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午，敌军4万余人，蜂踊鱼贯，陆续进入了我军伏击圈。我军预先布置一个师正面分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并钳制敌人，另以三个师隐蔽在敌之第二梯队左侧约五、六里处，敌丝毫未发觉。
当敌军第一梯队展开一半兵力，第二梯队正筹划做碉堡时，张锡龙率红四师同红五师、红十五师一万余指战员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从各个山头向敌军猛烈攻击，敌第一梯队大乱，波及第二梯队两个师也开始大乱。
红军正面佯攻之师乘机出击，敌人全军大混乱，敌人3个师15个团共约4万多人，与红军的4个师共约一万余人相混杂，尘土漫天。
夕阳西下，敌已溃不成军，无心恋战，只得狼狈逃窜，红军猛打猛冲，一路追击敌人。
肖劲光失守黎川城
1933年9月底，国民党蒋介石集中50万精兵，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而惨酷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此时的中央苏区，以博古为代表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已居统治地位，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正确领导。
更其不幸的是，战争开始时，受博古等邀请的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情报人员李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
博古不懂军事，又要掌握红军最高指挥权，在军事上，就处处依靠李德。李德是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兵上过前线，也参加过1919年创建苏维埃巴伐利亚共和国的街垒战，1928年到苏联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春毕业后就被派来中国。
奥托?布劳恩来到瑞金后，为保密和称呼方便，取中国名字李德，又名华夫。在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驻地沙洲坝附近，专门修了三间独立房子，作为李德的住所。刘伯承派伍修权和王智涛作李德的翻译。就第三国际的主观动机来说，是来帮助中国进行革命的，但事与愿违，由于李德主观武断，简单粗暴，军事上瞎指挥，和中共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相结合，实际上帮了一个很大的倒忙，这就给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埋下了失败的悲剧性伏笔。
国民党“围剿”的第一个目标是黎川。黎川，位于瑞金的东北部，与福建毗邻，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既是中央苏区与闽浙赣苏区的结合部，又是蒋介石包围中央苏区的东线与西线部队交汇合点。黎川作为战略要地，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第一个焦点。
进犯黎川县县城的，是陈诚指挥的北路军周浑元部的3个师。苏区闽赣军区司令部设在黎川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是肖劲光。
大敌当前，要不要死守黎川城？中共内部发生了分歧，博古和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死守。
被剥夺了红军指挥权的毛泽东，则主张放弃，诱敌到福建建宁、泰宁一带，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消灭之。
负责黎川前线指挥的肖劲光，赞成毛泽东的看法，他给“前总”发电，建议让出空城，集结主力于黎川东北部，从侧面打击故人。
然而，毛泽东和肖劲光的建议未被接受。肖劲光接到的命令是“死守黎川”。
9月中旬，周浑元3万余人兵临黎川城下。周浑元从井冈山根据地一开创就与“朱毛打交道”，五次“围剿”中央苏区，他就参加了三次，是红军的“老冤家”。
就在黎川大敌压境的前一个星期，李德却将肖劲光的主力部队全部调走，其主力第十九师被调往福建，独立师被调往峭石，以解该地之危。
这样，黎川几乎成了一座“空城”，只利下肖劲光的一支70人的教导队和一些地方游击队。面对危机，闽赣省委和省政府在省委书记顾作霖、政府主席邵式平的率领下，首先撤出了黎川城。
这时，周浑元部开始向黎川发起进攻。肖劲光率教导队和游击队在城外与敌巧妙周旋。尽管小心冀冀，但仍被周浑元发现了兵力不足的“秘密”。
黎川无法“死守”，肖劲光只好率部撤出黎川，退到60公里外的溪口，敌军趁机占领黎川。失守黎川，肖劲光并未被立即“问罪”，而是奉命回瑞金接受任务。
根据中央把小团小师整编成大团大师正规部队的决定，肖劲光以原赣东北红十军、闽北独立师和他领导的闽赣军区的部队为基拙，组建红七军团。
10月28日，中央军委正式命令成立红七军团。寻淮洲任军团长，肖劲光任政委，粟裕任参谋长，下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三十四三个师和红十军南下独立团。红二十师以闽北独立师编为红五十八团，邵光独立团编为红五十九团，以建黎泰独立师等编为第六十团；红二十一师以闽赣独立师与建泰独立团合编为红六十一团，以工人第二师编为红六十二团，将扩大的黎川模范团编为六十三团；还有红十二军的红三十四师。
1933年11月，红一方面军“前总”发出“收复赤色黎川”的命令，要求肖劲光率红七军团配合彭德怀指挥的红三军团攻打黎川城外围据点浒湾。
按规定时间，红三军团没有到位。恰在此时，敌人的一个主力师向浒湾运动。“前总”命令肖劲光阻击，等红三军团主力赶到时再发起进攻。
肖劲光手中只有2000人的兵力。他和粟裕各率一部在八角亭与敌发生激战，坚守阵地一天一夜。
第二日傍晚，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赶到浒湾。敌师受阻后，摸不清红军实力，退居森林修筑工事。
连日兼程，彭德怀病倒了，红三军团由彭雪峰指挥。由于情况不明，也未与肖劲光接上头，彭雪枫只好命令部队发起攻击。一夜之间连续4次冲锋，但均未成功。敌军依托工事和森林屏障，使红三军团蒙受较大损失，伤亡800余人。
听到激烈的枪炮声，肖劲光和粟裕估计可能是红三军团主力赶到，于是也主动发起进攻，但也未奏效。
第三天，陈诚派3个师的增援部队赶到浒湾，并出动12架飞机，轮番轰炸红军阵地。在装甲车的掩护下，敌军反守为攻，很快突破了红军阵地。
彭德怀、肖劲光、粟裕分别率部撤出浒湾。浒湾一战，非但没有收复黎川，相反吃了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的第二个败仗。
黎川失守，中央苏区北大门洞开，“御敌于国门之外”成为泡影，博古和李德十分恼怒。浒湾失利后，肖幼光被召到“前总”所在地福建建宁。
一位负责人找他谈话，并递给肖劲光一本“前总”的机关刊物《铁拳》。刊物的总标题是《反肖劲光机会主义专号》，肖劲光大吃一惊。
“这是什么意思?!”肖劲光问。阅罢《铁拳》登载的有关文章，他心里有说不出的怒气。“丢黎川，浒湾一战失利，原因在哪里，前总调查了没有?事情没弄清楚，问题就定了性，批判文章也出来了，而且这么快，才两天。这不是早就准备好了嘛……是我搞机会主义还是黎川的这种打法不对?”肖劲光不服气，言词尖锐地申辩。
“你应该服从党的决定，”前总负责人一锤定音，“尽管事实可能有出入，但是党已决定在军民中开展反对以你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以教育全党和全军。”
“如果是这样不讲事实，我还有什么可讲的呢？”谈话后，肖劲光被关钾了彭德怀闻讯，赶紧到“前总”说：“浒湾一战失败，不怪肖劲光，不是他的责任。”
彭德怀也把一肚子火发了出来：“这一仗前总是怎么指挥的？要红三军团仓促赶到浒湾，敌人有飞机有装甲东，还有森林工事，便宜全让人家占了。”
其实，浒湾一战失败后，博古和李德是想借机整彭德怀。红一方面军两支能打的主力军团，一支是林彪的红一军团，一支是彭德怀的红三军团。林彪推崇李德的“短促出击”，而彭德怀根本就不吃“洋顾问”那一套。
博古和李德把红一军团政委罗荣桓和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整掉了，但由于彭德怀影响大，所以一直不好动手。为了在军队中反对所谓“机会主义”，打击拥护毛泽东路线的人，于是借”黎川事件”拿肖劲光开刀。
对博古和李德来说，很难理解曾两次到过苏联、并毕业于苏联、列宁军事政治学院的肖劲光，为何对游击战“执迷不悟”。
原来，1930年，肖劲光从苏联回国被派往中共苏区，担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在反“围剿”斗争中，他很快认识到毛泽东军事思想比在苏联学的要更适合中国国情。所以，他和闽粤赣省委书记罗明，都是毛泽东军事路线的拥护者和执行者。
1933年初，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路过福建永定时，博古、洛甫、凯丰等人检查了闽西工作。他们对罗明、肖劲光把战场布置在苏区内地，实行诱故深入，打游击战、打运动战很不满意。
一到瑞金，博古就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说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路线斗争，并将这条路线称之为“罗明路线”。其实，博古这么做，用意很显然，是把矛头对准毛泽东。
肖劲光后来回忆说：“黎川事件问题，不是我个人，不是一件孤立的事，而是反‘罗明路线’，反‘江西罗明路线’从地方到军队的继续。”
肖劲光在瑞金被关押后，“前总”召开了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其主要内容就是“对肖劲光机会主义”进行批判，对肖劲光个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博古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提出在军队中开展反“退却主义”、“游击主义”的斗争。凡对临时中央的军事方针不理解或执行不力者，都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这次会议后，“活动分子”在苏区各地和军队中贯彻执行博古的报告。一时间，对肖劲光的斗争扩大化，危言耸听，以至出现了“打倒蒋介石的走狗肖劲尤”的标语和口号，并运用报刊、漫画、戏剧等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对肖劲光进行批判斗争。
博古对此还嫌不够“无情”、“残酷”，他对肖劲光说:“党决定要公审你。”
1934年1月6日上午，最高临时军事法庭在瑞金对肖劲光实行“公审”。“公审”会规模很大，气势逼人，这在中央苏区还是第一次。参加大会的有中央和各后方机关代表，还有数千群众。
一阵高呼口号后，宣布开庭。书记员宣布了对肖劲光的控告书，其“罪状”有二：黎川失守和浒湾战斗中“丢弃伤兵”。之前，肖劲光对公审内容一无所知。
读罢控告书，执行主席问肖劲光有什么意见。
肖劲光大惑不解，当场向执行主席质辩：“从黎川失守到浒湾战斗失利，相隔一个半月，并没有追究我的责任，还让我去组建红七军团。我被撤职查办的罪名是浒湾战斗失利，怎么又跑出黎川失宁的说法呢?”
开始给肖劲光定“罪名”是浒湾战斗失利。但这一仗肖劲光只是配合红三军团作战，不是总指挥，负全部责任没有道理，彭德怀也说，不能怪肖劲光。于是，博古说：“黎川失守要问罪肖劲光”。
大会执行主席打断肖劲光的话，问：“不管怎么说，黎川是你失守的吧?”
“不错。”肖劲光说，“但我手中的兵都被调走了，敌人是一个军三个师，我只有70人的教导队和地方游击队，怎么能守住黎川?在被敌人差不多包围的严重情况下，我才带队伍跑出黎川。”
“为什么不发动群众?”执行主席又问。
“省委、省政府都早就撤走了，我靠什么发动群众？即使发动群众，他们赤手空拳，怎么对付得了那么多荷枪实弹的敌人？”
执行主席哑然。
“至于丢伤兵的事，”肖劲光继续申辩第二条“罪责”，“八角亭战斗我们伤亡300多人，我派周子昆师的一个营，护送伤员通过敌占区到后方根据地，途中遭到敌人袭击，有十几名伤员掉队，其他伤员都安全到达后方根据地。”
听了肖劲光的一番辩白，显然，两条“罪责”都不成立。开始不明真相喊口号的群众也不再作声了。
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大会执行主席宣布“公审”结果：开除肖劲光的党籍和军籍，判处5年徒刑，无上诉权。
“公审”肖劲光，毛泽东并不知道。他受排挤坐“冷板凳”，虽徒有虚名地挂职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但军委根本就没开会讨论过此事。
博古对李德说：“不要在中央军事委员会谈及这个问题，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反应很敏感。他们都是执行同一条路线。”
“公审”大会之后，毛泽东闻讯，便委托贺子珍去看望肖劲光。
贺子珍转达了毛泽东的话：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好。
可对肖劲光的处理，还有人认为太轻了，提出杀掉肖劲光。这件事提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上讨论。毛泽东坚持不同意，力保肖劲光。王稼祥也不同意，拒绝签字。
一个月后，在毛泽东的保护下，肖劲光非但没有被杀，还“获释”了。“前总”负责人找肖劲光谈话，让他去红军大学任战术教员。
肖劲光怎么也没想到，情况会发生如此变化。肖劲光后来感激地说：“我得以释放，能活到今天，是毛泽东等同志同‘左’倾教条主义者坚决斗争的结果。”
东方军紧急回师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国民党首先进攻黎川。中央局立即命令在福建同十九路军作战的东方军撤围，日夜兼程北上，向赣东北回师，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中央军，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在“国门”之外来打击敌人。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接到命令后，与政委滕代远立即率部回师江西，向黎川方向进发。但东方军尚未启程，黎川城就于28日失陷。
第五次“围剿”，从一开始蒋介石就占了主动。就这一点而言，他真得感谢中共党内博古、项英等这些“左”倾教条领袖们。
他们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可以完全胜利”。
他们否认人民战争的特点和红军运动战的基本原则，反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所谓的“游击主义”，和“诱敌深入”、“各个击破”、“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采取“分兵把口”，“全线防御”的“御敌于国门之外”战略战术。
他们事前对第五次反“围剿”不做认真准备，将红军主力分为中央军和东方军，分离在抚河以西和福建两地作战，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完全陷入了被动局面。
为了全面推行他们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他们更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压制、排挤打击不同意见者，独揽红军军事指挥大权，直接指挥红军作战。
黎川县城失守当天，周恩来连续致电项英并转中共中央局，建议集中东方军和中央红军，利用敌占黎川后发生的兵力调整，调动敌军在运动中歼灭之，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李德、博古、项英等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不同意周恩来关于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意见，而急于收复黎川城，提出“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口号。
同时，他们强令东方军昼夜兼程北上，迅速反击硝石、资溪桥、黎川之敌，并以一部赶到黎川西南，阻敌南犯。
已攻占黎川县城的国民党中央军陈诚部第八纵队司令周浑元，根据情报得知洵口地区有红军千余人，于是决定乘胜进剿，命令他的第六师第十八旅旅长葛钟山，率领第十七旅第三十一团和第十八旅第三十四团及第九师第二十七团与黎川县保卫团一部开赴洵口。
1933年10月5日晨，葛钟山指挥的先头部队第三十四团占领洵口后，因未遇到抵抗，立即扩大战果，向湖坊、飞鸢方向进发。随后，敌第二十七团、第三十一团也先后到达洵口。
10月6日，葛钟山接到前线报告，得知红军从泰宁回师援赣，先头部队已到达距洵口十五公里的飞鸢，当即命令敌第三十团、第三十四团向飞鸢进发，企图阻止红军前进，第二十七团固守洵口。
向硝石急行军的东方军张锡龙、彭雪枫部，在经过飞鸢时，正好与敌第三十四团遭遇。
红军战士发现敌情，立即抢占高地，向敌人侧翼运动。不久，主力部队赶到，几十挺机关枪对准敌人猛烈扫射，手榴弹暴雨般向敌人投去。
在冲锋号声中，红军战士猛虎般冲向敌群，战斗到黄昏，敌军丢下几百具尸体，溃不成军，仓皇沿黎光公路向厚权溃退，一直退到洵口，与敌第二十七团会合，就地组织防御，企图固守待援。
半路杀出人程咬金，这场遭遇战是东方军原先未曾料到的。当夜在抵达际源的东方军司令部，彭德怀与腾远根据敌情变化，面对敌兵力态势，当机立断，决定停止向硝石进发，集中优势兵力，立即消灭洵口敌人。
当晚即向各部下达作战命令：张锡龙、彭雪枫第四师由飞鸢东向西面攻击。粟裕第二十师由飞鸢到横亭由北向南攻击。陈伯钧、宋任穷第十三师，周昆第三师由极高经湖坊进抵海岭、白沙间构筑阵地，截断洵口守敌退回黎川通道。并阻击黎川来增援的敌人。
根据这个部署，红军各部10月6日夜急行军，全部到达战斗岗位。
10月7日晨，中央纵队向洵口敌人发起总攻，红军指战员个个冒着枪林弹雨，广大红军战士浴血奋战，在强大凌厉攻势面前，守敌溃不成军。
激战到上午10时，红军完全占领了洵口，除当场击毙的外，大部分敌军被红军俘虏，一小股残敌向白沙方向逃窜，被红军宋任穷、周昆守军歼灭，另一小股残敌，妄图从莲塘，经资福逃往南城，也被红军右翼纵队截断去路，就地歼灭。
战斗至下午一时，葛钟山统率的三个团，除第三十团一个营据守山岭土寨、负隅顽抗外，其余全部被歼，旅长葛钟山被活捉。
1933年11月11日出版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第二版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报道了洵口大捷。
洵口战役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个偶然胜利，但“左”倾冒险主义者却得意忘形，把它夸大为有普遍意义，继续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
执行资溪桥作战计划
1933年10月初，在李德的住处“独立房子”，召开了有党和中革军委的主要负责人出席的军事会议，博古、张闻天、项英、毛泽东、刘伯承等到会。
朱德、周恩来在前线指挥作战，未参加。会上，由代理军委主席项英作关于前线形势的报告。
李德建议：“通过地方武装，以阵地战把敌人牵制在北部赣江和吁江之间，并且如一年前所计划的那样，把五军团（1个师）放在黎川以南进行防御，命一、三军团继续向东北方面挺进。”
李德这个建议被采纳，并作了相应的决议，成为第五次反“围剿”初期的战略方针。
洵口战役后，为了急于收复黎川，李德制定了硝石、资溪桥作战计划，以中革军委名义致电朱德、周恩来，命令东方军兼程北上，消灭硝石、资溪桥及黎川附近的敌军，强调：“对于命令的执行，不容任何迟疑或更改，请注意。”
硝石，位于南城县境东南面的南黎公路中段，资水东来，黎水南来汇合于该镇西南端，再向西北汇入盱江。
该镇于资水北岸成一弓形，镇东约半里为桥头村，村前是一片平坦的开阔地，镇后靠河处小山起伏，地形条件构成了硝石易守难攻的特点。而且驻硝石之敌24师黄子咸部约4个团兵力从5月份起，沿资水北岸以碉堡、交通壕构筑了两道严密的防线。
从硝石桥头村伸延至东北及西北一带高地两翼河边为第一线，长约3000米，除以野碉楼为据点外，并构有附防御物；以硝石街及街背一带高地为第二线，长约2000米，除碉堡外，还构筑联系工事，硝石街则以工事完全封锁，这就使红军进攻尤为困难。
朱德和周恩来考虑到硝石有敌军重兵扼守，并且处在敌军各有三、四个师驻守的南城、南丰和黎川之间，不可冒然攻打，由周恩来致电项英并转中央局。
周恩来在电文中说明：“目前敌既抢先着，我东方、中央两军主力必须首先靠拢，并派有力支队加紧向赣敌两翼活动，迷惑与分散敌人，以便主力决战”。
中革军委却断然拒绝这个合理意见，回电说，“无论任何情况，中央军不得过抚河”；“以后你们决须根据军委企图”。
这样，由彭德怀率领东方军主力只得深入到敌军碉堡群中去攻打硝石。1933年10月8日，攻击硝石的各红军部队待机位置。
9日凌晨，东方军司令部发布攻击令。当天下午4时，左翼部队第十三师协同第二十师一部沿资水两岸开始佯攻。
接着左翼队从北面向敌第一四三团阵地及桥头村第一四四团阵地的第二十堡、第二十二堡猛烈冲击，并以迫击炮向敌猛击。
酣战到黄昏，红军突击队携带手枪、手榴弹在轻机枪火力掩护下，趁夜继续向桥头村及第二十二堡各处猛烈冲击，反复四次，其中肉搏两次，守敌以汽油棉絮制成火球照明，进行顽抗，红军攻击未能奏效。
10日，东方军司令部因主力军攻失利，令各师除一营原地监视敌人外，其余集结于韩公桥、陈坊、崔坊一线，待机打援。
9时，敌出动空军对红军实施轰炸，红军除留小部队警戒队，大部于华顶峰、永寿桥附近山谷凹地间隐蔽防空，薄暮，红军复向敌军攻击。
11日拂晓以后，敌空军继续轰炸。因连日攻硝石不克，东方军司令部召开主要干部及政治工作人员、士兵代表会议，决定在部队开展歼敌竞赛，并根据硝石工事坚固，攻击不易奏效而牺牲过大的情况，改用围困战术，争取先截击黎南援军，再夺取硝石。
午夜，红军于华顶峰举火，火焰烛天，以精锐部队在浓密火力掩护下分途向敌阵猛扑，一时杀声震天，前锋一度冲至敌碉堡附近肉搏相持，但依然未能夺取阵地。
12日，敌空军继续轰炸，日间战况沉寂，入夜红军再度发起攻击，一面以湖南籍士兵喊话宣传，一面发起冲锋突击。
13日晨，南城之敌3个师向硝石增援，中央红军未能阻止，这增大了东方军的压力。东方军司令部据此决定，先舍硝石之敌，以主力侧击南城来援之敌而消灭之。
午后3时，东方军开始撤离硝石附近。次日撤离完毕。至此，硝石战役结束。这次战役红军部队虽然英勇战斗，但终因“左”倾领导的错误指挥而导致红军的重大损失。
硝石战役结束后，李德、博古无视战场形势，继续强令红军部队插到敌人堡垒间隙中去作战，去进攻敌人的坚固阵地。
10月20日，刚刚到达中央苏区的共产国际顾问李德走上军事指挥前台，他命令中央红军、东方军集中主力，攻打敌人重兵把守且一直是白区、黎川北面的资溪桥，并危言耸听地提出：“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22日，红军一部向资溪桥、潭头市发起进攻，以求牵动敌人；三军团集结于石峡、询口地区，一军团主力集结于湖坊地区，准备突击被牵动的敌军。
结果却是，红军连攻4天，既未能占领资溪桥和潭头市，也未能牵动敌军，敌军根本不离开碉堡，而我之主力部队一、三军团却聚集在敌人堡垒周围，日间遭受敌机轰炸，夜间冒寒露营，十分疲惫。李德、博古等被迫不得不放弃资溪桥决战计划。
彭德怀坚持主张屡进言
经过几次交手，彭德怀很快看出敌人已改变了历次“围剿”所采用的战术，将“长驱直进、分进合击”改为“步步为营、碉堡推进”。而我们采用的这种分散兵力进攻作战的战术，是无法与敌军相抗衡的。
1933年10月24日，彭德怀与政委滕代远致电中革军委，提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切忌主力摆在敌垒周围，疲劳兵力”。而“应采取游击动作，发动群众封锁敌人，截扰敌人，并在群众掩护下才可发挥机动战作用”。
第二天，彭德怀又电中革军委，针对李德、博古分兵作战的作战方针提出：一、三、五、七军团须要立即充实起来，不宜分离作战，并恳切地建议说：“望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
彭德怀的这些正确意见不但未被采纳，反而遭到了批评，中革军委来电要彭德怀对军委的整个战略部署要切实执行，不能提出与方面军战役意图相反的意见。
他们对彭德怀不满，却拿滕代远开刀，12月，中革军委决定撤销滕代远的红三军团政委兼东方军政委职务，改任中革军委武装动员部部长。
自从1930年6月三军团成立，彭、滕就在一起工作，两人配合默契，友谊深厚，红三军团的干部战士也爱戴自己的政治委员。
彭德怀几次向中央请求让滕代远留任，未获同意，只好与滕代远依依惜别了。
想到滕代远被莫名其妙地调离三军团，彭德怀窝着一肚子火。形势越来越严峻，一军团与敌发生正面冲突，损失惨重，三军团也不能发挥出相应的优势反而处于被动，彭德怀致中央军委的电信如石沉大海。
正当彭德怀焦躁不安时，红三军团的新政委杨尚昆来到了司令部。
杨尚昆，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潼南县双江镇。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初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受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考入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做研究生，同时兼任职工国际中国代表的翻译。
1931年初，杨尚昆回国，先后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宣传部部长、上海总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等职。“九一八”事变后，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1933年1月，杨尚昆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瑞金，担任中央苏区中央局宣传干事，2月，任成立不久的红色中华通讯社总负责人。
6月，杨尚昆开始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的工作，担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随朱德总司令和周恩来总政委转战前方。
正在前方战事吃紧的时候，杨尚昆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的红三军团的政治委员。
这时，彭德怀35岁，已是历经战场、威名远扬的勇将。杨尚昆则是比他小9岁、刚从苏联留学回国、只有白区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但他很早就投身革命。若论党龄，他比彭德怀还长两岁。
杨尚昆是中央局专门派到红三军团的政委，不免有些“钦差大臣”的意味。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从彭滕到彭杨，能不能很好合作呢？
对此，周恩来不无担心，因此，在杨尚昆出发前，周恩来专门让他带去了一份厚礼，这是一个炮兵营。虽然只有两门炮，100多发炮弹，但在那时已经了不得了。
当杨尚昆走进军团指挥部的时候，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的穿戴、装束，同普通战士一样，军装都旧得褪了颜色，裤子上还打着补丁，腿上的绑带却打得很整齐，表现出长期军旅生活风度。
看着这位年轻活泼，一脸斯文的“秀才”，彭德怀被他的青春气息感染了。他迎上来，紧握着杨尚昆的双手，用浓重的湖南口音爽朗地说：“欢迎你，喝过洋墨水的杨尚昆同志，你来了，我很高兴，我们以后齐心合力干吧！”
杨尚昆略带几分腼腆地说：“我没有做过军队工作，到苏区时间也很短，带兵打仗没有经验，希望你多帮助！”
看到杨尚昆如此谦虚，彭德怀不由得一下子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我比你年岁大，文化不高，参加革命比较迟，往后，我们互相帮助，遇事多商量。”
杨尚昆的由衷谦虚和彭德怀的爽快热诚，一开始就扫除了彼此心头的一点担心。
看着杨尚昆风尘仆仆一脸疲倦，彭德怀扭转了话题：“敌人太猖獗了，苏区被分割成几块……看把你累得够呛，这一路辛苦了，先休息一下，等精力恢复过来咱们再长谈。来，我带你去休息的地方，早收拾好了，这是前任政委滕代远住的地方，希望你能习惯。”
饭菜虽然简单，但在强敌压境，如铁桶一般被围困的苏区，这已是很丰盛的了。难得的是，桌上还有一碗干辣椒，红红的有如一串串革命火焰，杨尚昆的心里热乎乎的。
一壶酒，一个茶壶，煤油灯挥发出昏暗但却祥和的光。彭德怀起身往杨尚昆碗里斟满了酒，放下酒壶拾起茶壶往自己碗里倒满茶水。
看着一脸惊诧的杨尚昆，彭德怀憨厚地笑道：“我历来主张：喝碗茶，一身汗，喝碗酒，晕过转。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你是四川人，天性好吃辣的，所以特意为你准备了这些，为你洗尘。毛泽东说过，不吃辣椒不是真正的革命者。我是湖南人，我们有共同点，相信我们合作肯定能愉快，革命一定会成功。”
提到毛泽东，彭德怀不禁想到了中央军委第五次反“围剿”策略的荒唐。“唉，中央是怎么回事，怎么能和兵强马壮的敌人硬碰呢？——看我，扫兴了，不提这些不愉快的事。”
彭德怀的语言有些不连贯，他拾起碗，向杨尚昆略微示意后猛地一口喝干。
杨尚昆笑了笑：“困难会过去的，只要我们团结一心，依靠苏区的广大军民，敌人不会猖狂太久的。何况，我们还有龙虎大将彭德怀，有你在，管叫白军不敢过广昌，胜利会属于我们的，苏区人民会支持我们的。”杨尚昆虽知战争形势对红军不利但仍然给彭德怀打气。
“你高估我了，我也曾兵败安福城，一路跌跌撞撞，狼狈辛苦得很。好了，谈谈你自己吧。”彭德怀十分感兴趣地看着杨尚昆。
看着彭德怀迫切的样子，杨尚昆咬了一口干辣椒，脸上泛起红潮：“我嘛，是个乐天派，从热血青年转变为革命者，一路顺风，太幸运了，所以显得年轻，没经过磨练，嫩得很，不值一提。”
“你太谦虚了，你可是满腹马列理论的文化人。”彭德怀不无欣赏地说，“哪像我，大老粗一个，只懂打仗，没进过马列主义的学堂。”
从这时开始，彭德怀与杨尚昆也结下深厚友谊，行军宿营之余，常常促膝谈心到深夜，倾吐彼此的经历，憧憬革命的前程，一起度过了中国革命最困难最艰苦的阶段。
进攻路线陷入窘境
红军几战失利，博古和李德仍然拒绝采用实行积极防御和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而继续推行军事冒险主义。他们将希望寄托在依靠主力兵团进行阵地战、正规战上，想以此来保卫苏区不失寸土。
11月11日，博古和李德下令新组建才1个月又缺乏训练的红七军团向浒湾进攻。
还未等部队接近浒湾，在八角亭附近即遭到由浒湾和金溪、琅琚出击的敌之重兵夹击。七军团战斗力本弱，加上敌我力量悬殊，损失很大。
红三军团彭德怀闻讯后火速赴援。敌人一面在八角亭东南面抗击红三军团的进攻；一面则猛攻坚守八角亭附近高地的红七军团。
12日，红三军团多次向敌阵地攻击，在敌人密集火力和飞机低空扫射下，遭受重大伤亡，被迫撤出战斗；红七军团更无力抵挡敌人的进攻，在阵地被敌人突破后，也仓忙后撤。这一仗，红军伤亡共达1100余人。
事后，博古、李德不仅不从指导方针上找原因，却把失利归罪于下级指挥员执行他们的指示不坚决，在大反军队中的“罗明路线”口号下，下令撤了肖劲光的职，调往前总审查。
彭德怀闻讯后，对这种“惩办主义”表示很愤慨，说：为什么要审判肖劲光？要审判的人还多呢！并且挺身而出承担责任。
彭德怀向前总声明：浒湾战斗失利，责任不在肖劲光，而由自己负责。这表现了彭德怀勇于承担责任和不畏强暴的硬骨头精神。
这以后，红三、五、七军团辗转于抚州、金溪、黎川等地区堡垒群中，完全陷入被动地位。
在东方军红三、红五军团进行东征的同时，在抚河以东的中央军红一、红九军团奉命由永丰地区调到南丰、黎川、宜黄附近，配合东方军作战。
根据部署，红一师在上南源、罗坊一带集结，并向枫林、麻坑派出警戒；红二师在演口、演源集结，担任五都鹿源、永兴桥、见贤桥方向警戒；红十四师第四十五团担任固守云盖山阵地，同时该师另派一团取捷径开至枫林以西及以南占领阵地，佯攻枫林、七里沟附近的敌人，阻止敌人西进或南移。
1933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五次“围剿”，在大雄关至宜黄圳口乡麻坑村云盖山一带，与敌人5个师发生过一场激烈战斗，史称“大雄关战役”。
大雄关位于宜黄神岗乡的东北部，距下湾村约4公里，因山陡地险，隘口有一关而得名，是当时宜黄通往南城、南丰县的必经之地。
11月16日战斗正式打响，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和红九军团第十四师由宜黄神岗进入南源、余家山一带。17日，国民党以5个师的兵力，在吴奇伟的指挥下，从东南两方面合围红军。
根据这一情况，红军紧急部署，用红九军团第十四师从神岗正面吸引敌人，以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二师两面包抄。
此时，敌第三师、第九师、第九十师由南丰、南城县到枫林、麻坑向驻守在云盖山红军第十四师第四十一团发起全面进攻，战斗一开始就打的非常艰苦，双方伤亡都十分惨重。但因兵力相差悬殊，增援部队又未赶到，战至黄昏，云盖山阵地失守。
19日，敌第九师经宜黄下湾、中堡、樟岭、大雄关向党口前进，同时以4个团兵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坚守在大雄关、西岭山担任阻击任务的红二师第四团、第五团发起猛烈攻击，英勇的红军战士用轻重机枪、步枪组成交叉火力网封锁敌前进道路。
经过多次争夺，敌第五十一团团长谢辅三被打伤，第五十二团阵地被红军突破。后因敌不断增兵，火力强猛，大雄关木鱼岭阵地失守。
在这紧要关头，红二师调整部署，以1个团兵力重新夺回阵地，以后阵地几经易守，红一师第一团、第二团和红二师第六团多次发起反攻，未能攻克，一直激战到晚上9时红军才从大雄关西南方向转移，撤出战斗。
此次战役，红二师政委胡阿林、四团团长肖桃明英勇牺牲，红一、二师师长都身负重伤。在红军主力撤出神岗、党口之后，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反动武装对革命根据地进行洗劫。许多红军战士和苏维埃政府干部惨遭杀害，各基层组织和基层苏维埃政府受到严重破坏。
大雄关战役虽然失利，但许多共产党员和苏区干部不畏强暴、继续坚持对敌斗争，组织游击战，开展扩红工作，仅20天内就扩大红军180名，另有87名红军战士归队。另一方面也为中央主力红军之后实行战略转移争取了时间。
福建事变提供契机
在红军中央军、东方军反“围剿”作战受挫之时，历史给了李德、博古、项英一个打破敌人“围剿”的绝好机会，这就是“闽变”。
东方军入闽后，连续消灭区寿年等部5个团。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感到，如不进攻红军，则必被蒋介石消灭；如果进攻红军，也必被红军消灭。
此时，原十九路军老长官陈铭枢旅欧归国，随即去广州与两广领袖聚首，磋商进一步“联共反蒋抗日”计划。初步拟定成立西南国防政府，与南京蒋氏中央对垒，并设想以1933年10月10日“双十节”那天作为新政权成立的日子。
计划拟出后，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十分积极，唯广东陈济棠对闽方抱有戒心，致使这个计划流产。
在进退维谷的困境下，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受中共共同抗日宣言的影响，决定把其原来的“反共反蒋抗日”的方针，改变为“联共抗日反蒋”的方针，并派代表陈公培去见彭德怀。
1933年9月下旬，遵照周恩来的电示，彭德怀在设于延平县王台的东方军司令部与陈进行了谈判，并将谈判情况电告中共中央。
会谈中，彭德怀赞扬了十九路军抗日反蒋的行动，批评了他们来福建“剿共”的错误，同时对蔡、蒋、陈等响应中共的抗日宣言表示欢迎，请他们再派代表到瑞金谈判。从此，红军同十九路军进入休战状态。
后来，毛泽东、朱德多次会见十九路军代表陈公培等人。10月26日，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苏维埃中央政府还派潘汉年为常驻福州代表，黄火青为秘书。
十九路军领导人在与红军的合作关系初步形成后，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开始筹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蔡廷锴、蒋光鼐、陈铭枢联合李济深、黄琪翔等反蒋反日力量，决定于11月20日发动事变。
11月22日，以李济深为主席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后，双方又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决定相互停止军事行动，确定边界，并恢复交通贸易关系。
随后，从福建往根据地运送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实际上部分地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
这是国民党军队中响应中国共产党1933年1月17日宣言，接受三个条件，同红军实行停战抗日的第一支部队。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停止对红军的第五次大围剿，发布《讨逆令》，抽调进攻红军的部队入闽，残酷镇压“福建叛变”。
福建事变打乱了蒋的军事部署，减轻了中央苏区的压力。中共临时中央如能对这一事变采取正确的策略，对粉碎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将是十分有利的。福建事变发生后，彭德怀认为，福建事变是国民党内部矛盾的表面化，是“一二八”事变后抗日派和亲日派斗争的继续和发展，是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买办地主阶级的代表蒋介石的斗争。我们应利用这个机会和新的形势，打破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
根据这个认识，彭德怀立即写了一个电报给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转中央博古，建议：留五军团保卫中央苏区，集中一、三军团和七、九两个军团，跳出中央苏区，向闽浙赣边区进军，依方志敏、邵式平根据地威胁南京、上海、杭州，支援十九路军的事变，推动抗日运动，破坏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计划。
毛泽东虽然不能指挥作战，当时也向中央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他认为，利用福建事变蒋军一部南调入闽的时机，红军主力不应再死守中央苏区。
那么，红军主力应该怎么做呢？毛泽东说：无疑地应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
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
正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彭德怀的建议和毛泽东的建议如此地一致，体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深邃而远大的战略眼光。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毛泽东和彭德怀的建议是非常可行的，因为蒋军一部南调，红军正可借机从敌薄弱环节突围，摆脱敌人的碉堡围困，跃进到“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不仅如此，他们的建议也正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第五次“围剿”，蒋介石是集其所有兵力倾巢而出的，后方已经是兵力薄弱，守备空虚，红军完全可以在苏浙皖地区“纵横驰骋”。
当时任国民党东路“围剿”军李延年纵队第三十六师师长的宋希濂后来说：“当时除四川、云南、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几个省还有地方军阀的一些部队外，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几乎全部使用在江西主战场上，已别无可调之兵，连南京一带那样重要城市的防务，只是靠宪兵、警察和一些地方团队来维持。”
为了配合第十九路军的作战，朱德、周恩来在11月24日致电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兼红十军军长刘畴西、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等。
朱德、周恩来指出，福建十九路军宣布反蒋独立，蒋介石已抽兵向浙赣闽边境集中，要求他们抓紧这一机会，在赣东北、闽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红七军主力应准备随时截击或籍制敌行动部队。
同日，朱德、周恩来又以红一方面军名义致电博古、项英、李德，报告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已推迟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调集兵力东进入闽，要求以红三、五军团侧击国民党的入闽部队，望中央早作决定。张闻天认为，应在军事上与第十九路军采取配合行动。
但是，抱有“左”倾观点的博古、项英、李德等，拒绝朱德、周恩来提出的配合十九路军的正确意见。
11月25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红一方面军行动的训令，规定：“我们不应费去大的损失来与东北敌人新的第一路军作战，而让十九路军替我们去打该敌”；“我们要看新的第一路军与十九路军作战的结果以及敌人新的部署如何，可能在十二月中旬突然将我们的主力转移到西方对付敌人的第二路军”。
他们声称：“福建所组织的‘人民政府’也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区别”，并且断言“中间的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惨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在这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博古、项英、李德主持下的中革军委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来配合第十九路军，相反，决定将红军主力由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域，让第十九路军单独同蒋介石的“讨伐”军作战。
由于受到军事“讨伐”和政治分化的压力，加上领导本身失误等原因，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福建人民政府于1934年1月宣告解体。
中共临时中央由于继续把中间派看成是“最危险的敌人”，坚持执行关门主义的错误方针，没有在军事上给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斗争以直接有力的配合，从而既丧失了与国民党内抗日反蒋派结成联盟的机会，也使红军丧失了借助这次事变打破第五次“围剿”的一个十分有利的战机。
福建事变平息后，蒋介石还心有余悸地对其北路总指挥顾祝同说：“过去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
朱德后来说：“当蔡廷锴暴动的时候，应该用全力去打击闽浙赣边。敌如果一来，就会陷死在里面，有进无出，饿也会饿死。当时在闽浙赣边的中央军相当空虚，他们又焦急，如果打去，可以消灭他几个师，而且牵掣了敌人，可以使福建至少能支持半年……在五次反‘围剿’中最大的关键就在这里，实在太可惜了。”
团村战斗击溃敌军
1933年12月初，蒋介石为了镇压第十九路军发动的“福建事变”，命令其北路军留一个师守黎川，派三个师从南丰以南向闽、赣交界的德胜关开进，入闽击敌。此时，红一、红九军团刚打完大雄关战斗，就在附近休整，正处在敌人的侧面，正好打敌人的伏击。
可是博古、李德却就是不让打，说打是等于帮助了小军阀。就这样硬是把敌人放过去了。博古、李德的行为，是“左派幼稚病”典型而可笑的表现。
可是，过了几天，博古、李德却又命令红三军团去打击移动中的敌人。敌入闽部队3个师4万余人，红三军团虽也是3个师，却只有1.2万余人。这是一个以少击多的战斗。
彭德怀勇敢地接受了命令，立即布置在团村伏击敌人。团村在黎川和德胜关之间，在黎川城东约30里，离德胜关亦只20余里。
敌军的以两个师12个团为第一梯队向德胜关直进，以1个师3个团为第二梯队续进。彭德怀以1个师在敌正面箝制，以两个师在敌第二梯队左侧后隐蔽。
1933年12月12日晨，正当红日东升，朝霞映红德胜关之际，国民党第八纵队主力部队开始向团村推进。在陈诚亲自率领下，陆续集结于黎川城，企图大举进占黎川南部的东山、德胜关，以截击红军退回福建省泰宁、建宁县之归路。
团村位于黎川城南约八公里处，是黎川城到东山德胜关必经之地，敌欲占东山、德胜关，必先攻占团村。国民党军第八纵队的主力部队分三路向团村进发：敌第六师经余庆亭、谢家排、五都向李家排逼近；敌第九十六师经鲤潭桥、大芸塅、新嶂、三都向团村靠拢；敌第五师为第二梯队，尾随敌第六师、第九十六师之后行进。
国民党的三支部队倒品字摆置后，立即挖战壕、筑碉堡，拉开阵势，慌忙备战。剩下的兵力和第九十四师则聚缩于黎川城内，以便随时应接增援。
在国民党军向团村推进之前，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一部早已埋伏在团村周围各主要山头：石头亭、撮斗寨、禾堂山等处，红七军团指挥所设在华盖峰顶。
彭德怀军团长虽然正患疟疾，全身作寒难禁，仍带病指挥。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锡龙、政委黄克诚，第五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钟赤兵、红五军团第十五师师长吴高群、政委肖华等，率领1200余指战员，隐蔽在远近各个山头阵地，卡关踞险、俯临远眺，严阵以待。
近午，敌军4万余人，蜂踊鱼贯，陆续进入了我军伏击圈。我军预先布置一个师正面分组向敌佯动，引敌注意并钳制敌人，另以三个师隐蔽在敌之第二梯队左侧约五、六里处，敌丝毫未发觉。
当敌军第一梯队展开一半兵力，第二梯队正筹划做碉堡时，张锡龙率红四师同红五师、红十五师一万余指战员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从各个山头向敌军猛烈攻击，敌第一梯队大乱，波及第二梯队两个师也开始大乱。
红军正面佯攻之师乘机出击，敌人全军大混乱，敌人3个师15个团共约4万多人，与红军的4个师共约一万余人相混杂，尘土漫天。
夕阳西下，敌已溃不成军，无心恋战，只得狼狈逃窜，红军猛打猛冲，一路追击敌人。
溃敌退守到一个寨子里，红四师政委黄克诚和师长张锡龙来到寨子外察看敌情。或许他带着眼镜引起了敌人的注意，正在观察时，敌人的机枪子弹扫了过来，一颗子弹打中了张锡龙的头部，又把黄克诚的眼镜震落到了地上。
没有眼镜，黄克诚什么也看不清，他急忙蹲下来四处寻找，摸了一会儿没摸着，赶忙拿出备用的一副戴上，这才看清张锡龙躺倒在地，已经牺牲了。
张锡龙毕业于苏联莫斯科步兵学校，是红三军团中的出色指挥员。黄克诚抱着战友的遗体，痛惜不已。
战后，彭德怀批评了黄克诚，说：“黄瞎子，下次作战不许你再到前面去，那么大的一副眼镜片子，一看就是个官！”
喊他“黄瞎子”，主要是因为黄克诚的眼睛高度近视。与一般叫绰号不同的是，不少人当面也喊黄克诚“黄瞎子”，喊得亲切，喊得热情。黄克诚毫不计较。在黄克诚自己心中和许多人的眼里，黄克诚“瞎子”不瞎，看问题比谁都清楚。
在追击过程中，由于敌人太多，结果大部分撤回黎川县城，团村战斗以红军胜利结束。
这次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一举截断我军退路的妄想，大大挫减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红军指战员的斗志，给国民党反动派第五次对苏区的“围剿”以沉重的打击。
也就在同日，闽赣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就在离团村不远的建宁县城的文庙开幕，宣告“闽赣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团村战斗的胜利，成为大会召开的最好贺礼。
这一场伏击战虽然成功了，但由于敌众我寡，虽击溃敌军，而俘虏却不及千人，打成了一个意义不大的击溃仗。
当时的情形正如彭德怀所说的：“只见敌军狼奔豕突，不见我军混复其间，虽是猛虎突入群羊，可是羊多亦难捉住”。这是“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坚持分离作战的方针，使主力兵团不能集中作战而造成的结果。
彭德怀后来说：“如果当时我一军团在，一、三军团靠拢作战，敌三个师十五个团当能全部歼灭，加上洵口歼灭之三个团，就是十八个团，再寻机歼敌二十个团左右，敌军第五次‘围剿’就可能被粉碎，历史上也就没有二万五千里长征了”。
彭德怀对团村战役未能全歼敌人的惋惜之情，不是后来，而是当时就产生了的。那段时间彭德怀发疟疾，部署完战斗，他在指挥所打摆子，冷透骨髓，但看到战场上人马翻天、杀声动地的景象，也就不冷了。他热血奔涌，感情激**，口中默念出这样一首词来：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海翻腾，杀声冲霄汉。
地动山摇天亦惊，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未到，让尔逃生！
虽说彭大将军能武不能文，可这首词却也写得情景交融，豪气凌空，既有红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动人景象，又有敌人溃败时的“狼奔豕突”的狼狈情状。而词中“大哥”当指红一军团。一军团未到才让敌人逃生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