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首都警卫师”原任师长赵霞升任即将成立的第四十五军军长，警卫师师长空缺。
国民党许多高级将领对这个重要职位都垂涎三尺，不少人不惜花费大把大把的金条来打通关节，以图换取此位。
但国防部接连开出的几份候选人名单都未能得到蒋介石的认可。蒋经国得知此讯后，越过国防部，直接向其父极力推荐王晏清。
不久，蒋介石即在官邸召见了王晏清，对王晏清的谈吐、气质及各方面条件均感满意，遂任命王晏清为警卫师师长。
王晏清将军虽然身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此时又掌管着蒋介石的“御林军”，地位和权力均今非昔比，但一向刚正不阿的王晏清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十分不满，对周围同僚的所作所为也常表示出明显的反感情绪。
我党南京地下党组织掌握这一情况后，决定深入做王晏清的策反工作。为了促成其起义，专门派地下党员陆平担负此项任务。
陆平通过内线邓昊明和李君素等党的地下工作者结识了王晏清，并很快取得了王晏清的信任。王晏清明知陆平是地下党员，但并不介意，还主动表示愿与陆平多加交往。
在与王晏清的多次接触中，陆平向他阐明了时局的发展和我党的政策，引导和鼓励他弃暗投明，向蒋家王朝反戈一击。
王晏清虽对我党的政策和政治主张表示出理解和欢迎，但对起义一事却迟迟不做表态。
王晏清私下里曾多次对自己的几位挚友谈道：“国民党政府虽然腐败无能，失败的命运也不可避免，但自己是蒋介石的学生，蒋家父子对自己又有知遇之恩和提携之情，自己虽说与蒋介石政见不合，但在这个时候离他而去，特别是率部起义，对蒋无疑是釜底抽薪，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太不仗义，难免被天下人耻笑。”
针对王晏清的思想顾虑，陆平反复做其工作，重点是帮助他认清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
经过多次推心置腹的深谈，王晏清抛弃了“道义”的包袱，打消了思想顾虑，下定了起义的决心。
这时，国民党在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加紧了战备活动。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几十艘炮舰在长江中下游巡弋。无数的江防工事正在加紧施工，按国民党的意愿，要尽力造成一种划江而治，南北对峙的局面。
王晏清等人密切关注着这一动向，不免有些焦虑。南京地下党组织对王晏清的心情是十分理解的，及时派陆平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决定：认清国民党的和谈骗局，起义准备工作照常进行。
同时正式通知他们今后的行动归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指挥，到时候通过电台指示行动方案。
陆平与王晏清商定以唐诗里的一句诗词：“葡萄美酒夜光杯”作为电台密码，定下后立即电告第三野战军司令部。
陆平还代表党向王晏清提出第九十七师起义的行动计划要点：解放军开始渡江时，第九十七师开放江防正面30千米，迎接解放军渡江；以一个团占领下关，阻止浦口的第二十八军向江南撤退，以便在江北歼灭该军；以一个团占领飞机场，截断国民党的空运，相机捕捉一些战犯；师直属部队和另一个团开进南京城维持治安，并保护重要仓库和军需物资，以免被焚毁。
王晏清接受了党交给了任务，并在师部与部分起义骨干做了仔细研究。
就在起义大计进展顺利、即将成功之际，意外的事故却突然发生了。
3月22日晚，王晏清突然从师部驻地江宁镇打来电话，没有从事秘密工作经验的王晏清在电话中问道：“你们电台的呼号是什么？你们没有告诉我，我怎么与你们联系？”
由于第九十七师师部的外线电话必须通过军部总机转接，而军部总机时刻都有国民党特务监听，王晏清的这个电话，实际上等于是自我暴露。
陆平接电话后，马上意识到起义事宜有泄露的可能，如不当机立断，王晏清本人也有危险。
事态的发展果不出陆平所预料，通话后不久，王晏清即被国民党南京卫戍区司令部扣押。
第四十五军军长陈沛立刻找来第九十七师副师长喻天鉴，命令道：“上面发现你们师长王晏清有通共嫌疑，现已被扣押，你要掌握好部队，决不能出差错！”
值得庆幸的是，几个小时后，南京卫戍区司令张耀明又亲自把王晏清放了回去。
因为王毕竟身居要职，身份特殊，又是蒋家父子眼中的“红人”，仅凭一个电话，张耀明还不敢轻易定他的罪状。
王晏清回到江宁镇师部后，也非常后悔自己的冒失行为，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必须提前举行起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立即密召几位心腹部下开了个小会，决定以执行军事任务为借口把部队拉到江北，再公开宣布起义。
会后，王晏清发布了全师当晚“过江游击”的命令。第二八九团团长杨镇洲和第二九零团团长黄子安接到命令后，率两团官兵准时渡过长江，到达江北岸。
但事情坏在第二九一团身上，第二九一团团长王义鸾刚上任时间不长，一听要晚上到江北执行军务，顿时有些手忙脚乱，不知所措。
王义鸾团长想给师部打个电话再请示一下，可电话怎么也要不过去，此时王晏清已率师直和第二八九、二九零团开始行动，师部电话已中断。
于是，他只好把电话直接打到了军部。直至这时，第四十五军军部才知道王晏清果真要“反”，慌忙急电请示张耀明。
张耀明也顿时醒悟过来，原来王晏清真的“通匪”，自己释放王晏清等于“纵虎归山”。他不禁大惊失色，连夜报告了在溪口的蒋介石和在上海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
一时间，南京卫戍司令部如临大敌，南京全市宣布戒严。军统特务奉命出动捉拿王晏清家属。
“引退”溪口的蒋介石亲自打电话给张耀明，命令他连夜赶印传单，悬赏通缉王晏清及其他起义人员，天亮后派飞机跟踪散发。
为了不牵连自己，张耀明赶忙下令印刷厂连夜印刷了几万份传单，上面写明王晏清投共，官兵返回原防的均有重赏，割回王晏清人头的特赏银元50000等。
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为安定人心，不得不在3月28日公开承认南京近郊某部队“不稳”，但捏造说：“该师长已由卫戍司令部拿获审讯”，并将王晏清的名字改为“王彦昌”，以隐瞒“不稳”的部队就是原来首都警卫师这一严酷的事实。
4月出刊的南京《新闻天地》，又以《江宁镇兵变》为题，对第九十七师起义作了耸人听闻的详细报道，并将此事与“重庆号”军舰起义相比。
第二天天色刚蒙蒙亮，飞机就飞到长江北岸跟踪侦察，沿途散发传单。第二九零团团长黄子安本不是王晏清的心腹，事前也没有参与起义的策划，完全被蒙在鼓里。
黄看到传单后便率部南返，走在前面的第二八九团看到第二九零团往回开，也跟着返了回去。
第二八九团团长杨镇洲知道事情有变，但因为仓促间举行起义，没有和部队基层力量发生关系，所以不敢下令阻止，只得脱离部队，只身一人同王晏清及几个参与起义密谋的有关人员带着师部警卫排等100多人向北急进，投奔到了解放区。
“御林军”首都警卫第九十七师的起义，是国民党时期行将全面崩溃的明显标志。
第九十七师起义是从国民党心脏里杀出来的，是对蒋介石众叛亲离中的“亲离”。因此对国民党朝野上下的震动十分强烈，对国民党军官兵心理上的影响更为深刻。
同时，这次起义也为一个月后人民解放军顺利发起渡江战役，成功解放南京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更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
24日，王晏清到达滁县，参加人民解放军，受到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江渭清的接见。起义后的第九十七师余部被编入到了第三野战军第八兵团直属部队，准备参加渡江作战。
渡江日期的最终确定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唯一的问题就是渡江作战的时机了。对于渡江日期的选择，经历了一个数次反复变更的过程。
渡江时机的抉择与国共和谈紧密相连，邓小平和陈毅坐镇瑶岗，配合和谈，演绎了令人击节称赞的精湛运筹。
总前委于2月9日首次提出了3月底为渡江日期的建议，并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同意。
2月26日，邓小平和陈毅等在徐州会合，一同前往西柏坡，准备出席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3月8日，邓小平和陈毅在西柏坡致电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唐亮，告之党中央、中央军委已确定渡江作战必须于4月10日左右发起，提出第三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各部务于4月8日进至江边，10日夜开始渡江作战。
在党中央即要离开西柏坡的前夕，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更多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配合国共和谈以能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于3月17日共同决定渡江战斗之确定日期为4月10日。
同时告诉林彪、罗荣桓：我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决于4月10日渡江”。
第三野战军领导人在接到中央军委上述电报后，于3月19日致电中央军委，认为：如4月6日发起攻占江北各据点，需4日至5日才能完成任务，然后又需一周时间疏开港口，将内河船只拖至长江出口处。因此，建议正式渡江作战，延至16日为宜，3月20日2时，中央军委复电指出，可提前于4月2日开始攻占国民党军江北岸据点，4月5日或6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布置船只，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这样对谈判有利。
3月26日，邓小平和陈毅、谭震林召集第三野战军兵团负责人会议，听取关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的汇报后，致电党中央、中央军委并第二野战军，提出推迟两天渡江的建议。
电报说：
一、各项准备尚好，唯感原定的13日正是阴历十六，月光通宵，我第一梯队的突击队无法隐蔽，不能求得战术上的突然性。因此，建议推迟两天，即15日黄昏发起渡江。此时正值阴历十八晚上21时以前昏夜，甚为有利，是否可以，请速示复。
二、江北桥头堡，决定凡对我准备工作及渡江无大妨碍者，则不攻击；凡对我准备无妨碍，但对渡江有碍，而又容易拔除者，则在渡江先一日或数日拔除之；凡对我准备及渡江妨害甚大者，则视情况于两日或两日以后拔除之。
三、确定不攻浦口、江浦，将第八纵队东移加强东集团兵力，留第三十四、三十五两军，与渡江同时积极佯动两浦。
27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们4月15日发起渡江战役以及对长江北岸防御敌人的处置”。
此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同意，并写入《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至此，实施渡江作战的任务和时间基本确定，即以第二、第三野战军于1949年4月15日黄昏开始，在湖口至上海段实施渡江作战，消灭汤恩伯集团；以第四野战军一部，位于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的侧翼安全。
邓小平等致电第二、三野战军首长，讲明军事斗争要服从政治斗争，渡江行动要严格受到和平谈判进程制约。要使军事、政治斗争高度统一。
4月1日，国共两党代表团在北平开始和平谈判，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情况下，中央军委就推迟渡江时间问题与总前委进行了反复磋商。
4月7日，毛泽东从双清别墅给总前委“邓饶陈”电：请加紧准备于4月15日准时渡江，你们方面务必不要变更，如需推迟时间，则临时由军委紧急通知你们。很快又接着给“邓饶陈”一电：要求将4月上旬至5月上旬一个月内长江水势是否会有很大变动的详情查告军委。
4月9日，邓小平起草总前委致党中央、中央军委并粟裕、张震电：第七、九两兵团均提议于12日、13日将各江心洲攻占，我们为15日夜动作，拟同意于13日夜开始夺取江心洲，是否可行请军委速核示。
4月10日，毛泽东对谈判形势突然乐观起来。他感觉大江前线露出了明亮的曙光，出现了和平渡江的前景。
凌晨3时，毛泽东从双清别墅致电总前委和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告知他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如和平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
江水变化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根据国共和谈最终期限是4月20日，中央军委又提出22日、25日以后、29日三个渡江日期，征询总前委意见。
当天，总前委复电党中央、中央军委。
电报中说：“灰丑电悉。前接虞电后即令部队调查江水情况，尚未获答复。据曾希圣等说：他们在长江边驻数年，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涨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七八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
“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粮、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也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
“果如此，则从5月起的大军供应必须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也甚重要。按目前部队准备情况，立即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究应如何，请核夺。”
同一天，刘伯承以“刘张李”的名义复电军委、总前委：“4月7日和10日的指示电已奉悉，一切按军委确定的渡江时间准备。”
4月11日，邓小平起草了总前委致党中央、中央军委电，补充报告长江水情及部队补给等情况：一、据江边群众说，过去每年端午节发大水，到中秋节开始落水，今年水涨时间则较往年为早。但又有人说今年大水时间比往年可能来的较迟，因为今年闰七月天气较冷。多数群众说，渡江以旧历四月中旬，即阳历5月10日以前为好，因为4月中旬以后江水大，波浪大，风大、风向不定。
二、据部队报告，从3月下旬至现在，江水约涨5尺多，每天平均约涨两寸半。
三、群众要求我们快过江，因为我们在准备渡江中广泛地实行了疏河翻坝工作，如不即早填补，将发生决堤危险，沿河各县将被淹没，这点关系甚大。
四、现皖北准备的军粮只能吃到4月20日左右，如时间拖长，必须从山东赶运接济，如果必须延长时，务请早日电示以便准备。
这一天，毛泽东在当天5时，电示“粟张刘张李”：“依谈判情况，我军必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推迟至22日，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毛泽东强调：“此决定对于南京政府及南京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但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损失只是推迟了7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
电文中还指示：“你们下达推迟渡江命令时，不要说是为了谈判，可称友军尚未完成渡江准备，以免松懈部队士气。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望精确地准备一切。”
然后，紧接一电：“一切照前电办理，请迅即表示意见。假如推迟半个月至一个月，从安庆至南京渡江是否不会发生严重问题？”
总前委接到命令后，虽然感到这样做会给前线部队的粮草供应带来一些困难，又有可能碰上提前到来的雨季，到时候长江水位猛涨，将给渡江造成严重不利形势，但他们仍然表示服从大局，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
不过，邓小平等认为不应回避“为了谈判”，而应正面讲清渡江与谈判关系。因为我党和谈代表团提出4月20日为和平协定签字的最后期限，所以中央军委提出“二十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
当天，总前委电告中央军委：“22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总前委在电文中说：11日6时电奉悉。
一、设想江水大发，即推迟一个月后用战斗渡江困难甚多。粟张电所称各项困难在安庆、芜湖段亦相同。故就水势一点来说，推迟半月即在29日以前渡江，估计尚无大碍，但粮食柴草困难；如在22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如再推迟一礼拜到29日则困难不少。
我们拟于日内召集粮食会议，准备由徐州赶运粮食至合肥，再由合肥用汽车运至前方。因此，请军委再帮助我们解决一批汽油，以利运输。至于柴草则更难解决。
二、我们完全同意第一步提出将当涂至彭泽段及下游江阴、常熟两城让给我们的方案，做到这一步就可以应付任何变化。
三、从军事上说，以22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即使政治上必需，也以不要推迟至29日以后为好。
四、已令各部于11日至16日不进行任何战斗。当时，20000多艘船只隐蔽在长江北岸一线的河湖港汊里，无数粗大的炮口直指对岸预定目标，整师整团的突击部队集结在出发地，人人摩拳擦掌，只待一声令下，万船齐发。
为了防止指战员们对推迟渡江产生误解，情绪波动，总前委立即向各参战部队发出指示，重申和谈是中央的事，谈判成功，于人民有利，谈判失败，责任在对方；即使协议签订了，还要防止敌人反悔或死党之顽抗，我们务必立足于战斗渡江，坚决消除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
总前委在指示说：“为配合谈判，我渡江时间已奉军委电令推迟一星期，即推迟于22日发起。又为配合谈判之需要，确定安庆不攻，确定对芜湖对岸、镇江对岸之桥头堡及各江心洲之攻占时间，一律照原定计划推迟一星期施行。望遵照为要。”
4月12日，邓小平、陈毅以总前委名义发给两大野战军及各兵团党委的指示电中，从正面说明渡江作战与和平谈判的关系，显示了指挥风格。
指示电说：
“此次我军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即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任在对方。如果协定签字后对方不实行或拖延执行时间，其责任亦在对方。
我们在谈判结束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将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握在蒋介石死党手上，即使签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
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也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弃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上需要，时间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也极重视。计算时间，本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报告我们，以凭解决。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但也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各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此电从正面加以解释，把“底”交给前方指挥员，使他们对军委更加信赖，斗志更加旺盛。邓小平、陈毅的做法，受到中央军委的称赞。
军委在14日批示说：“总前委4月12日指示电甚好，请第二、第三野战军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并多筹粮草油盐。”
在做好军队安抚工作的同时，总前委还要求一定做好群众工作。因为解放军迟迟不渡江，已经影响到群众的生产、生活。
4月13日，邓小平起草总前委致第三野战军第七、九兵团党委及首长告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并报中共中央军委电，指示研究为准备渡江而进行的疏河、开坝等工作的情况。
电报说：据四分区反映，由于我之翻坝、堵口、开河，已引起群众极大忧虑。
一为我已疏通入江河口，担心江泛水淹，尤其担心将来堵塞不及，江水决堤，则沿江七县均将被淹没；一为我堵坝口翻坝之处，因水田日益干涸，我们开坝引江水入田，但又有妨我军行动。其次春耕农忙开始，民工急需复员。为此请你们切实了解，协同地方党委和群众仔细研究下列问题：一、现我疏河开坝及筑堤填坝之处共有多少？如果要恢复原状，需要多少人工及多少材料？届时地方民力是否够用？还要派多少部队协助？材料有无准备？应如何准备？
二、凡是有危险的地方，要在什么时候以前恢复原状才不致出危险，如果渡江时间延长至4月底，其影响如何，你们拟采取什么补救办法？
三、凡是现在对军事准备已无妨碍或无大妨碍的地方，应以部队力量为主迅速恢复。
四、民工尽可能减少，使之进行生产。这个问题关系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务请你们专门讨论，指定负责同志专门指导这个工作，并随时报告我们及野战军前委，至要。
渡江日期一直不确定，毛泽东当然更着急。
4月13日，毛泽东函告在故宫的周恩来：“在故宫要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决定。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
4月14日，关于渡江日期毛泽东口气又有松动。他电告总前委，并告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提出了军委关于我军渡江时间的考虑。
电文中说：
一、总前委卯文指示电甚好。请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即照此指示向师以上干部着重说明推迟渡江时间的理由，加强战斗准备工作，并多筹粮草油盐。
二、渡江时间仍按4月22日(卯养)实施，不要改变。
但有可能再推迟几天，即推迟至4月25日(卯有)，至迟4月27日(卯感)。是否如此，要待4月18日左右才能确定。
三、昨日(13日)起谈判已至正式阶段，我方协定草案已交张治中代表团，并由双方代表团开了一次正式会议。
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位南京李、何、白、顾等是否能拒绝美、蒋介石是否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我们现要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5人来北平共商。
如彼等不来，则由张治中派人回南京征求意见。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
如南京因受美、蒋胁迫不敢批准，并逃往桂林，则将协定公布，号召一切国民党主和派分子拥护协定的执行。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协定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
而我军损失，不过推迟7天或10天至多10天(卯感)的时间。
四、漱石已到，此间情形他会经常通知总前委。刘晓也到。饶、刘正与上海产业界民主人士共商上海经济问题，并研究平、津两市经验，待你们开始渡江时即返部。
渡江战役的战斗部署
随着渡江日期的临近，1949年4月15日，邓小平起草了总前委致党中央、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张震、谭震林电，提出相机夺取江北守敌桥头堡及江心洲的意见。
电文中说：
一、卯寒及14日13时两电均奉悉。已令第七、九兵团即做部署准备，第二、三野战军当面部署如何，望即电告军委及本部。
二、现就第七、九兵团当面之实况来看，有些据点可于卯号一夜夺取；另有些据点，则尚无完全把握于卯号一夜夺取，如西梁山、裕溪口等则需二三天时间。如东面扬中地区，一夜恐也难夺取此点。应考虑发起战斗后拖长时间是否有妨害。
同时我夺取各江心洲及北岸桥头堡后，则我军即暴露在敌兵舰迫近射击之下和变成空炮良好目标，如在此经日持久，则军事上损害较大。
三、我们意见，能争取在谈判上有政治收获，即令军事方面稍有不便，也是值得的，故主张卯号行动，凡能一夜夺取者则夺取之，不能一夜夺取者应留置之。
照目前前线实况，今后军事行动，以能于开动后持续进行为更有利。以上意见当否请示。
4月16日，中央军委指示总前委把立足点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式渡江的准备上，并提出假如国民党同意签字，是否可以推迟至25日渡江。
中央军委指出：和平协定最后方案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现请你们考虑者，即假如南京愿意于4月20日签字，但要求签字后给他们几天时间以便部署。
邓小平、陈毅接电后，打电话请在庐江、巢湖指挥作战的谭震林和王建安、宋时轮立即赶到瑶岗面商。
17日，总前委收到一条重要信息，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部成立政务委员会，汤恩伯兼主任，谷正纲、邓文仪为常委。
邓小平、陈毅敏感地意识到，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肯定不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了，战斗渡江已成定局。于是，两人立即联名电告党中央，两次回答中央军委的问题，建议不再推迟渡江及渡江后的部署。
在4月17日的电文中，总前委说：
铣八时电奉悉。我们找谭震林、王建安、宋时轮三同志来，商谈结果：一、我们一致认为，以确定22日夜开始，不再推迟为好。而且夺取北岸敌桥头堡及江心洲，必须与正式渡江紧密衔接，不宜停顿，否则将给敌人以调整部署时间，增加我们的困难。
而在政治上我们估计敌可能采取拖延政策，以便团结内部做最后抵抗，此种征候，似已日益明显。
今天南京广播，在汤恩伯总部之下组织京沪杭政务委员会，汤恩伯兼主任，谷正纲、邓文仪等为常委，即其具体步骤之一。
故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在我们渡江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所以在政治上无绝对必需的条件下，务请不再推迟至25日，因为前方困难甚多，延长一天时间增加一分困难，不但影响士气，人民不安，特别是把我们各个有利渡江的地点都暴露了。
二、我们审慎研究渡江有把握。现芜湖、安庆段第九、七、三兵团准备均属充分，至少有一处必能首先成功。只要一处成功且能立稳脚步，其他各处即可随之成功。
三、过江后的部署，我们拟做一些改变，即将陈毅第三兵团直出徽州，然后沿浙赣公路向东前进。宋时轮第九兵团担任芜湖、南京的监视任务，而将主力置于南京以南地区。陈赓第四兵团仍沿江东下，首先接替第九兵团在芜湖的任务，并准备加入攻取南京。
其余王建安第七兵团、杨勇第五兵团之任务不变。这种处置的好处是部队便于展开，并可避免部队过于拥挤，而对支援东线也未减少力量。
特别是第三、五两兵团一沿浙赣铁路、一沿浙赣公路平行东进，对敌震撼更大。此种改变是否恰当，请军委核示，请第二、三野战军提出意见。
15时，总前委收到中央军委3时来电：“16日至20日是给南京考虑决策时间。在此时间内，我军应将一切必须攻占的北岸及江心敌据点全部攻占。20日以后我军何日渡江，完全由我方选择，不受任何约束。你们应按原计划，确定于22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是为至要。”
接到军委命令后，总前委立即做出了关于渡江作战的具体战斗部署，并上报军委。
在电文中，总前委提出我军的战斗部署如下：第七、九兵团首长关于渡江的意见已详筱子电。本晨又与谭震林、五建安、宋时轮共同拟定渡江作战具体部署如下：一、宋时轮、郭化若兵团以第三十军于20日黄昏开始攻击裕溪口、西梁山两地，西梁山可于2日至3日内夺取，裕溪口不拟迅速夺取，仅迫近包围与钳制。
芜湖对岸之中路码头，由第25军一部夺取之。以上均为对芜湖、当涂之敌第二十军、六十六军起吸引钳制作用。该兵团第九纵队全部、第七纵队主力、后续张克侠部则于鲁港到荻港间举行正式渡江作战。
预定步骤是，我于20日晚开始夺取鲫鱼洲、黑沙洲等江心据点，21日夜正式向鲁港、荻港间以偷渡和强攻相结合，做到完全夺取南岸之阵地，继续向南发展。22日做到该兵团大部登陆完毕，完成对繁昌、南陵之包围，并继续攻占之。
二、王建安、姬鹏飞兵团20日黄昏开始，以第二十四军夺取江家洲、太平街以北之江心大沙洲，努力做到突破江家洲、太平街防线，21日继续向南发展。
第二十一军于20日黄昏选择在贵池、大通之间夺取长生洲、凤凰洲，21日开始登陆作战，求得登陆后向东发展，22日该两军完成贵池、青阳之包围。以上统归谭震林指挥之。
三、中原野战军各兵团，即照与邓小平在桐城谈定之计划，于21日夜黄昏开始渡江作战，22日接替包围贵池任务，向南发展，以与谭震林集团广泛配合。
四、第三野战军指挥第八、十两兵团，其渡江攻击计划及何以祥部对浦口之钳制行动，望第三野战军自行规定。统望于21日至22日为我军正式发起渡江作战的时间。
五、各集团于20日至21日夜发起渡江作战后，必须准备克服敌之层层抵抗，以达到占领南岸，尔后更需有准备突破敌之无数反击和增援，以达成渡江作战任务。
故20日开始之后，不可能也不应该再做停顿，只有在我军完成渡江，攻占或完全展开包围了贵池、铜陵、南陵、繁昌、青阳五县地区之后，方需要略加停顿，整顿态势，再行东进，或命令南京反动政府执行我方的和平条件。
六、我们两周来经过反复研究，并设想种种困难之后，均一致认为，20日后开始渡江作战，到22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以后完全占皖南5个县，均有把握胜利完成。
第三野战军苏中方面，虽是敌人主力所在，可能困难多些，但也认为可以胜利完成。故一致请军委考虑，如在全局上20日可以开始，22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后再考虑停顿.
如认为20日开始太早，则请于18日先期通知延期。因20日开始到22日总攻不能再停，主要原因是我军届时已处于半渡状态，全军均已投入战斗，如加停顿必陷于非常不利。
以上请决示。
4月18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最后决定，电告邓小平等：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第二、三野战军各兵团于4月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
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多方努力下，与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取得共识，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
然而，4月20日，国民党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协定》，“和谈”宣告破裂。
渡江作战发起时间的最终确定，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的宽大为怀和仁至义尽，但国民党政府却最后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战争的真面目。
4月20日上午，在渡江作战即将开始的时候，首先打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击外国武装干涉的战斗。
4月20日和21日，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4艘军舰溯江而上，不顾第三野战军部队鸣炮警告，闯进第三野战军部队防区江面，双方展开激烈炮战。
这个老牌帝国主义者，曾经两次发动鸦片战争，驾驶他们的炮舰闯进长江，迫使清朝朝廷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时间过了100多年，它又企图重温“炮舰政策”的旧梦。然而，它面对的不再是腐败的清朝朝廷，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4月20日，在第三野战军炮兵还击中，闯进江都县三江营江面的英军护航驱逐舰“紫石英号”和“伴侣号”中弹负伤，“紫石英号”被迫挂起白旗停泊江面，“伴侣号”向长江下游狼狈逃窜。
4月21日，英军“伦敦号”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航驱逐舰在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副总司令官梅登中将率领下，闯进江阴以西的口岸江面，阻碍第三野战军炮兵向南岸射击。
榴弹炮团团长请示，可否开炮把英舰驱走。
第二十三军军长陶勇说：“打英舰是涉外事件，暂不开炮，立即请示粟司令。”
此时英舰悍然向江岸第三野战军部队阵地开炮，打死打伤第三野战军部队指战员40余人，第二零二团团长邓若波当场牺牲。
陶勇义愤填膺，立即下令向英舰猛烈还击。他说：“中国人民被欺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帝国主义者还想称王称霸，是白日做梦。打，狠狠地打！”
在连续两天的炮战中，英舰打死打伤第三野战军部队指战员252人。第三野战军炮兵击伤英舰“紫石英号”，其余3艘英舰挂起白旗逃窜。
粟裕立即把这一突发涉外事件的经过报告中央军委，请示处理办法。
在4月21日午时的电报中，他报告：“我已令部队：如悬挂外国旗号之舰向我射击以阻我渡江时，应于还击，并建议新华社广播，警告外籍船舰在此战时停止行驶，妥否请示。”
中央军委当即复电指示：“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
4月22日，新华社广播毛泽东撰写的述评新闻《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联合进攻》。
4月30日又发表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庄严宣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
同时声明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建交国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第三野战军派出谈判代表，与英国代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了一次胜利的外交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