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函来内燃机厂已过四个年头了，这四年厂里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首先是人事上的调整：
一是，从不管事的老书记退休了，上面派了个爱管事的成书记过来。成书记除了生产上的事不管之外其他什么都管，上管到干部的调整，下管到幼儿园小朋友吵闹。成书记对小朋友来说就是只老虎，因为每当成书记在厂里生活区逛来逛去时，小朋友都逃得远远的，他看见小孩吵闹就要训斥，所以谁家孩子吵闹，家长只要说：“再闹成书记来了”，小朋友顿时魂飞魄散，立即没声了。
二是，赵副厂长也退休了，他退休后他所分管的行政方面的事务都由成书记接管了。
三是，那位科研所的摘帽右派工程师提拔为技术副厂长，姓公。这个副厂长原来是党员，划成右派后被开除了党籍，平反后他党员也不要了，干脆参加了民主党派了，好像是“九三学社”的。
四是，龙师傅也光荣退休了。那时退休的场面可是热闹，厂里派个敞篷小卡车，车的左右两边贴上大红字“光荣退休”，龙师傅被押在车厢平板上，披上绶带，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刘函也陪在龙师傅旁边。如果没有车左右两边贴上的“光荣退休”条幅，那就活像是在游斗，游街似的押送到家，刘函也像陪斗似陪斗到家。
其次是机构上的调整：
一是，技术科拆分为二个科室：分为工艺科和科研所。原来技术科产品设计这块由科研承担，产品生产过程的全部技术和工艺由工艺科承担。
二是，电工组也由一个组拆成两个组：一个是维修组，总管全厂电气设备维修。一个是安装组，负责变电所的值班、设备安装，外线的安装维护。
三是，供销科拆为供应科和销售科。过去是计划经济，产品按计划生产，按计划分配。后逐步实行市场经济，产品要靠自己到市场上去卖了。所以，工厂为强化销售力量，单独成立了销售科。
再是，工厂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重建了工厂的礼堂，把原先大厅式礼堂改造成了近千人座席的影院式会场，功能是开会和影院，定期放些电影，极大地丰富工厂的娱乐生活。
厂区道路原是水泥路，被大车压得支离破碎，现全部改为柏油路，路两边重新种植了整排的桂花树，一到秋天桂花季节，那是满厂飘香。
四年来，对刘函而言最大的事莫过于他设计的十台“内燃机全自动数字综合测试仪”已在生产线上全部投入使用。厂里还专门组织了由计量部门、国内权威的内燃机研究部门、市县的计经委参加的对该测试仪进行了鉴定验收。各部门对该测试仪作出了一致的好评，认为它技术先进，填补了国内内燃机测试领域的一项空白。
刘函一直在工艺科，其间除了对那个数字测试仪作些局部的改进之外，主要工作就是对厂里的一些生产设备进行自动化改造，对购入的进口数控设备进行操作培训等等。厂里也没下达新的科研项目的任务，总之工作比较轻松、单调，没有过往的**。
刘函抽空把这个“内燃机全自动数字综合测试仪”的技术方案编写成论文，在内燃机专业的国家一级杂志上发表，这也是他晋升工程师职称所必须做的工作。
另外，有空他就看看书，有专业方面的，理科基础理论方面的。也有文学、历史和政论方面的，总之比较广泛比较杂。
某个时期，社会上兴起学技术、学文化的风潮，工厂也加强对各工种的技术培训工作，因此组织了各种培训班。有基础文化课的（属兴趣班），有数、理、化、英语；有专业课的（属必修班），机械班、电工班、热处理及铸造班、内燃机原理班等等。老国营工厂，各科人才多的是。刘函被确定为电工学的授课老师。
十年文革，造成了全民族的知识匮乏，这时，大家的求知欲望较高，所以，开设学习班年轻工人报名较多。各岗位对自己专业内容的学习是强制性的，因为工厂工人的职级转正、晋级和定期考评都要通过“应知应会”的考核，培训班学习成绩纳入“应知”的考核范围。专业课的上课时间定为周六的下午，基础和兴趣课的上课时间定为平时的下班以后。
这样，刘函好像又有点事做了，白天没事的时候规划一下课程，备一下课，布置些作业，出些测验题和考卷之类的东西。学员做了作业或考试题，还要给他们批改等等。
他从电工原理开始讲，一直讲到电子电路。为提高学员兴趣，还带些小实验去，如光控啦、声控啦、简单的半导收音机类。对电工，讲的专业性就比较强，如基本的电磁理论和工控理论等等。
给人上课也是深化自己基础知识的过程。有一次一个电工上课时问：“为什么铜线和铝线不能直接连接？”他一时还被问倒了，这好像不是个纯电工理论，应该是个电化学理论。后来去翻了下大学物理，知道这是由于铜和铝的电极电位相差很大，两个接在一起就会形成电位差，如遇空气中的潮湿水汽就会发生电解，接触部分就会发生电解腐蚀。下一次上课，他就把这个原理讲给了学员听了。
有个年轻的电工学员叫何有德，二十多岁，是县里哪个何副局长的儿子，可能是非洲人投错了胎，这小子长的乌黑乌黑的，外号叫“何首乌”，刘函平时不爱和他打交道。他是杨组长的徒儿，照理说完全有条件拜龙师傅为师，当时龙师傅是厂里电工中资格最老、技术最好的师傅。但是这个县局领导政治敏感性较强，认为儿子不能拜有历史问题的人为师，政治第一位、技术第二位，就拜了组长杨师傅为师。这个“何首乌”天资不高，技术上不行，但像他老子，政治上积极，爱出风头。什么马列主义学习小组、文艺宣传队等样样参加，文艺宣传队还经常去演出，演个《小二黑结婚》黑得都不用化妆，还混上个车间团支部委员，这样的人刘函打心底里反感。但是，作为学员还是一视同仁。
一天课间休息时，何首乌对刘函说：“刘工，我对数理化都没多大兴趣。”
刘函：“那你对什么有兴趣？”
何首乌：“我对马列主义的书比较感兴趣。”
刘函顿时一身鸡皮疙瘩，这段时间这小子正在参加“马列主义学习小组”，被洗了几天脑，他大概认为学马列主义比学数理化重要吧，他让刘函是否通融一下，把学专业课的时间让他去学马列主义吧。
刘函非常鄙视他，心想一个在问“欧姆定律要记牢三个公式”的人，还读马列主义的书？他读得懂吗？
刘函问他：“你看过多少马列主义的书？”
他大言不惭地说：“我基本上都看过。”
刘函这时不是起鸡皮疙瘩了，真想把昨晚的饭都吐出来。没点精神抵抗力的人听了这话真会昏死过去。
刘函：“你做电工真是委屈你了，我建议你去报考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的博士，他们一定会录取你的，因为那里读博士的人还没你读的马列主义的书多。”他听了，还傻乎乎地问了句：“真的啊？”
和这种人真是没天可谈，他的德性和他的名字一样，他的名字应该加个问号叫：“何有德？”
刘函平时还是习守常规，经常去电工组坐坐，在那里喝喝茶、聊聊天，那是他放飞心情的地方。拆分后的电工维修组，仍在老场所，只是分出去了几个人，在变电所那儿上班，还好“何首乌”也去变电所了。
电工组仍然是人来人往，热热闹闹的，喝茶、抽烟、聊天总是常态。现在走进电工组有些不一样了，人家一见他进来就急着问电工课的一些问题，他都不厌其烦地一一给予解答，就算是课外辅导吧。
有的问：三极管的三个脚怎么排老是记不住，还有硅管和锗管排法都不一样。刘函说：“别记了，这个我不考。”大家开心得不得了，好像考试通过了一样。还说：“考试前考题透露一点，考好了我们请你吃饭。”他想，就这点权还能搞腐败、沾点油水啊！
一天，电工组进来了一位长发齐耳，三十五六岁，穿着工厂干部工作服的男子。该男子名叫候建，原先也是电工组的电工，因能舞文弄墨，照片又拍得好，被厂里宣传科借调去做宣传干事。他胸前老挂着一架海鸥135的相机，好像是个摄影大师，随时采风拍照。他进门后和大家打招呼，但是几乎没人理他。
他遇陌生人就介绍他叫候健。当时有个台湾校园歌的歌手叫候德健，他叫候健，沾了候德健的光。当初他向刘函自报家门时刘函就怼他了一句，说：“我知道，候德健、候健，当中不就是缺了个‘德’嘛。”
这人生活极为精致，但是贼精又贼小气。说个笑话：食堂供应肉包子，由于包子好卖，买的人又多，窗口限量一人一次只能买四个。这小子排队买上四个包子后，生怕被别人中途劫走一两个，他必须每个包子先咬上一口，然后再边走边一个个地慢慢吃。他生活精致，啃包子也独特。先把包子外圈边缘的皮啃掉一大半了，最后再美滋滋地享受那块鲜美的肉饼。
一天他买了四个包子后，照例将其中三个包子各咬一口后，然后慢慢地边走边啃第四个包子外圈边缘的皮，还没出食堂大门，不知谁猛地叫了他一下，他手一抖，居然包子里的那块肉饼滑了出来掉落在地上。
顿时，他不由自主地身子一抖，在原地立停几秒，盯着这块肉，然后环顾了一下食堂里的众人，飞起一脚把那肉饼踢得老远。这时他的心里一定是悔恨交加，悔的是当时怎么没先把肉饼一口吃掉，恨的是那人干嘛这时叫他一下，害得他手一抖，又恨食堂里有这么多人看着他，使他没脸捡起来再吃。
他进电工组后说要拿个碘钨灯，厂里要拍些产品照片，光线不够。电工组的师傅也爱理不理地说：“你自己挑吧。”他电工组也熟，自己挑了个有罩的碘钨灯，自己找了根电线，把灯接好后就走了。走出门外，宗法师傅还朝着他的背影说了句：“酸户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