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斯·卡斯托普来山上还不到两周，却感觉已经过了很久。他身边的约阿希姆兢兢业业、虔诚地遵循着的生活日程，在他眼中也开始具有神圣且理所当然、不容侵犯的性质，以至于从这里看山下平原上的生活，几乎显得奇怪而颠倒。他已经掌握了摆弄两条毛毯的绝妙技巧，在寒冷天气静卧时，能用它们把自己裹成一个平平整整的包裹，活脱脱一个真正的木乃伊；论干净利落、准确规范，他已差不多赶上约阿希姆，以至于想到山下平原上没人懂得这些规矩和技巧时，他不禁感到十分诧异。没错，确实令人诧异。——可与此同时，汉斯·卡斯托普又惊讶于自己竟会觉得这值得诧异。
最近，那种令他渴望在周围寻求指点和支持的不安情绪，在他心中愈发强烈了。
他不禁想起贝伦斯宫廷顾问，想起对方免费给他的建议，就是让他完全像个患者一样生活，甚至还建议他测体温。他同时也想起塞特姆布里尼，想起他当时如何对贝伦斯的免费建议仰天大笑，随后还朗诵了一段歌剧《魔笛》的歌词。
宫廷顾问贝伦斯是位白发老者，都够资格做他汉斯·卡斯托普的父亲了，而且还是一院之长和最高权威——一种类似父亲般的权威。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那不安的心中，已经感觉到对这样一种权威的需求。然而，当他试图像孩子依赖父亲那样去信赖宫廷顾问时，却怎么也做不到。贝伦斯在这里埋葬了自己的妻子，因苦闷一度变得有些怪异；后来他留在此地，是因为放不下妻子的坟墓，而且自己也染了病。
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吗？他已经恢复健康，并且也一心想让其他人恢复健康，好让他们能尽快回到平原，履行自己的职责。他的脸色总是发青，看上去真像在发高烧。不，这可能是错觉，大概是空气把他的脸色弄成了这样；汉斯·卡斯托普自己不也整天感觉燥热，可实际上并不发烧，这他不用体温计也能断定。然而，当你听宫廷顾问讲话时，有时又会觉得他真的在发烧，他讲话的神态不太对劲。
他的嗓音虽然洪亮、愉快、悦耳，却带着些奇异的味道，有些感情冲动的成分，特别是再看看那发青的脸色和那双总是泪汪汪的眼睛，感觉他仍在为妻子哭泣，不是吗？汉斯·卡斯托普回忆起，塞特姆布里尼曾大肆谈论宫廷顾问的“伤感”和“罪孽”，称他是个“心灵迷乱的人”。这可能是恶意中伤、信口胡诌；可即便如此，汉斯·卡斯托普一想起宫廷顾问贝伦斯，仍觉得有些丧气。
当然，还可以考虑考虑塞特姆布里尼本人。这位愤世嫉俗者、吹牛大王、自诩的“人文主义者”，曾声色俱厉地指责汉斯·卡斯托普，说他误以为对于人的感情而言，生病与愚蠢是相互矛盾、势不两立的。
那么，塞特姆布里尼又如何呢？能对他有所期待吗？汉斯·卡斯托普清楚地记得，他上山后有好几晚都清清楚楚地梦见了这个意大利人，对他那向上弯得很好看的八字胡下的那张咧着笑的嘴十分厌恶，还骂他是个摇风琴的乞丐，曾努力想赶走他，不让他打扰自己。
不过那只是梦，他汉斯·卡斯托普清醒时是另一副模样，不会像梦中那般放肆。清醒时的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试着去理解塞特姆布里尼的新作风，理解他的不满和批评，也许并非坏事，尽管他多愁善感，还啰啰唆唆。他不是自称教育家吗？显然他想要影响别人，而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正渴望受到他人影响——当然，也不必太过，他不至于让塞特姆布里尼来命令他收拾行李，提前离开，就像那意大利人前不久郑重其事建议的那样。
试试吧！他想着想着，不禁暗自笑了；要知道，他虽说不能自称为人文学者，却也懂一些拉丁文。从那以后，他便更加留意观察塞特姆布里尼，用心倾听并思考他的言论，只要碰到他，不管是在慢悠悠地散步去山岩边的长凳时，还是在去达沃斯坪的路上，又或是在其他场合。比如，塞特姆布里尼有时会第一个吃完饭站起来，穿着他的花格子裤，嘴里叼着牙签，在摆着七张桌子的餐厅里慢悠悠地踱步，全然不顾院里的明令禁止，到表兄弟这一桌来串串场。只见他交叉着双腿，悠闲地站定，然后挥动着牙签高谈阔论起来。
要不，他也会拖过一把椅子，要么坐在汉斯·卡斯托普与女教师之间的拐角处，要么坐在他和罗宾逊小姐之间，在一旁看着这些新同桌享用饭后甜品，而他自己是向来不吃甜食的。
“我申请加入诸位这个高雅的团体，”说着，他握住表兄弟的手，并向其余所有人鞠躬致意，“那边那个啤酒商，啧啧……更别提他那老婆了，一看见她那模样，简直要命。可这位马格努斯先生呢——他刚才居然作了一场民族心理学的报告。诸位想听听吗？‘咱们亲爱的德意志帝国是座大军营，没错儿。可那里边包含着许多实实在在的东西，咱们才不会用实在去换别人的礼貌之类的。礼貌来礼貌去对咱们有啥用，要是咱们明里暗里都受骗的话？’就这么个德行！我快受不了啦。除了他们，我对面还坐着个可怜人，一位从齐本毕尔根来的老处女，脸颊红得像公墓里的玫瑰，嘴里不停地念叨她的‘妹夫’，一个谁都一点儿不了解的人。够了，我再也忍不了，只好逃之夭夭。”
“您这是落荒而逃啊。”施托尔太太说。
“太对了！”塞特姆布里尼叫道，“落荒而逃！看得出来，这儿吹的是别样的风——毫无疑问，我找对地方了。听听，落荒而逃……谁能如此讲究措辞！——施托尔太太，请允许我问问您身体如何？”
施托尔太太忸怩作态，看着让人直起鸡皮疙瘩。“我的老天爷，”她说，“还不是老样子，先生您是知道的。进两步，退三步，住了四五个月，老头子一检查，又给我加了半年。唉，真像坦塔罗斯那样，受尽了罪。你使劲推呀推呀，以为已经推到山顶了……”
“嘿，太妙啦！您可算让可怜的坦塔罗斯换换口味了！您让他改行去推那著名的大理石！我只能说您心肠太好了。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夫人，您好像有些神秘莫测。有人讲了个分身术的故事……我本来是不相信的，可您的事儿又把我弄糊涂了……”
“先生看样子是想拿我寻开心。”
“绝对没有！连想都不敢想！请先帮我解开一些有关您生活的谜团，之后咱们有的是时间说说笑笑！昨晚九点半到十点之间，我在花园里活动，一边走一边看一个个阳台，只见您阳台上那盏小电灯在黑暗中格外明亮。由此推断，您应该在静卧，依照义务，谨遵理性和院规。‘那儿躺着咱们生病的美人儿，’我自言自语，‘她忠诚地执行规章，为的是能早日回到家里施托尔先生的怀抱。’可就在几分钟前，我又听到了什么？她怎么可能同时在游乐场的电影院里——”塞特姆布里尼用了一个意大利词，重音落在第四个音节上——“之后还去点心店喝甜葡萄酒，吃奶油蛋糕，而且还……”
在希腊神话中，坦塔罗斯因得罪众神，被罚站在齐下巴深的水中，头上有果树，可当他口渴想喝水时，水就退去，肚子饿想吃果子时，树枝就升高。此处塞特姆布里尼调侃施托尔太太让坦塔罗斯去推石头，是改变了其受罚方式。
施托尔太太肩膀扭动个不停，用餐巾捂着嘴哧哧地笑，还拿胳膊肘捅约阿希姆·齐姆逊和闷声不响的布鲁门科尔的腰，狡黠地挤眉弄眼，总之，想尽一切办法展示自己的愚蠢与得意。原来，晚上为了骗过院里巡查的人，她总是把开着的小台灯搬到阳台上，自己却偷偷溜下山，去英国人聚居区寻欢作乐。
她丈夫在康施塔特等着她呢。再说，疗养院里采用同样手段的病人可不止她一个。
“而且……”塞特姆布里尼接着说，“那些奶油蛋糕，您是和谁一起享用的？和布达佩斯来的米克洛齐希上尉！有人跟我说，他当时穿着件女式上衣，可我的天，这和事情有多大关系！我恳请您，夫人，告诉我您到底在哪儿？您怎么变成了两个！不管怎样，当您的躯壳独自在那儿静卧时，您的灵魂却在米克洛齐希上尉的陪伴下寻欢作乐，享用他的……”
施托尔太太扭来扭去，就像有人在挠她痒痒。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把情况颠倒一下，”塞特姆布里尼说，“也就是让您独自享用奶油蛋糕，而静卧时由上尉陪着您……”
“嘻嘻嘻嘻嘻……”
“女士们、先生们知道前天发生的事吗？”意大利人紧接着问道，“有人被接走了——被魔鬼接走了，或者确切地说，被他年迈的母亲——一位让我挺欣赏的果敢老太太接走了。那人就是安东·施涅尔曼，之前坐在前面克勒费特小姐那一桌。——各位看，现在他的位子空了。很快又会有人坐上去，这点我不担心；可安东却像一阵风似的突然走了，连他自己都没想到。
他在山上已经住了一年半——他才十六岁，刚刚又给他加了半年疗程。可结果呢？我不知道是谁给施涅尔曼夫人透了信，反正她得到消息，知道了她儿子在这个让人迷醉的地方的变化。她没提前通报一声，就突然现身了——一位高贵的老太太——比我高出三个脑袋，满头银发，怒气冲冲，二话不说先扇了安东先生几个耳光，然后揪住他的衣领，把他塞进了火车。‘他要是该死，’她说，‘也可以死在山下。’说完就回家去了。”
塞特姆布里尼讲得绘声绘色，周围能听见的人都笑了起来。显然，他对院里的新鲜事儿了如指掌，尽管他对山上人们的集体生活持批评和嘲讽的态度。他什么都知道。
他清楚新来者的名字以及他们大致的生活状况；他会告诉你昨天谁谁谁摘除了几根肋骨；他从可靠渠道得知，从秋天起就不再接收体温超过三十八度五的病人了。他讲，昨天夜里，来自米蒂利尼的卡帕乔里亚斯夫人的小狗蹲在了急救呼叫灯的开关上，把院里搅得手忙脚乱，特别是后来发现**不只有她一个人，还有来自弗利德里希斯哈根的陪审官迪斯特蒙德陪着她。这段趣事甚至让布鲁门科尔博士露出了笑容；漂亮的玛露霞更是用橘黄色手绢捂着嘴，笑得喘不过气来；施托尔太太则双手按着左边胸口，大声尖叫起来。
不过，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也会跟表兄弟讲讲他自己和他的出身，有时是在散步途中，有时是在傍晚的娱乐时间，还有就是在吃完饭，多数病人都已离开餐厅，女服务员开始打扫的时候。三位先生继续坐在他们桌子一端的座位上，汉斯·卡斯托普又抽起了他的“玛利亚·曼齐尼”；从第三周起，他又渐渐品出了些味道。他留心观察着，也感到有些新奇，但却乐意从中受到些影响；于是，他认真听着意大利人的讲述，感觉眼前展现出一个奇特而崭新的世界。
塞特姆布里尼说起自己的祖父。老人家曾在米兰当律师，但主要还是位伟大的爱国者，是政治鼓动家、演说家兼杂志编辑之类的人物——跟孙子一样，也是个对现状不满的人，但行事更加大气，更加勇敢。因为，如他自己悲哀地指出的，他罗多维柯注定只能在“山庄”国际疗养院对人们的所作所为吹毛求疵，尖酸刻薄地讽刺几句，以美好且积极行动的人性的名义与之抗争，仅此而已；而他祖父却让一届届政府头疼不已：他密谋反对当时奴役着他那四分五裂祖国的奥地利和神圣同盟，是一些组织遍布整个意大利的秘密社团的活跃分子——一个烧炭党人。
塞特姆布里尼突然压低声音，仿佛提起这个称号到现在还有危险似的。总之，通过他孙子的讲述，这位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在两位听众心目中成了一个面目模糊的狂热鼓动者，一个反叛领袖和阴谋分子；尽管出于礼貌，他们努力表现出对他十分尊敬，但却无法完全驱散自己脸上那反感、不信任甚至厌恶的表情。
诚然，这事挺奇特：他们现在听到的，按理说已经过去很久了，差不多有一百年了，早已成为历史；从历史中，从古老的历史中，他们已经熟悉这里所听说的那种人，那种绝望地追求自由、不屈地反抗暴君的人，虽说他们从未想过会直接和这样的人扯上关系。再者，他们也听明白了，塞特姆布里尼祖父的密谋反叛还和他对自己祖国炽热的爱有关，他渴望祖国自由且统一。
所以，他们也不得不暗自承认，当时当地的情况完全不同，造反与公民的高尚品德，忠诚守法与逆来顺受，可能曾经是一个意思——没错，老人的反叛行为乃是上述值得敬重的情感的产物和结果，尽管在表兄弟的心里，总觉得把反叛与爱国混为一谈有些怪异，因为他们自己习惯把爱国和维护现存秩序等同起来。
然而，塞特姆布里尼的祖父不只是位意大利爱国者，还是所有渴望自由的民族的兄弟和战友。在他以言论和行动参与的都灵起义失败后，他险些没能逃脱梅特涅侯爵手下刽子手的追捕。后来，他把流亡的时间用在了为西班牙的宪政而战，为希腊人民的独立自由而战，甚至流血牺牲。塞特姆布里尼的父亲就出生在希腊，所以才成了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才对古典文学艺术那般热爱；而且，他的母亲有德意志血统，因为乔西普在瑞士娶了一位少女，然后带着她四处闯**。颠沛流离了十年之后，他才回到故乡，在米兰做律师，然而他绝对没有放弃号召民众为争取自由、实现祖国统一而斗争，无论是用文字还是言语，无论是用散文还是诗歌。他**澎湃地起草了推翻暴政的纲领，明确宣告要联合所有争得自由的民族，共同创造人类的幸福。
孙子塞特姆布里尼讲到的一个细节，给年轻的卡斯托普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祖父乔西普一辈子在公开场合都只穿黑色丧服，因为他在服丧。他自己说：为意大利服丧，为他那在苦难和奴役中奄奄一息的祖国服丧。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祖父——在此之前，他已经好几次把两位老人作对比，因为在他记忆中，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祖父也同样只穿黑衣服，只不过动机和这位祖父截然不同。汉斯·卡斯托普回忆起那身老式的黑衣服，穿着它，原本已属于过去时代的祖父勉强适应着新时代，同时又暗示出自己与新时代的格格不入；直到去世，他才庄严地恢复了更适合自己的本来模样——戴上了圆形的绉领。真是两位截然不同的祖父啊！
汉斯·卡斯托普陷入沉思，目光凝滞，脑袋轻轻摇晃，既像是在对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表示赞赏，又像是表示诧异和不赞同。实际上呢，他也有意避免对陌生事物贸然下判断，而只是满足于作比较、确认事实。他仿佛又看见祖父在客厅里，正若有所思地把瘦削的脑袋伸到镀金的圆形洗礼钵上方，端详着这件代代相传的宝贝——他噘起嘴，因为唇间正吐出那个带“Ur”的音节；它那沉郁、神圣的发音，让人想起那些人们都毕恭毕敬、弯腰前行的地方。
他又看见了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看见他胳膊上戴着三色臂章，挥舞着军刀，目光阴沉地望着天空起誓，身后率领着一群自由战士，正准备向专制政权军队的方阵发起冲锋。两位祖父都各有各的美和尊严，他想，为了不显得自己有所偏袒，或者不一定是偏袒自己人，而是尽可能做到公平合理。塞特姆布里尼的祖父确实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战；他自己的祖父呢，或者说他自己的祖先呢，却原本就拥有一切权利，只是在四百年间，民众用暴力和花言巧语慢慢把这些权利从他们手中夺走了……这样一来，两位祖父总是穿黑衣服，北方的祖父和南方的祖父一样，都是为了与糟糕的现实严格保持距离。
只不过一位是出于虔诚，出于对他所归属的往昔和死亡的敬重；另一位则出于反叛，出于对与虔诚信仰为敌的进步的追求。没错，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或者说是两种不同的立场，汉斯·卡斯托普想。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述的过程中，他仿佛站在了两个世界之间，一会儿瞅瞅这边，一会儿看看那边；这样的情景，他觉得自己曾经经历过。他想起来了，那是几年前一个夏末的黄昏，他独自一人在阿尔斯特某处的湖上划船。
七点钟左右，红日已经西沉，一轮几乎圆满的月亮正从东方长满芦苇丛的河岸缓缓升起。汉斯·卡斯托普在寂静的湖面上划着桨，有十分钟之久，天地间的景象让他心醉神迷，仿佛置身梦境。在西方，天色更亮，光线清晰得如同白昼；可回头看东方，却分明已是雾气弥漫、美妙无比的月夜。这奇异的景象持续了差不多一刻钟，最后终于让夜色和月亮占了上风。他惊喜不已，目光迷茫，一会儿望着这种景象，一会儿望着另一种景象，反复转换，从白昼到黑夜，又从黑夜到白昼。汉斯·卡斯托普不禁想起了当年的这段经历。
汉斯·卡斯托普继续想，从塞特姆布里尼律师的生活方式和广泛的社会活动来看，他不太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可是，法律的基本准则，他的孙子希望别人相信，从他小时候直到去世，都一直铭刻在他心中。
汉斯·卡斯托普呢，虽说此刻脑袋不太清醒，刚才那顿六道菜的午饭让他有些招架不住，但还是努力想弄明白，塞特姆布里尼所说的这一准则是“自由与进步的源泉”究竟是什么意思。至于进步嘛，他过去理解的不外乎像十九世纪不断改进起重机械之类的事；而且他发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并不轻视这类事情，他的祖父显然也是如此。
意大利人对两位听讲者的祖国表示敬意，一是因为它发明了把封建主义盔甲炸得粉碎的火药，二是它发明了使民主得以传播其思想，也就是传播民主思想成为可能的印刷术。这就是说，他称赞德国，也认为应该公正地给自己的祖国以荣誉，但只是在谈及它的往昔的时候；因为在其他民族还处于迷信与奴役的蒙昧之中时，他的祖国已经率先举起了启蒙、教育和自由的旗帜。
如果说，就像他第一次与表兄弟俩在山上的长凳边相遇时所表现的那样，他对汉斯·卡斯托普的专业，也就是技术与交通事业，显得十分尊重的话，那么，这似乎并非因为他觉得技术与交通事业本身拥有强大的力量，而是考虑到它们对促进人类道德完善所起的作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很乐意承认技术与交通事业有这样的作用。他说，技术逐步征服自然，通过拓展公路网和电信网来建立各地之间的联系，克服气候差异，由此证明它是让各民族相互靠近、增进彼此了解、协调关系、消除偏见，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可靠途径。
人类将摆脱黑暗、恐惧和仇恨，沿着光辉大道勇往直前、向上发展，朝着友爱、光明、善良和幸福的最终目标迈进。在这条道路上，科学技术就是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他如此说道。他这般激昂陈词，竟一下子把汉斯·卡斯托普一直以来认为毫不相干的两个领域扯到了一块儿。科学技术与政治道德！他接着说。随后，他真的提到了那位最早宣示平等与大同原则的基督教救世主；这一原则后来借助印刷术得到了极大的传播，最后伟大的法国大革命又将其提升为法律。
不知为何，这些话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听来十分费解，尽管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表述已经非常通俗易懂。有一次，他继续讲道，他祖父一生中只有这么一次，那是在刚步入壮年的时候：当时他打心底里感到幸福，因为巴黎爆发了七月革命。他祖父公开大声宣称，终有一天，所有人都会把巴黎的那三天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相提并论。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忍不住拍了下桌子，内心深感诧异。
要知道，在1830年夏天的那三天里，巴黎人不过是制定了一部新宪法，而上帝却在六天内分开陆地和海洋，创造了日月星辰以及花、树、鸟、鱼和世间万物，将两者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实在荒谬至极。事后，他单独跟表兄约阿希姆说起这事，仍觉得这样的说法过于唐突，甚至简直是对上帝的亵渎。
不过，他本就是诚心来接受别人影响的，理应欣然尝试接纳不同观点，于是便克制住了按自己的信仰和喜好，本应对塞特姆布里尼言论产生的不满。
他寻思，那种在他听来亵渎上帝的说法，在当时或许被视为勇敢直言；那种他觉得唐突的行为，至少在彼时彼地可能被看作心灵高尚、**澎湃：比如，塞特姆布里尼祖父曾把街垒称作“民众的王座”，宣称已到了“在人类的祭坛前使市民的枪矛成为圣物”的时刻等等。
汉斯·卡斯托普虽说讲不太清楚，但确实明白自己为何会如此耐心地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话。除了一个旅游者和过客那种逢场作戏的敷衍心态外，还存在一种类似尽义务的感觉。毕竟，他对任何印象都持开放态度，对任何事都不排斥，因为他总想着自己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便会重新振翅高飞，回到原本习惯的生活秩序中去。——也就是说，某种良心上的要求，确切来讲是良心上的一丝愧疚，促使他耐心倾听意大利人的高谈阔论，无论是在餐厅里跷着二郎腿，抽着他的“玛利亚·曼齐尼”香烟时，还是在三人从山下英国人聚居区爬回“山庄”的途中。
按照塞特姆布里尼的说法，世界正处于两大原则的较量之中，即强权与正义，暴政与自由，迷信与知识，顽固、停滞与运动、进步。一种可称作亚洲原则，另一种可称作欧洲原则，因为欧洲盛行反抗、批判和变革，而东方大陆则体现着静止、停滞和无为。这两种力量中，哪种终将获胜，毫无疑问——那就是启蒙的力量，持续合理地走向完善的力量。因为人道精神正带动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在其光辉大道上飞速前行，已在欧洲大陆征服了越来越广阔的区域，并且开始向亚洲推进。
然而，它还远未取得彻底胜利，为此，那些心中留存着启蒙之光的善良之人，仍需付出巨大而崇高的努力，直至有一天，在我们地球上那些既未经历18世纪，也未发生1789年革命的国家里，王朝统治和宗教信仰彻底崩塌。这一天必定会到来，塞特姆布里尼微笑着说，他那两撇小胡子下的笑容显得格外优雅。——这一天若不是随着鸽子的脚爪翩然而至，就将乘着雄鹰的翅膀呼啸而来；它将作为世界各民族友爱和睦的曙光，闪耀在空中，放射出理性、科学和正义的光芒；它将迎来市民民主的神圣同盟，与那蒙着三重耻辱的君主和内阁同盟形成鲜明对比——他的祖父乔西普本人就是后一种同盟的死对头，总之，迎来的将是世界共和国。为实现这最终目标，首先需要打击那顽固停滞的亚洲奴役原则的核心与反抗神经，打击维也纳。
必须狠狠打击奥地利，将其摧毁，一来为历史复仇，二来为正义与幸福降临人间开辟道路。
塞特姆布里尼这番高谈阔论的最后转折与结论，汉斯·卡斯托普一点都不感兴趣。这让他心生厌烦，甚至感到难堪，仿佛是把某个个人或民族的固执己见强加于他。——更不用说约阿希姆·齐姆逊了，每当意大利人的话题转向这个方向，他便紧皱眉头，扭过头去，根本不愿再听。
他这么做，可能是想提醒大家静卧时间到了，或者试图转换话题。同样，汉斯·卡斯托普也觉得没必要去留意这些奇谈怪论，它们显然已超出他愿意尝试接受影响的范畴。实际上，正是一种心灵的需求，明确促使他去接受影响，所以每当塞特姆布里尼坐到他们桌旁，或者在户外碰到他们时，汉斯·卡斯托普才会主动请他讲讲自己的见解。
塞特姆布里尼指出，那些思想、理想和追求，在他家中代代相传。因为祖父、父亲、孙儿三代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生命和精力奉献给了它们。他的父亲也不逊色于祖父乔西普，尽管他并非政治鼓动家和自由战士，而是一位沉静文雅的学者，一位埋头书案的人文主义者。什么是人文主义呢？说白了，就是对人的关爱，仅此而已，所以它也就是政治，就是对一切玷污人的思想、剥夺其尊严的人和事的抗争。
有人指责人文主义过于注重形式，但它注重形式也是为了维护人的尊严，这一点与中世纪形成了鲜明对比。中世纪的堕落，不仅体现在敌视人和迷信上，还体现在可悲地丧失了形式感。人文主义首先是为捍卫人的事业、人的尘世幸福，以及思想自由和生活乐趣而斗争，因此认为，天空可以合理地让给麻雀。普罗米修斯！他就是第一位人文主义者，他跟卡尔杜齐写颂歌赞美的撒旦本质上是一回事……啊，我的上帝，要是二位能听听波洛尼亚那位教会的死对头，是如何讽刺和咒骂浪漫主义者的基督教热情就好了！讽刺和咒骂曼佐尼的圣歌！讽刺和咒骂浪漫派的阴影诗和月光诗！浪漫派被他比作“天空中苍白的月亮”！我的天，那可真是一种极大的享受！此外，他们应该听听卡尔杜齐是如何解读但丁的——他尊崇但丁为大城市的公民，称但丁反对禁欲和否定现世，捍卫变革和改善世界的力量。
要知道，但丁以“女性的高贵与善良”所赞颂的，并非那位贝亚特丽丝病弱、神秘的幻影，而是他的妻子就叫这个名字；在诗中，但丁体现了现世的认知原则，生活的实践原则……
汉斯·卡斯托普还听他从这样那样的角度谈论但丁，而且据说全都有最可靠的依据。不过，年轻人并不完全相信，因为塞特姆布里尼太爱吹牛；但他认为但丁是一位觉醒的大城市公民的观点，倒值得一听。接着，他继续听塞特姆布里尼讲述自己，宣称在他这位孙子罗多维柯身上，集中传承了两位先辈的思想精神倾向，即他祖父的共和思想和他父亲的人文主义思想，因此成了一位文学家，一位自由主义作家。
要知道，文学并非别的什么，正是人文主义与政治的结合；这种结合是必然的，势不可挡。尤其因为人文主义就是政治，政治就是人文主义，二者不可分割……这时，汉斯·卡斯托普听得格外专注，努力想要理解得更透彻；他希望借此认清啤酒酿造商马格努斯的无知，弄明白文学为何只是“美丽的品格”。塞特姆布里尼问表兄弟俩是否听说过布鲁涅托——布鲁涅托·拉蒂尼，1250年前后担任过佛罗伦萨市的书记官，还曾撰写过一本论述德行与罪孽的著作？这位大师最早让佛罗伦萨人变得文雅起来，教会了他们语言，教会了他们依据政治原理治理国家的艺术。
“这下你们该明白了，先生们！”塞特姆布里尼提高声音说道，“这下你们该懂了吧！”随后，他又大谈“语言”，大谈佛罗伦萨对语言的尊崇，称佛罗伦萨是语言的胜利之地。因为语言是人类的荣耀，唯有它，才能赋予生活以人的尊严。不仅人文主义乃至人道精神本身，一切人的高贵、尊严和自尊，都与语言、与文学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你瞧见了吧，”
汉斯·卡斯托普事后对表兄说，“你瞧见了吧，文学的关键就在于要有优美的语言！这我一下子就领悟到了。”——而且政治也与文学相关联，或者甚至可以说：政治就源自人道精神与文学的结合与统一，因为美好的言辞能催生美好的行动。“两百年前，”塞特姆布里尼说，“你们国家有一位诗人，一位杰出的健谈者，他十分看重书法，认为优美的书法能造就优美的风格。我觉得他还应该再进一步，说优美的风格能带来美好的行为。”优美的书写几乎意味着美好的思想，离美好的行动已然不远。
行为的文雅和道德的完善，全都源自文学精神——人类尊严的精神，这种精神同时也是人道主义精神和政治精神。没错，这一切都是一回事，都是同一种力量和思想，都能归结在同一个名义之下。这个名义是什么呢？喏，组成它的都是些大家熟悉的音节，不过，其含义和庄重性，二位想必从未如此深刻地领会过——它叫做文明！塞特姆布里尼说出这个词的同时，猛地将他那只小小的、黄黄的右手向上一举，就像在举杯祝酒一般。
上述种种，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都觉得值得一听，倒不是出于义务，更多是想尝试一番。但不管怎样，他都认定这些话值得一听，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反驳了表兄的看法。当时约阿希姆嘴里含着体温计，只能含混地回应他，接着又忙着看刻度、往表格上记录，没工夫对塞特姆布里尼的高谈阔论发表太多意见。而汉斯·卡斯托普，我们说过他是诚心聆听意大利人的观点，敞开心扉，任由这些观点来审视自己。由此，他首先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头脑清醒的人，相较于一个稀里糊涂做梦的人，处境是多么不同，又多么有利。
在梦里，他不止一次盯着塞特姆布里尼的脸，骂人家是个“摇风琴的乞丐”，还拼命想把他挤走，就因为觉得他“在这儿碍事”；可作为一个清醒的人，他就能彬彬有礼、全神贯注地听人家讲话，真心实意地排除和克服自己内心对意大利人言论可能产生的种种抵触。因为不可否认，他心里确实有诸多反感，既有此前就遗留下来、一直存在的，也有从当下情形中新冒出来的，还有因上山后那些难以言说的切身经历所造成的。
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他的良心怎么如此轻易地就欺骗了自己！他怎么能从恪尽职守的呼声里，听出放纵情感的承诺呢！出于责任感，也为了做到公平公正、保持平衡，汉斯·卡斯托普认真倾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谈话，善意地琢磨他关于理性、共和国和优美风格的高谈阔论，还打算从中接受影响。正因为如此，在这之后，他就觉得自己更有理由在另一个相反的方向上，自由地放飞思想和幻想了。——没错，要是我们把所有的怀疑或者观察所得都和盘托出，那么，他之所以倾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高谈阔论，说到底就只为一个目的，那就是从自己的良心那儿，获取它原本不愿给予他的自由行动的许可。
可是，汉斯·卡斯托普自认为又可以自由思考和行动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与爱国主义、人类尊严和文学相对立的方面，它又是以什么或什么人为代表呢？那就是……克拉芙迪娅·舒舍；她举止懒散拖沓，身体里有许多如蜂窝般的空洞，还长着一双吉尔吉斯人的眼睛。汉斯·卡斯托普一想起她——用“想起”这个词，来描述他内心对她的向往，实在显得太克制了——就仿佛又坐在阿尔斯特湖上的那只小船上，正让迷茫恍惚的双眼，离开西边湖岸上清晰明亮的白昼，回过头去眺望东边天空中雾气朦胧的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