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的苏联城市伯力，被无边无际的皑皑白雪包裹了起来。金色的阳光照在雪上，晃的行人眼睛生疼。
此时，在伯力城郊的一栋别墅里，一场会议规模不大的会议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位中国人，也有苏联人。会议进行的有些沉闷，与会代表似乎都刻意不说话。
就在这时，突然一个30多岁、身体削瘦的中国男子站起来，大声问道：“中共代表何时回到？”
为争取部队独立性而斗争
1940年12月，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会合口东岸的苏联城市伯力，被无边无际的皑皑白雪包裹了起来。金色的阳光照在雪上，晃的行人眼睛生疼。
此时，在伯力城郊的一栋别墅里，一场会议规模不大的会议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有十多位中国人，也有苏联人。会议进行的有些沉闷，与会代表似乎都刻意不说话。
就在这时，突然一个30多岁、身体削瘦的中国男子站起来，大声问道：“中共代表何时回到？”
这名提问的中国男子，就是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他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为何又提出这样的问题，这还要从抗联进入苏联后的困境说起。
1940年前后，在大量日军的疯狂围剿下抗联人数锐减到不足一千人，潜居深山密林，活动更加困难。为了保存力量，根据共产国际的正式决定，东北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进行集中整训。
进入苏联后，抗联部队由战争环境转入境外整训，接下来的一个迫切问题是思想工作怎么抓？队伍怎样带？因此，此时令周保中、冯仲云等人寝食不安的头等大事，就是与中央中央接通关系的问题仍未解决。为此，他们做过种种努力，但都没有成功。
无奈之下，周保中给苏联远东军代表瓦西里写信说：“我希望得到您的允许和帮助，我们要派代表到内地中共中央所在地去解决东北问题。或者在您的帮助下，能从伯力接到中共中央的直接指示。”
此外，周保中、赵尚志、冯仲云还以抗联总指挥、副总指挥、政治部主任名义写信给国内颇具影响的新华日报馆主笔先生，并请其代转内地各大报刊予以刊登。信中陈述抗联浴血奋战誓死抗敌情况和迫切希望找到中共中央的心情。
在此情况下，周保中决定和其他东北将领一起，抓好抗联部队的整训工作。
当时，为了便于对这些过境部队的统一领导和管理，苏联在伯力建立了两个驻屯所，被抗联战士称为“野营”。
野营有南北之分。北野营位于距伯力东北75公里处的雅斯克村，也叫A野营；南野营位于海参崴与双城子之间，也被称为B野营。
抗联野营部队的后勤供应由苏军负责。苏军的伙食供应还算不错，每个战士每天1公斤面包，还有少量的菜、食用油和肉类。
按说这些食品对一个成年人来讲应该是够吃的，但对肚子里一点油水都没有的抗联战士，开始阶段这些食品仍显不足。
苏军司务长彼得罗维奇对此十分不解，他不理解这些面黄肌瘦的中国人怎么这么能吃。后来他了解到中国战士在抗日斗争中，常年啃树皮、吃草根，甚至把皮带都煮了吃掉的情况后，大为震撼。
抗联野营部队的军事训练按照苏军的条令进行。冬季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户外训练中，抗联战士没有叫苦怕冷的。苏军教官安德列少校不由得翘起大拇指，连称：“玛拉介茨！”(俄语：好样的)部队整训期间，周保中与赵尚志、冯仲云一同研究，决定建立健全营地党组织。
在A、B营党委成立大会上周保中明确指出：“在整训期间，抗联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组织路线上的独立自主和核心领导。”
同时，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等遵照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把部队分成小分队或战斗小组分批、轮流回国，组织指挥潜伏东北的军政人员侦察敌情、骚扰敌阵、打击日军。
就在周保中忙着整训抗联部队时，突然收到了苏方的来信。信中称“今年12月份，召集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在此次会议上有中共代表参加，所以，应在此次会议上解决党组织和游击队运动中的一切问题”，“在12月份之前各级军事领导者、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要到达伯力”。
1940年12月1日，周保中、冯仲云、李兆麟、金日成、崔庸健等11位抗联将领，踏过厚厚的积雪，到达伯力城郊白桦别墅，参加会议。
然而，抗联将领们到齐之后，仍不见中共中央代表到会。直到12月7日，沉默了很久之后，周保中终于站起来大声向苏方质问。
但苏方并没有直接给予答复，直到拖延至12月16日，苏方才回答：“中共中央代表不能前来参加会议。”
苏联的答复使抗联将领们感到疑虑与不解，意识到受了苏方欺骗。他们决定找瓦西里交涉，但瓦西里避而不见。
12月20日，周保中、李兆麟等联名发表严正声明：“中国东北游击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必须由中共组织领导。”
声明再次要求苏方“代为接通中共中央与东北党组织的联系”。
会议无法按原计划进行，周保中召集在伯力的抗联将领就加强抗联中共组织建设问题进行讨论后，会议选举周保中、魏拯民、金策为抗联中共代表，成立抗联党委，临时机关设伯力。
会议后期的一天，苏方人员和瓦西里露面了。瓦西里再次阐述了自己的建议：“我认为可以把中共东北党组织和东北抗日联军按地区分属到苏联远东边防军的各军分区，不再保存自己的组织系统。”
苏方其他官员也认为，由于反对日本法西斯根本利益一致，应当把两国军队合一起，由瓦西里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东北抗日游击的军事行动。
对于苏方这种以“统一指挥”为名，行吞并抗联之实的论调，周保中义正辞严地指出，这不仅会给日寇和国民党反动派以口实，更不利于共同反对日本法西斯。对此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党组织，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周保中还表示：“任何损害中国党和抗日联军利益的决定，都将受到拒绝和抵制。我们认为现在瓦西里同志已不适宜作为联络代表。这个要求也希望苏联同志加以考虑。”
直到1941年3月中旬，苏方伊万诺夫在伯力军区招待所宴会厅里举起酒杯，才向中国同志和与会人员宣布：苏共中央同意中共东北抗联委员会的立场和意见。同时，苏方派瓦夏接替瓦西里的职务和工作。
就这样，在周保中等人的坚持下，进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部队，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依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
组建、整训抗联教导旅
1941年春天来了，当伯力城外的积雪一天天变薄时，经过几个月休整的抗联战士们，慢慢恢复了体力。
此时，周保中感到东北抗联部队又恢复了活力，他决定派遣小分队回国，执行三项任务:一、联络留在国内的党组织和抗日联军余部；二、打游击骚扰日军；三、侦察日军和伪满军的情况。
在周保中的指导下，这些回国活动的抗联小分队人数虽不多，影响却很大，老百姓奔走相告:“咱们的抗联没有被敌人消灭。”
然而到了当年年4月，国际反法西斯局势的风云变幻，却影响到了身在苏联境内的东北抗联。
当时，在德国法西斯威胁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苏联为了自身安全，与日本进行了妥协。1941年4月，苏联与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将东北抗联推向极为困难的境地。
更大的考验又接踵而来，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为了避免日军在远东进攻苏联陷入两面作战，对抗日联军人员回国严格限制。只有苏军需要侦查日本关东军的动向时，例如实地了解关东军特别大演习的情况，才会派遣抗日联军人员回中国东北。
既然不能回中国东北作战，周保中等曾向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阿帕纳先科大将提出:抗日联军官兵愿开赴西线，参加对德国军队作战。
阿帕纳先科没有同意，而是要求抗日联军官兵继续留在两个营地中整训。
东北抗联领导人为顾全大局，同意暂时将主力留在苏联南北野营集中整训，但提出应陆续派遣小股部队回国继续开展游击战争。
尽管这一要求得到苏方认可，但大批抗联部队不能及时重返战场，仍给东北抗日斗争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抗联部队的领导人认为，非常需要把目前“硕果仅存”而又分散在南北两个野营的以及在苏联集体农庄劳动或作侦察工作的抗联人员，全部集中起来，组成“一个学校机构或者是教导团的机构”进行统一管理，并就此与苏联红军方面协商。
7月16日，苏方代表通知周保中、李兆麟，苏方同意把东北抗日联军南北野营及在东北活动的抗联人员统一编为一个旅。
关于这个旅的建立，苏方提出：第一，编队的目的是要培养东北抗日救国游击运动的军事政治干部；第二，旅的任务是在东北转入直接的战争环境时，发展积极有力的游击运动；第三，中共党组织的关系和中共政治路线不变更，今后的工作、活动，苏方不但不限制其独立活动性，而且旅的部队还要加强自己的独立活动性；第四，旅长及其以下主要军事政治干部由现有的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干部充任。
7月22日，苏联远东方面红军司令阿巴纳申科大将接见了周保中、李兆麟，并以司令部名义委任周保中为教导旅旅长，李兆麟为政治委员（后改为政治副旅长），金日成、王效明、许亨植（李熙山）、柴世荣分任各教导营营长，安吉、金策、季青任各教导营政治委员（后改为政治副营长）。
此外，阿巴纳申科还就教导营的建设提出如下提议：（一）中国旅（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之成立，在于培养东北各省的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军事干部，“一旦满洲……处于新的战争环境时，中国特别旅应起重大作用，成为远东红军与中国红军之连锁”，使东北人民从日寇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教导旅必须加速训练，做好战争准备。
（二）对于教导旅培养的政治军事干部，不但要他们领会战略战术和游击运动的原则、原理与经验，同时必须精通各种现代兵器技术技能。
（三）特别注意构成战斗系统的通信联络，培养众多的无线电通信技术干部。
1942年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宣告成立。教导旅旅长周保中，政治副旅长李兆麟、副参谋长崔石泉（崔庸健）。
旅以下编四个教导营，两个直属教导连（无线电连后改为通讯营，又增设中文翻译连，1944年又增设自动枪教导连）。每营两个连，每连三个排。
第一教导营，以第一路军人员为基干组成，营长金日成，政治副营长安吉。
第二教导营，以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为基干组成，营长王效明，政治副营长姜信泰。
第三营，以抗联第三路军人员为基干组成，营长许亨植（许亨植牺牲，由王明贵任），政治副营长金策。
第四营，以抗联第二路军第五支队以及第一路军一部为基干组成，营长柴世荣（后为姜信泰），政治副营长季青。
全旅共有官兵一千余人，八十八旅是个名符其实的国际反法西斯战士旅，八十八旅共有四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苏联红军官兵，大约有三百余人；一部分是前来集中整训的抗联部队官兵大约七百余人；一部分是来自一路军的朝鲜抗联战士大约有三百余人；还有一部分大约有二百余人，是长期潜伏在东北各地区从事敌后侦察任务的侦查员。
教导旅按苏军步兵装备，服装等均按苏军陆军官兵供应标准供应；抗联人员正排以上干部授予军官衔，薪金待遇与苏籍同级军官相同。
抗联教导旅在名义上暂由苏联远东红军总部代管，接受了“苏联远东红旗军独立第八十八步兵旅”的正式番号，但是在内部仍然保持抗联的独立性，保持抗联单独的组织系统，执行抗联独立的政治军事任务，派遣小部队返回东北进行抗日游击活动等。
同时，教导旅又是一所培养军事政治干部的学校，为将来抗联队伍的扩大准备骨干力量。东北抗联教导旅在完成上述使命中，得到了苏联远东军的指导和帮助。
随着抗联教导旅的组成，建立统一、集中的党组织便提到议事日程。
9月13日，教导旅召开全体党员大会，成立了“独立步兵旅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亦称东北党委会)。特别支部局执行中共的政治路线，原有的东北党组织关系不变。组织范围包括参加野营整训的党员和派遣回国的党员及尚留在东北的党组织和党员。
这次会议根据特别支部局组织法选举产生了第一届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执行委员由周保中、李兆麟、崔石泉、金日成、金京石、彭施鲁、王效明、安吉、王明贵、金策、季青等11人组成，候补执行委员有王一知、沈泰山2人。
14日，在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召开的第一次委员会上，崔石泉当选为书记。特别支部局设组织部、宣传部、抗日救国青年团和抗日救国妇女会等工作机构。中共东北党组织特别支部局下属组织，以抗联教导旅4个营和2个连为单位成立了6个党小组。
东北党委会既是旅党委，又是东北党组织在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全东北党组织的临时最高领导机关。东北党委会成立后，中共吉东、北满两省委撤消。至此，东北地区党组织又重新实现了统一。
在此后的3年里，特别支部局领导教导旅，进行了系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
政治教育方面，组织官兵学习了苏联方面提供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还设法找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朱德、周恩来的《建立东方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论苏德战争及反法西斯斗争》等著作，安排官兵进行学习。
在军事训练方面，除常规的射击、刺杀、爆破训练外，随着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临近，苏联远东边防军还对教导旅进行了特殊训练，如空降跳伞、开摩托、识图绘图、收发电报、爆破、战地拍照等。
据教导旅二营三连连长彭施鲁回忆，中苏两国官兵关系十分融洽。在苏军的协助下，除了搏斗、刺杀等基本技能外，第八十八旅的将士还接受了跳伞和滑雪训练，这对他们来说既新鲜又刺激。
针对东北气候严寒、冬季雪大的特点，教导旅高度重视滑雪训练。抗联战士在这项技能上颇为努力，虽然战士们摔得全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但仍然坚持训练。
抗联教导旅在苏联三年的异国训练中不断成长、不断壮大，由一支只会打游击的队伍，发展成为一支掌握先进武器装备的专业部队。
经过训练，全体官兵的政治素质、军事技能都有了很大提高，为抗联部队继续坚持抗战，迎接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
抗联小部队坚持抗战
1941年夏秋时节，广阔的玉米地正由绿变黄，世界反法西斯局势也在发生着变化。在欧洲，苏联逐渐抵制住了德国法西斯的疯狂进攻；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日军遭遇到了抗日武装力量的抵抗，进攻受阻。
与此同时，经过在苏联几个月的休整之后，东北抗日联军的士气高涨，打回东北区的呼声不断在抗联驻扎的南野营和北野营里传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在周保中、李兆麟等人的指挥下，抗日教导旅便派遣抗日小部队进入东北。
当时，抗日小部队大体有三种形式：一是派出10至20人的小部队回东北，主要任务是寻找收容遣散的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坚持游击斗争。
二是派遣武装小部队回东北，继续与敌人周旋，坚持进行游击战争。
三是专门执行军事侦察任务。这种小部队的派遣有两个组织系统，一种是受苏方制约，由苏方指定任务，由抗联派遣；另一种就是苏军抽调抗联人员，直接派遣。
南野营最先派出的远东特谴队是由金日成率领的，由朴德山、董崇斌、金铁宇、柳三孙、李兴汉等29名战士组成的小部队，他们于1941年4月9日晚越境进入中国东北，向珲春、汪清方向前进。
由于积雪太厚行军受阻，他们只好在珲春、汪清交界地带活动，于5月3日继续前进，经太平沟、小汪清到达大荒沟一带。
留下朴德山等10人携带电台建立密营，袭扰敌人，执行侦察任务。
金日成率领其他队员继续向敦化、桦甸方向前进，为便于侦察活动，金日成把部队分成3个小分队执行任务。
完成任务后，特谴队由金日成率领返回苏境，于8月28日到达双成子，8月30日给司令部写了报告。
9月14日，金日成率领小部队再次过境进入东北，在图门、汪清一带进行侦察活动，与在那里活动的小部队会合。金日成率领的这支特遣小分队，在进行侦察活动的同时努力寻找第一路军的余部，并在许多地方恢复了同地方党的联系，一直到1941年11月12日才返回野营。
在金日成等人率队返回东北还没有回来时，东北抗联又开始筹划新的返回任务。
1941年7月25日，周保中写信给南野营的柴世荣、季青、安吉、崔贤，指示由南野营的第一、二路军人员编成小部队，返回东北。
其任务是，恢复道南各地党群组织的联系，与第一路军的小部队及五常、舒兰一带的五军、十军分散部队建立联络，开展牡、穆、敦、额等地的游击活动，以扰乱、牵制敌人。
根据周保中的指示，南野营立即组织了一支由16人组成的特遣小部队，在季青和陶净非的率领下，于8月11日晚过境回到东北。
小部队进入东北后，先在边境地区的东宁开展侦察活动，8月15日，小部队在袭扰敌人的途中，在东宁县老黑山东南黑瞎子沟与敌人遭遇。
小部队不与敌人恋战，几经周折安全撤离。小部队为完成即定任务，尽量避开敌人，不与敌人交战。
9月初，小部队活动于大甸子、三道河西沟、大石头河子等地寻找地方关系和魏拯民的部队，侦察敌情。
敌人“讨伐队”闻讯追踪而至，为保存实力小部队迅速转移。在严峻的形式下，他们未能和地方党组织取得联系，当时已确知魏拯民在密营养伤时遭敌偷袭，在战斗中牺牲。因小部队没有准备越冬的给养和物资，11月2日，季青小部队不得不返回南野营。
1941年夏，由于形势的变化，抗联首长决定派十五支小分队回东北侦察敌情，坚持游击活动。
8月，抗联第二路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兼政委王效明率50多人带着电台返回东北虎（林）饶（河）地区。他们一入境，便遭到日伪军的追击。
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们不仅完成了侦察敌情的任务，还积极地打击敌人。
一天，在夜幕掩护下，王效明率部在图（们）佳（木斯）铁路线上的孟家岗炸毁了一列日军兵车，炸死炸伤日军500余人。
这次成功的爆炸震动了日本侵略军，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群众悄悄地传诵着这样一首歌谣：敌气森森日月昏，关东父老盼联军。
一声爆炸山河动，处处争谈五效明。
1941年夏季，北野营还分别派出了小部队，他们是郝永贵小队5名，高万友、曹曙焰小队5名，李忠彦小队5名，护送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的小部队4名等。
这些派遣的小部队主要活动区域是，北黑线两侧和牡丹江、林口一带，这些小部队由抗联领导和苏方共同派遣，接受双重领导。
1942年4月，受野营派遣吕英俊和朴长春过界回到东北执行侦察任务，他们对东宁附近的一些敌人的碉堡及边防工事进行侦察。他们不但详细地侦察了敌人的工事，还绘制了草图、拍了照片，完成任务后返回野营。
1942年春，王效明、姜信泰分别带领一个小队进行活动。王效明带领小部队活动于宝清、饶河的交界处的大五砬子一带，在活动期间找到了与总部失去联络的原第5军副官刘长胜，与他们十几个人会合。
姜信泰小队活动于林佳线东、林虎县北一带袭击炸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公路桥梁、侦察敌人的情报。
1942年6月，总指挥部派郭祥云、朴洛权小队携带电池、机枪1挺、步枪9支、部分子弹和一些军用物资，过境回到东北到达王效明小部队驻地，并向他们传达了总部指示。
王效明向总部写了详细的汇报材料，说明了小部队活动的情况和这一带的敌情及其他情况。
10月、11月，野营指示王效明和12名人员继续留在当地进行活动。其他人员同在富锦、桦川一带活动的姜信泰等返回野营。
总指挥部对王效明小部队在东北一年多的斗争和工作成绩，给予了肯定和表扬，感谢他们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
1943年4月，王效明留下部分人员在富锦宝清一带继续进行侦察工作，后带领小部队返回抗联教导旅。
据统计，抗联从1941年至1945年派回东北开展游击战、破坏交通等任务的有26支小部队，约计240人次；派回东北专门执行侦察任务的（不含苏方派遣）有25支小部队，约计1260人次；派回东北寻找党的关系、收容和寻找部队的有6支小部队，约计160余人。
当然，也有一些常年蹲山沟、坚持种植谷物、监视敌人行动的小部队，不过人数很少。
无论何种形式，抗联小部队在开展抗日斗争中，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在小部队中牺牲、失踪的人员不下200人。
抗联小部队斗争虽然不具备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特征和基本条件，规模、影响也有限，但他们给东北抗日民众带来了希望，钳制了日本法西斯和国内日伪军部分主力部队，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斗争。
迎接抗战的最后胜利
1945年终于姗姗降临了，此时东北抗联的抗日斗争已经坚持了14年。经过了这漫长的坚持，胜利的曙光开始出现，胜利的消息开始一个接一个地传来。
2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为了加快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解决战后的重大问题，在苏联雅尔塔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有：彻底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惩办战犯，实现战后民主化，准备在战后成立联合国，苏联在欧战结束三月内参加对日作战等等。
4月，美苏军队在易北河会师。同时，苏军猛攻柏林，并以损失40余万人为代价攻克柏林。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
德国是法西斯阵营的主力，德国的投降敲响了日本法西斯的丧钟。
那些从伯力来的北野营的人便开始以无比兴奋的心情向抗联战士说起他们在伯力城里看到的事情了：“苏联红军正在大量地向这边开过来，用火车运到伯力来的飞机、大炮，还有坦克可是老鼻子啦！”
抗联战士一听，顿时都来了精神：“苏联红军把这些老家伙式都整到这边来了，那不就是说，苏联马上就要到东北去打日本子了吗？”
“那可不是咋的！你不记得今年４月份他们那个莫洛托夫跟日本驻莫斯科的大使说，他们两国那个中立条约到期就不再延长了吗？”
“唉呀！那个条约好像还有一年有效期呢，要真是这样，那还得等到一年以后他们才出兵去打日本呀！”
一听这话，大家又着起急来了，心里都在算计着：什么时候才能回东北打日本呢？真盼着马上就能接到回国的命令。
在广大抗联战士焦急等待的时候，抗联的领导人周保中等人也在紧张地忙碌着。
纳粹德国投降后，苏军开始部署对日作战。周保中几乎参加了远东军司令部召开的所有会议，制定了抗联教导旅配合苏军反攻东北的作战计划：一是立即组成了一支空降部队，携带电台，伞降到东北各地执行侦察任务。
二是按照双方确定的名额，将翻译和向导配齐，提前去苏军指挥机关报到，待苏军进攻时随同苏军执行任务；三是抗联部队24小时戒备，随时准备与苏军一道解放东北。
到了7月，抗联教导旅派出340名指战员作为先遣支队到苏军，进行统一军事训练，其中160人分到第一方面军，80人分到第二方面军，100人分到后贝加尔方面军。他们作为先头部队的向导执行特种作战任务。
7月底，又派遣290名指战员，组成20多支特遣队，秘密伞降牡丹江、佳木斯、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沈阳等地进行战前侦察，将关东军的17个战略地堡及中苏边境上的3道边防线情况，无一遗漏地标注成空袭目标。
就在周保中积极准备杀回国内的时候，国际局势也在不断变化。7月，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后换为艾德礼）在德国的波茨坦会晤，重申了雅尔塔会议关于处理德国问题的精神。
会议期间，以中美英三国的名义发表了《波茨坦公告》，督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
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零时，抗联教导旅派遣的340多名先遣支队（随军翻译、向导、侦察人员）和先期潜伏东北境内的地下抗联小分队战士们，从黑龙江流域到小兴安岭或在边界引领地面部队，或与苏联空军进行地空导航电讯联络。
苏联空军在抗联教导旅侦察员电讯信号引导下，准确摧垮了日本关东军所有的军事目标，日本关东军经营了数十年的东北防线顷刻瓦解。
抗联教导旅战前派遣的两批上百名侦察员绝大多数牺牲，生存者寥寥无几。
教导旅还奉命配合苏军远东第一方面军步兵第384师等部攻打拒绝投降的日军东宁要塞。
经过21天的苦战，东宁要塞终于被攻克，教导旅官兵为此付出伤亡18人的代价。
两批先遣人员离去后，抗联教导旅仅剩战斗人员400余人。
8月11日，周保中按预定方案召集部队登舰，跨过黑龙江杀回国内，领导抗日联军进行最后的反攻。
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代表在美国战舰“密苏里号”的甲板上签署无条件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
至此，东北抗日联军经过14年的坚持，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是一部英勇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东北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拯救中华民族的一部鲜血写就的历史。
14年里，东北抗日联军仅有近4万人的军队，牵制了近40万的日伪正规军，有利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斗争，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伟大功绩。
东北抗日联军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宁死不屈精神的集中体现。它的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和建树的抗日业绩，表明了它不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