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11日夜，战斗打响，激战至凌晨4时，歼敌大部，敌副营长率残部退守西北角大炮楼固守待援。第二十三团连续发起数次冲锋，均遭敌阻击未能成功。
天近拂晓，临城西援之敌已与打援部队交火，而第二十三团炸药已全部用光。若在天亮以前解决不了战斗，必将前功尽弃。
团长传来命令：10分钟迅速结束战斗，否则马上撤离柏山。紧急时刻，第一营第二连机枪班长陈金合挺身而出，主动请求连长要去炸碉堡。
支援谈判的上党战役
1945年9月20日子夜，一弯新月挂在西天，几点流萤高低明灭，旷野空寂渺然。
在长治城垣附近的一座荒草丛生的山坡上，19岁的姜志高匍匐于地，在他身后的不远处，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几位参谋举着望远镜，静静地侦察着地形。
姜志高，长治县北天河村人，1943年入党，时为地方民兵。9月20日上午指挥部进了村子，马上召开战役预备会，几乎没有歇口气，晚上首长们就实地去侦察敌情。当时姜志高是向导。
事实上，当时的姜志高已经知道上党战役已战至正酣，他也听说毛主席正在重庆谈判。事情就是这样令人瞠目结舌，一边是连电邀请，觥筹交错，握手言和；一边是磨刀霍霍，杀气腾腾。
蒋介石在连连发电报邀请毛泽东和谈的同时，却又调动大批军队沿平汉、津浦、同蒲、平绥4条铁路向解放区进攻。
上党战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飞重庆，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然而，几乎与此同时，蒋介石密令其“山西王”阎锡山开始了向解放区的进攻。战场的形势决定谈判桌上的形势。
蒋介石意在拖延谈判时间，等待各战区的“捷报”，特别是上党的“喜讯”，他想让事实来说话。毛泽东心里十分明白，谈判桌上是演戏，国共两军在上党真枪实弹的交锋对谈判才具有实质性意义。
晋冀鲁豫解放区，是当时全国7个较大的解放区之一，包括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块抗日根据地：西起同蒲铁路，东抵津浦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和德石铁路，南至黄河。这是华北战略区的中央大门，正堵着国民党军队向北进攻的道路。
毛泽东指出，对国民党的斗争方针是“针锋相对”，晋冀鲁豫解放区一开始就处在“针锋相对”的针尖上，而上党更是针尖中的针尖。
上党位于晋东南，古称上党郡，现为山西省第治地区。它东控太行，西据太岳，北出东阳关可视幽燕二州，南下天井关何俯中州。地势险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上党在抗战前是阎锡山的地盘。抗战刚一胜利，阎锡山就得到蒋介石的密令，让他迅速收复之，这正中早已想恢复“山西王”称号的阎锡山的下怀。于是，阎锡山便成了向解放区进攻的急先锋。
阎锡山派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兵18000人，于8月下旬分别占领了上党地区的长子、长治、屯留、壶关、潞城、襄垣等6座县城。
8月24日，毛泽东召见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立即拔掉上党这个钉子。
毛泽东指出：“史泽波这个钉子不拔，危害全局。他在你们根据地的腹心地区，如果我们置之不管，将来蒋军嫡系部队上来后，我们进被史泽波缠住，退有可能遭到夹击。拔这个钉子要速战速决，千万不能被阎军缠住。”
为了消灭侵入上党区的敌人，1945年8月25日，邓小平、刘伯承以及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陈赓、杨得志、陈再道、陈锡联、王近山等，乘坐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的一架道格拉斯式运输机，从延安飞回太行山根据地。当时美机不知我方意图，也不知乘员身份。
将领们在黎城县长凝机场降落后，接着赶到涉县赤岸村军区所在地，召开军事会议，组织自卫还击作战，即上党战役。
邓小平在战前动员会上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我们决不能让他们抢走。毛主席在赴重庆之前说过，‘只有你们打得好，我才能谈得好’。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我们不要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
中央军委8月31日电报指示说：“阎军16000人占长治周围6座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唯诸城堡坚垒密，必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座城，各个击破，不宜6座城同时攻击。如攻而不克，可围城打援。”
当时敌人的部署是：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3个步兵师的主力及伪军一部，共约11000余人守长治城；以一个步兵师及伪军一部，共约2000人，守长子县城；以一个步兵师主力及伪军一部，共千余人守屯留县城；其余襄垣、潞城、壶关3座县城，则都以伪军为主，结合正规军一部兵力守备，兵力均在千人左右。
敌人的长处是火力强，善做工事，惯于防御，又有旧城墙和日军多年修筑的堡垒工事作为依托。敌人的弱点是，不善野战，害怕近战，更怕白刃格斗。他们这次是孤军深入，分散守备，利于各个击破。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也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初次集中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部队和国民党军队作战。
这些部队虽然老底子都是抗日战争时期战斗力很强的旅，但到抗日战争后期，他们都分遣到各军分区作为基干团，主要进行游击战。在准备进行上党战役前，才集中起来，多数团不足千人，编制不充实，装备也差。全军只有6门山炮，半数团没有重武器，每支步枪仅有几发子弹。
在这种情况下，要战胜敌人，首先就要解决如何以劣势装备而且缺乏大兵团正规作战经验的部队，对据守城堡而且装备占优势的敌人作战的问题。
其次，就是在进行战斗的同时，要加速由游击兵团向正规兵团的转变，这里包括兵员的充实，装备的改善，指挥的集中与统一，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提高及正规战作风的养成等问题。
再就是在思想上要求部队在战胜日本之后，要敢于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再接再厉，战胜国齤民党军队的进攻。
为解决上述诸问题，刘伯承、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打运动战、打有准备有把握的仗、打歼灭战的思想，和敌人孤军深入、分散守备的弱点，决心集中太行、太岳、冀南军区主力及地方部队一部，分别编成3个纵队，并动员民兵配合作战。
在政治动员方面，提出了“为保卫胜利果实而战”、“为支援毛主席重庆谈判而战”的口号，在军队和根据地人民中，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
作战指导思想是采取首先逐个夺取长治外围各城并打援长治之敌，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主力，而后再攻长治的作战方针。
并确定在逐个夺取外围各城时，轮流以主力兵团一部担任攻城任务，以地方兵团、游击队和民兵围困其余各城，不许敌向长治集中，而以其余主力兵团集结于机动位置，准备在野战中歼灭由长治出援的敌人，并相机歼灭可能由太原、平遥来援之敌。为防止敌人向北打通白晋线，又决定先从北面打起。
关于作战阶段，经研究决定，上党战役将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扫清长治外围据点；第二阶段围攻设防坚固的长治城；第三阶段歼灭援敌。
为了保证战役成功和阻扼国民党军沿平汉中微蒲路北犯，刘伯承、邓小平同时令冀鲁豫军区主力由陇海路转向平汉路，肃清新乡以北的伪军，控制一段铁路。
太岳军区沿同蒲路的部队加紧破路，为太岳军区下一步转用主力于该方向做准备；太行军区一部配合晋察冀军区部队破袭正太路，另一部协同太岳军区部队控制道清路，扫清沿线伪军。
根据上述部署，参战各部队在向上党地区开进中，即一面扩充与调整组织，组成太行、太岳、冀南3个野战纵队；一面进行政治动员。
广大指战员对国齤民党发动内战极为愤慨，纷纷宣誓，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为支持毛主席赴重庆谈判而战，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歼灭进犯之敌。在战役全面展开前，我军又进行了战前练兵。
当太行纵队肃清了武乡地区的日伪军，在开进途中于9月1日攻克襄垣后，军区立即总结襄垣城战斗经验，并在襄垣城组织干部进行实弹演习，研究了攻城和巷战的经验，发出了战术指示。
太行、太岳地区人民为了保卫8年抗战和减租减息等运动所获得的斗争果实，组织了以专署、县级领导人员为首的后方指挥部和民兵、自卫队参战支前，其中许多民兵组成营、连，担负作战任务，自卫队组成担架队、运输队。
妇女日夜为军队做鞋、磨面，儿童站岗放哨。人民的积极支援，不但大大增强了全区的战斗力，而且保障了前线的供应和后方的安全。
9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下达发起上党战役的命令。
9月10日，战役正式发起。
凌晨2时，太行纵队在陈锡联指挥下，首先向屯留之敌发起攻击，太岳、冀南两纵队隐蔽于长治、屯留公路两侧准备歼击长治援兵。
攻击发起后，长治敌出动6000余人向屯留增援，因害怕被歼，加上我个别部队过早暴露，敌与我打援部队一经接触即缩回长治。
12日，我攻克屯留，合歼守敌。
13日夜，太岳纵队在陈赓、王新亭指挥下，攻击长子，太行、冀南两个纵队打援。但长治敌人再也不敢出援。因而，16日夜，冀南纵队在陈再道指挥下攻潞城，17日攻克。
18日，太行纵队攻壶关。19日，长子、壶关同时解放。至此，长治外围敌战城市被我全部攻克，长治敌军遂完全陷于孤立。
在上述诸战斗中，各部队在战术上普遍运用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歼敌和尽可能集中猛烈而短促的火力以掩护突击的打法，并普遍采取夜战、近战以避开敌人火力优势，采用炮兵抵近射击、用梯子爬城和坑道轰城等办法，以克服缺乏炮兵的困难，使我军能以劣势装备迅速攻克敌人的堡垒工事。
经过上述诸战斗，连同襄垣战斗，我取得连克5座城歼敌7000余人的胜利。有了取之于敌的武器、弹药，加上群众参军，地方武装升级和经过短时教育的俘虏补入，部队充实了，战斗力提高了，从而，增强了最后歼灭长治敌人的胜利信心。
战役第一阶段目标实现后，刘伯承、邓小平立即部署第二阶段作战。
20日，他们发布第五号作战命令，指示部队以勇猛、速决之作战夺取长治城，最后歼灭侵入上党区之敌。
在作战部署上，由城东、南、西面同时攻击，并放开北关至城东北角，引诱敌军外窜，而于野战中坚决予以歼灭。
随后，刘伯承、邓小平将指挥所移至长治南郊北天河，直接指挥攻城战斗。
北天河村位于长治城南郊，坐落在太行山西麓的八仙岭下。站在村北的窑洞顶上，可以遥看到长治的城墙，若用望远镜，则能清晰地看见城墙上人的活动情况。
而从别的地方，只能看到北天河的树梢，看不到村内的情形，非常隐蔽。这是符合选作指挥部驻地的必要条件之一。
从1945年9月20日至28日，刘伯承、邓小平及指挥部在北天河村住了8天。在战场情况急剧变化的环境里，战役指挥部在一个村庄连续住8天，是很少见的。
为了保证上党战役的胜利，地方党组织动员大批青年踊跃参军，保卫解放区，参战民兵和自卫队达50000人以上。
按照命令，八路军3个纵队主力齐集长治城下，按照分工分别向东、南、西三个方向展开攻击。
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是过去日军设防的重点，城高壕深，工事坚固。守敌万余人是阎军主力，因一直龟缩不出来未有损耗，装备也较齐全。
27日，刘伯承与邓小平下达第六号作战命令，专门对各部队协同动作、炮火准备、城墙爆破、登城后的纵深战斗及后梯队使用等有关战术问题作了具体规定，以进一步加强攻城的指导。
长治城被围得水泄不通。陈赓命令部队修筑交通壕，隐蔽接近长治城墙，准备在北关登城。此时，忽然下起瓢泼大雨，挖出来的交通壕变成了水沟，于是登城的准备不得不暂停下来，大家都非常着急。
当然，敌人更着急。长治守军为阎锡山的第十九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约11000多人。军长史泽波深感孤立无援，5个卫星城已全部失守，我军大军压境，孤城很难自保，于是不停地打电报给阎锡山求援。
阎锡山并不死心，一面发电报给史泽波打气：上党必争，潞安必守，援军必到，叛军必败；一面调集两个军和两个炮兵团，加上收编的伪军等杂牌部队，共20000余人，由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从祁县的东观镇沿着白晋铁路南下增援长治。
9月28日，就在刘伯承、邓小平集结冀南、太岳、太行三路纵队包围长治，连续5天攻城不下的关键时刻，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在长治县北天河村收到太原情报站发来的第一份电报。
情报中说阎锡山拟用重兵向长治增援，其3个师约7000人，已于9月27日到达沁州，其先头部队4个团于28日12时已进抵沁州东南18千米的新店，另一股1000余人在沁州西南的南里村一带，估计将继续增援长治被困敌军。
刘伯承、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心以攻城打援的战法，在野战中歼灭援敌。
28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了第七号命令，做了攻城打援的具体部署。
刘伯承、邓小平令陈再道指挥冀南纵队和太行、太岳围城部队伪装主力，继续佯攻长治，以吸敌来援，并准备打击长治突围之敌。
令陈锡联、陈赓率太行、太岳纵队主力北上打援，结合监视白晋路的第十七师等部队，设伏于白晋路屈亭以南的党隆、上村镇一带。以陈锡联指挥的太行纵队等部队为右翼队，以陈赓指挥的太岳纵队等部队为左翼队。
战士们都是从长治四关的泥泞的工事中爬出来，穿着被雨淋湿的衣服，悄悄地向北出发了。秋夜的北风，吹在湿透了的衣服上，寒气刺骨，但勇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准备杀敌，早已忘记了寒冷。
援敌指挥官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预定沿白晋路前进。阎锡山唯恐长治失守，连电催促彭急进。彭毓斌只得临时决定走捷径，在虎亭率部渡过漳河，改沿虎亭、屯留间大道开进。
30日，刘伯承、邓小平得报援敌已脱离白晋路改道，立即变更部署，令打援主力依次向虎亭屯大道两侧转移，并增派第十七师尾敌前进。
10月2日，打援主力与敌预期遭遇在屯留西北王家渠、白龙坡至井道上一线。按计划一部正面诱敌继续前进，主力向敌两侧展开迂回，第十七师由敌后向南展开攻击，将援敌合围于老爷岭、西廊、磨盘垴至榆林镇地区。
一连几天，彭毓斌并未察觉刘伯承已置重点于打援，还是一味严令部队火速南进。等到发现被围，为时已晚，只得下令部队就地构筑工事转入防御。
刘伯承、邓小平下令力求割裂敌人，各个歼灭。激战数昼夜，歼灭部分敌人。敌被迫收缩阵地，最后猬集磨盘垴、老爷岭地区，缺水、缺粮，疲惫不堪。
10月3日，已经将作战室前移到郊区黄辗镇的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部又接到太原情报站发来的第二份加急电报，说彭毓斌所率部队数量有误，不是7000人，而是第二十三军、第八十三军及省防军等8个师、两个重炮团，共计20000余人。
刘伯承、邓小平大惊失色！10000人对20000人，后果不堪设想。对于刘伯承、邓小平来讲，战局此时已到极其严峻的时刻：如果10000人的打援部队被阎军吃掉，彭、史两部合兵一处，不仅长治城拿不下来，而且围攻长治的部队腹背受敌，极有可能全盘皆输。
更为严重的是，此时战事稍有不慎，将直接危及到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的生命。此时包括此前，八路军装备极差，与日军、与国军交战主要靠人海战术，靠人多制胜。当时，能否提前得知来犯之敌的数量，从一定程度上讲决定着战争的胜负。
得知太原阎锡山援军是20000余人的加急情报后，刘伯承、邓小平急忙调整战斗部署，急调在长治佯攻的冀南纵队主力火速北上投入打援，并要他们冒着兵家大忌，白天行军，赶往屯留。
10月4日，大雨倾盆，经过一天雨中急行军，陈再道率冀南纵队赶到屯留磨盘脑山下的指定位置。为避免敌人作困兽斗，故意在北面给敌人留了一个缺口。
10月5日，冀南、太岳、太行三路纵队发起总攻。彭毓斌所率部队三面被围，军心动摇，于夜间仓促向沁县方向突围。刚冲出包围圈，便陷入刘伯承“围三阙一、虚留生路”的圈套中。
太行纵队将磨盘垴之援军合围后，由原太行六分区第十三团和决死纵队第九团组成的太行纵队第三支队担任了主攻磨盘垴的任务。
第三营九连连长胡三友在全连大会上把身上仅有的15元冀南票交给司务长，激动地说：“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就把这钱作为我最后一次交的党费。”
战斗打响后，干部战士个个奋勇，人人争先。凭着手榴弹和刺刀与阎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胡三友在攻占磨盘垴第一层山包时就负了重伤，但他一声不吭，继续带领部队往上攻。
打到天亮时，身负重伤的胡三友带着部队攻上最后一层阵地，看着战友们发出占领阵地的胜利信号后才含笑倒下，实现了他战前发出的誓言。
在突破敌人主力阵地的同时，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各路纵队从各个方面猛烈穿插，彭毓斌部不久即溃不成军，缴械投降。战至6日黄昏，除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官兵均在逃跑的路上被歼。
一路扬言“上党必争，长治必保”的阎军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自杀，数十名高级军官束手就擒。至此，战役攻城打援的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长治守敌待援无望，向西突围，企图横穿太岳解放区，逃回浮山、翼城。战役转入追歼逃敌的第三阶段。刘伯承、邓小平除以围城部队跟踪追击外，又令太岳纵队从戛亭日夜兼程，直出沁河两岸的马壁、桃川地区，控制沁河，进行兜击。
1945年10月7日夜，长治城又是一个大雨天，困守长治的阎军总指挥史泽波率部趁雨夜弃城突围逃窜。早已料到阎军会突围逃窜的刘伯承、邓小平得知史部已逃出长治城后，当机立断，命令围城部队一部进入长治，大部跟踪追击，务求在运动中消灭逃敌。
广大指战员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忍受饥渴困苦，日夜兼程，向沁水预定堵敌地区疾驰而来。终于将从长治逃出的史泽波及其所部万余人，堵截于沁河东岸的将军岭、桃川河一带。
12日晨，各路大军对逃敌发起攻击，激战两个多小时后，阎军大部被消灭。
就在沁河岸边人民军队与阎军激战时，狡猾的史泽波及其第六十八师师长郭天辛等人在沁河的下游徒步涉水渡过沁河，疲于奔命的史泽波以为这下到了安全地带，不承想又遇到了早已严阵以待的堵截部队。
就这样，史泽波、郭天辛被俘，至此，上党战役彻底胜利，阎锡山抢占上党的美梦宣告破灭。
经太岳军区人民武装沿途截击，各追击部队密切协同作战，10月12日，在沁河以东的将军岭、桃川地区，把逃窜的阎军第十九军全歼。军长史泽波被俘。
上党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治解放了。历时30多天的上党战役胜利结束了。这是解放区军民在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取得的第一个回合的重大胜利。
此役，阎锡山的13个师38000人，除逃散3000人外，全部被歼。生俘了31000人，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000余支。这一巨大胜利，给进犯的国民党军以迎头痛击。
上党大捷是共产党军队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著名战役。
上党战役开始后，刘伯承曾问太行纵队副司令员陈锡联：“为什么枪声这么少？”
陈锡联回答道：“没有子弹，不敢多放枪。”
连国民党军都感到有点怪异：冲锋而来的共产党官兵，大多数人穿着老百姓的衣裤，衣裤的颜色五花八门，不少人脑袋上和山西的放羊倌儿一样系着一条白布巾。
但这场著名战役的结果印证了那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得民心者得天下。
役后，刘伯承司令员曾以战略家的胸怀，宴请被俘的阎军高级军官，席间，阎锡山军军官就自己的失败原因而向刘伯承讨教。
刘司令员回答：“从兵力上讲，我们不如你们强大，但上党一役，36万上党人民竭尽全力支持我军，全区12万劳动力就有1／2以上随军作战，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我们胜利的秘诀……”
上党战役期间，仅北天河村的老百姓腾出了几百间民房，提供了上千担的粮食，还组织支前队伍，为大军运送粮食、弹药、护送伤员，涌现出了许多拥军和支前模范。
当时，村里的青壮年都以入伍参军保卫家乡为荣，父送子、妻送夫的感人场景比比皆是。由此可见当时共产党八路军受到的拥护。
败军之将史泽波对陈赓说：“抗战8年中，贵军在上党地区和日军作战，日本投降后我们来抢占地盘是不对的。不过，没想到失败得这么快，真是天助你们!”
上党战役接近结束时，蒋介石被迫在《会谈纪要》上签字。
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毛泽东高度评价上党战役的伟大历史意义。
10月17日他在延安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时说：“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13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13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38000人，我们出动31000人。他们的38000人被消灭了35000人，逃掉2000人，散掉1000人。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刘、邓：“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望利用上党战役的经验，动员太行、冀鲁豫两区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精密组织各个战斗，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
邯郸战役打响政治仗
1945年10月4日傍晚，随着一声巨响，邯郸城南门外，晋冀鲁豫军区部队的一门“85式”野战炮突发威力，第一炮击中南关城门楼，第二炮击中城东南角炮楼。
部队向邯郸守敌发起总攻时，西门的战斗最为激烈。西门外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敌人从城墙上扔下大批滚木、燃烧物和特制的手榴弹，使我军遭到较大伤亡。
太行突击部队在掷弹筒、机枪的掩护下，跃过开阔地，直奔城墙角下。
突击队员不顾敌人连续扔下的手榴弹，把梯子一次次搭在城头上，炸断了又换新的，一个战士头上流着血，裤腿上着了火，仍旧用肩膀扛着一个被炸去一截的梯子，他对登城的战士们大声喊着：“快！快上！”
直至登城的战士爬上城头，他才松了一口气，腰一弯，倒在烈火和血泊中……这是著名邯郸战役中的一个场景。邯郸战役又称平汉战役，它是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为反击国民党篡夺抗日胜利果实，在河北邯郸地区粉碎国民党军进犯的一次大规模歼灭战。
这次战役，晋冀鲁豫解放军在河北省邯郸以南地区，歼灭国民党向华北进攻的主力孙连仲两个军，争取其一个军高树勋率部起义，从而粉碎了国民党沿平汉方向的进攻，对迫使国民党与共产党签订停战协定起了重要作用。
邯郸地处河北省南端，是华北的南大门，又是晋冀鲁豫边区的首府，是兵家必争之地。
我军若能占据邯郸，就能把冀南、太行、冀鲁豫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一个面积15万平方千米，人口2500万、全国最大的解放区；邯郸又处于平汉铁路中段，扼守着国民党军队北上的通道，因此，邯郸是国民党军首先要抢夺的战略要点。
为取得平汉线上作战的主动权，按党中央军委部署，我冀南部队主力发起了解放邯郸的战斗。
1945年10月1日晚20时，解放邯郸的战斗打响了。
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占领城外四关。南关由冀南六分区第十九团和第二十七团担任；西关由太行支队两个团担任；北关由冀南三分区第三十一团担任，并在东护城河设下埋伏见机行动，也由第三十一团担任。
南关是四关中最重要的一关，由火车站、电灯厂、火磨公司组成，统称为西南庄商业区，比城里繁华热闹。敌军在这里布置的人数也多，不过他们都是一些没有打过仗的伪军，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和我军一接触即溃败；没到次日拂晓，我军已完全占领了火车站等西南庄商业区。
扫清外围的战斗比较顺利，但也遇到了一点麻烦。我军战士都是农民出身，不懂电的知识，在进攻电灯厂时，敌人在厂周围布置了带电的铁丝网，几名尖刀班的战士触电倒地，后面的战士急忙上前去拉，又有战士触电身亡。
最后愤怒的战士用炸药炸坏了电网，才冲上去歼灭了敌人。其他三关也在同一晚上被我军全部占领。
四关占领后，就加紧攻城准备。南门是敌人设防的重点，仗着城高墙厚、城上碉堡多、工事坚固、火力充足，城墙四周的护城河与沁河相通，四季有水，敌人又引进滏河水，使水面更深更宽。
敌人除了以上有利条件外，他们还得意的是我们没有大炮，只要守住城墙，等待援军即可解围；另外还有国民党派去的接收员在城楼上坐镇鼓劲，因此他们的战斗士气是不能低估的。
主攻南门的六分区第十九团，刚参加了解放临清、夏津等城的战斗，接到打邯郸的命令后，就马不停蹄地赶到邯郸。
针对邯郸的总体概况，我军设计了3套攻城方案：第一套是为减少我军伤亡，采用挖地道炸城墙；第二套是组织特等射手和投弹能手封锁敌人的火力点，架云梯强攻；第三套是利用我们的“88式”野炮。
因考虑到护城河水面又宽又深，同时，国民党的几万大军已到安阳逼近邯郸大门口，用挖地道炸城墙的办法时间不允许。只能采用第二、第三套方案。
“88式”野炮是第十九团在百团大战中缴获日本人的炮，因在游击战中不好发挥作用，被秘密隐藏起来。
现在该它发挥作用了，但是它只有6枚炮弹。
亲自指挥使用这门炮的人是一个留着一尺多长花白胡子的老人，他身子骨非常灵活，像个年轻人。
据说他是国民党某炮兵师的长官，因在一次和日本作战中，人员伤亡大，炮丢失太多，不敢回去才跑到我们这里。他对炮精通，所以由他专门指挥使用这门炮。
打郭庄摧毁敌人地下发电厂就是他指挥的，一枚炮弹就把敌人的地下发电厂摧垮了。这次打邯郸为使它充分发挥作用，战士们神不知鬼不觉将这门8匹马拉的笨重野炮，推到正对南门400米远的地方，巧妙伪装起来。
由于炮弹不足担心不能摧毁敌人的火力，全团又集中了所有的掷弹筒，选调了几十名特等射手和投弹高手埋伏在城下。登城突击连是善啃骨头的九连，由连长郭其祥率第一梯队，指导员滑军率第二梯队。
10月4日晚20时，指挥部下达攻城命令。信号弹升空，邯郸城下杀声四起，城墙上敌人的火力也一齐开始射击。
总指挥王宏坤司令员对这门野炮下了死命令：3枚炮弹必须把南门城上的炮楼掀掉。只听“轰轰”两声，炮楼掀掉了，国民党派来的接收员和几十个敌人都被炸瘫了，我们的特等射手和投弹能手一起开火，敌人顿时被打蒙了。
登城突击队在连长带领下，立即架云梯登城，几十个勇士手提战刀，身挎冲锋枪，腰别手榴弹，向城上攀登。突然间喀嚓一声，云梯被炸断了，10多名战士和连长摔了下来。
第二梯队立即冲上去，重新换上云梯，摔下来的突击队员从地上爬起来，也顾不得疼痛，又迅速往上攀登。城门被手榴弹炸着起火。火光照红天空，战斗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
第二梯队在指导员的带领下，登上城楼，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冲锋枪横扫，手榴弹远投，经过激烈的拼搏，很快把城楼周围的敌人消灭了。
后续部队陆续登上城楼，向东西两侧扩大战果，迅速组织战士搬掉南城门洞的沙包，打开南城门，大部队进城了。攻进南门的部队势如破竹，顺十字大街猛冲直扑敌人司令部，将司令部守敌歼灭，活捉了司令郭采芹。
进攻西门的太行部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向东推进。进攻北门的第三十一团向南推进。残敌受到三面夹击后，龟缩在丛台制高点进行顽抗。
当部队冲上台时，只听到一声高喊：“不得了啦！八路打进来，快跑啊！”这一惊叫不要紧，敌人立即成了乌合之众，争先向东逃命，从高达10米的城墙跳到护城河里向东逃命。
正好进入第三十一团的埋伏区，溃散的伪军被堵在河中，上来一个抓一个，一下抓了几百人。第二天，老百姓还在城沟里捞上几十具伪军尸体。
10月5日拂晓全歼守敌解放了邯郸。共毙伤和俘虏伪军2000多人，我军也有重大伤亡。
我军攻占邯郸不久，蒋介石也打起了邯郸的主意。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而蒋介石却在蓄谋发动内战。他一方面争取时间运兵到内战前线以完成军事部署，同时为欺骗全国人民，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装模作样地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经过43天曲折、复杂的斗争，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双方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立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但是蒋介石表面上同意了我党提出的坚决避免内战和和平建国的方针，却仍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
《双十协定》公布之后，蒋介石又妄图以协定麻痹我党，并以继续重庆谈判作为幌子，在美国的支持下，扩大进攻的规模。
蒋介石除将一部分军队用美国舰艇与飞机向平津等地输送外，主力则加紧从陆路推进，首要目标是抢占平津、夺取东北。
蒋介石以14个军分经同蒲、平汉、津浦、平绥各铁路成四路向华北解放区进攻，企图以此发挥美国现代化技术之长，割裂各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压迫退人农村，甚至山地而便于各个消灭。
其中同蒲路方向为国民党第一战区胡宗南的先头部队两个军，经同蒲路、正太路开抵石家庄，后续一个军到闻喜以南；平汉路方向为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孙连仲的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及新八军，约45000人，在其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的率领下，从河南北部郑州、新乡沿平汉线北犯冀鲁豫解放区。
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和孙殿英的第三十一集团军跟随北进，后续还有4个军，其中一个多军已进至新乡，其余正准备由洛阳、开封等地向新乡开进；沿津浦线北犯的国民党军先头一个军已从徐州进占济南；沿平绥线进攻的国民党军则已迫近张家口。
这四路进攻中，平汉一路是主力。它的3个军都是原西北军，有较强的战斗力，除第三十军已变成半嫡系半美械装备外，第四十军和新八军都是杂牌军，与蒋介石有矛盾，特别是新八军，对蒋介石为削弱杂牌而驱使其作内战先锋，很是不满，是在不情愿的情况下参战。
10月14日，这3个军从郑州、新乡出发，沿铁路线及其东侧前进，企图以10天左右的时间赶到石家庄，会同胡宗南部继续沿平汉线北犯。
为了阻碍和迟滞国民党军队沿平汉铁路线北上，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党中央、毛泽东在10月12日，签发了致晋冀鲁豫中央局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要求晋冀鲁豫军区主力火速移师平汉线，准备迎击孙连仲第十一战区由新乡北上的3个军，组织平汉战役。
在毛泽东的视野中，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战役，假如平汉线被打通，党中央争取国内和平，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希望会落空，在地域上党和人民军队也将回复到被分割、包围的老路上。有鉴于此，毛泽东提议“刘伯承、邓小平亲临指挥”。
10月17日，毛泽东在给晋冀鲁豫中央局刘伯承、邓小平的电报中再次强调：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毛泽东还作出了如果不能夺取平汉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胜利就要推迟20年”的结论。
中央军委强调指出：“这一仗的胜负，关系全国战局，意义重大，务必精密组织，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不失时机，争取胜利。”
为迟滞国民党军沿平汉线北上，实现党中央拖延全面内战爆发时间的可能性，刘伯承、邓小平在太行前线指挥上党战役期间，就开始酝酿平汉战役的指导方针。在悉心研究孙连仲部的历史与现状后，刘伯承、邓小平认为，从历史看，孙连仲部原为西北军系，素来对蒋介石心存芥蒂。第十一战区所辖3个军，除第三十军已经中央化外，第四十军与新八军仍属杂牌，与中央军的隔阂甚深；从现实看，平汉线上国民党军官兵多数不愿意内战；战区内部由于我党地下干部的争取，中、高级将领中受共产党影响的大有人在。
据此，刘伯承、邓小平作出如下判断：孙连仲部存在着分化瓦解，打“政治仗”的条件。“政治仗”是我军对敌作战的基本样式之一，也是人民军队的拿手好戏。邯郸战役堪称全国解放战争初期对国民党军开展“政治仗”的成功范例。其间刘伯承、邓小平挥洒自如的“政治仗”运筹，令人拍案叫绝。
基于对敌情的深刻把握，刘伯承、邓小平制订了平汉战役的作战方针：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结合起来，争取一部分国民党军起义。打一个既是军事仗，又是一个政治仗的战役。
9月20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名电告中央和军委：在即将发动的平汉战役中，我们的对策是要充分利用反蒋派与蒋介石的矛盾，争取中立，以便专力对蒋。请中央对此给予指示。
次日，中央复电同意平汉战役“采取打与拉结合”的作战方针。
决策平汉战役采取政治解决与军事解决相结合的作战方针，这是一个充满军事辩证法的军事认识杰作。事实证明，这一科学的战役指导方针，一经实施，便大大推进战役的进程，显示出克敌制胜的威力。
根据指示，军区首长决定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策略，集中杨得志司令员、苏振华政委所部第一纵队。
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所部第二纵队；陈锡联司令员、彭涛政委所部第三纵队和秦基伟、杜义德、杨勇所部太行、冀南、冀鲁豫3个二级军区部队共60000人参战，还动员了冀南地区10万民兵，准备以两个月的时间连续作战，歼灭沿平汉线北犯的敌军。
计划将平汉一路的敌人引诱到漳河以北、邯郸以南滏阳河套的多砂地区先打第一仗，歼其一部，然后逐次歼灭之，并在打军事仗的同时打政治仗，争取一部分敌军起义。
在作战部署上，分路东、路西军对敌人实行东西钳击，其中第一纵队、冀鲁豫军区部队为路东军，第二、第三纵队及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为路西军。
另外，太行军区七分区3个团组成独立支队，结合太行、冀鲁豫地方武装的民兵，在黄河以北至安阳之间，破坏交通，袭击北犯之敌。
等敌人通过漳河后，即以独立支队控制漳河渡口，阻其后续梯队的增援，其余地方武装和民兵则继续钳制安阳以南之敌。
国民党先头部队新八军高树勋部、第四十军马法五部、第三十军鲁崇义部3个军从新乡北犯到安阳，沿途不断遭到晋冀鲁豫军区的独立支队、地方武装及民兵的打击，但由于没有与军区主力部队接触，前进较快。
1945年10月16日，按照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签发了平汉战役作战基本命令。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分东移平汉线。然而，此时平汉线上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是敌强我弱，北进的国民党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优于我军。
相比较而言，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刚刚完成上党战役，正处于疲惫不堪的情况下，加之后续队伍没有到齐，如果硬斗硬，可以预料伤亡会很大。要使平汉战役朝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发展，在部署平汉战役的棋局中，如何布好政治仗这步棋是关键。
鉴于“政治仗”的基本点是削弱敌军的战斗力，利用敌军内部矛盾，策动其中的一部分力量，使之反戈一击，投向人民。
刘伯承、邓小平在寻求“政治仗”的突破口，即“政治仗”的作战对象上慎而又慎。在对敌第十一战区3个军的基本情况作通盘比较后，认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是最佳人选。
锁定以高树勋为“政治仗”的作战对象，以争取高部全体起义为目的，这是一个富有洞察力的判断。
一是高树勋有浓重的反蒋情绪。对蒋介石重嫡系、轻杂牌的行为早有不满。1931年宁都暴动后，高树勋身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因反共不力，被蒋介石撤职，其后高树勋常与西北军将领吉鸿昌一起研究抗日反蒋问题。
二是高树勋与我军的“关系比较久”。1933年高树勋在追随冯玉祥察北抗战失败后，与我军在“反蒋抗日”上有着共同语言。抗日战争时期和八路军在华北共同抗战，与彭德怀、肖华、杨得志、朱瑞等我军将领多有接触。期间，新八军“曾几度遭受日军进攻，陷于危境，均在八路军大力支援下脱险，对共产党、八路军感佩至深”。
三是高树勋对内战持消极敷衍态度。抗战结束后，新八军被蒋介石送上内战的最前线，引起不愿意重开内战的高树勋极大的不满。
还在9月上旬，高树勋就委托战区总部参议王定南，面见刘伯承、邓小平，带来了高写给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的一封信，婉转地表达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应变的良好愿望。
根据对高树勋政治态度的分析，刘伯承、邓小平认为，高树勋作为杂牌军中主张和平民主的进步分子，反对嫡系法西斯内战独裁的首席代表，符合党中央“首先要争取受蒋介石排挤、歧视的非嫡系部队，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国民党将领，站到和平、民主的旗帜下面来”的基本要求。
为此，刘伯承在给高树勋的回信中，真诚地表达了希望高树勋站到人民一边的良好愿望，并代表晋冀鲁豫中央局郑重承诺，只要高树勋阵前倒戈，将给其以礼遇。
以高树勋作为“政治仗”的对象，平汉战役政治争取的胜利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为争取“政治仗”效力最大化，刘伯承、邓小平将争取平汉战场上正在酝酿起义的高树勋部在紧要关头退出内战，作为战役速胜、全胜的一项战略措施来运作，亲自部署并组织实施策动高树勋退出内战的各项工作。
早在9月底，晋冀鲁豫军区就专门建立了高树勋工作组，由晋冀鲁豫工作部副部长申伯纯等6人组成。工作组成立后，立即派联络员辛良智、郝文祥等人，与高树勋的代表王定南一起，携刘伯承给高树勋的亲笔信到新乡，当面做争取高树勋的工作。
高树勋弃暗投明的态度是明朗的，但在起义时间、地点问题上，却有自己的打算。因此必须根据战场态势，采取因敌而变的应变策略。
高树勋的设想是在甩开第三十、第四十军后，单独率新八军与河北民军沿平汉路北上到达热河、察哈尔一带后再举义旗。为此，10月1日，高树勋曾给刘伯承写了一封信，在表达起义决心的同时向我军提出“借道”北上的要求。
鉴于上党战役尚未结束，平汉战役的发动还需时日，刘伯承、邓小平经过慎重考虑原则同意，如只是高树勋本部，我们可以放行，但必须按照我们指定的路线走，不允许带别的部队。然而，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原同意高树勋部北上计划未经实施，战场局势就发生重大变化。
10月13日，蒋介石电令第十一战区3个军立即北进。
在蒋介石和孙连仲的严令逼迫下，高树勋不得不于10月14日与马法五一起率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八军由新乡出发，齐头并进，直逼邯郸附近。
从新八军单独突进变成3个军共同北犯，平汉线局势的实际演进，意味着原定高树勋部北上后再起义的计划已不能适应战场局势的变化，必须争取高树勋部全体就地起义，已成为保障平汉战役全面大捷的中心一环。
为使战局朝着有利于我的方面发展，作为战争指导者的刘伯承、邓小平，适时作出一个重大改变：阻止高树勋部北上，争取高树勋立即就地起义。
10月17日，当高树勋派王定国向刘伯承、邓小平重提按原计划借道北上冀察，尔后起义的要求时，刘伯承当即予以拒绝。
刘伯承答复说：“原来，我们曾同意高树勋率新八军单独北上，可是，现在沿平汉路北进的，已不是高树勋的一个军，是3个军。我们必须守住南大门，掩护我东北部队。”
邓小平强调说：“毛主席、党中央已来电指示，不准国民党这3个军沿平汉路到北平去。我们希望他退出内战，就地配合我们阻止国民党这3个军北上。并要求王定国向高树勋转达这一意见，提醒高树勋关键时刻莫失良机。”
10月20日，国民党先头部队即进占漳河边的岳镇、丰乐镇等处，掩护架桥。
此时，我路西主力及冀鲁豫军区部队尚在途中，第二纵队还在进行肃清临漳等地伪军据点的战斗，参战主力中仅路东军第一纵队已赶到临漳及东方材地区，于21日夜以一部袭击岳镇敌人的先头部队，在给敌人一定杀伤后即撤出战斗。
国民党的3个军在蒋介石的严令督责下，渡过漳河，继续沿平汉线东侧北犯。
23日，国民党军占领磁县，24日占领马头镇，目标指向晋冀鲁豫解放区首府邯郸。平汉线上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此时，晋冀鲁豫参战兵团已大部分赶到，第二纵队、第三纵队于邯郸东南地区形成对敌军三面包围的态势，第一纵队经过顽强阻击，胜利地完成了将敌人钳制于预定战场和掩护主力集结的任务。
面对敌人如此强大的攻势，24日夜，晋冀鲁豫军区开始出击和合围敌人。邯郸战役由阻击阶段开始转入合围阶段。
为促使高树勋下决心战场起义，刘伯承、邓小平巧妙地把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结合，以军事仗配合政治仗。通过政治打击与军事打击相配合，以收到全歼敌人的效果。
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对国民党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实施强攻，采取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点，再及其余的做法，在割裂第四十军的先头部队，钳制第三十军的基础上，隔断其与新八军的联系。
与此同时，刘伯承、邓小平布置在磁县马头镇以西布防的陈锡联纵队，于25日夜零时对新八军发起佯攻，采取围而不打，打而不痛的做法，一打一拉耐心促其变化。
在强大的军事压力面前，新八军内部迅速发生分化，驻在马头镇的田树青团主动与我军洽谈，要求先行起义。
按照争取高树勋部全军起义的既定目标，刘伯承、邓小平下令暂停原定对高树勋部的进攻，派王定国再次返回高树勋部向高树勋本人阐明我军的严正立场，要求高树勋在战役进行到关键时刻予以配合，即在军事上、政治上能起最大作用时组织起义，达到事半而功倍的效果。
26日，驻石家庄的李正先部第十六军和驻安阳的康永良部第三十二军分南北对进增援。在这样的情况下，军区决心仍集中主力歼击被围之敌，对援军则暂行钳制。
先派各部队不超过1／3的兵力，利用夜间采取迫近作业和逐点割歼以及渗入袭扰等手段，消耗敌人的兵力，同时对动摇的新八军又打又拉，等待我军后续部队到达后，再发起总攻。
同时为以防万一，又指示冀南沿路东各军分区在沙河以北的铁路沿线布置游击战争，为了制止敌人的增援，又派部队加强安阳以南的游击战争，以扼制和钳制安阳方向的敌人。
高树勋此时已接洽起义，但尚无阵前起义的心理准备。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及时把握高树勋思想动态，对症下药解除各种顾虑。
为促使高树勋速下决心，10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派曾在西北军与高树勋共事过的军区参谋长李达，利用旧谊深入高树勋部，当面磋商起义事宜。
李达在代表刘伯承、邓小平向高树勋指出把握起义时机重要性的同时，及时为高树勋思想上的迷惑指明方向。他勉励高树勋：在内战与和平、光明与黑暗的紧要关头，高举义旗，反对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意义将比当年的宁都起义、五原誓师更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