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书面语言表达能力
写作是一项综合性的脑力劳动，因此要写好一篇文章往往需要作者从多方面去培养和锻炼自己，动用思想、阅历、知识、能力乃至才情禀赋等诸方面的修养、储备。所以说一篇文章的水平往往是其作者思想境界、经验阅历、知识结构、思维能力和聪明才智等多方面的集体综合的反映。
第一，作文先做人
古人有训“做人，作文，以品为主”，“观其文可知其人”。我们领导干部写文章是为了宣传真理、说明群众、交流信息、进行交际，因此就要表达真诚，使人感觉表里如一。清人潘德舆说“文章之道，传真不传伪，亦观其平日胸次行止为如何耳。”“胸次行止”是指人的思想行为。郭沫若指出“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文章要写得准确、鲜明、生动，首先要看写文章的人的思想、立场、作风怎样。你的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那么，你的文章也就有一定的准确性和鲜明性。这是基本问题。”所以，领导者要写出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章，必须在政治立场、思想作风、思想方法上经过一番刻苦的磨炼。
试想如果一个人的道德水平极低，那又怎能指望他写出有教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优秀文章呢?为了写出一篇好文章，首先的任务是强根固体，加强为文者自身的道德水准和思想品格。先正其身，再树其文。
提高思想品格，包括健康、进步的思想，树立良好的道德观念，提高认识水平和思想觉悟，完善人格和操行等各个方面。人的思想品格，属于非智力因素，是社会范畴、人文范围的问题。它主要依靠后天的熏陶、教育、学习、修养而得到提高。
古今中外大量事实都表明，伟大的文章来自伟大的思想和人格，思想的颓废和人格的堕落会影响到文章的颓废和堕落。屈原有高尚的人格，《离骚》中才有那种忠贞的思想。陆游有爱国的情怀，诗篇中才渗透了发自肺腑的救国热情。我们常常提到“真”、“善”、“美”，人类思想的进步，道德的确立，人格的完善，灵魂的净化，就是真善美的开发、育化与升华，就是对假恶丑的摒弃。写作的真正价值，既在于张扬真善美，也在于鞭挞假恶丑。要写出具有真善美内容的文章，必须首先培养出一颗真善美的心灵。
这就是我所说的作文先要做人的道理。
第二，生活是写作的源泉
综观人类一切写作文化，从本源意义上看，无不来源于社会生活。人的意识，包括精神、观念、情感等，都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因此反映着人的精神、观念、情感等主体意识的写作也就反映着人类认识的对象——客观世界。它的源泉来自生活。
说明文中介绍的事物，是生活中属于自然物或产品物的部分。应用文直接涉及到生活中的实际情况或需要解决的问题。论文阐述的是我们做人和社会生活中的道理。新闻所报道的是现实生活中新近发生的事件。文学则是生活的艺术反映。纪实文学反映的人物、事件都是生活中确实存在的。即便是虚构的神话作品，也都通过各种曲折的方式反映生活。但丁《神曲》，写的是地狱、净界、天堂，是从生活状态中推演、联想、提炼出来的。《西游记》中的天界神仙、妖魔鬼怪，实为封建社会宫廷官僚、丑陋现象演化而来。
社会在不断发展，生活也是不断变化的，写作也随之不断演变。不同的时代文章写作，总是体现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思潮。从文章的内容到文体样式，甚至文章的书写工具、材料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变化。
写作，一方面源于时代社会生活，另一方面又作用于时代社会生活。写作和生活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镜子式的反映外物的关系，而是相互影响的、具有能动效应的关系。唐代诗人白居易提出过一个口号“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即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写作的价值，就在于对社会生活发生积极影响，所以被社会赋予了各种责任的领导干部们更应该会写文章，写好文章。
正因为生活是写作的源泉，我们要想写出好文章，就应该不断地积累生活，拓展知识。
第三，“洋八股”和三种知识
我们的一些领导干部写文章常常空洞无物，千文一面，特别是没有真情实感，不是肺腑之言。老舍先生对这样的文章十分反感，称之为“洋八股”。其表现是一是知道的少而说的多，不下笔万言，似乎就不算高才。二是文字晦涩读之头痛。三是字句越别扭越好，思想越不明确越好，引证越多越好，自己的明确意见越少越好。四是公式化概念化。五是看不起普及工作，看不起通俗作用。六是说洋话，现成的话不说，硬学外国人说汉语的样子。七是只顾文字花哨，不顾逻辑。八是好用不必要的废话。
所以领导们要写出好文章，切忌以上几点。要想言之有物，除了我们前面说过的增加生活阅历外，更要特别注意知识的培养。我们从写作的角度把知识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１）一般知识
一般知识指普通的、常见的、零散的知识。比如有关的历史典故、历史常识、历史事件，有关的文化名人、文化常识、名诗名言，有关的公理、俗语、成语、谚语、格言，有关民族、国家、天文、地理、自然、人文方面的常见知识，有关科学、艺术、文学方面的普通常识等等。人们平常说的广泛采集、广泛阅读，指的就是这些一般知识的掌握。一篇作品内容是否丰富、涵盖面是否广，主要是看作者掌握的一般知识的多寡，搞写作，涉猎的知识面不能过窄。
（２）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指一定范围内相对稳定的系统化的知识。随着人类的发展进步，学术研究高度发展，学科数量空前扩展，学科质量不断深入，专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据有关统计表明，当今全世界的学科已达２６００多种。一个学科内又可以分出好多专业。对于从事专业写作的人来说，自然需要熟悉和掌握本专业的知识体系。学术论文、科研报告、学科专著，都属于专业写作。专业写作还需要学习相关专业的知识。这是因为，在庞大的学科知识系统中，各学科的知识既有相对独立性，又有彼此联系、渗透的综合性。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等在不断涌现。从事专业研究的人，也需要了解相关专业的知识。
（３）理论知识
理论知识是概括性强、抽象度高的知识体系。理论知识不是分解的、零星的知识，不是个别性的、具体的知识，而是系统的、有普遍意义的知识。理论知识中往往包含了一般知识和专业知识。人们将大量的一般知识经过归纳抽象，得出普遍性结论，就成为理论性知识。对于领导干部来说，理论造诣深浅会对写作产生深远影响。理论修养高，就有整体的思维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不仅学术性文章需要具有相关的理论知识，领导干部平时所作的总结、报告、批复等也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其理论水平与理论修养。
第四，加强艺术修养
领导干部的写作主要是公文和应用文体的写作，从内容上看不同于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作品对形象美、情感美和意境美的要求那么严格。但总的说来，写作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的创造行为，比起衣食住行等物质文化的创造，更多地体现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特点和成分。这就使得从事写作的人，除了需要具备一定的生活素养、知识素养、思想素养之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审美素养。
何况领导写作，还承担着沟通、联系、指导等社会政治责任，更应该寻找美，保护美，抗击恶，消灭丑。可以说，文学有文学的写作艺术，实用文章也有实用文章的写作艺术。当然，实用文章不要求像文学作品那样追求表现手法、结构技巧和修养手法，但它也应突出相应的美的形式。如标题的清楚美观、结构的条理分明、语言的通畅和谐、文字的大方清秀等等。美的形式，是构成美的作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种表现手法、表现技巧，都是为了突出艺术性。
文章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这种属性通过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表现出来。文章从内容到形式的美感内涵，是作者对写作对象进行审美观瞻和把握的结果。没有一定的审美素养，就不能观瞻和把握对象，也就写不出美感效应的文章。因此，从事写作，光有思想方面的修养还不够，要有艺术修养。而艺术修养要靠一点一滴的平日培养。所以我们只有在平时的写作实践中不断摸索，不断培养，才能写出优秀的文章来。
总之，写作主体要想写好文章必须从加强自身修养做起，写作主体的主观修养应该在生活实践，特别是写作活动中逐渐提高完善。
重视新闻媒介的作用
１９８８年春，布什同杜卡斯基一起竞选总统。一开始，情况很不妙，经常被人批评为“懦弱无用的大学预科生”、“一个容易任人摆布的家伙”。杜卡斯基攻击布什是里根的影子，没有独立的政治见解和主张。那时的布什也确实灰溜溜的，形象不佳，可在竞选开始之后，布什请他的老朋友贝克来主持竞选活动，从这以后，布什的形象开始转变了，逐渐变成了一个充满关怀、有领袖气质的人物。“新布什”是由白宫对外联络主任贝克和迪弗等人负责推出的，他们采用的公共关系策略便是有效地运用新闻媒介。他们认为如无新闻界的全面合作，他们不可能过那么多难关，“如不透过新闻媒介的过滤，让正确的故事流出去，这个政府根本无法治理”。前白宫副发言人詹卡说“以前基辛格时代的策略是，一点一滴地提供新闻去喂记者老爷们，但里根时代改变了做法（布什用的是老白宫顾问班子）。他们每天都需要新闻，你如果给他们一些消息，他们就会心满意足地走开。每天都给他们提供很周全的新闻，有背景说明资料，又有事实、统计。还安排记者找人访问，记者每天都有事干，有成就感，他们就不会乱找茬。如果他们没有新闻，一定会想东想西，东挖西挖，想要从事调查访问，那就不妙了。因此我们必须尽量满足他们的需要，这样我们才能策划新闻，控制新闻流向，决定公共论题。我们的策略是泛滥的消息来淹没记者，用淹没来操纵。”
领导者若想很好地利用新闻媒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①公开事实，真诚对待新闻媒介。新闻界人士出于职业的需要，对组织中发生的事情怀有很强烈的好奇心。领导者应真诚对待，不能有丝毫的隐瞒。惟有如此，才能得到新闻界人士的理解和信任。
②与媒介、记者、编辑保持经常的接触，提供多方面的服务。与新闻界联系，切忌“临时抱佛脚”，而要注重在平时让新闻记者对组织的情况和发展心中有数。
③尊重新闻人士以及他们的工作。那些在与新闻界的交往中，自以为是，不尊重新闻界人士的领导者，必然会引起新闻媒介的强烈反感。领导者无权要求新闻媒介取消或编发某条新闻。因为这对任何一个新闻媒介来说，都是一种严重的侮辱。
④领导者要仔细研究各种新闻媒介的特点，了解新闻报道的方针、原则，了解新闻制作的有关技术。建立信息储存系统，储备各种资料，让记者和编辑了解资料内容，随要随取。举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的特点是发布信息的形式正规、隆重且规格较高，记者们能有机会发问，有时还能在会议中现场参观，以便准确地把握信息。
如何与新闻媒介打交道
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曾说，组织存在的惟一原因，是为外界环境服务。在现代社会，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发展愈来愈依赖于外部的环境。社会组织只有正确处理、协调众多的外部关系，并运用自己的能力去熟悉、适应外部环境，才能使环境有利于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社会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空间，组织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二者相互依存、同枯同荣。搞好组织的外部公关协调，是一个组织获得事业成功的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
组织的外部公共关系，是指那些非属该组织但与其发生关系并且有着广泛影响的公众，即外部公众。而新闻界在这其中，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谓新闻界，一般泛指报社、电台、电视台、通讯社、杂志社等新闻传播机构中有组织的群体。组织与新闻媒介的关系，是社会组织与新闻传播机构、新闻界人士的关系。新闻界通过新闻报道、新闻评论、组织社会评论等方式，在社会范围内发挥表达舆论、反映舆论、引导舆论的特殊功能。
对于领导者来说，新闻界公众是具有双重人格的特殊公众。它既是领导组织及领导者赖以实现领导目标的重要媒介，又是领导必须尽力争取的重要公众。新闻媒介有着不可忽视的特性，它传递信息迅速，影响力大，威望度高，可以左右整个社会舆论，影响和引导民意，对社会的经济、政治局势的变化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在欧美国家被看作是立法、司法、行政三大权力之后的“第四权力”。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敢轻视新闻媒介这一重要舆论工具。正可谓“得之者锦上添花，失之者名誉扫地。”由此可见，任何领导者要想使本组织得到社会舆论的支持，要维持良好的社会声誉，都必须协调好与新闻界的关系。
而要协调好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单从新闻界的角度看，他们的特点决定了成功、顺利、友好交流的难度。比如他们所提问题的广泛性，千奇百怪、无所不包。他们往往掌握着谈话的主动权，常常以出其不意的方式提出问题。新闻从业人员往往具有较强的判断分析能力和敏锐的洞察力，使人难以下台的咄咄逼人的发问，很易使那些不掌握真理或者应付能力低下的领导者当众出丑。
回避问题是做不到的，正确的态度是进行深入的研究，把握一些值得借鉴的规律性的认识，来指导实际的交流过程。
第一，尊重特点，实事求是
新闻界的职业特点是重视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及时性和公正性，而不受其他势力左右。领导者必须尊重新闻界的职业特点。这就要求尊重新闻记者地位的独立性，而不能把新闻界纯粹当作宣传本组织的工具，诱使或强迫报道有利于本组织的消息。否则就等于轻视新闻媒介的社会地位，结果得不到他们合作和支持。而且，新闻媒介讲求实事求是，喜欢真实，反对弄虚作假，因此领导在同新闻界打交道时，一定要诚恳、真挚，实事求是，提供的新闻素材要真实可信，没有人为因素。不要对记者封锁新闻，哪怕是不利于本组织的新闻，提供新闻时切忌自吹自擂，撰写的新闻稿要保质保量，避免滥竽充数。新闻媒介所提出的问题，一般都是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重大事件，涉及面广，与国家政策、形势走向等重大问题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情况，更要求领导者说话要讲求实事求是，是什么就说什么。确实涉及重大机密，不能向新闻界透露时，也要用外交辞令委婉地表达出来，不要弄虚作假。某些领导者为了炫耀自己的口才，往往言过于实，说一些过头话，夸夸其谈，不仅有可能不经意泄露出本应属于机密的东西，而且给人以不真实的感觉，引起听者的强烈反感。
另外，与新闻界交往还要考虑对方的具体情况，考虑到听众、观众的心理状态。
第二，区别情况，具体分析
沟通交流中如果不考虑到对方的心理情绪，单纯站在自己一边叙述自己的观点，向对方灌输，甚至强词夺理，强迫对方接受你的观点，就不会给人以实事求是，真实可信的印象。
周恩来总理对待任何事情都是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忠于职守，对于党的事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在工作中的谨慎细致、事必躬亲是出了名的，为求一字准确，他往往要从《辞源》、《辞海》一直查到《康熙字典》。为了保证生产建设和计划项目上的数字的准确性，每个数字他都要亲自核算一遍。在对待新闻界的态度上，他也十分严谨认真。有一次为了准备一个新闻通气会的情况通报，他又是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秘书见总理太辛苦，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了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的话就不用算了……”秘书话未说完，总理一下子掀起眼帘并皱起眉头说“怎么讲差不多的话?对待新闻媒体更要求真求实?选”说着又埋下头去工作。正是这种实事求是，使总理在一生中始终能得到媒体的信任和高度的赞誉。
第三，分寸适度，把握火候
由于领导者与新闻界交谈时所涉及问题的多样性和敏感性，更要求领导者的语言把握好分寸。尤其是在涉及政治领域的时候，一言不慎可能招来弥天大祸。
所谓分寸感是指语言表达者对情感、政策尺度准确把握的感知。分寸感也是衡量领导者政治素养、思想水平的重要方面。分寸感要求领导者在与新闻界交谈时，态度感情必须恰到好处，既不能不够，也不能过火。“过犹不及”的箴言应该始终牢记于心。
要准确地把握分寸，就需要表达者加强思想修养，增强政治素质，提高政策水平。
第四，平等相待，一视同仁
组织领导对所有的新闻机构和媒介，不论地区远近，不论级别高低，都要平等相待。接待这些媒介机构派出的记者、编辑来采访，要一视同仁，以礼相待，使他们都能够平等地获得本组织所提供的各种信息，切忌厚此薄彼，“看人下菜碟”。对于曾经批评过本组织的新闻机构和记者，要不计前嫌，不结新嫌，更不能挟嫌报复，侵犯记者的人权，而应像对待其他机构和记者一样热情接待，为其新闻报道提供方便，保证他们的正常工作。
毛泽东同志对待新闻媒体的态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楷模。１９３６年，红军刚刚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军队需要休整，工作亟待开展，外界的封锁有待打破，各种谣言有待澄清，红军及陕北根据地的整体形象迫切需要向全国、全世界作客观公正的介绍。对于曾经大肆报道过我红军反面形象，污辱谩骂共产党的美国媒体，毛泽东并不是拒之门外。相反，这年秋末，毛泽东在延安接见了美国记者斯诺，特许其在红色区域自由转了好几个月，并多次与他进行恳切的深谈，结果斯诺写出了一本《西行漫记》，既让这位美国人为我们作了宣传，又巧妙地向外界传递出这样的信息中国共产党反对美蒋反动派，但乐意与友善的美国人民交朋友。这种宣传的效果是很大的。
第五，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在大多数场合下，领导者的语言都应言简意赅，一针见血。避免少说废话、套话，这是领导者素质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换句话说，能不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关键，也体现了一个领导者的水平。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时间、效率的要求极高，在与新闻界交谈时，如果他们提出的问题，你不能尽可能简洁而又贴切地给以回答，不仅使对方产生厌倦，而且还会有损于领导者精明干练的形象。
邓小平同志简洁而精练的语言一向被众人所称道。他在与各国传媒打交道的过程中，始终给人一种十分干练的形象，这与他的语言风格也是分不开的。有一次，美国记者华莱士向他提问“大陆现在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台湾，为什么大陆要与台湾统一?”言下之意便是大陆没有资格与台湾统一。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邓小平同志没有长篇大论，而是回答说“我看原因主要有两条。第一条，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选从鸦片战争以来，包括台湾在内，中国的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第二条，台湾不回归祖国，不实现同大陆的统一，不知道哪一天会被别人拿去。现在国际上有好多人都想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一旦台湾和大陆统一了，哪怕它实行的制度等一切都不变，但是形势就稳定了。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海峡两岸的人都会认为是一件大好事，为我们国家、民族的统一作出了贡献。这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邓小平的这个回答，抓住了两个要点，阐明了我们的观点，既坚定地表明了我们谋求祖国统一的决心和信心，又令人信服地摆出了理由，令这位美国知名记者也只有频频点头。
还有这么一则幽默，说的是美国前总统柯立芝与新闻界打交道一向以语言简洁为特征，从不多说一句废话。在一次酒会上，一位记者想试验一下，于是他挨近柯立芝，悄悄地说“总统先生，我和别人打赌，如果我能使您说出超过两个字以上的话，他就输了。”柯立芝微笑地说“Ｙｏｕ ｌｏｓｅ”（意即“你输了”），真可谓是一语双关，十分巧妙。这虽然只是个笑话，但也间接反映了社会对于领导者语言的一般看法，即简洁明了。
约翰·阿代尔在《领导艺术》中写道讲话简洁、清晰，这一原则必须像硫酸那样清除那些使我们思想中的条理、推理和表达方式不能正常进行的腐蚀性的东西。你的讲话应该简洁明了，条理和层次清楚，以便使人们大体上了解他们在听什么，听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推理应尖锐和明确，不含混其辞，敷衍了事。首先，应阐明正在处理的问题的价值，因为这是最可能搞乱思想的领域。最后，要求我们避免引用晦涩的东西，虚无飘渺的话，很少有人能理解的引喻，或者是时髦但意思不清的词。他还认为蒙哥马利元帅是当代应用这一原则的大师，他在战时的《情况介绍》常为人们传诵，“他具有能以令人惊异的简洁语言来描述复杂的形势的本领，他有一种辨别问题的本能，并用惊人的清晰语言指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六，主动积极，广交朋友
正是由于媒介的重要作用，要求领导者必须能与媒介进行有效的协调和沟通。这就要求领导者能够主动积极地通过媒介宣传自己，使自己所领导的组织能更多地为人所熟知，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新闻媒介具有传播信息快、覆盖面广、可信度高的特点。社会组织要向国际公众树立自己良好的形象，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借新闻媒介塑造形象。
自从大众传播媒介产生以后，使我国传统的领导公共关系活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我国近代史上，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运用报纸等传播媒介宣传的政治改良活动，就是在政治领域开展的一次出色的领导公共关系活动。客观地说，资产阶级维新派尽管依靠的是上层社会的知识分子，但他们对知识分子以外的公众力量以及舆论的重要性还是有一定认识的。例如康有为认为，在民族危亡之时，“果能合四万万人，人人热愤，则无不可为者，奚患于不能救?选”梁启超则指出“凡欲为国民有所尽力者，苟反抗于舆论，必不足以成事。”正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康、梁等人运用报纸等传播媒介，在社会上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宣传政治改良的活动。梁、康先后组织强学会、圣学会、保国会，创办《中外纪闻》、《强学报》、《新知报》等报纸，大力宣传变法，使资产阶级改良变法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一种社会风潮。胡绳先生曾指出“维新派打出了救亡的旗帜，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因而使他们所发动的政治改良活动成为一个群众性的爱国主义运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展的宣传政治改良的活动是一次十分成功的领导公共关系活动。因为它在“唤起了群众的爱国热情”的同时，也使维新派与知识分子等公众建立了良好的公共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维新派与其他公众的公共关系。这与现代领导公共关系的传播活动是一脉相承的。
第七，幽默诙谐，生动形象
领导者在与媒介打交道时，庄重严肃是一个方面，同时也应能恰到好处地使用一些幽默风趣的语句，这样不仅有利于改变领导者高高在上、僵硬死板的形象，活跃谈话氛围，而且能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增强了宣传效果。
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在与新闻媒介的交往中，留下了无数幽默风趣的佳话，这里仅仅撷取数例，以飨读者。
有一次，周恩来在接见外国记者时，有位记者不友善地发问“敬爱的周总理，既然您始终声称中国人民是伟大的，正直的，积极的，那为什么我们美国人总是昂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却总是低着头走路?”周总理爽朗地一笑，答道“很简单吗?选因为你们在走下坡路，所以昂着头。而我们在走上坡路，自然要低着头。”一席多么精彩的回答?选还有一次，周总理在外国访问时，有位外国记者问他“为什么你们中国把道路称之为‘马路’?”周总理迅速地答道“因为我们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所以称为‘马路’。”风趣的回答既显示了一个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总理的角色要求，又巧妙地回答了一个看似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问题，可谓神来之笔。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著名美国女作家、记者斯特朗八旬寿辰，周总理为她在上海举行宴会祝贺，周总理在祝词的开场白中说“今天我们为我们的好朋友，美国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祝贺四十公岁诞辰。”接着，他又对迷惑不解的客人解释到，在中国，“公”字是紧跟它的量词的两倍，４０公斤等于８０斤，４０公岁也就是８０岁。听了这番风趣的话，几百位中外来宾爆发出了一阵欢笑声。周总理接着说“四十公岁，这不是老年，而是中年。斯特朗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了大量的工作，写了大量的文章，她的精神还很年轻。我们祝贺斯特朗女士继续为人民写大量的文章，祝贺她永远年轻?选”斯特朗听见总理说她只有４０公岁，还很年轻，心里十分高兴。在座的客人无不佩服。周总理那机敏的思维，幽默风趣的语言，使得这次宴会始终洋溢着欢乐的氛围。
在外国优秀的领导人中，也不乏幽默风趣的例子。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不仅言谈幽默，而且在幽默中还含有一种冷嘲热讽和自我抑贬。一次，当肯尼迪乘坐飞机时，有一位记者问他如果这架飞机失事了，会发生什么事呢?肯尼迪听后，微微一笑，不慌不忙地说“有一件事我可以肯定，你的名字会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出现，但字体极小。”恰到好处的幽默，不仅活跃了气氛，而且使领导者在笑声中解决了问题，避免了很多不应有的麻烦，是一种有益且有效的方法。肯尼迪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
当然，所有这些要求归根结底还要通过领导者的个人素质体现出来，因此，如何提高自身的素质，加强学习和锻炼，才是领导者所应关注的。撇开这些基础性的东西，想通过一些所谓的技巧来达到自由应对新闻界的目标，只是舍本逐末之举，也是不会真正有所进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