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太毒。”他说着就将自行车停在我们摊子边上，抹了一把汗。这是成都最热的时候。这样的中午一般很少有人出来逛街。
“你买什么？ ”我看他应该想买点东西。我在卖一种叫“白果”的玩意儿，这东西属于滋补品，尤其对女性很有益处。但我不能说得太明白，因为我刚刚从批发市场进的货，对它的真正效用只懂一点皮毛。那位批发白果的老板说，不懂要装懂，所有摊贩都这么干的。
“买点白果回去吧。给你的妈妈或者老婆炖上一只鸡，她们会很高兴。”我想到批发店老板的话，瞬间来了勇气。我游说这位满头大汗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我敢肯定他已婚。
“妹妹说笑话，我看着像结了婚的吗？ 本人二十八岁，不到而立，单身。”他指着自己。
接下来我就找不着话说了。看着他。
他以为我这样看他是怀着什么心思吗？ 他脸上有一丝掩藏不住的得意。也许我的眼神当中真的透露了什么心思。像我这样的年纪，什么也不懂却什么都好奇，看见帅的或不帅的男士，都会放出一种自己不知道的眼神，这眼神许多人称之为“花痴”。花一样的年纪正是犯痴的时候。而实际上我并没有犯痴，我这样望着他，想的却是别的事情：他真是奇怪，天天骑一辆破自行车，裤脚一高一低，胡子拉碴，没有抹油的大背头———因为大背头不抹油头发蓬松，脸瘦，看上去有些背不动。他成天扛着一部不知什么牌子的手机在耳边说，嗨嗨，某某老板，请你到对面帮我看看我车行的工人有没有偷懒，顺便问问他们今天下午想吃什么菜，我顺道买回去。
他就是以这种样子出现在我们摊子面前。我们当初想，人不可貌相，这位骑士虽然落魄却开着车行，比我们强十倍。
又一个人出现在我们摊子面前。总是在这个大中午的时候，他和车行老板———就是那位骑自行车的———一起站在那儿， 互相点头招呼。他们时常相遇在我们摊子面前，时间久了也就成了熟人。
“你生意如何？ ”车行老板问。
“我餐厅一切顺当。你车行不错吧？ ”餐厅老板微笑着。
他们在那儿要说上好一阵子。毒太阳晒在车行老板的大背头上，像是抹了油。餐厅老板提着一只菜篮子，里面放着几根蒜苗和一把青菜。
“这点儿菜够了吗？ ”车行老板指着菜篮子。
“当然不够。一个餐厅每天的用菜量吓死你。我这是样品。打包好的菜全部放在外面。你看看我胳膊上的肌肉，净是搬菜搬的。”
他扬起胳膊。
餐厅老板往我这边看了一眼，他说，妹妹，今天有空吗？ 我请你吃大餐。
他每天都要请我吃大餐，并且我还可以带上一帮朋友一起吃，他请得起。他作为餐厅老板，还会亲自下厨操办。这确实是个诱人的邀请。我们在这条街上摆摊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大愿望，仅仅对“一顿大餐”还抱着兴趣。平时我们守在摊子跟前，像电视剧里的傻儿师长卖牛屎，要费去不少口舌，浪费太多精力，实在需要一顿大餐来犒劳。
我没有答应餐厅老板的邀请。他实在不像个老板。他与那位骑士一样，怎么看怎么像个牛皮大王。我们甚至怀疑他二人根本就是来这儿演戏。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每一个单身男士都愿意在年轻女孩面前变成演员，即使他口才糟糕，演技太烂，也会突然超水平发挥。
但是他们也不像是专门为了年轻女孩而来。他们说话时投入的神色，以及打电话回去询问车行或者餐厅状况的时候，好像确有这么一回事。有时我们也会感动，他们对工人的关切，亲自买菜下厨，作为车行老板和餐厅老板，实属难得。而且他们不打麻将。在这座“麻将声声”的城市，一个车行老板和餐厅老板，一心只放在事业上，其品质是相当牢靠。
我决定什么时候亲自去探望一下。可这二位从来不说他们车行和餐厅所在。他们在这儿说完话，买完东西就走了。
过了几天，那位车行老板又将自行车停在我们面前，他这次没有遇到餐厅老板。那位餐厅老板有好几天没有来，大概忙着生意。
“妹妹，今天我请你们吃大餐。”他也学着那位餐厅老板的口气，要请我们吃大餐。就在我们询问到什么地方吃大餐时，车行老板身后不足十米的地方站着一位抱孩子的妇人。她盯着车行老板，好像在强忍怒气。
“继续吹。”那位妇人说。车行老板猛一回头，脸红到了脖子。他转头看我们一眼，笑得非常惨。他跟那位妇人回去了。
之后有几个月没有见到车行老板和餐厅老板。他们好像一起失踪了。时间已经到了冬天， 我们这条街上摆摊的生意冷淡了起来。这正是个吃大餐的好时节，但苦于无人邀请。
这天晚上我一个人走在街边，冷风飕飕，对面一家舞厅的灯光看上去相当暖和。不停有人进入那道小门，也有人从门里出来。我也想抬脚往那儿走。昨天之前，我跟卖海带的年轻女摊贩一直练习登山舞。我们都想有一天，在一个真正的舞台中央，有暖和的灯光照着，在那儿可以跳上一支舞。我敢保证没有人会怀疑我是某条街上的小摊贩。在那样的地方，每个人都光彩照人。但我也敢肯定，他们之中除了像我这样的小摊贩，肯定还有别的，比如打铁的，卖茶叶蛋的，算命的，甚至可能还有卸妆后的职业乞丐。总之那儿有灯光可以给每个人上妆，让他们瞬间与众不同。我听说近来流行跳自由舞，那位卖海带的女摊贩跟我说，所谓自由舞，就是乱跳。我由此断定，喜欢跳自由舞的人一定平时没多少自由。我在想那车行老板和餐厅老板会不会常来这儿跳自由舞。我也不清楚为什么会觉得他们需要跳一支自由舞。
我看到舞厅门前的灯光全都落到我的脚下了，我知道，我已经来到小门前，只要花上几元，我就可以走进这道小门。可是我却在小门前停住。我突然不敢确定我们一直练习的登山舞是否真的有看头，万一它看上去像拔萝卜的姿势呢？ 或者像登山，与舞没什么关系。因为大多时候我们像理想主义者，认为自己做得相当漂亮并且值得分享，可事实上我们很可能在演一场滑稽的闹剧，台下没有掌声响起来，一片沉寂之后有人哄堂大笑，有人吐口水，有人丢臭鸡蛋。这样暖和的灯光它可以给人上妆，也可以什么危险都存在。
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本来就有天生的近视，看不清楚。
我站在门前想了一会儿，决定回去。这条路我怎么走过来的已经不重要了，现在走回头路也不重要。反正我们总是要走一些回头路的。
我可能迷路了。走在不知道哪条街上。对面有一家洗车店，宽坝子里停着几辆轿车。有人弯着腰杆，在满是泡沫的车子上用毛巾使劲擦洗。他干得非常卖力，在寒风里，穿着单衣，系着半截围腰，脚上套着筒靴。他的头发蓬松，被风吹成了大背头。我突然发现他正是那位车行老板。原来他说的车行，就是这样一块洗车的坝子。
他在跟一个老板模样的人点头哈腰，那人坐进洗干净的车里，把几张零票递给另一个人。这个人应该才是“车行”老板，他一直站在边上监督，现在走过去收钱。
我想跟他打个招呼，但站着没动。一些直觉告诉我，这是和我一样的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牛皮大王之间只隔着一轮毒太阳和一辆破自行车。相比他们平时的滔滔不绝，我这样沉默的人更显得悲壮。我确定在这一刻，我对车行老板单方面产生了一种惺惺相惜。
我迫切地要离开那儿，加紧脚步朝可能正确的方向走。可是就在不远处，我看到了餐厅老板。他的餐厅———搭在路边卖蛋炒饭的偏棚！ 他在里边系着白色围裙，抄着锅铲忙得团团转。他确实像一个餐厅老板那样认真卖力。我总算明白他和车行老板为什么有话说。他们根本就是一类人。他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久之前，他们二人在我们摊子面前说的关于车行、餐厅、员工等等之类，都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或者说，已经出现了。他们正是按照这样的心境在生活。
“妹妹，稀客啊！ ”餐厅老板看见我了。他无比激动。他一点也没有表现出尴尬之色。偏棚一百瓦的灯光照在他脸上，光灿灿的。
“来来，我请你吃大餐。”
我走了进去。他为我亲自下厨炒一碗蛋炒饭。过一会儿车行老板也来了。他们肯定经常走动。我装作不知道他洗车的事情。
“我刚才看见你了。”车行老板说，“你站在那儿发呆。我想过去打招呼但是太忙。怎么样，我的车行不错吧？ 我未来的车行。”他非常自信。
接下来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大谈车行和餐厅， 桌上摆了蛋炒饭、啤酒和一碟花生米。我们三个老板———现在我们是老板———开始筹划员工宿舍建在哪里，以后房子修在什么地方，方便我们互相串门，晒太阳，遛狗。因为一直找不到这样一片合适之地，我们感到伤脑筋。路上有行人停下来望着我们笑。也有人进来点一份蛋炒饭，一进门就拍着餐厅老板的肩膀说，龟儿，又在冒皮皮哇？ 蛋炒饭，打包。
我们断断续续谈到午夜才散伙。餐厅老板收拾残羹剩饭，洗碗抹筷。车行老板将他的自行车借给我骑。车轮有点歪斜，轮胎还有小疙瘩，骑在上面簸来簸去，有点像跳登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