贵，健康和生存为鄙俗，——这也是您敦促您的学生造福于人类最稳妥的方法！确实，罪过呀！”塞特姆布里尼像位骑士似的捍卫着健康和生命的尊严，自然所赋予的尊严，不需要为精神担心的尊严。他喊出：形态！纳夫塔便趾高气扬地对之以逻各斯！可塞特姆布里尼不屑于知道什么逻各斯，便说：“理性。”这时，逻各斯的崇奉者又以“**”与之抗衡。真是乱七八糟，东拉西扯。“客体！”这个说；那个讲：“自我！”临了儿，甚至一方大谈“文艺”，一方大讲“批判”，不过翻来覆去谈得最多的还是“自然”和“精神”，还是哪一个更高贵的问题，“更有贵族气派的问题”。
这场争论像团乱麻，越理越拧。塞特姆布里尼刚赞美完“批判精神”，转眼又把“文艺”捧为至高原则；纳夫塔一边替“自然本能”辩护，反对将其贬为“愚蠢的力量”，一边又站在“精神与疾病”的阵营，认定那里才藏着人性的高贵。汉斯·卡斯托普看着他们，突然想起童年玩过的拼图游戏——两块形状完全相反的碎片，竟能严丝合缝地嵌在一起。
“您自称个人主义者？”纳夫塔的声音像绷紧的琴弦，“真正的个人主义藏在灵魂与超灵魂的裂缝里，不是您说的’个体与集体的小打小闹’。”他黑色修士袍上的银扣在雪光中一闪，如同经院哲学里突然跳出的诡辩命题。塞特姆布里尼的海狸皮领子抖了抖，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您口中的’神秘个人主义’，不过是用苦行主义包装的专制主义，和腓特烈的步兵条例一样冰冷。”
汉斯的思绪突然飘回汉堡的交易所：那些西装革履的商人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却发现彼此的账本上记着同一笔生意。此刻纳夫塔讲的“绝对服从”与塞特姆布里尼谈的“自由法则”，不也像硬币的两面？一个用教规的锁链锻造精神的利剑，一个用民主的标尺丈量人性的田地，却都在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人该如何在肉体与灵魂的拉锯中站立？
费尔格的橡胶套鞋在雪地上碾出“咯吱”声，像在给这场辩论打拍子。魏萨尔缩着脖子往手心呵气，眼神在两人之间跳来跳去，活像看台上紧张的观众。纳夫塔突然提到“血腥的必要性”，镜片后的眸光让汉斯想起父亲书房里的解剖标本；塞特姆布里尼则大谈“真理的客观性”，手势如同在指挥一场看不见的交响。可当纳夫塔说“对人有益的就是真理”时，意大利人竟一时语塞——这句话像把手术刀，剖开了两人共同的疮疤：他们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将真理改造成合手的工具。
雪粒子打在塞特姆布里尼的破大衣上，他却浑然不觉，继续阐述“自由即仁爱之法”。汉斯望着他磨破的袖口，突然想起慕尼黑街头的流浪诗人：他们既吟诵着民主诗篇，又对酒馆女侍抛着轻佻的媚眼。而纳夫塔呢，这个宣称“不相信客观真理”的修士，却在论辩中展现出数学家般的精确逻辑——这种矛盾让汉斯想起教堂彩窗：从正面看是圣徒庄严的脸，从背面看却是无数碎玻璃的拼贴。
“究竟谁更自由？”汉斯踢开脚边的冰棱，听它在山谷间发出清越的回响。纳夫塔的“纪律”与塞特姆布里尼的“批判”，此刻都像被困在琥珀里的昆虫：一个用苦修的外壳封存自由的翅膀，一个用理性的树脂固定精神的形态。远处疗养院的烟囱升起炊烟，在灰蓝色的天幕上画出弯曲的线，多像辩论中那些迂回的逻辑——绕了无数圈，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未知的答案。
费尔格突然指着天上的雁群：“看，它们排成人字却没有指挥官。“这句话让争论暂时中断。众人望着越飞越远的黑点，雪落在他们的睫毛上，像撒了把细盐。汉斯想起祖父的航海日志里写过：“在风暴中，罗盘的指针会同时指向南北。”此刻这两位对立的思想家，不也像在精神的风暴中，用不同的方式丈量着真理的纬度？
一行人已走到上面的“山庄”。接着，三个住在里面的人又送另外两位到他们的小屋前，站在那儿的雪里，任纳夫塔跟塞特姆布里尼继续争论——从教育目的出发，汉斯·卡斯托普心里明白，为了影响追求光明的青年的可塑性。对于费尔格先生来说，这一切，如他自己一再声明的，都太高深了；而魏萨尔呢，自从结束了体罚和刑讯的话题以后，就表现得对讨论漠不关心。汉斯·卡斯托普用手杖戳着雪地，思考着整个讨论杂乱无章的问题。
终于，大伙儿分了手。总不能永远站着，讨论的内容无边无涯。“山庄”的三位疗养客重新踏上归途，两位誓不两立的教育家却不得不走进同一所小房，一个回他绸子包裹的安乐窝，一个回他有着写字几和水瓶的作家书斋。到家后，汉斯·卡斯托普跑到阳台上，耳朵里还充满着两军对垒时响成一片的呐喊声和兵器撞击声。这两支大军一支来自耶路撒冷，一支来自巴比伦，在两面旗帜的指引下遭遇在一起，混战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