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日，张乘飞机去洛阳见蒋，说部下因请求援绥抗日受阻，群情愤激，他已无法控制，请蒋亲自去解释政策。
这时，蒋调集大军部署已定，命张先回，并答应次日亲赴西安。这一天，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情绪抑郁，坐立不安。
半夜，让孙铭九请叶剑英到公馆来，紧急会晤。张、叶密谈后，叶剑英急电请示毛泽东。中共中央复电，要叶返回面商。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西安，准备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南京国民政府的一批军政要员也来了。
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剿共”临时行辕里，召见了张学良、杨虎城。
蒋介石对发出最后通牒，提出两个方案，让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选择：(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即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去“剿共”。
显然，这两套方案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再次向蒋苦谏，又遭训斥。
张学良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声泪俱下，据理力争：“只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委员长振兴国家的惟一正确的道路，我有为委员长牺牲一切的决心。”
蒋介石拍案大叫：“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变！”
张学良哭谏无效，又请西北军司令杨虎城再去劝说，结果仍是白费口舌。此刻，张学良、杨虎城已痛切感到，除了发动兵谏，别无他路可走。
叶剑英见蒋介石到来后的西安形势日益紧张，即按中央指示，悄然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慷慨允诺，借给了红军10万块银元，由叶剑英带回。
临潼请愿促成事变发生
1936年12月上旬，蒋介石已经完成第六次“围剿”的部署准备进攻，陕北红军也已准备在万不得已时南下再次“长征”。
此时，张学良虽然已经开始了捉蒋的布置工作，但由于对苏联是否真正支持西北“三位一体”没有把握而难下最后的决心。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西安学生12月9日的游行示威中爆发了“临潼请愿”事件，从而促使张学良不得不下手捉蒋，西安事变由此而生。
1936年12月9日，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一二?九运动，又称为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
在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日子里，西安广大的爱国青年决定进行一次隆重纪念活动，并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
这次运动是以学联为中心，总指挥是毛泽东的原机要秘书、时任中共中央驻杨虎城部代表和西安地下党负责人张文彬。
指挥部在王根僧家里，公开的指挥是李连璧、苏一平、马某等人。王根僧是杨虎城的亲信，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少将参谋处长。王根僧的家就在张公馆附近，成为了张文彬的总指挥部。
张学良和杨虎成对这次游行最初不同意，因为怕影响他们的计划，也怕学生受到蒋介石的镇压蒙受牺牲。但由于张文彬坚持，张、杨只好同意，并决定双方派兵暗中保护游行学生。
然而，游行前一天，游行请愿的时间、集合地点失密，特务们已经制定了破坏措施。于是指挥部决定：9日游行请愿不变，各校出发的时间提前1小时，集合地点由革命公园改在南院门广场。
1936年12月9日上午，游行开始。由于张学良的刻意保护，学生游行请愿虽然热烈却不激烈，因为全天只有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并没有响起原本以为可能响起的枪声。
只有口号和标语，没有枪声和鲜血，自然不会给张学良造成太大的压力。眼看游行请愿活动将要平和地收场，却突然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
那天，游行队伍在西安城内从上午到下午，既未见到张学良也未见到杨虎城，只是在省政府受到了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接见。
邵力子出来讲了一通话，学生很不满意。这时忽有特务向群众开枪，打伤了东北竞存小学一名12岁的小学生。学生们异常愤怒，强烈要求惩办公安局局长马志超。
这个时候，张文彬大声说：现在蒋介石在临潼，咱们到临潼请愿去。于是示威队伍浩浩****，向临潼前进。蒋介石得到了这个消息，他下令宪兵团在行辕门口和临潼前面都架上机枪。只要学生敢来格杀勿论。
当时西安城的中正门紧闭，守城门的部队是杨虎城的西北军，具体负责人就是王根僧。于是游行指挥部轻易便让守军开门放行，指挥游行队伍向临潼前进。
临潼距西安50多里，当时天已薄暮，学生们忍着饥饿，顶着寒风行进到了城东十里铺，当张学良得知宪兵二团即将执行蒋的命令大开杀戒时，就急忙乘车去追往临潼的学生。
下车后，张学良见到游行请愿的学生，虽然一天没有吃饭、喝水，并且太阳快要西下，仍是雄壮整齐地前进；特别是看到东望小学的小学生们，也同样是精神饱满地迈着整齐的步伐前进，非常感动。
张即要求走在后边的同学速给走在前面的同学传话，说张副司令现在队伍后面，要求前面队伍停下，有话要对同学们说。
走在前边的同学，听到后边传来的话，商量一下，便停了下来。张学良便来到学生队伍的前边，走到一个稍高的坡地上，学生们围成了个半圆形，听张学良讲话。张学良说：“同学们到临潼请愿，是爱国的正义举动。
你们提出的意见我看了。我赞成你们提的意见。现在时间已晚，前面灞桥上面有宪兵防守，你们难以过去，你们去那里很危险！”
这时学生代表们说：“我们不怕死，我们要求蒋委员长当面答复我们的要求！我们愿为救国而死。”
张学良说：“你们是要把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还是要把热血洒在前面的灞桥上？当然，应当把热血洒在抗日的战场上。现在时间已晚，离临潼还很远。我劝你们回西安去。你们的要求也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还急迫。我一定把你们提出的意见，亲自转给蒋委员长。”
同学们说，“我们的要求还没有得到答复，我们不能回去”。
张学良激动地说：“请你们相信我，我在一个星期之内，一定给你们答复。如果我做不到，你们在任何地方，可以置之我于死地。”
张学良将军的讲话非常诚恳，同学们听了深受感动。于是接受张学良的劝导。
请愿学生们在华清池前高唱《松花江上》一曲，感动了在场了东北军士，全场爱国情绪高昂。
学生们高呼：“听从张副司令劝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支持绥远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回到西安。
这次西安学生请愿游行，由于张学良的恳切劝导，才使可能发生的中国历史上一场最大的屠杀爱国请愿学生的流血惨案得以避免。
这次西安学生的请愿游行所表现的不畏危险，置生死于度外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深深触动了张学良。
当时张学良虽然跃跃欲试，但并不如杨虎城那样坚决，而张文彬及时发动的临潼请愿，促使张学良下了最后的决心。
当天晚上，张学良找到蒋介石，再次劝蒋抗日，并要求蒋放过学生，但是蒋介石怒称：“对这批学生，除了拿机关枪打以外，是没有办法的”。
张学良听后大怒，反问道：“机关枪不打日本人反而去打爱国学生？”张蒋再次大吵，盛怒下的张学良于当晚决定兵谏。
1936年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召见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宣布第二天清晨进行兵谏。
12月12日晨5时，张杨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爆发。东北军到临潼的华清池捉蒋介石，蒋介石从卧室窗户跳出，摔伤后背，躲在一块大石头后面，被发现活捉，十七路军还扣留了在西安的陈国民党军政要员。
在临潼和西安采取军事行动的同时，由杨虎城和张学良身边亲信秘书王菊人、高崇民等，紧张地起草了张学良、杨虎城等对时局的通电。捉住蒋后即发出了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
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张学良还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其派人前来西安，协助主持大计。张、杨又分别致电冯玉祥、孔祥熙、宋美龄等国民党要员。希望得到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12日当天，当各报纸的号外出来后，扣蒋的消息立刻传遍了全城。
人民纷纷涌向大街，自发的形成了游行的队伍，只要有人带头喊口号，大家都跟着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张、杨兵谏”、“打倒蒋介石”。各种口号都有，群情激**的场面一直持续到天黑。
中央确定和平解决方针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蒋介石，使西安与南京间顿时形成武装对峙，双方数十万军队集结于潼关内外，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
然而，这时构成中华民族最大威胁的日本侵略者，则虎视眈眈，伺机挑起中国大规模内战，以坐收渔翁之利，实现其灭亡全中国的梦想。
对蒋介石如何处置，是当时国内各阶层人士普遍关注的焦点；保蒋安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绝大多数人的愿望。
在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上，处理得好，可赢得群众，有利于早日结束内战，实现抗战；反之，则要脱离群众，使内战延长和扩大，只会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
面对如此险恶、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立即制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对事变双方进行和平调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发展确立的正确方针。早在西安事变爆发前几个月，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放弃了反蒋立场。
“逼蒋抗日”方针确定后，中共中央又致书国民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主张和政策，呼吁国民党在这“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改弦更张，“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毛泽东还专门致电在国民党统治区负责与南京谈判的潘汉年，指出：“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在联蒋抗日”。
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党内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至于如何“逼蒋抗日”，文件明确指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
9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根据共产国际8月15日的电报指示，通过了有关决议，指出：为着集中全国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本出中国，我们不仅要收集更广泛的民众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觉悟的纯洁的分子，而且要争取统治阶层中一切可能的部分到抗日斗争中来，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扩大起来，更加增强自己的阵营与力量。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这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一些决策者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一度出现反复和动摇，党的“逼蒋抗日”方针受到了干扰。
1936年12月12日上午8时，毛泽东看到张学良给他和周恩来的电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中共中央收到张学良清晨发来的“文寅电”得知这一突发事件后，既感到震惊，又不大敢相信。毛泽东立即吩咐警卫员去通知中央其他领导人来开会。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
当晚，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给张学良发去“万万火急”的“文亥电”，请他证实“是否已将蒋介石扣留”，表示红军拟策应张、杨的军事行动，拟派周恩来赴西安“共商大计”，并郑重建议张必须把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
同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平津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通报蒋在西安被扣消息及党应采取的方针，其中强调对蒋介石，要揭发其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及救亡领袖向南京提出明令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的要求。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因为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
毛泽东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
与会者一致肯定西安事变的爱国性质和革命意义，认为中共对这次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和中立，而是旗帜鲜明地赞成和支持；但是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特别是如何处置蒋介石的问题上，发出的声音并不尽相同。
有人提出“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主张“把蒋介石除掉”。遵义会议以来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事变爆发后保持清醒头脑，坚持党的“逼蒋抗日”方针。
张闻天在会上没有赞同“审蒋”、“除蒋”主张，明确表示“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成立与南京对立的政权组织，“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
张闻天强调：“我们的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张闻天的这些思想为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考虑得更为深远。他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
针对有人提出“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
毛泽东最后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
这次会议由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没有完全取得一致，会议的总结也是矛盾的。
作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的《红色中华》，12月13日在报道西安事变爆发消息时就提出“要求将汉奸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
16日，该报第二版刊登题为《蒋介石罪大恶极》的长篇文章，系统揭露蒋的“十年反革命，五年卖国”的罪行，显然其目的是激发人们对蒋的愤恨，动员群众起来要求“审蒋”、“除蒋”。
不过，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策略的反复和动摇是短暂的，前后有6天时间，其中周恩来的实地调查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中央在事变当天收到张学良的“文寅电”后，立即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前往西安，亲临事变发生地，了解各方情况，与张、杨共商大计。
周恩来一行从保安骑马到延安，改乘张学良派来的飞机于17日下午到西安。他在飞机上听取了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的汇报，当晚与张学良举行会谈，了解到许多在保安难以知道的情况：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目的不是伤害蒋，只是逼他抗日；蒋只要放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实行抗日，张仍拥戴他为领袖；蒋介石在被扣初期态度恶劣，拒绝与张谈任何问题，现在可以谈抗日问题了；就在周恩来到达西安之前，根据张、杨要求，蒋鼎文携带蒋介石给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天的手令，已从西安飞赴南京；以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为首的南京主和派，极力主张用和平方法救蒋，先派端纳来陕见蒋，现又决定派宋子文来西安与张、杨会谈；南京对张学良已下“讨伐令”，刘峙指挥的东路“讨逆军”已有5个师进入潼关，威逼西安；作为“讨逆军”骨干的黄埔系青年军官胡宗南、黄杰、邓文仪等275人于12月14日致电张学良，表示他们绝对忠于蒋介石，“早已将整个生命，交付于领袖”，要求张、杨即刻恢复蒋之自由，否则他们将“不顾一切，悉力以赴”，与张、杨“不共戴天”；“讨逆军”东、西两线的指挥将领刘峙、顾祝同以及樊崧甫、关麟征等其他重要将领同一天也致电张学良，要求即刻释放蒋介石，并说如释蒋，则任何问题无不可从长计议，尽量采纳，见诸实施。
上述情况表明，蒋介石虽在西安被扣，但他的军队仍完整无损；他虽在西安成了“阶下囚”，仍能支配南京政府，指挥国民党军队。此时如何处置蒋，确实成了“和”与“战”的关键。
周恩来还注意到，当时被视为亲日派的南京军政部长何应钦，在蒋介石被扣后，掌握了南京的军事大权，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成了南京主战派的首领。何应钦不顾蒋介石死活，派大军威逼西安，派飞机到华县、渭南一带狂轰滥炸。当时人们认为，何应钦是想乘西安事变之机，置蒋于死地，取而代之。
传说宋美龄托端纳带给蒋介石的信中有“南京戏中有戏”的字句。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党中央的高度警觉和注视。
更令人注意的是，西安事变爆发当天，南京即电召当时在欧洲治疗伤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刻回国。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消息后，得意忘形，与其在国内的同伙电报频传，密谋策划。
在当时，南京如果完全被亲日派控制，中国的命运将更令人担忧。因此，党中央密切注视汪的行踪和活动。
12月18日，周恩来在西安向中共中央报告南京的动向时说：“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指何、汪)，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
中共中央对亲日派的动向极为重视，认为中国“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恢复亲英美派蒋介石的自由，可阻止亲日派完全控制南京的图谋。
因此，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击右派，变内战为抗战”。
同时，周恩来通过与张学良会谈，进一步明确了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
与张会谈后，周恩来当晚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除报告到西安后了解的各方情况外，还对蒋的处置问题提出意见：“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
周恩来的建议被中共中央采纳。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以第三者调解人的立场向他们指出：“援救蒋氏个人，亦非武力所能解决，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
中共中央呼吁国民党中央“毅然决然立刻实行”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是：召集有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参加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将讨伐张、杨和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等。
电文最后指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亦当不成问题”。
这表明，中共中央对蒋的处置方针已开始转变，由要求“审蒋”、“除蒋”改为有条件地释蒋了。
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爆发消息后，还接连致电共产国际，报告西安事变的有关情况和中共中央的应变设想，期望获得共产国际特别是苏联的同情与支持。
在12月12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书记处的电报中，除报告中共的应变设想外，特别提出：“请你们支持我们的上述行动，特别是：(一)在世界舆论方面援助我们；(二)争取英、法、美三国赞助中国革命政府与革命的军队；(三)苏联积极援助中国。”
12月16日，共产国际经与斯大林及苏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磋商后，向中共中央发出由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签署的电报，指出：“不管张学良意图如何，他的发动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既然这一发动已经完成，就应当考虑既成事实”，并提出四项条件，要中共以此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
此电和另一封电报发至陕北保安，电文不清，译不出来，中共中央18日致电共产国际说：两封电报“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
当共产国际的这封电报于20日重新发到保安时，中共中央已于19日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尽管如此，反映苏联与共产国际立场的《真理报》、《消息报》评论很快传入中国，对中共中央确定方针政策有所启发、帮助。
12月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后经过6天对形势的观察，认识趋于一致的基础上召开的。
这次会议决定放弃“审蒋”、“除蒋”主张，正式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张闻天指出：“在六天中，这件事的现象与本质都更充分”地显现了出来。
毛泽东首先在会上发言。他认为，西安事变后形势的发展有黑暗的方面，如南京把注意力集中在蒋被扣押上，对张、杨的一切抗日要求置之不问，并派兵讨伐西安；也有光明的方面，如促进抗日与亲日的分化，扩大抗日力量等。
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后内战的发生与延长，对我们不利，只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内战延长与否，既要看国内力量，也要看国际舆论。
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
博古的发言对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阶级力量的变动和各个阶级政治态度的变化作了分析。他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爆发，表示小资产阶级转到抗日方面来；两广事变，特别是最近西安事变的爆发，更明显地表示出资产阶级已转到抗日方面来。
博古指出，在当前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各种力量都在企图利用西安事变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张、杨把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公开举起来作为西安事变的旗帜，在此情势下，只要党的策略正确，就可以使西安事变成为发动全国抗日的起点。
博古同样认为西安事变有两个前途：一是发动大规模内战，二是成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他说，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反对内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争取抗日战争的前途，反对转为内战的前途，因为内战是中华民族的致命伤，只对日本侵略者有利。
张闻天的发言更为全面和明确。他对西安事变的发展前途，党对事变的根本立场，进行和平调解的方针等问题都作了深刻阐述。
关于事变的发展前途，张闻天认为有两个：“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二是内战的扩大”。他指出：“全国舆论是不希望内战之扩大”，然而日、德是企图尽量这方面的扩大，因为“这是两个阵营”。
关于处理方针，张闻天强调：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为“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同时提出“困难的前途亦应准备”，并且说：“失败的可能如弄得不好是有的，而且相当的大”。
关于党的立场，张闻天针对前几天党在对蒋策略上的动摇和反复，郑重而又明确地说：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对的”。
张闻天公开批评13日会议上有人提出的“审蒋”主张，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是不妥的”。
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张闻天在19日会议上的讲话同13日会议上的讲话比较，精神贯通一致，态度更为鲜明。
特别是张闻天把对蒋介石的处置同全国抗日这个大局联系起来，因之态度更为坚决，主张始终如一。
为了争取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应采取哪些方针？张闻天指出：“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具体的积极的援助张、杨，最主要[是]使他[们]部队的巩固，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而他亦应采取我们[的]许多办法，尽时争取同情者，不要太红，尽量争取时间性”。
毛泽东在给这次会议作总结时，集思广益，对有关事变的几个重大问题作了深刻和明确的阐述。
他指出，西安事变要取得胜利，一定要吸收广大的小资产阶级参加，还要取得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帮助。他再次肯定西安事变的革命性，说它实际上是抗日起义。
毛泽东指出，围绕西安事变，国内外各种力量阵线分明：一方面是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和南京右派，极力制造内战；另一方面是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和国际和平力量，反对内战，拥护抗日；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处于动摇、中立的中间派，中国共产党要努力争取这些中间派。
面对西安事变的两种前途，毛泽东坚定地指出：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他还指出，中国共产党对事变双方应实行调停。意思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同时，也要准备用武力制止南京的讨伐。
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在全面分析国内外诸多因素后，满怀信心地预言：现在有争取和平、结束内战的可能。因为反对内战的国内外力量是强大的，而主张内战的只有日本、汉奸和利用战争做生意的人。他接着指出：我们要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力争结束内战。
毛泽东在作总结时，把本次会议通过的“通电”与12月15日“红军将领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电”做了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对蒋介石的处置问题。他称赞本次会议通过的“通电”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是更为进步的方针。
正确的政策是党的生命。和平方针的确定，为中共对事变双方进行有效调解，从而化解内战危机、实现国内和平、促进全民抗战早日到来，提供了有力保证。
毛泽东亲自指导和平解决
中国共产党在做出“和平调停”事变的决策后，立即展开了积极行动。
1936年12月13日中午，在当天发给张学良的电报中，毛泽东除了告知“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之外，还提出如下建议：要把蒋介石扣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以防其收买属员，尤其是不能交给其他部队看管；将东北军主力调至西安、平凉一线，十七路军主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同时表示：红军钳制宁夏、陇东一带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等中央军，以免西安腹背受敌。
同日，毛泽东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出后，红军各部队顿时沸腾起来。12月15日，由毛泽东领衔发表《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政府电》，肯定了张、杨发动兵谏的正义性质，要求南京政府“立下决心，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同时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并表示红军愿与国民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为自由解放之祖国而血战”。
在张杨的邀请下，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全权代表，赴西安会商解决办法。
12月1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送行，毛泽东对周恩来叮嘱道：“恩来同志，全世界、全中国这时候都看着西安。西安很复杂，大政方针虽然确定，具体情况由你们处理。”
周恩来走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密切注视形势的变化，连续开会反复研究事态的发展。在接到周恩来等报告的一系列重要消息后，中共中央随之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提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
12月20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让派人去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处，表示“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之条件”。
12月21日，毛泽东电告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五项要求：一是吸收几个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二是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地位；三是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四是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之国家成立合作关系；五是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
同一天，毛泽东致信阎锡山，对他在西安事变中表示反对内战的态度给予赞赏，告之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立场，希望阎锡山能“出有力之调停手段，调停于宁陕之间”。
南京政府当局在弄清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并不想加害蒋介石，而是希望和平解决事变的态度后，22日，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及妻弟宋子文亲赴西安商谈。
23日，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参加了张、杨与宋氏兄妹的谈判。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当面向他作了表示，这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周恩来遵照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在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商讨并进行与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2月24日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当面向蒋介石说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策。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压力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识到内战没有前途，抗战才是必由之路。
在全国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的压力下，经过谈判斗争，蒋介石被迫表示同意已经达成的协定，“以人格担保”口头允诺“只要我存在一日，中国决不再发生反共内战”，终于准备转向抗战。
25日下午，在已得到保证后，为了确保蒋介石的安全，缓解紧张局势，张学良决定立即释放蒋介石，并不计个人安危亲自护送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充分体现了张学良之所以发动事变完全是出于要求抗战的公心，不为任何一己私利。
然而一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使一代少帅永陷囹圄。张学良被扣引起东北军的混乱，在周恩来的艰苦工作下稳定了局势。
西安事变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12月27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郑重宣布：“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1937年1月1日，毛泽东同周恩来联名致电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1月2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发出《关于巩固张、杨两军与红军团结，推动时局好转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巩固张、杨两军团结于红军周围，以对抗亲日派，推动时局转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争此一着，用分化与威胁手段夺取张、杨两军，以孤立红军。”
1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目前只要三方面团结，真正地硬一下，并把红军的声威传出去，使中央军不敢猛进（猛进时消灭其一部），有可能释放张学良，完成西北半独立局面。”
1月21日，毛泽东再次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在谈判中，坚决要求蒋介石同意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潘汉年根据上述指示，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等进行了多次协商，但没有任何结果。
在蒋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进逼西安时，东北军在少壮派军官的鼓动下，准备与蒋介石决一死战。周恩来立即向陕北和毛泽东发报请示。
1月30日，毛泽东、朱德回电指示：“和平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也是张杨的基本方针。但我们与张杨是‘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我们不能独异失去张杨。”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为了重新研讨对内对外政策，决定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这时，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致电国民党，提出了停止内战等五项要求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四项保证：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诸先生鉴：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封电报将停止内战等五项要求与停止推翻国民政府的四项保证一并提出。因为如果只提前者不同时提后者，不太可能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巨大的反响。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最终确定了“和平统一”的对内政策，至此，经过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斗争，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为了使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有明确的认识，毛泽东到红军大学作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报告并回答有关疑问。
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蒋介石又把他放了，党内和红军内有些人想不通。一个学员含着泪问，为什么不能杀？蒋介石欠我们的血债太多了，他杀了我们许多同志，将他千刀万剐，也难解心头之恨。
毛泽东耐心地说：“你们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的，正因为我们要报仇雪恨，我们更不能感情用事。杀了蒋介石，只能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中国人打中国人，日本侵略军占领全中国岂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
当时还有人担心，如果蒋介石不谈判，不接受张、杨的抗日主张怎么办？蒋介石心狠手毒，毫无信誉可言，放了他，他会抗日吗？
对此，毛泽东作了深刻的分析：“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内亲日派，他们唯恐我们不会杀掉蒋介石，而蒋介石又最怕死，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蒋介石会认识到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劝说，蒋介石肯定会接受张、杨二将军的抗日主张的……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了东西是不愿上山的，但是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有三个办法：一拉、二推、三打。蒋介石是不愿抗战的，我们就采取对付毛驴一样的办法来对付蒋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当然喽，要拉得紧，推得有力，打得得当，驴子就被赶上山了，蒋介石也就抗日了。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们党领导人民抗战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势所趋。但是，驴子是会踢人的，我们要提防它，这就是既联合又斗争。”
毛泽东的报告既生动形象，又发人深思，解决了人们的种种疑虑，从而激发了全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积极性。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共合作抗日已经是大势所趋。
1937年3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回到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迎接。当大家赞扬周恩来这次西安之行胜利完成党的使命时，周恩来说：“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指挥英明，靠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伟大啊!”
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一切，不为一党私仇所扰，从中华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发，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大智大勇，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