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使神差，我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决定来为镇中学的师生作一场报告。
冯举旗在李玉田、李玉兰的婚礼上的那一通讲话，在我听来，他是发自肺腑的，虽然不是太好听，甚至十分伤人，但又怎么样呢？难道在一个乡村中学，能让师生恋这样的事无休止地发展下去吗？为了给冯举旗搭把手，撑一撑腰，一个自觉有点资格的老新闻人破天荒地上了报告台来为师生们报告了。
我不敢妄自尊大，在镇中学师生的注目下，我开口说了自己心里的一个真实想法。我说我是听过一些报告的，在陈仓城里，谁要乐意听报告，哪一天都有的听，什么什么文化学者，什么什么社会名流，什么什么精英大腕，张大了嘴巴，这也报告，那也报告。听起来是热闹的，有没有用呢？又的确难说。我今天来，坐在老师们和同学们的对面，要向大家报告，我非常心虚，我不是名流大腕，更不是精英专家，我能给大家报告什么呢？我想过了，我是在咱们镇中学代过课的，我就说说我自己的一些生活经历，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不是个会说大道理的人，很自然地把我给冯举旗通腿儿睡觉时说过的那些小事，核桃枣儿地报告给了大家，譬如我踢了李玉田火盆那样的事。因为心存愧疚，报告得十分真诚，大家也听得十分安静。在这样的氛围里，我更进一步地把自己打开来，说我羡慕在座的中学同学们，你们都是有中学的人，而我却没有。我没有不是我不想有，而是那个时代的问题，许多像我一样的知识青年，响应时代的号召，学工学农，上山下山，失去了在中学读书的机会，到今天想起来，还是莫大的遗憾。
人之一生，每一个阶段有那一个阶段的使命，特别是在中学读书的这一段时间，这是人生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时期，就像建筑师修建一座大楼，必须把地基打好，中学就是打基础的时期，人一生没有基础可不行，打不好基础更不行。
我把我自己打开来报告给了镇中学听报告的师生，我把我自己都说感动了，但我发现，听报告的师生并不如我一样感动。这使我有了一丝丝的慌乱，怀疑自己报告得平淡无奇，不能触动听报告的师生们。就在我慌乱着的时候，报告会进入了自由交流的阶段，我希望这个时候，听了报告的师生能踊跃地向我提出问题，而我来回答给大家，以弥补我报告的不足。
可是，出现了冷场。
因为冷场，我感到额头上很没出息地渗出一层细汗，我拿眼寻找着冯举旗，希望他宣布报告会结束，让我在众目睽睽下，较为体面地下台。可是，坐在身边的冯举旗没事人一样，不接我瞥来的眼神，也不宣布报告会结束。不过还好，听报告的任出息站起来，她带头向我提出问题了。
站起来的任出息，先还扭捏了一阵儿，等到她平静了自己的情绪，抬起头来提问时，提出的问题让我真是吃惊不小。
任出息说：“项老师好！你说你在你该读书的时候，你没有中学读，但你发展得不是很好吗？”
这是个问题吗？我被任出息问得哑口无言，答不出一句话来。
任出息问出了她的问题后，稳稳地坐了下去，睁着她的一双清亮的眼睛，看着报告台上的我……我是难堪的，脸上有笑，但可以想见，我的笑比哭更难看。我回答不了任出息，但不影响镇中学的学生们提问，好像是，任出息的问题，就是许多中学生向我提问的一个导火线，他们跟着任出息，一个一个，站起来向我提问了。
是个男孩呢，他提问题时，可能因为激动，也可能因为害羞，脸儿红红的，声音不大不小，而且还有点儿慢条斯理，说他对凤栖镇富起来的人做了一个调查，发现富了的人都没怎么读书，反而是读了书的人都没能富起来。
他这么说，让我太吃惊了，虽然我不能同意他的观点，但也找不出反驳的理由，而他还在不紧不慢地说着。他说的是镇中学过去学习好的老学长们，一个个考上了大学，拿到了大学毕业的文凭，结果怎么样呢？找个工作都难，差不多都给没怎么读书的人打工去了！
这位男生的问题，让我想起我曾为报纸搞的一次调查，题目是这样的：“读书当下穷，不读书永远穷”。那个调查在《陈仓晚报》上刊登出来后，社会上的反映，超乎想象地大，打电话给报社的有，投书给报社的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讨论得热烈极了，许多讨论都超出了我那个调查报告的初衷。是的，我的初衷只是想要对一度甚嚣尘上的新的《读书无用论》，做一个调查和分析，让大家清晰地认识上学读书的成本尽管很高，但不读书肯定是错误的。
一个人，怎么可以文盲下去而不读书呢？
措辞着语句，我是要回答这位男生对我的提问了，但有另外一个女生站起来，用她的提问把我的回答堵在了嘴里。这个女生就坐在任出息一边，她站起来晃了一下脑袋，使她原来垂落在面颊上的长发飘起来垂落到了脑后。
她说了：“学生怎么就不能和老师相爱？怎么就不能与老师结婚？”
她还说：“许广平和鲁迅呢？他们是师生吗？”
一直以来，很能沉住气的冯举旗，在我身边霍地站起来，大声地宣布，报告会到此结束！
在陈仓城里，作为一个资深媒体人，我曾受邀作过几场报告的，对象有在区一级党校学习的学员，有报社组织的通讯员培训，也还有两所城市重点中学，效果不能说多么好，但都还是不错的，可怎么在凤栖镇这样的乡村中学造成如此不堪的局面……台下听报告的师生们听到冯举旗几近愤怒的指令，站起来，三三两两地走散了，而我还僵僵地坐在报告台上，仿佛一截没有灵魂的木桩，呆呆地，呆呆地坐着。
冯举旗提醒我了：“走吧。”
杂乱的脚步声散去了。报告台下已没有了一个人，可我还是一眼不眨地看着台下。我听见了冯举旗的提醒，我给他说：“对不起。我的报告演砸了！”
冯举旗没接我的话，再次地提醒我：“走吧。”
冯举旗提醒得不错，我是该走了，不仅是走离报告会的会场，还应走离镇中学。
我站起来，应了冯举旗一声，说：“走吧。”
我这么应着冯举旗，一站起来，就走出了镇中学……我和冯举旗是约定好了的，作完报告我就走，所以我头也不回地走出镇中学。冯举旗没有再挽留我，他跟着我一块儿走了出来，这便又一次地走到了梧桐树的浓荫下，要不是树上的喜鹊赶着点儿啼叫一声，我是会低头匆匆走过的，喜鹊叫了，我就仰起头来，但我没有看见喜鹊，看见的只是刻在梧桐树上的那双眼睛。
那双眼睛是老校长冯求是刻画上去的。
冯举旗给我说过了，说他老校长父亲冯求是把他叫回来，让他把梧桐树从他们家门口移栽到镇中学的门口时，老校长自己手拿刀子，亲自刻上去的。老校长那个时候已经病得很严重了，他在往梧桐树身上刻那双眼睛时，上牙咬着下嘴唇，用一把小刀认真地在梧桐树身上刻着一双眼睛，等到他把那两只眼睛刻好时，他的上牙都把下嘴唇咬破了。
当时的情景是，梧桐树上的眼睛流着青绿的汁水，老校长冯求是的嘴唇上流着鲜红的血水。
老校长冯求是看着儿子冯举旗把梧桐树移栽起来的，端端正正地移栽在镇中学的校门口，这就给冯举旗说出了他压在心底里的那句话。
老校长冯求是说：“你是我的娃娃，你就老实给我回来，当个老师好了。”
老校长冯求是说：“我的眼睛长在舞台上了，天天大睁着看你哩。”
这几乎就是老校长冯求是的临终遗嘱，不多几天，他就撒手去了。作为儿子的冯举旗，乖乖地从他工作着的陈仓市委大院回来，在镇中学做了一名中学老师，直到他也像老校长冯求是一样，做起镇中学的校长。
我看着老校长冯求是刻在梧桐树身上的眼睛，喃喃地低语了一声。
我说：“老校长的眼睛睁得可真大呀！”
我说：“睁得越来越大了！”
我不知道冯举旗看着梧桐树上的眼睛还有别的感觉没有。我看了一会儿，就觉得我的眼睛发酸，而且还模糊起来。我不敢再看，慢慢地往下挪着我的目光，挪到平视的时候，任出息的身影却鲜亮地闯了进来。
任出息是从校门口走来的，她走得很急，正走着，却突然站了下来，向梧桐树下的我和冯举旗看了一看，像她走来时一样，又迅速地转过身，匆匆地走了去。
她是想来向我道歉的吗？
我是这么看她的，因为我从她瞬间的那一眼里，看见她的眼里满是歉意，而且还充满了一个乡村中学女孩特有的清澈与单纯。她回头走着，只走了两步，却又抬腿跑了起来，飞快、大步，没有一点的扭捏、做作，也不担心我和冯举旗盯在她后背上的眼光。
我给冯举旗说：“你有麻烦了！”
我这么给冯举旗说着时，就还想起颜秋红、曹喜鹊他们对冯举旗的担心，以及颜秋红有心帮助镇中学和冯举旗的话。我要走了，不能把人家托付我说给冯举旗的话贪污了呀。我应该毫无保留地给冯举旗说了呢。
我说了：“颜秋红和曹喜鹊都让我给你代话哩。”
我说：“任出息和你的事在凤栖镇上都已传开了！”
我说：“颜秋红让你有事就找她，她帮你解决问题。”
谁知我这一说，像捅到了冯举旗的心肺上似的，把他疼伤得几乎要跳脚。他痛苦地皱着眉头给我说了。
冯举旗说：“身正不怕影子斜，人家要说就说吧。”
冯举旗还说：“学校再有难场，我能求一个先生姐吗？”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告别冯举旗，都与他走得拉开了一段距离，觉得有一句话，似乎还得说给他听。因此，我便回头喊着他给他说了。
我说：“郎抱玉离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