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唯一一次为胡乔木代笔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十多年里，大都是胡乔木执笔起草各种文件，最后或以中央的名义，或以毛泽东的名义，或以胡乔木的名义发出去。如果把情况反过来，有没有由毛泽东执笔，然后用胡乔木的名义发出去的文章呢？答案是有，但只有一次。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成立。也就是在这一天，胡乔木被任命为新闻总署署长、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
作为新中国的“新闻首脑”，胡乔木格外繁忙，所以两个多月后毛泽东访问苏联时，胡乔木并没有随毛泽东去苏联。
虽然胡乔木不在毛泽东身边，但毛泽东依然不忘和胡乔木保持联系。1950年元旦，毛泽东从苏联向北京发来电报：“少奇转乔木：广西全境，广东之南路及雷州半岛……残敌均已肃清。请用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致电各野战军的贺电，电稿写好后告我看一下再发。”
毛泽东远在万里之外，依然让胡乔木写稿，足见其对胡乔木的信任。
就在这时，针对毛泽东访苏，外界舆论有很多猜测，并引出了一个麻烦。当时，中苏两个最高领导人会晤，全世界都非常关注。但十几天内，竟然无任何消息报道和实质性进展，西方媒体很难理解。英国通讯社干脆造谣说，斯大林把毛泽东软禁起来了。
谣言传播很快，中苏两国都有些着急。中国驻苏大使王稼祥提出，让毛泽东以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形式，在报上公布此行的目的。毛泽东采纳了这个提议。
1月2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少奇转乔木”，要求新华社译发《答记者问》。按照毛泽东的要求，1月3日，胡乔木就把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
《答记者问》的发表不仅粉碎了谣言，还让一直对签约拖延的斯大林改变了想法，同意让周恩来来到苏联参加谈判，从而加快了条约的达成。
到了1月12日，一个新的麻烦又出现了。这一天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长篇演讲，公开造谣说，苏联正在用在外蒙已实行了的办法，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
17日，毛泽东从列宁格勒一带参观回到莫斯科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来到毛泽东的住处，把艾奇逊的讲话交给毛泽东，并提议由中、苏、蒙三方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讲话。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毛泽东很重视此事，他于19日晨自己亲自动手起草了文章。文章写得简短明了，严厉驳斥了艾奇逊的谣言。为了在21日见报，文章连夜发回国内。最后，文章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的形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
谈话批驳了艾奇逊在中苏关系上制造的“最无耻的谣言”，声称美国人“这类低能的造谣诬蔑，只能激起中苏两国人民的愤慨，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除此以外，“不会有别的结果”。
这篇文章是由毛泽东执笔，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在胡乔木十多年的秘书生涯中，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中国采取的这种发表方式，还引起了苏联的不快。当初，双方商定的是以“官方”名义发表声明。21日，苏联、蒙古分别以外交部长的名义发表声明，而中国选择这种方式，似乎很难界定属于“官方声明”。
后来，斯大林把毛泽东请进了克里姆林宫，一旁的莫洛托夫毫不客气地问：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上次商定分别发表一项声明。而且我们谈定用官方名义发表声明，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回答说，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不知道胡乔木的身份，毛泽东告诉他胡乔木是中国新闻总署署长。斯大林依然不满地说道：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者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议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的声明，“那是一文不值”。
随后，莫洛托夫又指责中方“违背了我们的协议”，而斯大林也表示“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最后，谈话不欢而散。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和毛泽东、师哲等人同车，车内气氛沉闷。师哲问斯大林：“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的住处去做客吗？”
斯大林说：“我是说过，现在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毛泽东看到师哲同斯大林用俄语谈话，就对师哲说，你和他谈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做客。
当得知两个人谈的真是这个内容时，毛泽东不高兴地说，“不请他了”。
毛泽东派保健医生前来看望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经济建设、肃反、抗美援朝等这些国内国外的一大堆事情，都等着毛泽东去处理。虽然毛泽东精力旺盛，但常常还是需要秘书来协助自己工作。当时，毛泽东身边已经有田家英、叶子龙等人，但许多工作，毛泽东还是比较依赖胡乔木。
虽然胡乔木也住在中南海，但此时他不仅是毛泽东秘书，还是新闻总署署长、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新闻领域上的一大摊子事情，都等着胡乔木去处理。
这样一来，毛泽东要找胡乔木时，胡乔木就不能像以前一样随叫随到了。所以需要胡乔木办什么事情时，毛泽东就给胡乔木写便函。
毛泽东给胡乔木写的这些便函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言简意赅。从那些珍贵的档案中，后人可以看到，毛泽东给胡乔木写的便函，常常只有两三行，有的甚至只有一行。但交代的事情却很细，把期限、程度、程序都交代得很明白。二是多。从档案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给胡乔木的便函特别多，有时隔两三天就有一封。
很长一段时间里，胡乔木也就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些便函，履行着他作为毛泽东秘书、作为新闻“首脑”的职责。
1949年10月21日，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便函中写道：“我军于昨日到达迪化（笔者注：即乌鲁木齐）。请写短评一篇，能于明日见报甚好。……”
三天后，毛泽东再次致函胡乔木：“此类新闻，不应在全国发表，也不应在西安兰州的广播上广播，只可在哈密等地的地方报纸上发表。并请拟电告知彭、甘。”便函中提到的“此类新闻”，指的是解放军进入新疆后，逮捕国民党军队中反动分子的新闻。
毛泽东频频给胡乔木致函，即便是在他访苏期间，也不例外。等到朝鲜战争爆发后，致函的频率又明显加快了。
1950年9月29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请查过去宣传中有无规定在一九五○年打台湾的事，有人说他看过元旦文件内说今年要打台湾的话，未知确否？以后请注意……”
10月21日，毛泽东致函给胡乔木，要他注意外国通讯社如对志愿军有反映，在四五天内不要登载在《参考消息》上。
同是这一天，毛泽东又致函胡乔木：“昨日《光明日报》上吴耀宗的文章，可以广播，《人民日报》应当转载。”
11月17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一切有关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都应将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联在一起，不应只提人民军而不提中国人民志愿部队……”
在毛泽东频频给胡乔木写信的时候，胡乔木也频频写信给《人民日报》。作为新中国的“新闻首脑”，又兼任人民日报社社长，胡乔木每天打开的第一份报纸就是《人民日报》。他对《人民日报》的要求也格外严格，几乎到了“管头管脚”的地步。
平日里阅读《人民日报》时，看到什么问题，他就写信给具体负责报社工作的范长江、邓拓、安岗，令他们改进。
当时胡乔木给《人民日报》写的这些信，都作为珍贵档案保存了起来。通过查看这些档案，人们奇怪地发现从1951年元旦前后，出现了一些“空白期”。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胡乔木病倒了。平日里，胡乔木白天是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晚上又是毛泽东秘书，常常被毛泽东叫去处理一些事情。
这种没有规律又极度操劳的生活方式，让胡乔木患上了胃病。1950年12月26日，胡乔木突然胃出血，吐了一盆子血，被紧急送到了北京医院。
经过诊断，胡乔木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而且已经穿孔。由北京医院院长周泽沼亲自主刀，胡乔木的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
手术之后，胡乔木又出现了胃与肠粘连，可能又需要动一次手术。但此时的胡乔木已经非常虚弱。最后，大夫采取了其他办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胡乔木住院期间，毛泽东要求北京医院逐日把胡乔木的病况报上来。在胡乔木要做手术的那天，忙了一夜的毛泽东，在上床睡觉前，把保健医生王鹤滨找来，对他说：“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乔木同志，他病得很重，住在了北京医院。”王鹤滨临走时，毛泽东还补充了一句：“他可是一个大好人哪！”
胡乔木的病情也令周恩来非常关心，他亲自来到医院，听取大夫们的汇报。由此可见，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对胡乔木的关心。
坐在澡盆里起草《中国共产党三十年》
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胡乔木的病情有了好转，毛泽东非常高兴，就让胡乔木带着妻儿，到颐和园谐趣园休养一段时间。
但胡乔木的这种休养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3月2日，毛泽东致函胡乔木，就萧乾的一篇文章让广发各地登载，并要求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收到毛泽东的这封信后，胡乔木又开始投入到了繁忙的工作中去了。
1951年的七一快要到来了，从1921年到1951年，中国共产党刚刚走完了30年历程。30年里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终于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七一这天在北京隆重举行纪念大会，由刘少奇作报告。
谁来起草这份报告呢？刘少奇立即想到了胡乔木。在此之前，胡乔木曾经编写过《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长期跟随在毛泽东身边，参与过《毛选》的编辑，对中共党史非常熟悉。
此时的胡乔木已经离开颐和园，转到北京六所休养。6月的一天，刘少奇亲自来到六所，来找胡乔木。胡乔木二话没说，欣然从命。
此时已过6月中旬，按照惯例，这种重要报告起草完之后，还要留出时间，让中央领导同志审阅。如果有问题，还要按照领导要求，进行修改。因此，时间已经很紧迫了。
报告起草时，胡乔木还有一件麻烦事，那就是当时天气特别热。据胡乔木的夫人谷羽回忆，那年6月，北京的天气特别热，屋外热，屋里更热。当时物质条件比较差，不仅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没有。普通人坐着不动身上都流汗，而大病初愈的胡乔木身体本就虚弱，稍稍活动一下，就汗如雨下。
但时间紧，胡乔木必须冒着酷暑，搜集资料，起草报告。一旁的谷羽则找来一把蒲扇，给胡乔木扇风，但效果很有限。
后来，谷羽又想办法从中南海西门外的冰库，找来几大块冰块，放到盆里，摆在胡乔木的周围，给他降温。
这个方法虽然有点效果，但是胡乔木还是感到很热。过了两天，胡乔木就让谷羽在澡盆里放上凉水，他干脆坐在水里写。正因为此，后来胡乔木“坐澡盆写出中共第一部简明党史”的故事，被后人广为流传。
经过一个星期的努力，一篇有五万字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就写作完成了。
稿子送到毛泽东那里，请他审阅。稿子退给胡乔木之后，胡乔木看到了毛泽东的批示：此文以胡乔木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看到毛泽东的批示，胡乔木感到很高兴，因为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无疑是对自己文章的高度认可，但他又感到为难，因为这篇文章本来是给刘少奇写的报告啊！怎么向刘少奇交代呢？
就在胡乔木感到为难时，毛泽东又给胡乔木传话：刘少奇那里由他打招呼，报告另找人起草。
就这样，胡乔木的为难被毛泽东轻易化解了。接下来，胡乔木就文中的一些问题，写信向毛泽东请示。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后，文章于6月22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同时，新华社全文转发，全国各地报纸全文刊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此外，人民出版社还印行了单行本。
《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篇幅不长，但系统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走过的30年辉煌历程，它被认为是建党以来第一本具有开创性的简明党史，是中共党史的奠基之作。
在此之前，胡乔木一直处于幕后，虽然也起草过许多有分量的理论文件，但都不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的。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是“新闻首脑”，外界对其理论水平知道得并不多。这一次，按照毛泽东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正式署名胡乔木，胡乔木作为理论家、党史专家的身份，开始为外界所熟知。
当选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
胡乔木除了是毛泽东秘书、中宣部副部长、“新闻首脑”之外，又兼任了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中央翻译委员会委员。如此多的兼职，无疑要占去胡乔木的很多时间。
除了这些职务带来的繁忙工作之外，胡乔木还经常被临时抽调出来参与其他工作。1953年底，中央成立宪法初稿起草小组，小组成员有八人，胡乔木就是其中之一。
毛泽东对宪法的起草非常重视，他亲自担任起草委员会主席。为了避免北京政务缠身，毛泽东亲自带着胡乔木等人去杭州起草宪法。
起草宪法，首先要研究其他国家宪法。一到杭州后，胡乔木很快进入“角色”，认真研究其他各国宪法，其中包括有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也包括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宪法，甚至还包括中国以前北洋政府时期的宪法、国民党中华民国宪法。
除了研究其他宪法耗费时间外，起草宪法期间还有一个麻烦，那就是和陈伯达的不合。在此之前，陈伯达曾经起草过一个宪法草案。此次来杭州起草宪法，无疑要对陈伯达起草的宪法进行诸多修改，这自然引起了陈伯达的不满，以致于陈伯达和胡乔木、田家英等人产生龃龉。
尽管有各种曲折，宪法起草工作还是在紧张中快速进行，到了1954年2月终于拿出了初稿。随后，又写出了一读稿，二读稿，三读稿和四读稿。四读稿之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四读稿进行讨论、修改。
就在这时，胡乔木离开了起草小组，原来他又病倒了。这一次胡乔木患的是右眼中心性视网膜炎，先是在北京治疗，后来又被送到苏联治疗。
经过三个月的治疗，胡乔木终于康复了。一回到北京，又有一样重要工作在等着他，那就是起草周恩来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
因为是人大的第一个《政府工作报告》，其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周恩来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原想我先将各方面初稿汇集改好后，再送你修改，不料忙了两周，竟不能终篇，而且延误了时间，给你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按照主席的指示，如果能重写就重写，不要受原稿的约束，也许要便利些。如何，请酌。”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周恩来对这份报告的重视，和对胡乔木的信赖。
此时已经是1954年9月17日，人大会议已经召开了两天。按照会议议程，周恩来将于23日作《政府工作报告》，因此时间已经很紧张了。胡乔木接到任务后，两天后就拿出了自己的修改稿。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胡乔木有了新的任命，即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秘书长是邓小平。有了新的任命后，胡乔木依然担任毛泽东秘书，依然住在中南海，只是从喜福堂搬到了颐园。
胡乔木的一生起草了太多太多的文件，其中大部分都成为了重要历史文献，也为他个人赢得了各种名誉。但在这诸多文件中，真正令他格外高兴的当属那份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报告。
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曾经被定为“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1955年下半年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决定在1956年召开一次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由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做报告。起草这个报告的任务又一次落到了胡乔木的头上。
这次会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报告不仅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问题的总结，也是号召广大知识分子在“向科学进军”的旗帜下，更好地为建设新中国服务。
胡乔木意识到，正好也可以借助这次报告，纠正知识分子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所以接到这个任务后，胡乔木非常高兴。据谷羽回忆：“乔木接受这个任务的那一阵子，心情特别好，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之中……他没日没夜地伏案工作。常常我一觉醒来，他的书桌的灯还亮着，他还在忙碌。”
1956年初稿出来了，周恩来几次召集胡乔木和其他负责同志谈论初稿。一天从周恩来那里回来，胡乔木高兴地对谷羽说：“对知识分子的定性问题，总理的意见通过了！”
果然，到了1月14日，周恩来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作了胡乔木起草的那份报告，给知识分子摘掉了“剥削阶级”的帽子，并他们划归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终于可以直起腰杆了。同为知识分子，又是这件事推动者的胡乔木，自然是格外高兴。后来，他还和钱锺书、季羡林、沈从文、李政道等知识分子成为了好朋友。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开。在中共八大上，胡乔木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胡乔木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从此，他也由中央核心会议的列席者，变成了出席者。
第一次受到毛泽东严厉批评
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1957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骄傲情绪和急于求成的心理，交织在一起，使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较为曲折的探索阶段。当年11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大跃进”口号。
这种“大跃进”的思想不仅影响了毛泽东，也影响了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胡乔木。胡乔木所写的1958年的元旦社论题目为《乘风破浪》，他写道：“争取一九五八年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和大丰收”。这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为1958年的“大跃进”敲响了战鼓。
1958年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会议公报提出了国民经济指标：钢铁1800万吨左右，煤炭3800万吨左右，粮食10500亿斤左右，棉花1亿担左右。公告发表后，这四大指标成为全党、全国1959年的奋斗指标。
在起草这份会议公报时，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认为这些指标难以完成，就建议胡乔木不要把这些指标写进去，并把这个意见转告给毛泽东。但胡乔木没有接受陈云的这个建议，也没有敢向毛泽东汇报陈云的这个意见。这为他后来受到毛泽东批评埋下隐患。
195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这天，陈云向毛泽东提出钢铁指标恐怕难以完成，毛泽东却不以为然。
到了1959年，高指标带来的问题更加明显，大炼钢铁、征过头粮，让农村出现了“丰年闹春荒”现象。当年4月，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讨论“四大指标”时，陈云向毛泽东表示：不应把这些指标写进公报，这样很被动。
毛泽东接受了陈云的提议。也就是在这时，毛泽东知道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时，陈云曾经要求胡乔木不要把指标写进会议公报，并请胡乔木转告毛泽东。这下子，毛泽东非常生气，他尖锐地批评胡乔木：“你不过是个秘书，副主席的话你有什么权力不报告！”
自从跟随毛泽东以来，胡乔木一直受到毛泽东的青睐和器重，像这一次受到如此严重的批评，还是第一次。
这一次受到批评，其实胡乔木也有一些难言之隐。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对人民公社问题有意见，跟刘少奇谈了，刘少奇转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甚为不悦。因为知道这个情况，胡乔木才没敢把陈云的意见及时汇报给毛泽东。
多年后，胡乔木坦然地回忆道：“我不敢向毛主席报告陈云同志的意见。我认为，全会都已经公开过，全都定好了，大家一致同意，讲了很多话，人都散了，不在报上公布同当时的势头很难适应。”
在那段时间，不仅胡乔木受到了批评，毛泽东的另外两个秘书陈伯达、田家英也受到了批评。相对来说，胡乔木所受到的批评还算轻一些的。尽管如此，一向谨慎的胡乔木，变得更加谨慎起来。
随着时代变换的曲折起伏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之后，毛泽东的头脑冷静了下来，开始着手纠“左”，并一直持续到庐山会议。胡乔木也参加了庐山会议，并主持起草了《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议定记录》印发后，由于对“大跃进”“成绩讲的不够”和“缺点写得太具体”，胡乔木受到了部分同志的批评。7月19日，胡乔木在会上进行了申辩。
庐山会议本来是大力纠“左”的，但到了7月23日，会议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变成了反右。一时间，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受到批判，胡乔木也处境不妙，他因主持起草的《议定记录》而遭到非难。
据吴冷西回忆：“乔木同志当时既迷惑又沮丧，眼看持续半年的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被打断了。有好几天，他一句话也不说，脸色阴沉，心事重重。直到毛主席讲了‘秀才是我们的人’之后，乔木才以大局为重，振作精神……”
从吴冷西的这段描述中可以看出，庐山会议上，是毛泽东保了胡乔木。当时与柯庆施谈起胡乔木时，毛泽东评价胡乔木说，乔木跟了他20年，总还是一介书生。
从庐山会议之后，胡乔木依然是毛泽东的秘书，但两个人之间已经有了潜在的裂痕。庐山会议不仅影响了胡乔木和毛泽东的关系，也影响了胡乔木的身体。据吴冷西回忆：“一个月的紧张局势，使他心力交瘁，从此种下了尔后的极度精神疲劳的病根。”
庐山会议没有能够纠“左”，让一些问题逐渐变得严重起来。1961年1月，胡乔木参加了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了大兴调查之风。
会议结束不久，毛泽东给田家英写了一封信，让田家英、胡乔木、陈伯达各带一个调查组下去调查，胡乔木去的是湖南。
在湖南调查期间，毛泽东曾经和胡乔木等人进行了谈话。胡乔木向毛泽东汇报了湖南存在的问题，在提到公共食堂问题时，胡乔木还建议解散公共食堂。胡乔木的汇报，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1961年5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会议，对田家英等人起草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进行修改。胡乔木参加了最初的会议，但随后就没有再来参加。因为他的神经衰弱症加剧了，女儿胡木英回忆说：“他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后，神经衰弱已严重到无法拿笔写文章的地步，他被迫放下一切工作彻底休息。”
8月，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了自己的病情，要求请长期病假。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回信，表示同意，说“不计时日，以愈为度”，并说：“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如果急于工作，恐又将复发。”
就这样，胡乔木虽然还是名义上的毛泽东政治秘书，但他从此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离开了毛泽东。
请病假之后，胡乔木以休养为主，偶尔也写一些诗词，和毛泽东通过信件交流看法。
1966年4月，“**”的脚步近了，敏锐的胡乔木早已经察觉到了紧张的空气。当时，正在杭州疗养的胡乔木，接到通知，要他回北京参加“运动”。此时，毛泽东也在杭州开会，胡乔木提出要见毛泽东一面。
以前在毛泽东身边时，只要一个条子就能见到主席，但这一次却迟迟得不到信息。胡乔木以为见不到主席了，就收拾行李坐车离开杭州。当车刚刚抵达上海时，突然接到杭州来的电话：毛泽东要见胡乔木。
胡乔木立即返回杭州，见到毛泽东，胡乔木的思路有些乱，原本想说的一些话都没有说出来。毛泽东叮嘱胡乔木：“你回到北京，少说话，多看看，多了解情况。”
就这样，这次见面匆匆结束了。令胡乔木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他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
回到北京后，胡乔木被指为《海瑞罢官》的“黑后台”，并被要求搬出了中南海。面对复杂的形势，本来就沉默寡言的胡乔木，变得话更少了。尽管如此，胡乔木还是被红卫兵盯上了，遭到了不少打击。后来靠周恩来的关照，胡乔木才稍稍松了一口气。
但随后戚本禹的一篇文章，“半点名”地提到胡乔木，北京又掀起了新一轮对胡乔木的“大批判”。1967年五一这天，毛泽东经过胡乔木家门时，曾让随行人员敲门拜访。虽然这次拜访没有成功，但消息传开后，胡乔木就有了真正的“免斗牌”。
从这个时候起，胡乔木开始闭门闲居。直到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他被任命为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
“**”结束之后，胡乔木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顾问、名誉院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1978年补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0年当选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80年至1981年，在邓小平等同志的主持下，负责《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1982年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87年当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