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红军进入剑河境内。毛泽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一名伤员，正和警卫员一起走在队伍里。他一边行军，一边向战士们耐心地讲解革命的道理。他那通俗易懂又幽默风趣的语言不时引得战士们发出阵阵笑声。
突然，他看到队伍前面有几个红军围着什么人站在一起，便招呼大家一起过去。只见一位年迈的老婆婆和一个小孩躺在路边，两人穿着满是补丁的单衣，蜷缩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见此情景，原本挂在大家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了。毛泽东急忙蹲了下来，向老婆婆了解情况。
中央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于都与福建的长汀、宁化出发突围长征。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既定战略方针是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以期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红军主力西征的路线，就是红六军团刚开始时所行走过的路线。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央红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临武一线。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
对此，蒋介石于1934年11月17日发布《湘水以西地域剿匪计划大纲》，妄图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蒋介石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此时的蒋介石欲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
在湘江西岸，李德在地图上察看着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地点，心里充满了自信，他觉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为期不远了，到了那里红军主力会得到很好的调整，然后征兵，等待时机，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
博古此时显得很惶惑，他不时地从临时指挥所走出去，向激战着的阵地张望，那里炮声滚滚，硝烟遮天蔽日。他不知道这种阻击战还要到底打多久。此时，他恨不能让尚没过江的部队插上翅膀飞过湘江。
周恩来的神色也异常冷峻，他清楚红军目前正在经受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考验，是成是败，湘江一战关系重大。他一再提醒李德做好最坏的打算。
李德则一遍遍地说：要乐观，要抱着必胜的信念。
周恩来对李德这种盲目的乐观态度不敢苟同。他一遍又一遍地在心里问自己：要是不能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队将向何处去？
周恩来的心情黯然而又沉重。他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央纵队早日渡过湘江，后续部队早一时赶上来，红军就会少一分损失。
湘江这一仗，从11月25日到12月3日，打了一个星期，红军将士用鲜血死守渡口，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多人。
这是当时党内“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在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丢掉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长征之后，使我军遭受的又一次重大伤亡。
在湘江战役前，我军一直往敌人布置的口袋里钻，造成全盘被动；在战役过程中，又多次痛失良机，始终未能摆脱被动挨打局面。
失地于前，丧师于后，不禁引起人们的思考：这是为什么？在数万大军被阻在江边待渡的时候，党的负责人博古从渡江指挥部临时搭起的隐蔽棚里钻了出来。
他拍打着身上的尘土，内心充满了凄惨和悲凉，深感红军处境艰险，却想不出一个摆脱的办法；他深知眼下处境跟自己有关，但他的能力又无法挽救这一切。
面对湘江，博古感到从来没有过的绝望，他竟掏出腰间的勃朗宁手枪，朝自己的脑门子比划着。博古的手指已经触到了扳机上，这时突然背后传来一声惊呼：“你要干什么？别开玩笑了！”
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恰巧从那里经过，他的这声惊叫，使博古从死神魔掌里挣脱出来。博古无可奈何地放下手枪，神经质地苦笑着说：“我不想活了。”
“你要冷静点，走了火就没命了。”聂荣臻的劝说使博古有所醒悟。博古想到，自己是党的负责人，这样做别人知道了会怎么想？对，不能自尽，革命难免会有挫折。博古推推鼻梁上的眼镜，挺起胸来，极为矛盾而又内疚地转身走了。
激烈的枪炮声渐渐稀落了，但空中还不时传来敌机的轰鸣声。
渡过了湘江，冲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本来是应该高兴的事情。可是广大指战员却没有丝毫的兴奋，相反，他们心情无比地沉重，他们的内心交织着悲恸、惆怅和疑问。
他们联想到自第五次反“围剿”和突围以来红军的接连失利和遭受的损失，对于当时的错误领导者及其军事指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湘江战役再次证明，我们工农红军这样的人民武装是打不散、攻不垮的。就是在数倍于我的强敌面前，只要有一人存在，也要与敌人战斗到底。这是没有谁会提出疑问的。
但是，这回为什么会遭受如此大的损失呢？我们红军什么时候打过这样的败仗呢？根源到底在什么地方呢？“这是哪里来的打法？”“这是什么军事指挥？”“成万的英雄儿女为什么就这样丧命？”“这些战友是怎么死的？”“是不是要把中国革命断送掉？”“毛主席什么时候指挥我们打过这样的仗？”
提到“左”倾错误排挤毛泽东，指战员们的气更大了。血的教训使大家充分认识了“左”倾错误对党与革命事业的极端危害性，指战员们更加想念毛主席，要求回到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上来的愿望越加迫切。
此时此刻，恶性疟疾久治不愈的毛泽东，也站在湘江边，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自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宁都扩大会议后，“左”倾错误的领导者便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但是，谁也无法剥夺他对红军一败再败前途的忧虑和对正步入绝境的红军命运的关注，更无法剥夺他对如何才能使红军反败为胜、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考。
早在1933年11月发生福建事变时，毛泽东就曾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将红军主力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地区去。此举是蒋介石最为害怕的一着，但却遭到临时中央的拒绝。
1934年10月上旬即将长征之际，毛泽东又给中革军委去信，建议红军主力出击湖南中部，“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这一正确建议又遭临时中央拒绝。
在冲破第二道封锁线时，毛泽东曾对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批评。毛泽东指出，由于李德指挥失误，部队失掉了差不多一星期的时间。
毛泽东从沉思中抬起头来，一字一句地连说三遍：要讨论失败的原因！
12月11日，红军占领湖南通道县城。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与会者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
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开始。由周恩来主持，中心议题是讨论红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坐在椅子上的军事顾问李德首先发言，他坚持红军应按原定战略方针，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
李德说：“根据原来的作战方案，可以考虑让正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国民党军队和正向西面战略要地急驰的敌军超过我们，我们则在他们的后面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这样，可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你们看如何？”
博古以肯定的语气说：“华夫同志的意见完全是我们的原定计划，我看也只有如此了。只有放下行李挑子，才好同国民党军队作战。”
李德、博古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坐在板凳上的毛泽东看了一眼李德说：“顾问的意见，我不同意。”
李德听了翻译很生气：“不去那里创建新苏区，到什么地方去？”
毛泽东说：“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会师。”
毛泽东继续说：“我是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目前会合萧、贺、王、任，让野战军喘口气，是上策，但能行得通吗？我们的北面有多少敌人，顾问知道吗？明明知道国民党布置了一个口袋，我是不会去钻的。”
王稼祥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当前应改变战略方向，要因势利导。”
张闻天接着说：“毛泽东刚才讲的都是事实，他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我们要认真考虑。”
李德很不高兴地说：“不按原计划办，你们准备到哪里去？”
毛泽东回答：“黔省防御力量薄弱，野战军可趁机进兵贵州，争取变被动为主动。”
改变进军方向，这是当时中央红军的唯一出路。因此，毛泽东提出了西入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避实就虚，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休整，恢复体力和战斗力，在川黔边创建新根据地的主张。
毛泽东分析认为，在围追堵截中央红军长征的各路国民党军中，被称之为“双枪兵”的黔军最弱，武器装备最差，部队纪律松懈，黔军内部派系林立。王家烈名义上是贵州第二十五军军长兼省长，实际上只能指挥2个师5个旅计15个团，只能控制贵阳及黔东南一带。
他甚至认真而又诙谐地说：“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毛泽东提出的转兵西进贵州的主张，尽管先后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赞同，并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进行协商。但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干扰，这一主张并没有得到通过。
为了打破僵局，实际上已经开始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协调工作的周恩来，作出一个让李德、博古等人可以接受的折衷方案，改变由通道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西进绕道贵州黎平、锦屏等地，再寻机北上湘西。
周恩来说：“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野战军才有一条生路。”
尽管这个折衷方案并没有改变共产国际原定到湘西会合的计划，只是在行军路线上做了一些调整，已然引起李德的强烈不满。
“粗暴！”李德生气地对周恩来说：“毛泽东简单而又粗暴地否定了我的提议，你怎么还支持他！”
“华夫同志，情况变了，我们的决策也应跟着变嘛。”此时的博古也承认，从贵州出发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这样，中央红军西进贵州，已基本上达成共识。这为中央红军进取黎平，并在黎平召开会议奠定了基础。
会后，中革军委于当日19时半下达了“万万火急”的《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1）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前进至新厂、崖鹰坡、溶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向马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出侦察部队；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洲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如尚在牙屯堡应进至洪洲司，向黎平侦察警戒，并于十二时前全部离开牙屯堡；其十五师应进至通道向绥宁、靖县两方向派出游击队，加强侦察警戒；在十五师先头部队未到达接替任务前，九军团警戒部队不得先撤。（2）三军团以迅速脱离桂敌之目的，明日以主力进至牙屯堡、团头所地域，向林溪、古宜方向游击警戒；其先头团或师应进至播阳所、黄垢地域；侦察部队则前出至贵州境界之江口屯；在长安堡、黄垢地域应留下后卫部队，向陇城、林溪警戒，以保证主力通过。（3）军委一、二纵队进至播阳所以北地域。（4）五、八军团应进至土溪之心园地域，并由双江口，不经牙屯堡，另找路线西进。
部署中还同时指出：“各军团依实际情况得变更其前进位置，但必须严格的遵守前进的主要路线及其分界线，以免障碍运动。”
当天，中央红军从通道分两路转兵西进：以红一、红九军团为右纵队，经湖南靖县新厂、平茶，击溃驻守湘黔交界的黔军的第一道防线——周芳仁旅毕骏团一营，进入黎平县的界牌、马家团、潭溪、罗团，突破周芳仁旅毕骏团设在五里桥第二防线，直逼黎平县城。
以红三、红五、红八军团和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为左纵队，经湖南通道县播阳、流团，进入黎平县的草坪、洪州、中潮、佳所，攻破周芳仁旅毕骏团布防在羊角岩的守敌，夹击黎平县城。
第二天，军委又向各军团、纵队发出了《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指示中指出：“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13日，军委在《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14日，军委给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军现已进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
军委还命令活动在湘西的红二、六军团，要配合行动，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以便策应中央红军向黔北进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箝制黔阳、芷江、的敌人。如底（抵）辰州附近不便渡河，可改于保靖附近南渡，到泸溪、乾城、凤凰地域活动。”
通道会议是中央红军在面临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从危机中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
正如刘伯承同志在《回顾长征》一书中指出的：“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还剩3万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
从此可以看出，会议的历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没有通道会议，就没有通道转兵，没有通道转兵，也就没有贵州的黎平会议。
通道会议不仅挽救了3万多中央红军，还为黎平会议和以后的遵义会议召开奠定了基础，同时，“实际上开始了毛泽东在军事上的领导”。
此次会议是红军长征中一次具有战略意义的伟大转折，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在我党我军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央红军顺利打下黎平城
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但是，由于通道会议未能采纳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原定的战略军事计划，如果继续往湘西进军，就会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遭来灭顶之灾。
为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挽救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前途，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反复思考，决定在交通闭塞、兵弱民穷、粮草富足的黎平县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为此，周恩来特意找党内总负责人博古商量，博古同意了周恩来的提议。于是，周恩来亲自下到红一军团第一师先头部队中，亲自安排攻占黎平县城的任务和政治局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
黎平地处边隅、界连湘桂，自古以来是连接两湖、两广的交通要冲。当时黎平国民党军只有黔军王家烈部第四旅第七团驻守。
就在中央红军突围西进之时，蒋介石曾电令王家烈派有力部队在湘黔边境地区堵击，王家烈即调犹国材出兵三团到黎平、锦屏布防。
犹国材乘机要粮要枪，讨价还价，按兵不动。实际上在黎平、锦屏一带防守的，只有王家烈能够直接指挥的两个团和一个民团约3000人。
尽管王家烈明白，一旦红军进入贵州，蒋介石就有借口借“围剿”控制贵州。但是他感到中央红军进贵州后，并未指向贵阳，而是由余庆向北，企图渡过乌江，又何必同红军硬拼，因此并没有全力阻挡。
1934年12月13日，阴雨。周恩来赶到渠水河畔牙屯堡的一个祠堂里，他今天显得特别高兴，连水也顾不上喝一口，就召集先头部队的几个领导开会，并亲自交待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
1934年12月14日，一阵突如其来激烈的枪炮声打破了县城东边郊外的沉静。从黎平县城往东，是一条宽约50米的沟壑，因距离县城5里而得名五里桥。构成黎平城东惟一的天然屏障。
黔军负责驻守黎平县城的第四旅第七团团长毕俊，在此布置一个营的兵力。剩下的另外两营，分别设在距城南15里处的另一个天险羊角岩和城内。
从湖南通道县进入贵州中央红军先遣部队红二师六团，兵锋直指黎平。一路上，王家烈的“双枪兵”一路逃窜，几乎没有碰上有效抵抗。直至12月14日清晨，抵达进入黎平的最后一个障碍——五里桥。
为了抵御红军进驻县城，黔军在五里桥上游几百米位置临时筑3道水坝蓄水，一方面阻止红军徒涉，另一方面则是在关键时刻炸坝放水防止强渡，并在红军可能突破的路口埋下尖利的竹签阵。
伏下这些阴招后，五里桥的守敌妄图将迅速推进的红军阻挡在此。相继赶到五里桥的红二师六团先锋部队，谨慎地查看地形后，并没有冒然进攻强行跨过五里桥。
在一番火力掩护和佯攻下，红六团主力迂回绕过五里桥，从前后两面发起猛烈冲击。黔军团长毕俊见势不妙，带其残兵慌忙撤往南泉山坡背，向岩洞、双江一带逃窜、躲藏。
就在红六团攻下五里桥进入黎平县城的同时，进入黎平县的左路大军前卫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三团进抵距离黎平15里远的羊角岩。
羊角岩是黎平城东南面的屏障，通往黎平必经此地，山势险恶，只有羊肠小道可通。据守此处的是黔军的第七团赵壁辉营。
在附近群众的帮助下，红军指战员很快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同样决定正面暂不强攻，先派出小部队向侧后迂回。出敌不意的登上敌碉侧面的一个山头，架起机枪小炮，直指敌阵。
据称当时的红军神炮手只发一弹，就准确命中目标，摧毁了敌人的碉堡。黔军顿时军心大散，落荒而逃。
当时的德国传教士郁德凯，在去水口传教时碰巧遇见红军攻下羊角岩，顺手留下一张红军进军羊角岩的珍贵历史照片。
红三团先头部队胜利夺取羊角岩后，向黎平县城前进，成为第二支进入黎平城的中央红军队伍。至此，中央红军在国民党防守力量十分薄弱的贵州，打开了长征转移的第一个突破口。
从14日凌晨红军先头部队与黔军交上火，到最终攻下黎平城，前后不过两三个小时左右。
与红军长征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战斗相比，发生在黎平县城东五里桥和城南羊角岩的两次战斗，无论战斗规模、持续时间还是其激烈程度，实在都算是微乎其微。但如果放在红进贵州的长征战略调整的背景下军西来审视这两场非著名战斗，则自有它的关键性和特殊意义：这是红军入黔打下的第一座县城，并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黎平会议。
12月16日19时30分，朱德致电各部首长：A、我一师昨占黎平城。黔敌在锦屏、黎平的防线已为我突破，现黔敌正企图固守清水江、沅江的第二防线。湘敌、薛、周第二兵团的先头部队，正开始向铜仁、玉屏、天柱之线前进，其陶广一路军则尚在通道以西地域停止。桂敌周师向榕江前进，企图向我军续行侧击。B、我野战军以继续突破黔敌第二道防线与赶过薛、周两敌之目的，定明十七号部署如下：一、一军团应以先头师前进至柳霁地域，并派出一团占领柳霁通南包、龙塘的渡河点，向玉屏、邛水侦察、警戒。一军团主力应进丰柳霁东南地域，一师应经鳌鱼咀向主力靠近。二、九军团应由老锦屏沿清水河南岸约前进至时洞地域，以后即经拿洞、尧光准备经柳霁以北渡河。在行进中应向对岸及来路警戒，宿营地点由罗、蔡自定。三、三军团主力(缺四师)应前进至黎平通剑河道上之鳌鱼咀及其东南地域，侦察由鳌鱼咀到剑河之线以西的道路，四师则前进至黎平城。四、军委纵队前进至黎平城。五、五、八军团进至中朝地域，实行合编与改编，并破坏通播场所、洪州司的来路。C、三、五军团及军委纵队的出发时间，另行规定。
红军攻占黎平后，周恩来即令一部北上锦屏铜鼓，将守敌击溃，对黎平东面和北面形成一个半圆形的警戒线，并从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师的兵力驻守黎平，扫除城中残敌，保卫县城的安全。
14日至17日两路中央红军部队先后进入黎平县，中革军委电令各军团的行动是：“一军团在进占剑河后，不渡清水江，改由南岸西进；九军团进至蜡洞附近，向来路及王寨方向警戒；三军团向黎平西北开进，进至五福、罗里、抱洞地域，并侦查经育洞、朗洞到台拱的道路；军委纵队在黎平不动；五军团进至黎平县城，并对来路施行破坏警戒。”
电令中还要求每日行程不要超过50里，具体位置由各军团首长依据实际地形自定。
12月14日11时，中央红军进入黎平县城，受到各族群众的热烈欢迎。首先进城的是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
次日，一军团第二师进城，三、五军团前锋部队通过县城。16日，红军总司令部进驻胡荣顺宅。17日，红三、红五、红八军团及中革军委到达县城。
城里的地主、土豪们在得知红军到来之前就已经逃离，剩下的都是穷苦的老百姓，他们看着一支支身着灰色服装、脚穿草鞋、佩戴八角帽的队伍，充满好奇。
由于此前听说，红军会打人，会骂人，甚至会杀人，当地的一位小朋友王光文都不敢和红军说话。他和小伙伴安静地坐在石阶，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着这支着装并不整齐的队伍穿城而过。
“他们衣服都五花八门，有人骑马，大多数人穿草鞋，不少人打着光脚，衣服也有些破破烂烂。”王光文不知道这支队伍来自哪里，将去何方。
让王光文较为放心的是，这些红军对人很客气，比以前见过的国民党军队要客气很多。
突然，一名红军走到了王光文面前，给他塞了块红糖说：“小鬼！西门怎么走？”王光文就跳下石阶带着红军走出西门。
红军来到黎平后，就到地主家开仓放粮。当时杀了地主家的肥猪，然后把猪肉分给老百姓，一块一块地把肉砍下来，分给大家。
地主家的衣服、被子等生活用品，红军也分给大家。当时王光文的父亲说没有被窝，红军就给了被窝，母亲说没有衣服，红军就给了一件女式棉衣。
王光文好奇地去摸红军手里的一个铜水壶，红军问：“小鬼，是不是想要这个水壶？”王光文点了点头，红军就把水壶送给了他。
红军纪律非常严明，有个红军，晚上举着火把找红薯，一不小心烧着了茅草屋，引发一场很大的火灾。后来那个红军受到了严厉处罚，其他红军也把身上的钱物拿出来赔偿了当地的老百姓。
红军遵守纪律，爱护群众，自然受到群众的支持和拥护。红军经过黎平不远的上少寨时，原有的木桥已被闻讯逃跑的国军拆毁。
为让红军顺利过河，几名村民冒着严寒，点着火把，从家里扛来杉木和枋板与红军一道连夜架桥。次日清晨，红军队伍踏着这座木桥继续前进。后来，人们称这座桥为“红军桥”。
黎平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
到达黎平县城后，红军得以短暂休整。这时红军的大方向依旧是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
军委16日的命令中就指示：红一、红九军团前出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然后北上，同前出至泸溪、乾城、凤凰地区的二、六军团会合。
在这样的情况一下，中央急需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红军战略转移的大方向问题。
黎平是红军进入贵州后攻占的第一座县城。物产丰富，便于红军补充给养和休整；湘江战役后，党和红军许多领导人对“左”倾错误造成的危害极其不满，主张恢复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央红军进入贵州打乱了国民党军的部署；黎平地处黔湘桂三省交界地区，地形复杂，交通不便，不利于敌人的兵力运动，敌人力量薄弱；黎平各族人民受红七军和红六军团过黎平的影响，群众基础好。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即胡荣顺店铺召开了红军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胡荣顺店铺为晚清建筑，前低后高，分为三进，是黎平城建筑十分讲究的古式木楼。第一进为店铺；第二进为住宅，有明间、次间、稍间；第三进为后院花园。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候补委员王稼祥、第八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第九军团中央代表凯丰及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讨论了红军进军方向的问题。
博古继续讲了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李德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托人在会上转达了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重兵，并正向黔东北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阐述他在通道发表的意见，正式建议中央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黔北的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
黎平会议除讨论战略方针外，还讨论了红军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战争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直接准备。
会议经过激烈争辩和反复讨论，最后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
“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但政治局认为深入黔西、黔西南及云南地区，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决议还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决议最后说：“为着保证这个战略决定之执行，必须反对对于自己力量估计不足之悲观失望的失败情绪，及增长着的游击主义的危险。”
黎平会议召开时，由于敌情紧迫，只解决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进军路线问题，而对于重新选举党和红军的新领导这一重大问题来不及在会议上提出来解决。
因此，黎平会议还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李德对黎平会议火冒三丈，博古虽然同意改向前进，但并未最终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战略方针。张闻天等领导人对此深感焦虑，他们意识到，继续让李德、博古掌握军事指挥大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黎平会议后，大家开始思考要变换军事领导的问题。
黎平会议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这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决定了当时红军长征战略转折的大政方针。因此会议作出的决议、决定等至关重要，决定着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命运和未来。
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主要成果是进一步肯定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为尔后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必要的准备。
陈云同志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湖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何长工也指出：“黎平会议是政治局会议，决定了行动方向，四渡赤水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黎平会议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不要小看它。没有黎平会议就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长征和革命的胜利。”
可见，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酝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如果说，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史上一座丰碑，那么，黎平会议则是这座丰碑的坚固基石。
黎平会议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错误战略方针。
长征开始时，中央错误路线有两个“念念不忘”：一是不肯扔掉“坛坛罐罐”，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才解决；二是不肯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的不切实际的战略方针。
一路争吵没休没了，通道会议没解决，是在黎平会议上才第一次明确解决，并以中央政治局名义，以决定的形式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已经过时的错误军事路线。
黎平会议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的三年多时间里，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了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赞同、支持、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重新确立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中国革命重新走上正确道路，对于中国革命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迅速发展壮大，避免中国革命再走弯路，减少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的摸索时间具有重要意义。
黎平会议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虽然因后来的情况变化不能实现，但它提出的前进方向、任务、目的，对于团结全党全军力量，鼓舞斗志，消除失败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危险倾向，坚定红军革命信念，树立胜利信心具有重要作用。
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尝试，开创了我党历史上否定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革命错误指导的先例，是我党对共产国际从盲从到独立思考，从逆来顺受到自作主张的转折点。
对于黎平会议，周恩来贡献巨大。自湘江战役后，周恩来就在实际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的态度具有决定意义。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的认识转变，黎平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
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回忆说：开完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新决定的译文送给李德看，李德大发脾气，质问周恩来。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周恩来批评了李德，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
周恩来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也讲过这段历史：“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黎平会议后，中央军委立即转发了中央政治局的这一新的决定，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中央的决定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在部队中传达解释该决定时，应按总政治部训令进行。
黎平会议由于是政治局的会，许多军团的负责人没有参加，但接到政治局的决定和中革军委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下达的命令后，无不称快。
聂荣臻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
杨尚昆说：黎平会议的决定是在行军途中由军委电告我们的。我们当即向师以上干部传达，大家听了十分高兴。这一来，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把几十万敌军甩在阻挡红军去湘西的道上，使我们取得了主动。彭老总立刻和我联名向军委发电，坚决支持新的战略方针。
黎平会议后第二天，朱德、周恩来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了“为执行黎平会议作出的行动部署”的命令。
命令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具体军事行动方针和路线，同时要求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积极活动，调动湘敌，随后向黔境移动，以钳制黔境敌军；要求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动新的进攻，钳制川境全部敌军，以策应中央红军向川黔边进军。
鉴于部队减员很大，军委在黎平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撤销第八军团建制，并入第五军团。中央的第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
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党代表陈云调任军委纵队政委；八军团党代表刘少奇调任五军团党代表，军团长周昆、政委黄甦调军委工作。
同时取消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合并军委两个野战纵队，组建军委纵队；撤销中央红军教导师；把女红军编入军委纵队干部休养连等。通过整编，精简机关，进一步充实连队，大大增强了红军的机动性和战斗力。
另外，邓小平同志不再担任《红星》报主编，出任中央秘书长。
黎平会议从根本上实现了黎平战略转兵，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指明了正确方向。
黎平会议后，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12月19日，朱德、周恩来以中央军委名义致电林彪等，作出了《军委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的行动部署》：为执行党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的决议，军委对红军部队于最近时间的行动有如下的决议：（一）野战军大致于二十三日可前出到剑河、台拱、革东地域，其区分为：甲、一、九军团为右纵队，有占领剑河的任务，以后则沿清水江向上游前进；乙、三军团、军委纵队及五军团为左纵队，应经岑松、革东到台拱及其以西的地域。在前进中遇黔敌应消灭之，如遇尾追之敌应击退之，在不利条件下则迟滞之。
（二）野战军到达上述指定地域后，于十二月底，右纵队有占领施秉地域、左纵队有占领黄平地域的任务。为此应坚决进攻和消灭在上述地域的黔军部队，并钳制黄平以南之黔军及由东面可能来追之湘敌及中央军。（三）在前出施秉、黄平地域以前可用常行军前进，最后则应迅速地占领施秉、黄平两域。（四）二、六军团目前应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当湘敌所抽调之部队已北援时，二、六军团应立向永顺西移动，以后则向黔境行动，以便钳制在铜仁之薛敌部队及在印江、思南之黔敌部队。（五）四方面军应重新准备进攻，以便当野战军继续向西北前进时，四方面军能钳制四川全部的军队。(六)未参加决定此问题的军委委员应于二十晚以前将自己的意见及其是否同意电告军委。
根据部署，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开始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一路上红军认真执行纪律，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深得群众的拥护支持。
转战贵州攻占瓮安城
1934年12月20日，中央红军按照军委的部署，分兵两路由黔东南向黔北运动。
当天，林彪、聂荣臻率领红军第一军团、红军第九军团为右纵队，由柳寨进抵南哨，先头部队迫近剑河县城。第二天，红一军团进占剑河县城。
接着，右纵队攻占镇远县城。期间，中央向军团师以上干部传达了黎平会议决议。
12月26日，第一军团主攻占施秉县城。当天晚上，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刘伯承、陈云：A、我四十三团昨占镇远，敌似向清溪方向退去。我五团今日继占施秉、敌向余庆方向退去。估计湘敌之周路军其先头约一团，最快二十七日方能逼近镇远，主力则在其后约一日行程；吴路军之先头，则二十七日可能达到镇远。今十四时，九军团一个团在两路口与敌遭遇，属何部队末明。黔敌约五个团以上兵力，可能在新、旧黄平、重安江及其以西地域集中，东陂则尚未到敌。B、我野战军近数日内，有消灭新、旧黄平地域黔敌及占领该地域的任务，同时与[于]镇远及其与施秉之间的地域钳制周、吴两敌前进的部队，以保证我军得经黄平、施秉向遵义前进。C、我野战军明二十七日行动：(一)一军团(缺一个师)应留在施秉城，并即派出侦察部队(不大于一团)，带小电台向余庆方向尾追退敌和侦察前进道路，其四十三团应由镇远开施秉归还主力，并即在通余庆道口之偏桥，向镇远布置智戒。其另一个师(有一、二两师之一)，应率迫炮两连于明日直开向老黄平，以便二十八日晨协同三军团攻占黄平地域。(二)九军团应全部到达镇远，向邛水、青溪两方向各派出一得力游击部队，侦察和尽力迟滞敌人行动。如敌人逼近镇远，应尽力保持镇远城在我手中。在极不利情况下，九军团应退至镇远城西通施秉方向之文德关，以后则[在]正雄关扼阻追敌。(三)三军团主力应进至黄标地域，六师及军团后方部队进至翁古陇。各向重安江、炉山方向警戒，向黄平新州派出侦察部队，弄明敌情工事，以便二十八日三军团分两路：一直向黄平，一经由东坡[取]黄平。具体部署由彭、杨规定。(四)军委纵队进到新城、平寨地域。(五)五军团进至台拱休息半天；并准备二十八日经包哨继向平寨、黄平前进。D、一、九军团依此电令的具体部署，限二十七日三时。三军团限二十时前，电告军委。
根据指示，12月28日，红军第一军团主力和红军第九军团，在施秉，镇雄关等地抗击敌吴奇伟、周浑元纵队向镇远、施秉的攻击。
当晚，率领部队驻扎施秉县城休整。同时，林彪命令李聚奎第一师第一团和第二师向乌江开进，攻占余庆县城、黄平旧州。
当晚，朱德致电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董振堂、李卓然、罗炳辉、蔡树藩、刘伯承、陈云：A、今日我一师第一团占领余庆，敌约一团向龙溪退。二师占黄平旧州，该地无白军。三军团攻占新州，敌约两团退向重安江方向之五里墩，与我抗战中。吴敌部队今日午后攻占文德关，我九军团一部在白杨坪与敌抗战。估计明二十九日，吴敌可能向镇雄关、施秉地域进攻，周敌有可能由邛水直向施秉前进。B、我野战军明二十九日行动如下：一、一军团之第二师应以主力(缺一团)由旧州进至后洞，并侦察经猴场的道路，其另—团留旧州警戒。第一师之第一团应留余庆，一师主力应于明日午后移往紫金头地域。—军团后方部则前进至大塘甫〔铺〕。十五师及九军团应继续扼阻吴敌部队的前进，十五师仍留沙坪布置第二道防线，并掩护九军团于明晚转移至施秉；九军团应于明晨占领镇雄关、刘家庄之间的险要阵地，以便于明日扼阻吴敌进攻部队于该地域以东。至明晚则撤回施秉城，以便三十日拂晓随一军团一师后向余庆转进；十五师则为后卫师，于三十日上午离开施秉。在此行动中，一、九军团统受林、聂指挥。二、三军团应以一个先头师由新州经野洞、上塘向瓮安方向侦察前进，相机占领之，并向炉山、平越方向警戒。军团后方部可随该师后前进。三军团(缺一个师)留新州，消灭或驱逐五里墩之敌，向重安、炉山严密警戒，并准备从三十日向瓮安前进。三、五军团今日如已进至翁古陇，明日应进至黄平新州，并准备二十日续向旧州前进。四、军委纵队分两路前进至金坑、罗朗之线，野战司令部随一梯队、干部团进至罗朗、带翁甫地域，二、三梯队及政卫团则进至金坑地域。C、我野战军突破黔敌第二道防线后的第二阶段计划，另电告知。
根据军委指示，12月29日，林彪指挥红军第一军团主力部队，分两路进逼乌江。第一师由余庆出发，向龙溪、袁家渡、回龙场方向前进。第二师由黄平旧州、梭桐出发，向猴场、江界河方向前进。第十五师主力由施秉进至余庆，第十五师第四十五团在沙坪地域和红军第九团迟滞敌前进。进驻老塘寨地域。
在右纵队**，抵达乌江的同时，红军左纵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三军团、第五军团和军委纵队，于22日攻占台拱，28日攻占新、老黄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