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利诺伊州的新塞勒姆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好友亨利·庞德是当地的律师，他跟我说了很多次：
“你应该去拜访吉米·迈尔斯舅舅，他的舅舅赫恩顿是林肯的法律合伙人，而且吉米的一个姑妈曾经营着一家旅馆，林肯夫妇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这听起来是条有趣的线索，于是，一个七月的星期天下午，我和庞德先生坐上汽车，赶往新塞勒姆附近的迈尔斯农场——过去，在步行前往斯普林菲尔德借法律书的途中，林肯常常停下来，到这里讲几个故事，换一杯苹果酒喝。
我们到了以后，吉米舅舅拉来三把摇椅，大家坐在院中一棵大枫树的树阴里，一聊就是几个钟头。半大的火鸡和小鸭子在周围的草地里，又跑又叫。这期间，吉米舅舅提到了林肯的一个颇具启发性又让人倍感同情的故事——至今未被刊载过。故事是这样的：
迈尔斯先生的姑姑凯瑟琳嫁给了一个名叫雅各布·M.厄尔利的医生。大约在林肯进入斯普林菲尔德一年以后——准确地说，是1838年3月11日晚上——一个陌生男人骑马来到厄尔利医生家门外，他敲了敲门，把医生叫到门口，对着他把双筒霰弹枪里的子弹打个精光，然后跳上马迅速离开了。
尽管当时的斯普林菲尔德规模很小，但是凶手始终逍遥法外，直到今天，这起杀人案依然悬而未决。
厄尔利医生只留下了一份微薄的遗产，他的遗孀便把房间出租，以养活自己。婚后不久，林肯夫妇就住到了厄尔利太太家。
吉米舅舅告诉我，他经常听他的姑妈——也就是厄尔利医生的遗孀——说起这个故事：一天早上，林肯夫妇正在吃早饭，这时林肯做了一件事，顿时点燃了妻子的火爆脾气。具体是什么事，现在没人记得。盛怒之下，当着其他房客的面，林肯太太把一杯热咖啡泼到了她丈夫的脸上。
林肯一句话没说，带着羞耻沉默地坐在那里。厄尔利太太走过去，用湿毛巾把他脸上和衣服上的咖啡擦掉。这件事可能就是他们二十五年婚姻生活的缩影。
斯普林菲尔德共有十一名律师，不是所有人都能在那里谋生，所以他们常常骑马从一个县城到另一个县城，跟着大卫·戴维斯法官在第八司法辖区各地开设巡回法庭。周六，律师们都设法赶回家，和家人一起过周末。
只有林肯不回去。他害怕回家，所以春秋两季六个月里，他一直待在外面，东奔西跑，从未回过斯普林菲尔德。
年复一年，他始终如此。乡村旅馆的居住条件经常极其恶劣，可是比起回家听妻子没完没了的指责和发疯似的发脾气，他还是更喜欢待在外面。邻居们都说“他被她烦得不得安宁”，他们曾亲眼目睹，也常听到她嚷嚷，自然非常了解。
贝弗里奇参议员说：“从街对面都能听到林肯太太尖锐刺耳的嗓音，住在附近的邻居能听见她持续不断地发飙，她的怒气常常不只表现在口头上，她还曾无数次动手。这一点毋庸置疑。”
“她领着她丈夫跳了一支疯狂而欢乐的舞。”赫恩顿说。
赫恩顿觉得他知道“她为什么如此肆无忌惮地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
因为她想报复他。“他摧毁了她女性的骄傲，”赫恩顿暗示道，“她感觉在世人眼里自己低人一等。但随着复仇临近，爱情消散了。”
她一直抱怨、指责她的丈夫，他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儿合她口味：他驼背，走路姿势也难看，他的脚直上直下地抬起又放低，像个印第安人。她抱怨他走路太僵，没有弹性，姿势一点儿都不优雅。她还模仿他的步态，喋喋不休地催他走路的时候要脚趾朝下，这是她从蒙特拉夫人的学校里学来的。
他那两只大耳朵恰如其分地竖在脑边，这也不招她喜欢。她说他的鼻子是歪的，下嘴唇又太突出，像是得了肺痨。还说他的手脚都太大了，脑袋又太小。
他对自己长相出奇地冷漠，这又刺激了她那敏感的神经，让她痛苦无比。“林肯太太，”赫恩顿说，“也不是无缘无故就乱发脾气。”有时，她丈夫走在街上，一条裤腿塞在靴筒里，另一条却悬在外面。他的靴子很少擦拭或上油，领子很少更换，外套经常需要刷洗。
詹姆斯·格雷和林肯夫妇做了多年邻居，他曾写道：“林肯先生常来我们家，脚上穿一双宽松的拖鞋，褪了色的裤子也仅有一根吊带。”林肯把这吊带叫做“加里斯”。
天气暖和的时候，他就走得远一点，“上身披一件脏兮兮的亚麻布罩衣，背部的大片汗渍，好似一张美洲大陆的地图。”
一位年轻律师曾经在一个乡村旅馆里看到林肯，当时林肯正穿着“一件自家做的低至小腿的黄色法兰绒睡袍”准备睡觉，看到这一幕，他不禁惊呼“这是我见过的最不虔诚的人了”。
他一辈子都不曾有过一把剃须刀，也不像林肯太太希望的那样经常光顾理发店。
他很少打理自己马鬃一般粗糙浓密的头发，这让玛丽·托德异常恼火——她刚梳理妥当，不久就又乱糟糟的了，因为他总是把银行存折、信件、法律文件都塞到帽子里。
一天，他去芝加哥照相，摄影师让他稍微“打扮”一下，他回答说：“打扮之后拍的照片，拿到斯普林菲尔德，人家就认不出这是林肯了。”
餐桌上他也很豪放随意。他握刀的方法不对，刀子放到盘子上也不对。他用叉子就着面包吃鱼的时候更加谈不上优雅，简直一塌糊涂。有时，他会倾斜肉盘，然后把猪排拨到盘子里，或是直接让它滑落到盘子里。他偏要用自己的刀子切黄油，为此，林肯太太跟他“大闹了一场”。每次他把鸡骨头放到盛着生菜的副盘里时，林肯太太都气得几乎要昏厥。
有女宾到访时，他若没起身迎接，没热心地帮她们拿外套，走的时候也没送送她们的话，就一定会招来林肯太太的抱怨和责骂。
他喜欢躺着看书，从办公室回来后，他就脱下外套、鞋子和衣领，放下肩膀上那条仅存的“加里斯”，把椅子四脚朝上倒放在过道里，在倾斜的椅背上放个枕头，然后把头和肩膀靠在上面躺在地上。
他能保持这个姿势看上几个钟头——通常都是看报纸，有时也看《阿拉巴马故事集》，比如一个关于地震的诙谐故事。他也常常阅读诗歌，而且非常频繁。不管看什么，他都是大声地读出来，这是他在印第安纳州的“胡喊学校”养成的习惯。他觉得通过大声朗读，对内容的印象既有视觉上的，也有听觉上的，这样就能记得更久。
有时，他会躺在地上，闭着眼睛背诵莎士比亚、拜伦或是爱伦·坡的诗，比如：
因为月亮的每一丝清辉都勾起我的回忆
梦里那美丽的安娜贝尔·李，
群星的每一次升空都令我觉得秋波在闪动
那是我美丽的安娜贝尔·李。
一位跟林肯夫妇一起住过两年的女士——是他们的亲戚——说，一天晚上，林肯正躺在大厅的地板上看书，这时，家里来客人了。不等仆人去开门，他就衣衫不整地起身，把客人领进了客厅，还说要“让她们开开眼”。
林肯太太从隔壁房间里看到女士们进来，也听到了她丈夫的俏皮话。她立时气不打一处来，满腔怒火地跑出来。情况变得非常尴尬，他于是离开了家，反倒觉得高兴，直到深夜才从后门悄悄溜进来。
林肯太太的嫉妒心异常强烈。她一点儿都不待见约书亚·斯皮德，斯皮德跟林肯是多年的朋友，她一直怀疑林肯是受了他的影响才逃婚的。婚前，林肯会在写给斯皮德的信的末尾加上“替我向亲爱的芬妮问好”。可是，结婚以后，林肯太太要求他把末尾的问候语改成“代我向斯皮德太太致意”。
林肯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也是他的优点之一。为了表示感激之情，他许诺给第一个儿子起名叫“约书亚·斯皮德·林肯”。但是，玛丽·托德知道以后却大发雷霆，说孩子是她生的，名字也该由她起！况且，再怎么着也不能叫约书亚·斯皮德啊！他会随她娘家的姓，叫罗伯特·托德……
毫无疑问，孩子的名字就叫罗伯特·托德。林肯家有四个孩子，这是唯一活到成年的一个。艾迪1850年夭折于斯普林菲尔德——死时只有4岁；威利在白宫里夭折——死时12岁；泰德1871年死在了芝加哥——死时18岁；罗伯特·托德·林肯于1926年7月26日在佛蒙特州的曼彻斯特逝世——终年83岁。
林肯太太抱怨院子里光秃秃的，没有花草，没有灌木，没有色彩。于是，林肯种了一些玫瑰，但他对花草毫无兴趣，所以，玫瑰很快因为疏于照管枯死了。她又让他弄一个花园，有一年春天，他确实收拾出来一个花园，可是里面杂草丛生，比花都长得好。
尽管他并不喜欢体力劳动，但还是会喂那匹叫 “老巴克”的马，他“养了牛并亲自挤牛奶，还自己锯木头”。他一直都这么做——哪怕在当选总统后——直到离开了斯普林菲尔德。
然而，林肯的二表弟约翰·汉克斯却说“亚伯什么活儿都干不好，除了幻想”，而玛丽·林肯[1]也认同他的看法。
林肯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常常莫名其妙地出神，似乎忘却了周遭的一切。礼拜天，他会把孩子放到小车上，拉着他在房子前崎岖不平的人行道上散步。有时，小家伙不小心滚落到了地上，可他还是在前面拉着车继续走，眼睛盯着路面，全然不知孩子在身后痛哭。直到林肯太太从门内探出头，尖着嗓子对他大声怒吼，他才意识到。
有时，他从办公室下班回到家，尽管看了林肯太太一眼，可分明没意识到她的存在，话也不说。他对食物几乎毫无兴趣，做好饭以后，她经常还要再大费一番功夫把他弄到餐厅，叫他，他好像都听不到。他会坐在餐桌边，做梦一般直勾勾地看着天空，要经她提醒，才想起来吃饭。
晚饭过后，他有时会盯着壁炉，默不作声地看上半个钟头。孩子们依偎着他，拉他的头发，跟他说话，他都不为所动，似乎不知道他们的存在。然后，他会突然回过神，讲个笑话，或是背诵一首自己最爱的诗：
人类啊！你何必骄傲呢？
像一颗转瞬即逝的流星，一片飞驰而过的云雾，
一道闪电，一个碎浪的泡沫，
人从生命进入他安息的坟墓。
林肯太太指责他从不指正孩子的错误。他那么爱他们，“看不到他们的过错”。“对他们的好的做法，倒从不错过表扬的机会，”林肯太太说道，“他还宣称：‘让我欣慰的是，孩子们都自由快乐地成长，没有专横的父母束缚他们。爱是连接父母和孩子的纽带。’”
有时，他给孩子们的自由之大令人吃惊。例如，一次，他正在跟一位最高法院的法官下棋，罗伯特走进来，告诉父亲说该吃饭了。林肯回答道：“好，好。”虽然答应了，但他很喜欢下棋，就忘了叫他的事，还继续下棋。
过了一会儿，罗伯特又过来，说林肯太太急着找他。林肯答应了，可也再次忘却了。
又过了片刻，罗伯特第三次过来叫他，这一次，他又答应了，可还是继续下棋。这时，孩子突然退后一步，把棋盘狠狠地踢到半空中，棋子散落一地。
“好吧，法官大人，”林肯微笑着说，“我想我们只好另找时间再接着下了。”
显然，林肯根本没想过要指正儿子的错误。
林肯家的男孩子们经常晚上藏在篱笆后面，从里面伸出一根木条，因为没有路灯，所以过路的行人就会撞上木条，把帽子碰掉。有一次，孩子们错把他们父亲的帽子碰掉了，但他没有批评他们，只是告诉他们要当心，因为这可能会激怒别人。
林肯没有宗教信仰，也极力避免谈论宗教话题，哪怕是和他最好的朋友。然而，他曾告诉赫恩顿，他的信仰跟印第安纳州一位名叫格伦的老人相同。林肯曾经听他在一次教堂集会上发言：“当我做了善事，我会高兴；当我做了坏事，我会内疚。这就是我的信仰。”
孩子们大一点儿以后，礼拜天上午他会带着他们出去散步，但是，有一次，他把他们留在家里，自己跟林肯太太去了第一长老教堂。半个小时后，泰德回到屋子里，想找父亲，于是就沿着大街跑进了教堂，当时牧师还在布道。他的头发乱蓬蓬的，鞋上的纽扣散开了，袜子也垂到脚踝上，脸上和手上都沾满了伊利诺伊州的黑色泥土。服饰华丽的林肯太太看到后，既震惊又窘迫，然而，林肯平静地伸出一只长胳膊，把泰德慈爱地揽入怀抱，让儿子的头紧贴着他的胸膛。
有时，星期天上午，林肯也会把孩子们带到城里的办公室。在那里，他允许他们乱跑乱闹。“很快，他们就把书架折腾坏了，”赫恩顿说，“他们在抽屉里乱翻，把箱子打得满是洞眼，还砸坏我的金笔笔尖……他们把铅笔扔进痰盂，打翻文件上的墨水台，还把信件扔得满地都是，在上面又蹦又跳。”
而林肯“一点儿都没有责怪他们，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他是我见过的最惯孩子的父亲了”，赫恩顿最后说。
林肯太太很少去他的办公室——她去了以后，简直被镇住了。这也情有可原：这个地方毫无秩序可言，东西到处堆放。林肯会把一些文件捆起来，贴上标签：“别处寻不到，可在此中找。”
就像斯皮德说的那样，林肯的习惯“常常很不寻常”。
在一面墙上隐约有个巨大的黑色污点，这是之前一名法科学生把墨水台砸向另一个学生的脑袋，结果没砸中，留下的印记。
办公室很少打扫，几乎没有擦过。有些花种飘落至书架，就在上面的尘垢里生根发芽了。
[1]即玛丽·托德，美国已婚妇女会随夫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