岑志博道：“起初极端气愤的时候，也这么想过，但又转念一想，咱没和警方打过交道，不知道其中水深水浅。国外不像国内，万一那混蛋在警方有内应，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所以就一忍再忍了。”姚雪瑛道：“也有一定道理。那么，你想没想过，韩午夜这类人究竟是什么心理？”岑志博道：“他们不是对国内存在的不足提出建设性意见，而是希望国家倒台、分裂，如若真有那么一天，他们会趁火打劫浑水摸鱼。”“民族败类啊！现在人们在传说：北欧和加拿大更‘像’社会主义，是这样吗？加拿大这样的国家究竟有什么优势，吸引那么多各国各人种的人们移民到这里呢？总是有原因的吧？”岑志博想了想，说：“北欧咱不谈了，单说移民到这里的人吧，他们在国内是怎样的，咱也不谈——各式各样，没法谈，只说加拿大，我举个例子：我们一个农工骑自行车过路口，被汽车撞了，飞出去三米远，肇事司机没敢跑，旁边路过的管闲事的司机停了车主动打电话叫来了警察和救护车，处理了这起交通事故；我们的农工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救治，他虽然摔得鼻青脸肿却身上没有骨折。但此后，每两周保险公司派员来家里一次，送来500加币，然后接他去医院按摩；再过两周再来一次，还是给500加币、带到医院做按摩。按保险公司规定应赔付和医治110周，即两年有余，除以二就是55次，乘以500加币，就是27500加币，加币与人民币是1：5·5，那么，他总共拿到151250元人民币。他说身体早已恢复，可保险公司依旧开车拉着他去做按摩，直到期满为止。这种负责任、讲信誉的精神是让人尊敬的。而官方从无提倡什么理念，只以法律和各项规章制度来强力约束，包括高税收（“杀富济贫”）和福利政策。老百姓没有后顾之忧。”
听到这里，姚雪瑛也发出感叹，并突发奇想，问：“你感觉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和咱们国家比，孰优孰劣？”“各有优势吧——‘理想国’属于高标准，咱先不提，且说这社会那社会，这主义那主义，千言万语归结于一句话：老百姓安居乐业生活无忧心情舒畅，就是好社会，好主义。不论什么国家，只要能够稳定发展，社会和谐，必有它的优点和合理之处，国与国之间应该互相学习长处，而不应该刚愎自用互相排斥。”姚雪瑛道：“既不能妄自菲薄，又不能妄自尊大！”“对！”“艾丽莎后来怎样了？”“她嫁给了农工中的一位老大哥，两口子就住在我的农场别墅里。”“杰拉尔呢？”“他的伤完全养好了，和艾丽莎一起继续辅佐我的工作。他每周末开车回家和老婆团聚。不知你是否喜欢观看世界杯足球赛，是否知道过去足球场上有法国普拉蒂尼与队友蒂加纳和吉雷瑟一起组成的中场‘铁三角’，演绎了足球场上顶尖技艺？有巴西苏格拉底与另两位天才济科、法尔考组成的中场‘铁三角’，谱写了足球场上最炫目的华彩乐章？他们的大名如雷贯耳，理所当然会载入世界足球史册！我们三个人现在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农场‘铁三角’。冬闲的时候，大家都放假了，我们三个依旧工作，整理农具，预备种子和化肥，只有冬至以后能够休息一个月。如果抒写我们三个人的精诚合作，也是一篇多姿多彩跌宕起伏的好文章。”
“我一定会写的。”姚雪瑛点头道，又问：“你对立场这个问题怎么看？不好回答可以不答。”岑志博笑了起来，说：“我明白你的担心和弦外之音。怎么讲呢？依我看，立场有两种，一种是来自理想信念的，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都是这种；二一种是来自趋利避害的需要。哲学大家洛克告诉我们，不要凭立场说话，而要凭事实和逻辑。立场可能是暂时的，阶段性的，会因为观念的改变而变化，而事实和逻辑则是永远的，它能最大限度保证一个人的人格。我们说的风大随风，雨大随雨，就是人的立场，会随时改变。譬如过去批判某个人，你可以骂他、啐他甚至踹他两脚都是被允许的，可后来国家给他平反昭雪了，要求你向他学习，你怎么办？你如果一如既往，我会问你：你的立场哪去了？如果你换了态度，变为拥护甚至谄媚，我还会问你：你当初的立场哪去了？籍此，你还会把立场看得那么神圣吗？所以说，立场的改变是因为客观环境和需要，是见风使舵的需要，是通权达变的需要，是与时俱进的需要，还是安全感的需要。立场是不讲是非、对错的。而事实和逻辑则不然。事实就是事实，它是客观存在的；逻辑是对客观存在的诸多因素的一种推理。单纯讲立场的人会折损自己的人格，事实与逻辑却能够支撑人的人格。科学是讲实证精神的，用科学眼光判断问题解决问题，才是靠谱的。”姚雪瑛点点头，心中给岑志博打了满分。这种回答其实完全出乎她的意料。了解一个人需要多角度多侧面，现在她对岑志博格外满意。末了，姚雪瑛问起当年那个谢林，现在混得怎样了？
岑志博道，谢林的人生也值得咀嚼。前两年，谢林突然给岑志博来电话——想必他从父亲那里拿到的岑志博电话吧，岑志博一直和谢安教授保持着联系——谢林声言要到加拿大来，请岑志博务必帮忙！姚雪瑛道，他不是在瑞典和女导游相处不错，工作也安心吗？岑志博道，当初是这样的。但几年后，人家女导游的老公也办到了瑞典，人家一家人团聚了，“拉帮套”的谢林只得卷铺盖走人。非常奇葩的是，谢林原以为女导游老公会揍他一顿，那是个五大三粗浑横浑横的主儿，曾经拥有十来辆挖土方的掘土机，专门承包各基建工地挖土方的活儿，前胸后背都刺着龙凤。见了面一脱衣服，谢林就感觉一顿“胖揍”在所难免，好汉不吃眼前亏，立即给“大哥”跪下了。谁知这大哥真给“面儿”，扶起谢林道，谢谢你这么多年满足我老婆的生理需要，没让她在外面乱搞，否则，她若染上艾滋病，我不也跟着倒霉吗？按说，“大哥”这么有钱，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但他落叶归根还是找了原配来国外养老，自然有他的道理，这是谢林难以理解的。
岑志博帮助谢林在加拿大落了脚，起初让他住在自己家里，但他看到杨妍如此漂亮便不能忍受，恨不得立即抱吻人家，又深知“朋友妻不可欺”的道理，便急忙在外面租房子走了。他通过在报纸上找中介，先到一家“生肉厂”打工，这是一家把生鸡肉切成条和块的厂子，核心是一帮女工手持一把快刀在一个个案子上切鸡肉，其他部位都是为其服务的。谢林的工作就是把女工们切剩的下脚料用塑料箱子端到一个更大的箱子跟前，倒进去。但一塑料箱子下脚料连汤带水足有三四十斤，谢林端到十来箱，便汗水淋漓了。他在这个厂干了三天，累得没法支撑，遂告辞，重新找工作。又找了个“熟肉厂”。这个厂是前一个厂的下家，两个厂属于“姊妹”关系。这个厂的任务就是把上一家的切好鸡肉经油炸后打包装箱。各车间全是流水线，传送带哗哗地走让人眼晕，谢林干不了流水线的活儿，只得去最后一个环节打包码垛。这是没人愿意干的活儿，只能由新手来做。一个纸箱18公斤，那可是36斤，需要不停地搬来搬去，码好一人高的一垛就来人由手推车运走。谢林每每码到最上层一人高的时候，把36斤的箱子举过肩膀，便力不能支，需要使出吃奶的劲，此时就感觉脖颈的肌肉生疼。无奈忍了下来。可是，中午吃饭时，他因为是新人，总是被别人抢了座位——他的书包就在休息室案子上放着，他去到微波炉跟前热饭，回过头来位子就被别人占了。他又搬来一把椅子，挤在一个空隙里。
第二天仍旧如此。主管是一位华人大姐，为人和气。但有点贪小。大姐也在谢林这案子上吃饭，她坐在一头。挨着她的是个流水线上的女工，三十多岁，吃饭时会换成拖鞋。因为在车间里必须换上厂里提供的高腰胶靴。大家吃饭，她穿拖鞋，“亮”脚丫子，必然让大家跟着闻味儿。但她就坐在主管大姐旁边，一会儿给大姐递一罐酸奶，一会儿给大姐递个粽子，让大家感觉她与大姐关系不一般，所以，她干什么谁都不吱声。她见谢林又“挤”进这个案子吃饭，便怒斥：“你算什么玩意，非往里挤？快滚一边去！”一个“滚”字，让谢林的心凉了一半。此时大姐一言不发，只是专心吃着“亮”脚丫子女工的粽子，谢林就感觉，这个厂子风气不正。这个厂子的老板是加拿大白人，雇的技术人员全是印度人，他们从来不过问用工问题，只是一门心思专注质量、产量，追求效益。谢林把吃了一半的饭盖上盖子，装进书包，换了鞋，走近让他滚的女工身边，对她耳语：“我X你妈！”转身离去。但他出了厂门感觉后背阴凉，脱下衣服一看，被人泼了一股子菜汤。便妈妈奶奶地狠骂一通。只是身边没有人听到。
谢林说，打工确实能挣到钱，但滋味难受。因为不知道你会碰上什么鸟人。有时老板压榨你，有时管工欺负你，有时拉你的司机也刁难你，谁让你坐他的车呢，不是给钱吗？给钱也不行，我看你不顺眼就不拉你。车是我的，我说了算。唉！人生啊！继续找工作。最终来到猪肉厂。这个厂每天杀400头猪。下午杀猪，然后推进冷库冻起来，一宿过后，转天上午从冷库推出来，走流水线把冷冻猪肉分解，按不同部位切成块，最后打包装箱。起初谢林被安排到切后座的部位，但电锯不停地转，案子上后座堆的多了，就让他手忙脚乱，于是，“刺啦”一声就锯到手上，两层手套全破了，食指被切了个口子，好在不深。他急忙找到主管，说，我实在干不了这活儿，精神太紧张。主管一看，也罢，你去推猪肉吧。便去了冷库。第一天谢林没准备，穿的衣服少，冻得嘶哈嘶哈的，全身心的僵硬。又不想干了。
回到家就细细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想来想去，突然感觉这个猪肉厂管理松懈，所有的人全凭自觉性。这是个白人的厂子，里面重要岗位全是白人，打下手的是华人、越南人、菲律宾人和印度人。没有人提什么要求，似乎人们全是流动的，哪个岗位活儿紧了，立即就有人过来打下手，紧张劲过去了，帮忙的就自动离去。这样的管理模式让谢林既觉得新鲜，又很受用。他和另一个华人老者在冷库往外推猪肉，因为嫌冷就总在冷库门口站着，一位五大三粗的白人姐姐，看出他没带衣服，就主动前来帮着推。他和华人老者一般一次推两对儿（一对两扇，200斤左右），这位白人姐姐却一次推六对儿。谢林十分纳罕，问她：“What'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她笑了笑：“Haney（哈尼）。”他伸出手与哈尼掰手腕，哈尼又是笑了笑，便轻而易举将他扳倒了。他暗想，这个女人应该是练过的。他在健身房见过如花似玉的白人女人自虐一般苦练，一个个胳膊根子老粗（后来加拿大女足拿到奥运会冠军，谢林感觉一点不奇怪）。
谢林看到一种现象，即厂里的白人男工经常对女工动手动脚，对华人女工或对越南女工皆如此，或者摸脸颊一把，或者挠腋窝一把，把女工逗得嘎嘎笑。谢林十分厌恶，心说摸脸颊也就罢了，挠腋窝和摸**分得清吗？不感觉两者离太近吗？而被摸的女工还嘎嘎笑，是不是无耻？不论男工女工，都穿着工作服——白色大褂，如果在专事包装的时间，车间里不给冷气，车间外是炎炎夏日，车间里也必然热气蒸人，男工女工内衣都穿得不多，你这么摸——谢林真想啐他们一口。但马上他就释然了。因为欧美男人生性放浪，无拘无束。便推想女人也莫不如此。于是，休息时间他在车间外看到哈尼一个人坐在长凳上抽烟——车间外的长凳是专门给员工们预备的——他走过去找哈尼要支烟抽，哈尼正给他拿烟，他伸手摸了哈尼脸颊一把，谁知哈尼随手一搪，强大的臂力把谢林搪了个仰八叉，然后哈哈大笑，走过去把他拉起来，反倒摸了他脸颊一把。他再也不敢造次，满脸通红地继续要烟，自我解嘲般抽起来，说：“I am humbled（我甘拜下风）”。从此不敢有妄想。但哈尼却经常到冷库来帮他和老者推猪，老者不在跟前时会冷不丁摸他脸颊，老者在时会冷不丁踢他一脚。他想不到他们之间会变成这种关系。他说不清哈尼多大岁数，是三十多还是四十多，欧美的习惯是不能随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