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朕”的本意秦始皇孤家寡人陛下庙号谥号年号奉正朔改元
我们看古代题材的影视剧或文学作品时，里面的皇帝常自称为“朕”。其时早在先秦的时候，“朕”这个词不分尊卑贵贱，是人人都可以用的。那么“朕”怎么会成为皇帝的专属名词了呢？这又始于什么时候呢？
“始皇帝”定称
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尔雅·释诂》说：“朕，身也。”查甲骨文中此字的象形，是弯腰作揖的谦恭模样。先秦时，“朕”是普遍的第一人称代词，不只供皇帝专用。但是它又不等同于余、我、予、吾等词，顾颉刚、刘起釪两位先生在《〈尚书·汤誓〉校释译论》中指出：“朕——甲骨金文中都只作单数第一人称领格（所有格），即‘我的’。”《尚书·虞书·舜典》说“汝作朕虞”，意思就是“你做我的掌管山泽的官员”。《大盂鼎铭文》中“勿废朕令”的意思是“不要抛弃我的训令”。而《离骚》中“朕皇考曰伯庸”，意思是“我的父亲叫伯庸”。随着使用的广泛，其后“朕”的词意多有变化。
“朕”的古体字，左侧为甲骨文，右侧为金文。
一、作第一人称“我”讲，东汉蔡邕的《独断》中说：“朕，我也，古代尊卑共之，贵贱不嫌，则可同号之义也。”如《尚书·商书·汤誓》中有“朕不食言”，意思就是“我不会说话不算数”。这里要指出的是，《尚书》虽传说是春秋时孔子所作，但其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后世儒家托名编撰，因此当中用到了“朕”比较新的词意。
二、用以取直线的缝隙，后引申为表率。《周礼·考工记·函人》中有“视其朕，欲其直也”，函人是负责做铠甲的工匠，“朕”在这里的含义是皮革上工匠用以取得直线的缝。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朕”字部首本为“舟”，应解作“船缝”。段说虽与《周礼》略有出入，但也提到“朕”是用木板造船时用来取直的缝隙，材质不同功能却一样。取直就是定标准，因此“朕”字便具备了“行为表率”的初步含义。当后来“朕”发展出“身”的字义之后，部首才从“舟”变成“月”（“月”字在古时为“肉”的意思）。
从《尚书》中留存的记载来看，尧、舜、汤都曾称自己为“朕”。《尚书·商书·汤诰》记载：“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意思是说，你们的善举长处我不敢蒙蔽，罪过当由我独自承担，不会宽赦放任自己。见于记载的这些早时帝王充满宽厚之心，“朕”是躬身的自称，体现了上古时候民风的淳朴。除了“朕”，早期的帝王们还有其他称谓。据史书记载，夏代帝王生时称“后”，死后称“帝”，后稷、后羿等的“后”，皆为君长的意思。商代君主生前称“王”，死后则称“帝”。也是从商代开始，“后”成为君主配偶的专称。周代君主称“王”，从周文王、周武王到周懿王，王号都是自称。
到了秦始皇时，“朕”才被规定为皇帝的专属自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秦始皇好道羡仙，本欲自称真人，但在李斯、王绾等人的建议下才使用了“朕”这个词，从此“朕”便成为历代皇帝的自称，其他任何人不得妄用。于是天子在位，再没有躬身为民的意思了，“朕”变成一人独享至尊，普天下俯首帖耳的局面。这实则是对皇权的加强，昭示了封建集权制度之建立。当然，在皇室中也存有特例，如《后汉书·孝和孝殇帝纪》中皇太后诏曰：“今皇帝以幼年，茕茕在疚，朕且佐助听政。”可以看出，当时皇太后也可以自称为朕。
“孤家寡人”与“陛下”
除了自称“朕”，古时的皇帝还总叫自己为“孤家寡人”，这又是从何说起的呢？“孤”“寡”都是孤单的意思，《吕氏春秋·士容》载：“孤、寡，谦称也。”龚自珍在《最录尚书古文序写定本》中说：“寡者，无二无匹最尊之词。”
《战国策·齐策》载：“虽贵必以贱为本，虽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称孤寡不谷。”意思是说，因为地位低贱的人是地位高贵的人的根基，所以侯王自称孤、寡或不谷。这句话虽然肯定了民众的地位，但其重点却在指出君主是唯一高高在上的人，需要下面的臣子辅佐。
寡人为“寡德之人”，这个词的用法比“孤”要复杂些。古代王侯可自谦为寡人，如《左传》：“请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虽死亦无悔焉。”《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秦王以十五城请易寡人之璧，可予不？”《战国策·齐策·邹忌讽齐王纳谏》：“王曰：‘善。’乃下令：‘群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过者，受上赏。’”同时，古代士大夫也有自称为“寡人”的例子，如《世说新语》：“晋王衍诸婿大会，郭家与衍婿裴遐谈，衍谓诸人曰：‘君辈勿为尔，将受困寡人女婿。’”在《诗经·邶风》中有“先君之恩，以勖寡人”之句，这是卫庄公夫人庄姜自称，由此可见寡人也可以作为诸侯夫人的自称，而直至唐以后才变成唯皇帝得称寡人。
皇帝自称为孤家寡人，而臣子们往往称其陛下。“陛下”本来指宫殿的台阶，又特指皇帝座前的台阶。东汉的《说文解字》言“陛，升高阶也”，到了南朝的《玉篇》，其解释已经变成了“天子阶也”。皇帝临朝时，“陛”的两侧要有近臣执兵刃站列，用以防备不测和彰显威仪。群臣常常不能直接对皇帝说话，要由站在“陛下”的侍卫者传声，以示皇权的崇高。“陛下”这一称呼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后来，人们就用“陛下”作为对皇帝的直接称呼，表示虽然是在同皇帝直接对话，但在礼仪上不敢忘却自己本来无此资格。
北京故宫的丹陛石。
与皇帝有关的一些称谓
古时皇权至上，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就是说天底下的地方都是君王的，地上的百姓都是君王的臣民。处于集权的树冠，自然有高出常人的特殊待遇，即便在一些称谓上亦有体现。
皇帝这个称呼始于“秦始皇”。他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因此以“帝”为号，自称“秦始皇帝”，“皇帝”这个称呼便沿用下来。历史上对各朝皇帝的称呼又各有不同，有谥号、庙号、年号之别。诸侯、大臣也可以享有谥号，而庙号与年号则只是皇帝才能称之。
谥号是古代帝王、诸侯、卿大夫、高官大臣等死后，朝廷根据他们的生平所为给予一种称号以褒贬善恶。《逸周书·谥法解》中说：“谥者，行之迹也；号者，表之功也。”如汉武帝、晋惠帝、隋炀帝就都是谥号。根据近代王国维等人的研究，谥号形成于西周中期的共王、懿王阶段，因此周文王、周武王仅是自称，昭王、穆王开始才是谥号。秦始皇认为谥号有“子议父、臣议君”的大不敬嫌疑，曾一度废除，到西汉建立之后才又恢复，其后一直沿用至清亡封建制度的终结。谥号大体有美谥、恶谥和平谥三种，分别代表褒、贬、怜的含义。如汉武帝、汉文帝皆为美谥，此类还有明、睿、景、庄等字眼；隋炀帝、周厉王为恶谥，此外还有灵、幽等；汉惠帝、汉哀帝（早夭的皇帝多谥为哀、质、冲）则是平谥，还包括悼、伤、愍等。汉朝因崇尚“孝”道，因此谥号前都加“孝”字。三国时孙权谥号为“大帝”，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君王的谥号是在嗣位皇帝参与下得出的，末代皇帝的谥号往往由下一王朝帝王追赠，或者由遗民政权上谥，如汉献帝即为曹魏所谥。谥号早期仅是单字，后来字数逐渐增多，甚至达到十几二十个字，因此隋朝之后称谥号的皇帝也相对减少了。
《周恭王像》
周恭王，名为姬繄扈，西周第六代国王，周穆王之子，在位22年后病死，葬于毕原（今陕西西安、咸阳之北）。谥号共王，西周青铜器铭文多称其为恭王。
庙号是中国古代帝王死后在太庙里奉祀时追尊的名号，如汉世宗（即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即为庙号。一般认为庙号起源于商朝，如太甲为太宗、太戊为中宗、武丁为高宗。庙号的授予最初非常严格，按照“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开国君主一般是祖，继嗣君主有卓越政绩者为宗。庙号同谥号一样，在秦始皇时曾一度被废除，西汉才又开始承袭这一制度，并延续了先秦各代在追加庙号一事上的慎重，因此有庙号的帝王极少，连开创“文景之治”盛世局面的汉景帝死后也未曾被追加庙号，这或许与其错误地诛杀了晁错、周亚夫等贤臣有关，但也可以从侧面看出其时庙号制度的严格。到了唐朝以后，庙号开始滥觞，除了某些亡国之君以及短命皇帝之外，一般都有庙号。一般说来，庙号选字并不参照谥法，但是也含有褒贬之意。太祖、高祖开国立业，世祖、太宗发扬光大，世宗、高宗等都为稳重守成的美号，仁宗、宣宗、圣宗、孝宗、成宗、睿宗等皆乃明君贤主，中宗、宪宗都是中兴之主，另外，哲宗、兴宗也都被认为是有所作为的好皇帝，而神宗、英宗则是功业不足，德宗、宁宗失于懦弱，玄宗、真宗、理宗、道宗等好虚不实，文宗、武宗明褒实贬，穆宗、敬宗功过相抵，光宗、熹宗昏庸无道，哀宗、思宗只有亡国一途。因中华文化的泽被，王氏高丽、李氏朝鲜以及越南的李朝、陈朝、后黎朝、莫朝、阮朝也都设有庙号制度。
年号是中国古代封建皇帝用以纪年的名号，永乐、乾隆、雍正等均为年号，以年号称呼帝王在明清时较为普遍。汉武帝于嗣位第二年（前140年）创立年号，其后一直沿用，并被认为是帝王正统的标志，称为“奉正朔”。若一个政权使用另一个政权的年号，则被认为是藩属、臣服的标志之一。此类现象多发生在中国分裂的时期，如五代十国时，闽国、楚国使用后梁、后唐年号。而许多地方割据势力、少数民族政权以及人民起义，也常常自立年号纪年，表示不遵从现有政权的统治。中国年号的使用情况非常复杂，同一时期并存的政权往往各有年号。除此之外，某一政权短时间内数次更改年号，或者几个政权重复使用同一年号，又或者政权自己不建年号而沿用前朝或其他政权的年号，这样的例子也并不少见，例如后晋的天福年号用至九年改为开运元年，三年后后汉刘知远称帝，追承年号为天福十二年，而汉武帝首创的建元年号曾在五个不同的朝代使用过。比较少见的还有因为避讳或者其他原因，一个年号采用不同写法，例如唐殇帝的唐隆年号，又写作唐元、唐安、唐兴。从汉文帝时起，新帝会在登基的第二年改变年号，称为改元。一个皇帝在位时，若有不同寻常的大事发生，也可以进行多次改元，例如汉武帝有11个年号，武则天掌权的22年内有18个年号。最著名的改元要属唐玄宗李隆基，由“开元”改为“天宝”，一般史家将这看做是有唐一朝由盛转衰的分野。明清时帝王改元的实例极少，实际上只有明英宗有两个年号——正统、天顺，这也是因为他在位时曾被瓦剌俘虏，先后两次做了皇帝的缘故。
另外，古时皇帝还有尊号之说，即在帝号之上加入对其歌功颂德之词，如唐中宗为“应天神龙皇帝”，玄宗的尊号是“开元天地天宝圣文神武孝德应道皇帝”。尊号字数可以逐年递增，每逢国有喜庆大典，更要增加尊号字数，以至越增越长，如唐高宗累上尊号最后达24字，清朝慈禧太后的尊号亦有16字之多。
链接一：毁誉参半的秦始皇
秦始皇（前259—前210年），名为嬴政，秦庄襄王之子，出生于赵国，故氏赵（先秦时姓氏并未统一，男子称氏，女子称姓，故秦始皇又叫赵政）。公元前247年，即秦始皇13岁时继承王位，因其年幼，朝政由太后和相国吕不韦及嫪毐掌管。前238年（秦王政九年），在他21岁时于故都雍城举行了成人加冕仪式，从此亲理朝政，除掉吕、嫪等人，重用李斯、尉缭，自前230年至前221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定都咸阳。秦王政自认为功劳胜过之前的三皇五帝，遂给自己起名“皇帝”，明人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中称之为“千古一帝”。秦始皇的一生，既有大功绩，也存在大过失，一般认为其功过是相抵的。
秦始皇最大的功绩，就是利用远交近攻、分化离间的策略，先后消灭韩、赵、魏、楚、燕、齐六国，结束战国纷争，完成统一。这是中国首次形成多民族统一的局面，无论在民族融合团结、社会进步发展乃至后世国家主权完整方面，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同时秦朝的建立也使得中国正式进入封建社会，这在当时是积极进步的。在政治上，秦始皇废分封制而用郡县制，建立自中央直至郡县的一整套官僚机构，中央通过考课和监察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控制，有利于政治安定和经济发展，也为后世提供了遵从的典范；以秦国原有的《秦律》为基础，吸纳六国法律条款，制定和颁行统一法律；为发展全国水陆交通，又实行“车同轨”，拆毁旧东方各国的城郭，修建由咸阳通向燕齐和吴楚地区的驰道，以及由咸阳经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直达九原（今内蒙古包头西）的直道，在西南地区修筑“五尺道”，开凿沟通湘江和漓江的灵渠。在经济上，他大力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扶植封建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始皇三十一年下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只要向政府申报土地数额、交纳赋税，其土地所有权就得到政府的承认和保护；以商鞅所制定的标准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废止战国时代的各国货币，统一全国币制。在文化思想方面，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作为标准文字，颁行全国；并利用战国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为秦朝的专制主义统治制造神学根据；以秦得水德，水色黑，终数六，因而规定衣服、旄旌、节旗皆尚黑，符传、法冠、舆乘等制度都以六为数；令人在泰山所刻的石上记下“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糜不清净，施于后嗣”，建立起统一的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而为维护国家疆域的统一稳定，秦始皇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派大将蒙恬率兵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失地，迫使其退往阴山以北；把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北边的旧长城连起来，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在征服百越地区后，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始皇末年，秦郡数由统一之初的36郡增至40余郡，其版图“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为中华版图的最终确定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
秦始皇陵兵马俑，俑坑位于秦陵封土以东约1.5公里处，为戍卫陵寝而制。兵马俑多用陶冶结合的方法制成，原本绘有艳丽色彩，出土后由于空气干燥而脱落。兵马俑或站或蹲，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是古代艺术品之大成。
当然，秦始皇所施行的种种举措，其主要目的仍是为了维护其集权统治，因此，其间不可避免地导致众多因个人权力膨胀带来的恶果。比如修筑长城时每年征发民夫40余万，当时生产力极度低下，征调如此多的民力去从事非生产性劳动，造成的结果只能是死亡人数无法统计，千里之地尽是尸首，无数人家妻离子散，所以其后百姓十户人家里有五户想要造反也就不足为奇了。“孟姜女哭塌长城”的传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百姓对征苦役修筑长城的不满。当时社会的思潮是“百家争鸣”，这成为秦始皇同化原六国民众思想的阻碍，并威胁到了秦朝的统治，于是他于公元前213年开始销毁除法家以外所有诸子百家的著作，民间只允许留下关于医药、占卜和种植的书，一直持续到前206年秦朝灭亡。在焚书开始的第二年，即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为了进一步排除不同的政治思想和见解，在当时秦首都咸阳将460余名儒生和方士坑杀，这便是史称的“焚书坑儒”。此举对当时思想文化的交流，以及后世对前人思想的继承与发挥，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很多具有积极意义的学说自此断绝。此外，秦始皇的暴政还表现在他的穷奢极欲上。在他即位不久后，便开始派人设计建造秦皇陵，《史记》中说秦始皇用72万人花了36年时间为其建造陵墓，建成后为防机关泄露，还残忍地将全部建筑者活埋于其中。以现知皇陵规模之大，即便这个数字不实，也理应不会相差太悬殊。秦始皇陵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陵园，其内部构造机关重重，据说以铜浇筑棺椁，用水银排布百川江河大海，以今日的科技发展仍无法达到不破坏内部结构而发掘之程度。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又在渭河南岸修建豪华的阿房宫，《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阿房宫可以容纳十万人，在里面运送酒菜要用车和马才行，仅一个前殿就东西长693米，南北宽116米，台基高达11.65米，上面可以坐上万人。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组成的阿房宫考古队，对阿房宫遗址进行考古后发现，阿房宫本来就没有建成，宫殿仅完成地基而已。另据《三辅旧事》记载，秦国有“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整个关中地区自渭河以北、雍门以东，直到泾河一带全部都是宫殿群。秦始皇把从各国掳掠来的美女安置在所建造的宫殿之中，《三辅旧事》中说“后宫列女万余人，气上冲于天”。在秦始皇死后，这些宫女绝大部分都被迫殉葬。在宋代的《太平御览》中记载了一段痛诉秦始皇暴行的民谣：“秦始皇，夺俺粮，开吾户（门），据吾床，饮吾酒，喝吾浆，食吾饭，以为粮，张吾弓，射东墙，前至沙丘当灭亡。”
【清】袁耀《阿房宫图》
作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现藏于南京博物馆。
秦始皇享受着人间极致的权力，时常向往长生不老，以延续自己千秋的统治基业。虽然他广招方士炼丹以求长生药，传说还派徐福去海外求取仙丹，但事实证明，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花费再大的物力、精力也将徒劳无功。公元前210年是秦始皇在位的第37个年头，他终于在第五次东巡的途中死去。关于秦始皇之死，历来史家观点不一。有说他因病而死，也有说他是被胡亥、赵高等人所弑，郭沫若曾写过一篇历史小说《秦始皇之死》，所持即为第二种观点。然而毕竟时隔千年，哪种说法也拿不出确凿的论据，秦始皇之死同他的陵墓一样，成了未解之谜。
链接二：探秘秦始皇的不死药
在中国和日本都流传着同样一个故事，那就是徐福曾为秦始皇求不死药而东渡到日本，至今日本长野县还有纪念徐福的“秦阳馆”。
徐福在公元前219年来到秦国宫廷，声称自己可以到东方的仙山，为秦始皇取得不死神药。按他的说法，《山海经》里记载的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岛就在东方海中，他愿意为秦皇去那里取来不死之药。五代的后周时，僧人义楚在《释氏六帖》中，首次明确提到徐福最终到达的是日本，今日的秦氏（日本古代渡来豪族）为其后代，并说徐福到达后，将富士山称为传说中的蓬莱。
那么，让秦始皇深信不疑的不死药传说，究竟是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呢？日本“徐福会”理事重村定夫先生在一篇文章中称，这种神奇的不死药不但存在，而且就出产在他的故乡祝岛，更令人惊讶的是，今天它依然留下了遗踪。
祝岛地处濑户内海，在九州、本州、四国三岛环绕之间，人烟稀少。自古以来，这里就流传说在它的深谷腹地有一种神奇的灵物，是一种植物果实，俗名“窠窠”，日本古书中名为“千岁”。“千岁”大小如核桃，汁浓味甘，据说食用其可保千年不死，即便闻一闻也可以增寿三年三个月。不过这种植物极为稀少，世所稀有，即便是本地人也难得一见。
19世纪末，日本植物学家牧野富太郎曾慕名前往，经过艰苦寻找，采集到了“千岁”的标本，并欣喜若狂地给友人写信道：“这是我最弥足珍贵的发现，它的价值无法形容。”在祝岛民间，还有用这种植物的枝条制作手杖的习惯，称为蓬莱杖。
秦始皇横扫六合，虎视群雄，唯一不能抵抗的就是死亡，而帝王唯我独尊的生活让人难以割舍，可想而知他对长生不老该有多么渴求。如果“千岁”的传说曾在当年辗转传入中土，而徐福家住东海之滨，听到它应该不足为奇，若再加以附会，对秦始皇就有足够的说服力了。甚至祝岛的人至今相信，徐福曾经光顾过他们的岛屿，因为在海湾的岩石上，留有一副石刻的棋盘，当地人说这就是徐福当年所留。
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提出一个假说，那就是当年徐福为秦始皇寻找的不死药，很可能就是出产在祝岛的神奇之果——“千岁”。但是“千岁”究竟是什么呢？它现在是否还存在？据有关人士介绍，答案非常令人鼓舞：“千岁”不但在祝岛仍然存在，而且正在进行人工种植。这种“千岁”的确是一种稀有的植物，学名Actinidia Chinensis Planch，为藤状灌木，根和果实可以入药，具调中理气、生津润燥、解热除烦、活血消肿之功效。其果肉绿色，果皮软而带毛，今天已经存在人工栽培的品种，果实大小也增大了几倍，常吃可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它的中国名字，就叫做野生猕猴桃。
【清】黄慎《八仙炼丹图》
黄慎（1687—1768），福建宁化人，生活于清康乾时期，其人诗文、狂草书法、绘画并称“三绝”，与郑板桥友善，同为“扬州八怪”之一。
链接三：三皇五帝的传说
“三皇五帝”是中国在夏朝以前出现在传说中的“帝王”，现在看来，他们都应是部落首领，由于实力强大而成为部落联盟的领导者。中国的古史传说中，战国时期已形成几种“五帝”说，战国末始有“三皇”一词，到汉代才有固定的词组“三皇五帝”出现。“皇”的原意是“大”和“美”，不做名词用。战国末，因上帝的“帝”字被作为人主的称呼，遂用“皇”字来称上帝，如《楚辞》中的西皇、东皇、上皇等。当时又有天皇、地皇、泰皇之名，称为“三皇”。在《周礼》《吕氏春秋》与《庄子》中，始有指历史上的“三皇五帝”，《管子》并对皇、帝、王、霸四者的不同意义作了解释，但都未实定其人名。基本上，无论是按照神话传说还是史书的记载，都认为三皇所处的年代早于五帝的年代。但是不同史家对“三皇五帝”有不同的定义，三皇有五说，五帝也有五说。
三皇五说如下：
①燧人、伏羲、神农（《尚书大传》）；
《三皇五帝像》
②伏羲、女娲、神农（《风俗通义》）；
③伏羲、神农、共工（《风俗通义》）；
④伏羲、祝融、神农（《风俗通义》）；
⑤伏羲、神农、黄帝（《古微书》）。
第五种说法由于《古微书》的影响力而得到推广，伏羲、神农、黄帝遂成为国人普遍认知中最古的三位帝王。此外，汉朝的纬书（以神话迷信附会儒家经义的一类书）中称三皇为天皇、地皇、人皇，是三位天神。后来在道教中又将三皇分初、中、后三组：初三皇具人形；中三皇则人面蛇身或龙身；后三皇中的后天皇和后地皇皆人首蛇身，即伏羲和女娲，后人皇则牛首人身，即神农。
五帝五说如下：
①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大戴礼记》）；
②庖牺、神农、黄帝、尧、舜（《战国策》）；
③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吕氏春秋》）；
④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资治通鉴外纪》）；
⑤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伪《尚书序》）。
第五种说法同样因其经书地位之尊，后世史籍皆承用此说，于是“三皇”伏羲、神农、黄帝与“五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便被奉为古代的信史。但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很难判断哪种更为真实，其他说法仍然有人沿用。另有说还要包括开天辟地的“盘古氏”和教人巢居的“有巢氏”。有观点认为，大抵“三皇”说所指诸人，是中国祖先处于史前各个不同文化阶段的象征：有巢氏、燧人氏、庖牺氏（伏羲）分别代表蒙昧时期的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神农代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女娲则是更早的创世纪式的神人，在神话中又和伏羲结合创造人类。“五帝”说所指诸人，主要是父系家长制的部落联盟盛期及其解体时，或原始社会末期实行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一些部落酋长或军事首领。早期“三皇”说中所包含之人多具象征意义，其事迹也更接近神迹。如关于伏羲人首蛇身之形象，女娲造人、炼石补天的传说，黄帝采首阳山铜铸鼎成仙的故事，而共工和祝融直接被认作是水神与火神的化身。当然作为崇拜对象，他们也具备实际的作为，且其行迹距现实生活越来越近。传说伏羲仿蛛网形象创造了捕鱼打猎的网，《周易·系辞下》载“古者庖牺氏……始作八卦”，这个创造八卦的庖牺氏就是伏羲的别称。神农氏曾尝百草，考究植物的味道与功用，教导人们种食五谷，这已经大有人间的烟火气了。中华民族自称“炎黄子孙”，就是炎帝与黄帝的后代。炎帝据史载是早于黄帝的部落领袖，后被黄帝击败，部族亦被兼并。由此可看出，到炎黄一系，已然基本还原为真实的先民领袖。
【明】神农氏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