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水浒传小苏学士六贼挥麈后录断袖之癖一鸣惊人东方朔李天下火烧兴教门蹴鞠二十五篇寒食白打齐云社
《苏轼像》
苏轼是宋朝的大文豪、大学者，他诗书词乐、儒道释杂无所不通，在中国文学史上与李白地位相当，均以才气纵横睥睨侪辈。高俅是小说《水浒传》中专门与梁山好汉作对的反角，是与蔡京、童贯、杨戬并列为当时“变乱天下，坏国，坏家，坏民”的四个祸乱奸臣。他们二人在世人心中地位如此不同，甚至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那么真实历史中他们二人会存在怎样的交集呢？
谁是“小苏学士”
【明】杜堇古本《水浒传》插图
《水浒传》第二回讲述了太尉高俅的发迹史，说他本是开封府一个浮浪的破落户子弟。书中交代“这人吹弹歌舞，刺枪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义礼智，信行忠良，却是不会”。在临淮州住了几年后，经柳大郎介绍来到京城金梁桥下开药铺的董将仕家，董将仕看他是个“没信的人”，于是转荐高俅到“小苏学士”处。“小苏学士”也觉得高俅“帮闲浮浪”，便只留他在府中住了一夜，又介绍给了驸马都尉王晋卿。机缘巧合中高俅结识了当时为太子的宋徽宗，由于他踢得一脚好蹴鞠，与徽宗趣味相投，因此日后徽宗荣登大宝，他也鸡犬升天，一直做官做到了太尉。
文中对“小苏学士”一笔带过，其后也只字未提，然而有心者定会猜度，这个“小苏学士”究竟何方神圣，怎能如此轻易地就能将一个地位卑微之人举荐到当朝驸马处。其实这个“小苏学士”并非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苏轼。苏轼和父亲苏洵，再加上苏轼的弟弟苏辙并称“三苏”，均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中。据说苏洵27岁才发奋读书，经过十多年闭门苦读而学有所成。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他带领苏轼、苏辙到汴京拜谒翰林学士欧阳修，欧阳修很赞赏苏洵的《权书》《衡论》《几策》等文章，认为可与贾谊、刘向相媲美，于是向朝廷推荐。一时公卿士大夫争相传诵其文，苏洵因此声名大盛。古人向有“家学”之谓，一般为突出家世又称呼方便，即将“老、大、小”等置于姓氏之前加以区别。观其时苏洵已然成名，苏轼称“小苏学士”自然是相对其父而言。《水浒传》中还提到鲁智深曾跟随的老种经略相公与小种经略相公，即是北宋名将种世衡、种师道祖孙。
苏轼与高俅
知道了“小苏学士”为苏轼，那么历史上高俅真的曾被他举荐过吗？《宋史》没为高俅立传，只在南宋人王明清的《挥麈后录》里，较为详细地介绍了高俅发迹史。其中说到高俅“本东坡先生小史”，起草书写信件、公文之类很规范工整，由此看出这里“小史”相当于私人秘书。有宋一朝重视荐士的传统，苏轼本人也很喜欢推荐人才。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苏轼自翰林学士出任中山府（今河北定州）知府，便将高俅推荐给曾巩的弟弟曾布，曾布以“史令已多”推辞，苏轼才又将高俅举荐给他的朋友、当时的驸马都尉王晋卿。高俅在驸马府一待就是七年，一次王晋卿在等候上朝时与还是端王的宋徽宗赵佶相遇。赵佶忘了带篦子刀，于是向王晋卿借了一个修理鬓角，用后说：“这篦子刀的样式非常新颖可爱。”王晋卿回道：“我最近做了两个，还有一个没用过，稍后就派人给你送去。”晚上王晋卿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赵佶在园中蹴鞠，高俅站在一旁看时颇露出不以为然之色。赵佶注意到了这个小厮的神情，便问道：“你也会踢吗？”高俅当时出于年轻气盛还是老谋深算已无法得知，总之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后，便下场与赵佶一同蹴鞠。话说当日，高俅使尽浑身解数，将球踢得如鳔胶黏在身上一般，赵佶是此道中人，见猎心喜，当即派人传话给王晋卿：“谢谢你给的篦刀，连同派来的人我一起收下了。”高俅于是便成了端王赵佶的亲信。
【宋】赵佶《芙蓉锦鸡图》
绢本设色，纵81.5厘米，横53.6厘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此时高俅的命运发生了转机，不久皇帝宋哲宗驾崩，端王赵佶幸运地被太后选中继位，成了宋徽宗。高俅因此鸿运当头，一跃进入了大宋王朝的官场，并受到徽宗的“不次迁拜”，数年后便官至节度使，旋又升为枢密使。宋朝的枢密使为枢密院最高长官，与同门下平章事等共同负责军国要政，凡军事之统筹管理，均由枢密使秉皇帝意旨决定执行，由此可见高俅此时已然平步青云，位高权重。
反观苏轼，虽满腹经纶却最不擅长官场种种，由于朝廷内部党争激烈，屡屡遭贬。苏轼在经历“乌台诗案”几遭不测之后，元祐八年（1093年）极力支持“保守派”司马光等人的宣仁皇太后崩逝，亲近王安石“新法”的哲宗理政。早前身为旧党人物的苏轼，知道自己的政见必为当时所不容，很识趣地主动请外，补为中山知府。虽已居江湖之远，奈何苏轼声名太盛，树大招风，仍被朝臣弹劾在担任翰林学士时，所作词中有讥谤先朝皇帝之语，于是被贬为英州（今广东英德）知州，还没到任，再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于惠州（今广东惠州）。这个所谓的“节度副使”，不过是皇帝给大臣留的一点面子，实际上他已经是个受到监视的“嫌犯”了。没过多久，苏轼被再贬为琼州（今海南海口琼山区）别驾，居住在昌化军（今海南儋县西南），过着“非人所居，药饵皆无有”的艰难生活，直到徽宗即位，才遇赦北归，不久即客死常州。可以说自从苏轼将高俅举荐给王晋卿之后，两人走上了截然相反的道路，前者霉运当头，后者则飞黄腾达。
苏轼一生磊落坦**，从无小人之心，是个地地道道的性情中人。在“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之中，他先是因不满“新法”执行不利而给百姓带来的灾祸，为新派所不容，其后旧党司马光重掌朝政时全面废止“新法”，又拼命打压王安石派系，苏轼亦不肯与之同流合污，因此两派人对他都视若仇敌，其为人之耿直坦**由此可见。南宋人高文虎的《蓼花洲闲录》中提到：“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子由（其弟苏辙）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苏轼这种真性情发于辞章，能写出饱含才情之佳作；施于朋友，能交到至情至性之知己；若将之用在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官场，就难免处处碰壁了。
高俅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在《水浒传》中，施耐庵将高俅刻画成了一个奸诈无比的典型奸臣形象，可以说是全书的“反角男一号”。索查《宋史》，当时的确有几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分别是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称为“六贼”，六贼之外还有杨戬，这七个人《宋史》皆有专传，蔡京入《奸臣传》，王黼、朱勔入《佞幸传》，童贯、梁师成、杨戬、李彦入《宦者传》，而唯独在民间“臭名远播”的高俅未独设本传，仅有几处散落交代。《宋史·徽宗本纪》载：“（政和）七年正月庚子，以殿前都指挥使高俅为太尉”，“（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宋史·李纲传》载：“（靖康）元年，陈东上书乞诛蔡攸……高俅等人。”《宋史·忠义一·李若水传》载：“开府仪同三司高俅死，故事，天子当挂服举哀，若水言：‘俅以幸臣躐跻显位，败坏军政，金人长驱，其罪当与童贯等。得全首领以没，尚当追削官秩，示与众弃；而有司循常习故，欲加缛礼，非所以靖公议也。’章再上，乃止。”至于高俅的其他事略，散见于《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三朝北盟会编》《宣和遗事》《挥麈录》《鸡肋编》等书中。统观这些史料，可大略描绘出高俅的一生：他原为庶民，因善蹴鞠而受到徽宗赏识，其后竟官路亨通位极人臣。金兵第一次进攻东京时他随徽宗逃难，最后老病而死，死后被追削其官。正史中，高俅一生政绩平平，劣迹亦不甚昭著，有载的只是“败坏军政”，以及见于《宣和遗事》的为阿谀徽宗而构陷良民。而从《宋史》不列高俅本传可以推断，高俅其实并非同“六贼”与杨戬一样系大奸大恶之徒，更可能只是皇帝身边一个不学无术的弄臣而已。对于高俅事迹记载最详尽的《挥麈后录》，作者王明清的外祖父，就是上文中提到的“唐宋八大家”曾巩的弟弟曾布之子。王明清也可谓是世家旧族，见闻十分广博，因此《挥麈后录》虽非正史，而后世学人认为该书不仅内容丰富，说它可以“补册府之遗”，同时亦承认它所记的资料翔实可靠，非一般坊间穿凿附会的笔记野史。
【宋】赵佶《红蓼白鹅图轴》
高132.9厘米，宽86.3厘米，设色画，无名款，收传印记有“宣和殿宝”“乾隆鉴藏”等十余印。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挥麈后录》还提到，高俅始终对苏轼的提携之情念念不忘。每当苏轼的子孙亲友来京师时，高俅都要亲自抚问，赠以金银财物，周济他们的生活。北宋末年，元祐党人的子弟境遇非常悲惨，他们不能做官，连进京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居于流放安置之处，也时常受到当地官员的排挤和凌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反观高俅此举，可以理解为对苏轼的知恩图报，当然也有可能是为“求名”刻意为之。若是后者，却正是他比蔡京、童贯、梁师成等人高明之处。我们亦可推测，苏轼虽“君子坦****”，却并非愚蒙之徒，他能够收高俅为小史，在仕途不利时又将其举荐给知交好友，想来高俅其人并非如《水浒传》中写的那样不堪。知恩图报也好，求名求誉也好，结果是苏轼的子孙在如此逆境尚能得到朝廷高官庇护，求得一条生路，而高俅也并未如蔡京、杨戬等人一般被诛杀，而是老死于病榻，可知与人为善，善莫大焉。至于高俅如何成为《水浒传》中的众恶之首，有学者认为：一是出于小说的艺术形式考虑，需要一个脸谱式的奸臣以衬托忠良，相较之下高俅的发迹史更富传奇色彩；二是高俅从政期间以弄臣专权，也确有劣迹可查；第三点，也是较重要的一点，高俅只因会踢几脚好球就青云直上，在当时“十年寒窗”才能晋身仕途的年代，委实让人难以接受，尤其对那些废寝苦读却终究无法出仕的知识分子而言，更是莫大的刺激。不要忘了，古时最受老百姓欢迎的传奇、戏曲、小说等艺术形式，多由此类人写成，高俅自然也就成了不平衡心理的发泄对高俅因善蹴鞠，投宋徽宗所好，而仕途显赫，可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弄臣，而这样的弄臣，各朝各代皇帝身边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考“弄臣”一词，出自《史记·张丞相列传》所载申屠嘉事。申屠嘉是西汉高祖刘邦麾下重臣，曾跟随刘邦南征北战，灭项羽、打黥布，立下赫赫战功。他为人廉直，汉文帝时前丞相张苍免职后，申屠嘉以御史大夫之职升任丞相。当时，汉文帝有个十分喜爱的男宠叫邓通，汉文帝对他不仅赏钱赐官，更特许其可开矿铸钱，邓通因此恃宠而骄。某次申屠嘉入朝觐见，邓通在文帝身边“有怠慢之礼”，申屠嘉大怒，下朝后立发公文命邓通即刻到丞相府去。邓通吓得不敢去，文帝说：“你别担心，尽管去。”邓通到了丞相府，脱帽光脚，叩头谢罪。申屠嘉痛斥他：“朝廷是高皇帝打下来的，你不过一介小臣，竟敢在皇宫上无礼，是大不敬，按罪当斩。”邓通叩头至流血，申屠嘉不为所动。文帝算到此时邓通已被教训得差不多，便令使者奉旨召回邓通，又对申屠嘉求情说：“此吾弄臣，君释之。”言下之意，邓通不过是供我闲暇消遣解闷来的，成不了多大气候，你也犯不着和他一般见识。申屠嘉是身经五朝的元老，政治手腕老辣精熟，自然不会真杀了皇帝的宠臣，此举不过是灭灭邓通的气焰，既然文帝给了台阶下，他也自然顺势放了邓通。邓通见到文帝后却吓得大哭，说：“丞相差点就杀了我。”
【宋】赵佶草书《千字文》
象，并随着《水浒传》这本伟大的文学杰作而不幸骂名不朽。
历史上的弄臣们
弄臣最初就是供皇帝戏耍、给皇帝取乐的臣下，其中出卖色相者有之，弄权逞私者有之，扮傻讽谏、正直敢言者亦有之，因人而异，不能一概而论。
邓通所铸的“半两钱”
《汉书·佞臣传》中记载了成语“断袖之癖”的来历。云阳（今陕西淳化西北）人董贤自幼以父荫为太子舍人，哀帝即位后因见董贤“为人美丽”，遂拜黄门郎。当得知其父是云中侯董恭时，立即升迁他为光禄大夫，宠爱日甚一日，还常与他同床共枕，这显然已超越了普通的君臣之情。一次午睡，哀帝已醒，正要下床，而董贤未醒，头压住了哀帝的袖子。哀帝不想惊动他，就割断袖子而起。后来“断袖之癖”就用来指代同性之恋，尤指男性。西汉皇帝好男色是有传统的，先有汉文帝与邓通，而至汉哀帝则登峰造极。汉文帝还曾借申屠嘉之手警戒邓通，而哀帝对董贤的宠爱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甚至一度想“禅让”于他，但为朝臣力阻而罢。董贤后为王莽逼杀，抄没家财达43万缗。在此，董贤的美貌，是其得以成为弄臣、显贵一时的砝码。
《史记》中还单列了一章《滑稽列传》，专讲弄臣。但与邓通、董贤不同，这里所介绍的都是借皇帝的宠信、以滑稽言行暗讽劝谏的正面人物，包括淳于髡、优孟、优旃、东方朔等，其种种过人行迹深为后人称道。
淳于髡为战国时人，入赘齐国，被齐威王聘为客卿。齐威王初掌朝政时“好为**乐长夜之饮”，国朝荒乱，群臣都不敢劝谏。淳于髡针对齐威王好隐语的特点，对齐威王说：“国中有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不知此鸟何也？”意思是说，我们都城中有一只鸟，就栖息在大王的宫廷中，三年了既不飞走也不啼鸣，您说他这是意欲何为呢？齐威王立即明白了淳于髡激励他的用意及苦心，也用隐语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意思是说，这只鸟不飞也就罢了，飞起来会直冲天际；不啼鸣也就罢了，若啼鸣必然满座皆惊。自此齐威王重整朝纲，亲理政事，收复失地，使齐国再次步入强国之列，“一鸣惊人”也作为成语流传下来。
更加广为人知的滑稽人物当属东方朔。史载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陵县神头镇）人，西汉辞赋家。武帝即位后广征天下贤达俊士，东方朔上书自荐，诏拜为郎，后任常侍郎、太中大夫等职。他性格诙谐，常在武帝前谈笑取乐，“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汉武帝的妹妹隆虑公主老来得子，封昭平君，深得武帝宠爱。但他恃宠而骄，常常违法乱纪，某次酒后杀人，廷尉不敢依法治罪，特向武帝请示。武帝碍于法律，不好明令赦免，于是假意哭泣，想暗示廷尉免罪。左右大臣都看出了皇帝的用意，纷纷为昭平君求情，只有东方朔故作糊涂，向汉武帝祝颂说：“古时圣王执政，赏不避仇敌，罚不庇亲戚。今圣上严明公正，实乃天下苍生之幸！”此话一出，汉武帝再难徇私情，不得不忍痛依法惩处了昭平君。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东方朔的传说，不少故事中将其视为智慧的代表，已类神迹。
历史上还有一位皇帝竟被弄臣所杀，他就是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是唐末将领，沙陀部人，别号“李鸦儿”，因一目失明，又号“独眼龙”。李克用临死时交给李存勖三支箭，嘱咐他要完成三件大事：一是讨伐刘仁恭（及其子刘守光），攻克幽州（今北京一带）；二是征讨契丹，解除北方边境的威胁；三是消灭世敌朱全忠。李存勖将三支箭供奉在家庙里，每临出征就派人取来，存放于精制丝套中携带上阵，凯旋后又送回家庙，表示不负先人嘱托。经过十多年的交战，李存勖基本完成了父亲的遗命，并于公元923年攻灭后梁，统一北方，四月在魏州（今河北大名西）建立后唐，庙号庄宗。李存勖在战场上谋略过人、英勇无敌，但开国称帝后却性格大变，开始耽于享乐，治国亦昏庸不明。他自幼喜欢看戏、演戏，并能自己度曲，即位后李存勖常常面涂粉墨，穿上戏装登台表演，不理朝政，自取艺名“李天下”。一次上台演戏，他连喊两声：“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上去扇了他一个耳光，周围的人都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问敬新磨为何要打当今圣上，敬新磨说：“‘李’（理）天下的只有皇帝一人，你叫了两声，还有一人是谁呢？李存勖听了不仅没有责罚，反而予以赏赐。当时的伶人们都深受李存勖宠幸，可以自由出入宫中和皇帝打打闹闹，侮辱戏弄朝臣，群臣敢怒而不敢言。朝官和藩镇为求他们在皇帝面前美言几句，都争着送礼巴结。李存勖还用伶人做耳目，去刺探群臣的言行，置身经百战的将士于不顾，而去封身无寸功的伶人当刺史。李存勖又派伶人、宦官抢民女入宫，有一次竟抢了驻守魏州将士们的妻女1000多人，搞得众叛亲离，怨声四起。最后大将李嗣源不耐暴政，自立称帝，并率军攻打南唐。李存勖命人出城抵抗，伶人郭从谦趁机发动兵变，带着叛乱的士兵乱杀乱砍，火烧兴教门，趁火势杀入宫内，在混乱中射死了带领侍卫前来抵抗的李存勖，一代枭雄却落得如此下场，不禁令人扼腕叹息。
张大千《东方朔偷桃图》
高118厘米，宽51厘米，水墨，纸本，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款识：六如居士东方曼倩，予凡见三本，一在北平厂肆，一在林氏半角草堂，一在寒斋，皆书此诗，惟上款不同，画格亦异，爰。钤印：蜀中张爰（白）、大风堂（朱）、张大千老得丁长乐吉（白）。
近世最广为人知的弄臣当属清朝乾隆时期的和珅。和珅少时贫穷低微，20岁时袭高祖父尼雅哈纳的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他在文学、政治、治军上均无过人建树，但特别善于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还会为皇上聚敛银钱，供皇上支付各种不便公开动用国库的费用，故能博取皇上欢心。和珅在当政的短短25年里，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清朝几乎15年的国库收入卷入私囊。乾隆崩后，继位的嘉靖皇帝将和珅定下20条大罪，下狱抄家，查出其贪污的金银不计其数，时谚云：“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后唐庄宗李存勖像》
明万历《三才图会》刻本。
蹴鞠屡过飞鸟上
高俅所擅长的“蹴鞠”，是古代一项集体性对抗游戏，与今日的足球运动颇为相似，又名蹋鞠、蹴球、蹴圆、筑球、踢圆等，“蹴”即用脚踢，“鞠”系皮制的球。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蹴鞠最为兴盛，即汉、唐、宋。目前国内外不少观点认为它是现代足球的前身，2004年7月15日，时任国际足联主席的布拉特曾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足球博览会上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国”，山东淄博也被认为是世界足球起源地。然而就比赛规则而言，中国古代的蹴鞠与现代足球实则存在一定的差别。
蹴鞠比赛有直接对抗、间接对抗和白打三种形式，前两种有球门，白打则不设球门。“双球门的直接竞赛”是汉代蹴鞠的主要形式，且被用于军事练兵，比赛时设“鞠城”即球场，周围有短墙环绕场地。比赛双方出场队员各12名，各守一座类似小房子的球门，比赛中允许身体直接接触对抗，如同打仗一样，踢鞠入对方球门多者胜。“单球门间接比赛”脱胎于直接对抗，唐宋时期较多见，主要是作为朝廷宴乐和外交礼仪竞赛表演。规则为“鞠城”中央设球门隔断，并于球门上立两尺多高的“风流眼”，双方球员各居一侧，在球不落地的情况下能使球穿过风流眼多者为胜。无球门的散踢方式称作“白打”，有点类似于今日的毽球和街头足球，主要是以踢球的花样和技巧取胜。据考证，三种形式中“白打”历史最为久远，因形式灵活，开展得也最为广泛，有一人到十人场户等多种形式。比赛时的技巧亦称“解数”，每一套解数又与自由体操相似，由自选系列动作组成，如拐、蹑、搭、蹬、捻等，古人为其起了诸多风雅生动名字，如转乾坤、燕归巢、斜插花、风摆荷、佛顶珠、旱地拾鱼、金佛推磨、双肩背月、拐子流星等。
“蹴鞠”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苏秦列传》，苏秦游说齐宣王时形容临苗“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竿、鼓瑟、蹋鞠者”，“临苗”就在今日的山东淄博地区。《史记》和《战国策》中的记载都表明，在春秋战国时的齐国故都临淄，蹴鞠已发展为一种成熟的体育娱乐形式，在民间广为盛行。秦统一六国后蹴鞠运动一度沉寂，西汉建立后又复兴盛。《西京杂记》上载刘邦建汉后，把父亲刘太公接到长安城未央宫养老，然而刘太公出身市井，多以斗鸡、蹴鞠为戏，不耐宫中寂寞。于是刘邦命人在长安城东百里处，仿照故乡沛县丰邑的规模建起新城，又把原来丰邑的住户全部迁来。刘太公移居新城后，又开始以“斗鸡、蹴鞠”为欢。由此看出，汉以前的“蹴鞠”多是下层市民游戏，而此后则成为贵族阶级的新宠。桓宽的《盐铁论》中说，西汉社会承平日久，“贵人之家，蹴鞠斗鸡”为乐。据说汉武帝很喜欢观看蹴鞠，《汉书》记载他在宫中经常举行以斗鸡、蹴鞠比赛为内容的“鸡鞠之会”。宠臣董贤的家中还专门养了会踢球的“鞠客”，很像今日的球星。《西京杂记》中还写道，汉武帝平定西域时曾获一胡人俘虏，此人精于蹴鞠，身长善跃，技术十分了得。汉武帝经常看他踢球，连群臣的劝谏都听不进去，想来这个胡人应该是历史上第一个“外籍球员”了。
古人蹴鞠图
汉代蹴鞠场地图
汉朝人也把蹴鞠视为“治国习武”的方法，在军队中广泛展开，汉代名将霍去病就曾于军中组织蹴鞠运动以练兵。由于这项运动的盛行，当时还出现了专门的研究著作《蹴鞠二十五篇》，班固在写《汉书·艺文志》时把它列为兵书，归于军事训练技巧一类。刘向在《别录》中说得更为明确：“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了西汉时一个狂热足球爱好者的逸事：名医淳于意为项处看病，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但项处不以为然，仍外出踢球，结果呕血身亡。故事结局虽然悲惨，却也使得项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有史可查的狂热“球迷”。蹴鞠不仅是男子的运动，从出土的汉代石像及拓本上也能看到女子蹴鞠的身影。河南南阳出土的石像中，一女子蹴鞠者正在舞乐伴奏下两脚各蹋一鞠，与其他乐舞表演者同台表演，其高髻长袖更显姿态优美。
三国时蹴鞠仍为重要军体项目，魏武帝曹操即是蹴鞠的高手，也是位超级“球迷”。《魏略》称有个叫孔桂的人很会博弈、蹴鞠，“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太平御览》中引《会稽典录》说：“三国鼎峙，互兴金革。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在军事训练中，蹴鞠已经上升到和骑射同样重要的作用了。
到了唐朝，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蹴鞠运动也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一是在球体的制作工艺上有所改进：汉朝以来的“鞠”以两片熟皮缝制，为内填以毛或其他杂物的圆形实心毛丸，这似乎更像橄榄球。到了唐朝则把缝合的球壳片数改为八片，使球的外形更圆，还发明了把动物鳔泡“嘘气闭而吹之”，做成最早的气球，这比11世纪英国发明的气球早了三四百年的时间。二是出现了执行新规则的游戏形式：东汉时李尤写的《鞠城铭》中介绍了必须有身体接触的直接对抗蹴鞠赛，唐朝则出现了无须身体接触的间接对抗蹴鞠赛。在此规则下，军事训练的功能被弱化，更倾向于单纯的身体锻炼与休闲表演，这是蹴鞠作为体育游戏项目的进化。随着球体与规则的改良，至唐朝时有越来越多的女子参与到蹴鞠运动中来。她们多数不参与间接对抗，而以花样、技巧的“白打”为能事，尤其在清明寒食节这天，蹴鞠成为女子们应节的运动。当时的诗人王建在《宫词》中写道：“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唐朝是诗歌的黄金年代，蹴鞠这项综合了军事训练与社会时尚的运动，除了上述王建这首外，于时人诗中屡见不鲜。如“诗佛”王维《寒食城东即事》中写“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杜甫《清明》诗云“十年蹴鞠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韦庄在《长安清明》中说“内宫初赐清明火，上相闲分白打钱”，韦应物在《寒食后北楼作》中道“遥闻击鼓声，蹴鞠军中乐”，等等。
唐玄宗一度迷恋蹴鞠，史载当时有个蹴鞠高手叫姜皎，玄宗未登基时就十分喜爱他，做了皇帝后更封姜皎为“殿中少监”，多次召他到“卧内侍宴，私以后妃连榻”，也就是允许他与后妃床挨着床睡。唐朝末年纲纪败坏，藩镇割据，宦官弄权，几任皇帝在理国上无所作为，却对蹴鞠运动更加情有独钟。唐朝的第14位皇帝文宗李昂一度欲中兴唐朝，但他毫无魄力，连喜欢蹴鞠也不愿直接参与对抗，而是爬上“勤政楼”俯身观看，及至最后受制于家奴宦官，无力阻止“甘露寺之变”这一惨剧的发生。唐僖宗则好蹴鞠而不疲，并以此为傲，丝毫不在意当时已混乱异常的时局。他在位不久即发生了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大起义。
宋朝蹴鞠进入了有史以来最鼎盛的时期。其一，球体的工艺继续改良，球壳从八片尖皮发展为“十二片香皮砌成”，以“熟硝黄革”做原料，“密砌缝成，不露线角”。制成的球重量要“正重十二两”，“实料轻裁”，规格“碎凑十分圆”。当时手工业作坊制作的球已有40个不同品种，每个品种各有独到之处。
其二，社会上出现了专以踢球技艺维生的蹴鞠艺人。据史料记载，北宋汴梁城和南宋临安城无论皇宫官家还是市井瓦子，都有精擅蹴鞠的名人，其名号亦多有流传。甚至在南宋时期，踢球艺人还组织了自己的团体“齐云社”，又称“圆社”。这种类似于今日足球俱乐部的蹴鞠组织，专事蹴鞠比赛的组织和宣传推广，他们有一套严格的筛选、训练球员的规章制度，也对球员的利益加以保护，达到一种产业化的双赢平衡。时谚有云：“若论风流，无过圆社”，“齐云一社，三锦独争先”。
其三，有宋一朝偏“文治”而轻“武功”，基本取缔了蹴鞠于军事训练中的应用，带有对抗性的间接比赛也较少见于史书，有记载的绝大多数为“白打”。宋人白打技术基于唐朝的发展，已臻炉火纯青，能者“脚头十万踢，解数百千般”，而使“球终日不坠”。宋代蹴鞠家总结出了肩、背、拍、拽、捺、控、膝、拐、搭、膁等“十踢法”，歌诀云：“肩如手中持重物，用背慢下快回头。拐要控膝蹲腰取，搭用伸腰不起头。控时须用双眼顾，捺用肩尖微指高。拽时且用身先倒，右膝左手略微高。胸拍使了低头觑，何必频频问绿杨。”这些蹴鞠的诀窍法门很多与现代足球暗合，可见当时足球技艺的发展程度。
其四，蹴鞠发展成为一种真正的全民运动，上至皇帝、公卿、贵族、官宦、士人、举子，下至百姓、平民，无不以蹴鞠为乐，可以说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宋朝的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与其弟太宗赵光义，都是蹴鞠的狂热粉丝，宋徽宗时的画院待诏（即高级宫廷画师）苏汉臣的《宋太祖蹴鞠图》，描绘的就是宋太祖、宋太宗和近臣赵普、党进、石守信、楚昭辅蹴鞠的情景，当然前文提到的宋徽宗也是最典型的“蹴鞠皇帝”。为君者倡导这种风气，臣下也就效而为之。曾做过宋朝重臣的李邦彦、王延龄均是当时闻名朝野的蹴鞠魁者。天子与达官贵人都喜爱蹴鞠，自然应运而生了一些“不学有术”的钻营小人，他们以蹴鞠技能作为“攀高枝”的砝码，甚至视作入仕之道。除了广为人知的高俅外，如此者不乏其人。宋人刘攽的《中山诗话》中记载，当时有个姓柳的进士踢得一脚好球，但官运很差，于是他谋划着以自己的球技打动同为“球迷”的当朝宰相丁谓。他探听来丁谓一般都在后花园踢球，便算好时间每天于墙外等待机会。也算得上“皇天不负苦心人”，一次丁谓的球果然飞了出来，柳进士上前拾起球顶在头上，不顾门房阻拦直奔丁谓而去。见到丁谓后他跪拜于地，又拿出拜书呈上。丁谓一见是个陌生人，自然不为所动。柳进士随即将头上的球滑落至腰肋间，却不使其落地，亮了几手绝活。这丁谓是蹴鞠的行家里手，看后既惊且赞，便收其做了门下的宾客。这个柳进士名为柳三复，他弟弟便是宋朝著名的风流词人柳永柳三变。
【元】《宋太祖蹴鞠图》
原为宋代画家苏汉臣所绘，后元人钱选临摹，并题字：“蹴鞠图旧藏秘府，今摹图之。若非天人革命，应莫观之，言何画哉。”
走过宋朝的黄金时期，蹴鞠在元、明、清三代逐渐衰落，乃至消逝。元朝为异族入主中原，将原南宋汉人名为“南人”，处于社会最底层，兴于汉人中间的蹴鞠运动自然难逃被挤压排斥的厄运，且蒙古人推崇骑射，统治时间短暂，又多处于作战征伐状态，自然很难对蹴鞠产生兴趣。在此种社会状态下，蹴鞠的生存环境骤然缩窄，最后竟沦为青楼歌姬招揽客人的一种职业技能。元代著名曲作家萨都剌在《妓女蹴鞠》中写道：“毕罢了歌舞花前宴，习学成齐云天下圆。”到了明朝，朱元璋明确规定严禁军人蹴鞠，并下旨“蹴鞠者卸脚”，此时蹴鞠只能在民间看到了。清政府入关后，同元朝统治者一样无法适应汉人的习俗游戏，同时出于巩固统治考虑，防止结党聚集，对民间的蹴鞠活动也开始禁止。顺治皇帝曾口谕禁止踢球，蹴鞠要“即行严禁”，后来乾隆皇帝干脆明令禁止蹴鞠活动，自此蹴鞠运动走向了绝路。到清末民初时，全国上下已经没有一个会蹴鞠的人了。
中国传统足球没落消亡，反观西方的现代足球却一步步风生水起，成为风靡全球的第一运动。今日之中国足球队常被人讥为“鱼腩”，屡战屡败，“男足”“男足球员”已近乎贬义词。痛苦的中国球迷能吹嘘的，也只是我们这早已消亡的“足球渊源”，不过相信很多人心中，至今仍在做着“蹴鞠雄起”的美梦。
链接一：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个文学名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据查，明初朱右将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明中叶唐顺之所纂的《文编》，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他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这为唐宋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后不久，推崇唐顺之的茅坤根据朱、唐的编法选了八家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宋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他们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给予当时和后世的文坛以深远的影响。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河内河阳（今河南孟州）人，因祖籍河北昌黎而世称“韩昌黎”，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古文运动的领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国散文发展史上地位崇高，苏东坡称赞他为“文起八代之衰”。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
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祖籍河东，世称柳河东，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柳宗元是贞元初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顺宗时王叔文执政，他任礼部员外郎，锐意推行政治改革。不久王叔文失败，他也被贬为永州司马，迁柳州刺史，于南方贬谪处生活14年，最后死于柳州。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倡导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对六朝以来笼罩文坛的绮靡浮艳文风，提倡质朴流畅的散文，著有《柳河东集》。
欧阳修（1007—1073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为北宋时期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诗人。仁宗时累擢知制诰、翰林学士；英宗时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朝迁兵部尚书，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其在政治和文学方面均主张革新，既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支持者，也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导者。欧阳修喜奖掖后进，苏轼父子及曾巩、王安石皆出其门下。他的创作亦灿然可观，诗、词、散文均为一时之冠。散文说理畅达，抒情委婉；诗风与散文近似，重气势而能流畅自然；其词婉约清丽，承袭南唐余风。欧阳修还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著有《欧阳文忠公文集》。
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自号“老泉”。应试不举，经韩琦荐任秘书省校书郎、文安县主簿。长于散文，尤擅政论，议论明畅，笔势雄健，著有《嘉祐集》。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生于四川眉山。北宋大文学家、书画家，有多方面的创作才能，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独特、优异的成就，世人称为苏东坡。苏轼是其父苏洵的第五个儿子，嘉祐二年（1057年）与弟辙同登进士。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熙宁二年（1069年），父丧守制期满还朝，为判官告院，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反对推行新法，自请外任，出为杭州通判，迁知密州（今山东诸城），移知徐州。元丰二年（1079年），罹“乌台诗案”，责授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文。哲宗立，高太后临朝，被复为朝奉郎知登州（今山东蓬莱），四个月后迁为礼部郎中，任未旬日，除起居舍人，迁中书舍人，又迁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元祐四年（1089年）出知杭州，后改知颍州，知扬州、定州。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被远贬惠州（今广东惠阳），再贬儋州（今海南儋县）。徽宗即位，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常州（今属江苏），年65，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
苏辙（1039—1112年）为苏轼弟弟，与苏轼一起中进士，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后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当时因“奏乞养亲”，未任官职，此后曾任大名府推官。熙宁三年（1070年）上书神宗，力陈法不可变，又致书王安石，激烈指责新法。在几经宦海浮沉后，崇宁三年（1104年）苏辙在颍川定居，过上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死后追复端明殿学士，谥文定。
王安石（1021—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又称王荆公，抚州临川（今江西东乡上池村）人，世称临川先生。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王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强，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年）登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的官吏。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年）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南京）钟山，谥号“文”，被列宁誉为是“中国11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
曾巩（1019—1083年），字子固，南丰（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嘉祐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儿童时代的曾巩就与兄长曾晔一起勤学苦读，并表现出超人的天赋。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嘉祐二年（1057年），39岁的曾巩才考取进士，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踏上了仕途。翌年奉召回京，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熙宁二年（1069年）先后在齐、襄、洪、福等州任知州，颇有政声。元丰三年（1080年），徙知沧州，路过京师时为神宗召见，他提出开源节流为理财之要，颇得神宗赏识，留任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1081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学，委任史馆修撰，编纂五朝史纲，未成。元丰五年（1082年），拜中书舍人，次年卒于江宁府，南宋理宗时追谥“文定”。曾巩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并不算很出色，他的更大贡献在于学术思想和文学事业上。
链接二：苏东坡逸事
【宋】苏轼《枯木怪石图》
纸本，墨笔，现藏于日本。
世人往往有锦上添花的习惯，其中一个例子便是：如果某人非常有名，那么很多事都会划至其名下。这些事虽不一定是其人所为，但通常与其行迹相仿，因这人众所周知，讲与别人时更具说服力，传来传去便说得有板有眼，不由得听者不信。宋玉《风赋》中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之末，侵**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讲的是古人对风这一自然现象形成的想象，却与传言之盛起如出一辙，难怪人常说道“风言风语”，良有以也。
历史中我们随手就能翻出几个这样的人，比如东方朔、李白、解缙、徐渭、唐寅等，苏轼也算得上其中一位。他身负“才子”“学士”之名，正史野史间记载有很多关于他的一些独特行径，即所谓逸事者。事隔千百年，姑且不论这些事是否真的曾发生过或究竟发生在谁身上，若能让读者展颜一笑，从中有所领悟，于后世也算得上一件功德了。兹专录数条于下，以飨诸君。
【东坡肉】“东坡肉”之为美食，醇香可口，回味深长，据说此菜为苏东坡首创，因而得名。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写下著名的打油诗《猪肉颂》：“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时它自美”，点出了“东坡肉”烹制的诀窍所在。苏东坡调任杭州太守时，大兴水利，所修“苏堤”与前朝白居易的“白堤”交相辉映，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爱戴。而他带来的“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城，成为当地的一道美食，又广为流传，至今仍为餐桌上的佳肴。
【常州退房】据宋人费衮《梁溪漫志》中载，苏轼居于常州时，花费最后的积蓄买了一处房子，准备择日迁入。某日路遇一老妇人哭得十分伤心，苏轼见状上前询问，老妇人说自己有所祖传百年的老房，近日被不肖子孙卖掉，因此痛哭。细问之下，原来老妇人所说的祖传老屋即是苏轼近日所购得那处。苏轼慨然对她说：“妪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今当以是屋还妪。”于是他当即焚烧了房契，自己另寻房子租住。
【“出人头地”典故】据欧阳修在《与梅尧臣书》记载，北宋嘉祐二年（1057年）的科举考试，欧阳修亲自担任主考官。在阅卷时他被一篇辞彩瑰丽的文章深深吸引，认为应列第一名，便把文章给同僚观看，大家都称赞不已。但后来欧阳修觉得这份考卷很像出自自己门生兼友人曾巩的手笔，为了避免落人口实，就把它定为第二名。放榜后，按当时礼节，考中的学生要去拜谢主考官，不想以第二名身份来的不是曾巩，而是年轻的苏轼，欧阳修才知是个误会，他对此深为后悔，也很替苏轼遗憾，然而苏轼却毫不在意。欧阳修一方面欣赏苏轼的才华，另一方面又感叹其为人洒脱倜傥，因此在给友人梅尧臣的信中说：“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这便是成语“出人头地”的来历。
【苏东坡与苏小妹】野史中苏轼的妹妹也颇为有名，是位文思敏捷的才女，人称“苏小妹”。
传说苏轼科举高中榜眼后，苏氏三父子以及苏小妹一家齐聚在花园里庆祝。席间苏轼之父苏洵乘兴命题，以“冷、香”二字入联，并要求所吟之句与此时此景契合。他率先吟道：“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苏辙站起来拈起一片腊梅香瓣，弹了下手指曰：“冷字句佚不可知，梅花弹遍指头香。”小妹也去摘花，苏辙笑她要模仿自己，小妹却说：“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说完摊开手掌，一只已死的蝴蝶正躺在手中央。这句语含双关、意境深远，难得又是由眼前景象入题，大家都齐声赞好，却见苏轼也不言语，一拂石凳骑马便走，苏洵叫道：“我儿，答不出也不要走啊，不是大丈夫所为。”话音未落，伴着马蹄声远远飘来苏轼的两句：“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这个故事明显与东晋才女谢道韫咏雪事迹相仿，此中苏小妹的形象同谢道韫一般，是个聪敏过人的才女。另外，“苏小妹新婚夜三难新郎秦少游”的佳话在民间也流传很广，不过这基本上是人们一种美丽的想象，其实苏轼只有姐姐而没有妹妹。秦少游历史上确有其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词人秦观，正史上载他的妻子名叫徐文美，和苏家没什么关系。即便如此，人们仍热衷于传颂苏小妹这个子虚乌有人物的种种故事，而她本身或也可看做苏轼在大众心中的另一个投影吧。
【苏东坡、黄庭坚与佛印和尚】黄庭坚虽未列入“唐宋八大家”，但却是“宋四家”之一，也是位诗、书、文造诣极高的饱学鸿儒。据说他和苏轼私交深厚，甚至经常互相戏谑，此类事迹也多散见于野史记载。
苏轼婚后不久，应邀去黄庭坚家做客。才到黄府，家人就赶来请他马上回去，说夫人有急事。黄庭坚有心讽刺，吟道：“幸早里（杏、枣、李），且从容（苁蓉为一味中药）。”这句话里含三种果名、一种药名。苏轼头也不回，蹬上马鞍就走，边走边说：“奈这事（柰——苹果的一种、蔗、柿），须当归（当归为中药名）。”二人才思之敏捷令人叹为观止。
党争祸平苏轼复官后，曾跟黄庭坚闲侃：“我在牢里每天吃的是三白饭，照样很香甜，世间美味不过如此。”黄庭坚问什么叫三白饭，苏轼答道：“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米饭，这就是‘三白’。”苏轼说过此事也就忘了，一日接到黄庭坚请帖，邀他去吃皛饭。苏轼欣然前往，并对夫人说：“黄庭坚乃当世学士，读书甚多，他这皛饭定是稀珍之物。”但苏轼到了黄家发现桌上只有盐、萝卜、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被黄庭坚借自己所说的“三白饭”戏弄了。又过了几天，黄庭坚也接到苏轼请帖，邀他去吃毳饭。黄庭坚知道苏轼要报复，但又好奇想知道“毳饭”到底是什么，最终还是去了。苏轼陪着黄庭坚从早上海聊到晚上，把黄庭坚饿得眼冒金星，最后实在忍不住催问：“毳饭何在？”苏轼慢吞吞地答：“盐也毛（mǎo，“没有”的意思），萝卜也毛，饭也毛，岂不是‘毳’饭？其实你一直在享用着啊。”黄庭坚惊愕之后，两人同时大笑。
早时苏东坡和黄庭坚住在金山寺中，一天两人准备打面饼吃，并商量好这次打饼不告诉寺中的佛印和尚。半晌饼熟，两人算过数目后先把饼献到观音菩萨座前，殷勤下拜，祷告一番。不料佛印预先已匿于神帐中，趁两人下跪祷告时，伸手偷了两块饼。苏轼拜完起身一看，少了两块饼，便又跪下祷告说：“观音菩萨如此神通，吃了两块饼，为何不出来见面？”佛印在帐中答道：“我如果有面，定与你们合伙做几块吃吃，岂敢空来打扰？”苏、黄二人闻言，哭笑不得。
这个佛印是宋朝高僧，学识超然，佛法高深，传说苏轼、黄庭坚均是其要好的方外之交，他和苏轼也有很多趣闻。苏轼好佛法而看不起和尚，他贬谪瓜洲时听闻金山寺的佛印很有名，心下不以为然，便前往试探。佛印欣然接待了名满天下的苏学士。交谈间，苏轼言语间多带刺，讥讽佛印一干僧众不过是欺世盗名、骗人钱财之辈，佛印非但不与其计较，反过来对他多加赞赏。苏轼见佛印谈吐见识的确高人一等，又有如此涵养，甚为折服，于是这一僧一俗成了方外至交。佛印虽修为很深，轻易不作贬损指摘之词，但他亦是博学之人，机锋很健，平时心高气傲、处处不甘人下的苏轼，也会被他弄得狼狈不堪。
苏轼和佛印私交日笃，常在一起印证佛法。某日苏轼心有所悟，颇为得意，赋诗一首：“稽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注：“八风”是佛家用语，指常人生活上所遇到的“称、讥、毁、誉、利、衰、苦、乐”等八种际遇，能使人之情绪受到影响，故形容为风。）
苏轼所在的瓜洲与佛印的金山寺有一江之隔，苏轼便遣一书童送与佛印观看。佛印看罢，微笑着写下两个字，命书童送回苏轼。没几天苏轼怒气冲冲地来找佛印，见面便说：“好你个佛印，我当你知音才把诗给你看，你不欣赏、不赞同也就罢了，为何辱骂于我？亏你还是个出家人。”原来佛印写的两个字竟是“放屁”。苏轼不依不饶，佛印却若无其事一般，待他说完便哈哈大笑：“苏学士你不是‘八风不动’吗？怎么一个屁就打过江来了？”向以急才著称的苏轼竟然无言以对，惭愧不已，深悔定力不足中了佛印的圈套。
其后某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瘦西湖，佛印大师突然拿出一把题有东坡居士诗词的扇子扔到河里，大声说道：“水流东坡诗（尸）！”苏轼愣了一下，很快笑指着河岸上正在啃骨头的狗，回道：“狗啃河上（和尚）骨！”这也算报了上次之仇。
【苏轼的识人之才】苏轼为人倜傥不群，却也独具识人之才，看人往往通透。一次，苏轼与当时私交不错的谢景温一起在郊外散步，忽然从树上掉落一只受伤的小鸟，谢景温抬脚就把它踢到一旁。苏轼看了这个漫不经心的动作，心中一动，他想：这人轻贱生命，必能做出损人利己之事，不可深交。谢景温的妹妹是王安石的弟媳，所以他受到王安石的重用，被提拔为侍御史知杂事。后来因变法之故苏轼与王安石不和，谢景温为讨好王安石便诬陷苏轼运售私盐，企图将苏轼治罪，完全不念旧交。
另有个叫章惇的人早年与苏轼为友，过从甚密。二人曾于相邻处为官，某日相约游山，到仙游潭时发现前面是悬崖峭壁，只有一座独木桥相通，桥下乃万丈深渊。章惇提出让苏轼过桥，在绝壁上留下墨迹，苏轼不敢。章惇神色平静地走过独木桥，把绳子系在树上，玩杂技般在陡峭的石壁上写了“苏轼章惇某来此”几个字。苏轼不由抚着他的背长叹道：“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章惇大笑。苏轼认为，人如果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他也不会珍惜别人的生命。哲宗亲政时启用章惇为宰相，他一朝大权在握，整治政敌心狠手辣，甚至提出掘开“旧党”已故领袖司马光的坟墓，暴骨鞭尸，又因与苏轼政见不同，对苏轼也施以辣手，把他贬到偏远的惠州。苏轼在惠州以苦为乐，写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传到京城，章惇坐卧不安，他嫉妒苏轼在逆境中也能这么逍遥，就再将他贬到更偏远的儋州。据说在宋朝，放逐海南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由此可见章惇之狠辣，丝毫不念故人之情。
【苏轼与朝云】古时的才子身边常有佳人陪衬，而中国文人几乎集体做着“红袖添香”的温柔梦，司马相如与卓文君，钱谦益与柳如是，白居易与樊素、小蛮……这些良人美眷的故事一代代传颂着。然而为红颜知己者，既有才情又具忠贞，实在难上加难。能歌善舞的樊素与小蛮并没有相伴白居易一生，相较之下，与白居易有很多共同之处的苏轼要幸运得多，他与侍妾朝云的确做到了“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史载苏轼曾有两任妻子，先后是王弗和王闰之，这两人是堂姐妹关系。她俩虽都温柔贤惠，可惜一样享寿不久，很早就故去。其后，身为侍妾的朝云一直相伴苏轼左右，不离不弃，直至34岁时香消玉殒。朝云姓王，钱塘人，虽因家境清寒，自幼沦落在歌舞班中，却独具一种高雅出尘的气质。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苏东坡被贬为杭州通判，某次宴饮时看到了轻歌曼舞的王朝云，一见倾心，遂纳之为妾，宠爱有加，此时的苏东坡已经40岁了。其后，本就聪慧的朝云在苏轼**下愈加才思敏捷、解语可人。苏轼一生因耿直豪逸，屡遭贬谪。某次退朝回家，他指着自己的肚子问侍妾：“你们谁知道这里装有些什么？”一人答：“文章。”苏轼不以为然。又一人说：“见识。”苏东坡仍旧不置可否。一旁的朝云笑道：“您这一肚子都是不合时宜啊。”苏轼大笑，深引朝云为知己。
朝云曾为苏轼产下一子，但过早夭折，自己不久之后也过世了。苏轼从此再未婚娶，可见对其感情之深。据说苏轼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只是歌咏西湖，更是为朝云而赋的。
链接三：乌台诗案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几起几落，其中最惊险的一次几乎命丧囹圄，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乌台”指的是御史台，汉时御史台官署外种植很多柏树，常有乌鸦过来栖息，所以御史台又称为“乌台”，同时御史们负责监察文武百官，有着奏议、弹劾的大权，颇受一般大臣“乌鸦嘴”的责称。
宋神宗亲政后，熙宁年间（1068—1077年）重用王安石变法，初行的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1085年）从事改制。元丰二年（1079年），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苏轼《湖州谢上表》中语句和此前所作诗文，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了苏轼。苏轼的诗歌确有讥刺时政内容，但只限于对变法失误以致造成民间怨声载道的同情与不满。此事后在某些心怀不轨之人的兴风作浪下演变为文字狱，成为对立派别间的政治迫害。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狱受审，因此称之“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湖州，他作《湖州谢上表》，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自己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委以重任，但他在其中夹杂了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指的就是当时推行变法的一派，苏轼不赞同变法早为人知，此表落入监察御史这些敏感的“新进”眼中，出于当时文人本能的臆测推断，竟认为苏轼说自己“老不生事”是反语，意在讥讽“新进”人物“生事”。按当时的惯例，朝廷公报是固定日期出版的，相当于现在的官方报纸，苏轼的文字照例惹人注意，这次谢恩表使那些“新进”成了读者心目中的笑柄。而他们恼羞成怒，必然对苏轼进行报复，同时也是借新法谋私利、打击异己的一个步骤，于是将《湖州谢上表》作为苏轼攻击变法的口实，更给他扣了顶“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的帽子。
苏轼当时是文坛魁首，声望极著，任由他的诗词在社会流传对新政推行很不利。所以在神宗的默许下，苏轼被抓进乌台，一关就是四个月，每天被逼迫交代以前诗作中“可疑”之处的由来，以及词句中典故的出处。
【宋】苏轼《寒食帖》
又名《黄州寒食诗帖》或《黄州寒食帖》，原属圆明园收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书法帖，长卷，纸本，纵34厘米，横119.5厘米。
苏轼不知道自己会判何罪，是否将牵连家人好友，在被押送京师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一度想跳河自尽。可他深思后觉得自己死了反倒成了畏罪，不但事态难以平息，亲友一样难逃干系，尤其对在朝从政的弟弟苏辙更加不利，于是作罢。如果当时苏轼真的自溺，后世将无法看到《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这些旷世文章了。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被逮捕，八月十八日送进御史台的监狱，二十日被正式提讯。狱中的苏轼毫无尊严可言，审讯者常对他通宵辱骂。苏轼的《狱中寄子由》说“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可知其境况无比凄惨。一次苏轼之子苏迈要离开京城去别处借钱，把送饭的事交给朋友，但是忘了告诉朋友他们父子之间有约定——平日只送蔬菜和肉食，若听到坏消息才送鱼去。巧的是这位朋友恰恰送去熏鱼，苏轼见到大惊，在巨大精神压力下，给弟弟苏辙写下两首诀别诗，其中有“与君世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的语句，其时心境可见一斑。
在多番寻字逐句、牵强附会苏轼的罪名后，李定、舒亶等人一心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屡次向宋神宗施加压力。但有宋一朝，太祖赵匡胤立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大臣，宋神宗并非昏庸之辈，对此举棋不定。同时，部分正直人士也仗义相救。宰相吴充、已罢相退居金陵的王安石均上书替苏轼求情，连身患重病的曹太后也出面干预为苏轼开脱，这是苏轼面对新派疯狂攻击而未判重罪的原因。十一月二十九日，圣谕下发，苏轼被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但不准擅离该地区，并无权签署公文。团练使在宋朝是没有职权的虚职，大致相当于现在的科级干部，这实际上是将苏轼软禁监视起来。苏轼经此大难，对仕途变得心灰意懒，便于公事闲暇带领家人开垦城东一块坡地，种田以补微薄的薪俸，“东坡居士”之号也因此得来。
苏轼在“乌台诗案”中经历了非人的待遇以及九死一生的磨难，身心受到巨大冲击，又因其后生活环境之变故，不可能不对他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深刻影响，目前学界多认为这成为苏轼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诗文风格之转变，诗案之前苏轼是“豪放派”之代表人物，诗词曲赋无不气势磅礴、才气奔放，如《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等句便是此中代表，同时其着眼的题材也多与时政民生相关，体现了他豪情万丈、欲以天下兴亡为担当的入世情怀；反观苏轼后期作品则返璞归真，风格多轻灵隽永、洗尽铅华，选取的题材再难见到对时政的褒贬，而多发体味自然、事理感悟之慨，进入了一层更加高远而出世的人生领域。二是在为学上，苏轼初期尊崇“学而优则仕”“经世济民”等儒家文化，强调儒家所倡导的所谓“士人”的社会责任，关心民间疾苦，其政论文章中也多有对儒家典籍《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阐释；诗案之后，苏轼看透了浮世宦海的世态炎凉，一变而趋于黄老道学、释门佛教等出世哲学。其实这也难怪，苏轼早期对国家政事投入了太多的精力与思考，对人生作为有着明确而执著的目标，一旦这些因不公正的待遇化作乌有，任谁也难免生出幻灭之感。不过苏轼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其思想早已深植根底，在他于风雨中穿梭密林之时，吟诵着“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多少也透露出孔门知识分子所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信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