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安的声音是粗暴的：“搞破坏吗？啊！”
冯岁岁说：“你想错了，我不搞破坏，我只想让树活下来，活旺实了。”
保安的声音仍然粗暴着：“操你自己的心去，滚滚滚！我们老板栽的树，要你瞎操心？”
冯岁岁说：“什么你老板的树？他的名字刻在树身上了吗？”
保安说：“你的名字刻上去了吗？”
冯岁岁说：“我的名字还真刻在树身上了哩。”
陈仓开发区广场西南角的合欢酒店门外，一阵高腔一阵低声的吵闹，透过宽大敞亮的落地窗，传到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来了。吵闹声刚开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是凤栖镇西街村的冯岁岁，但是吵闹一步步地升级，我就听出是冯岁岁来了，而且想起我在凤栖镇西街村插队时，恶作剧般把冯岁岁和曹喜鹊的名字刻在合欢树上的事。
作为返城知青的我，读了几年夜大，自己又爱好舞文弄墨，在《陈仓晚报》上发了几篇豆腐块儿的小散文，赶上报社扩编向社会公开招聘记者，我顺风顺水地成了报社的一名在编记者。我热爱这项工作，夜以继日，探听到好的新闻线索，我就风雨不避，赶到现场去采访。我今日到合欢酒店来，也不是白来的，更不是来和酒店老板交朋友的。我从市防疫站获得信息，合欢酒店的卫生状况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一家人昨日在酒店给他们年逾八十岁的老爷子做寿，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到了晚上，参加寿宴的宾朋亲人，近一半人腹泻不止，只好住院治疗。
我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到酒店经理的办公室来，就是来和经理核实这件事的。
白白胖胖的经理，和我乍一见面，就很礼貌地给了我一张名片。我把名片扫了一眼，只一扫我就惊诧莫名，我叫项治邦，他叫项治国。我低头看着，不由得笑了一下。白白胖胖的项治国，是个心眼活泛的家伙，他从我的那一笑里，揣摩出了一丝隐秘。于是，他伸出手来，向我要名片。这很自然，跑新闻的记者身上都有一沓自己的名片，有关系没关系的人，都想发给人家一张，好叫人家碰着了新闻事件，打电话给我爆料。我把我的名片给了白胖的项治国经理，他看了一眼，像我一样，也笑了起来。他笑得有些过，显得很夸张，这是我记者生涯中常见的一种表情，采访对象出于自身的需要，或是要讨好我、巴结我，都会逮住一线可能，表现他对我的热情和友谊。白胖的项治国，又岂能不抓住我俩姓名上的巧合来表达他的亲善呢？
项治国笑着哎呀了几声，扑上来抱住我，在我的脊背上热辣辣地拍打了几下，说：“咱这要说是前世的兄弟就远了。”
项治国说：“干脆就是今生的兄弟哩！”
我是不置可否的，在他的拥抱中挣扎了几下。他放开我，却不停嘴地依然按照他的意愿，热切地说着。
项治国说：“你治邦，我治国，到头来咱能治个啥呢？”
项治国说：“哈哈哈，我的治邦兄弟，你说。”
我当然要说了。顺着他的话，我说：“真的，我治邦是治不了什么的。”
我还说：“就只想听你说说昨日寿宴那点事。”
项治国依然牵连着我俩的名字不松口，他说：“认真了不是？”
必须承认，项治国是太能说了呢。他接下来说得我干脆插不上嘴，就只听他说什么。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这可是一位大人物的至理名言哩。但是吃认真的亏。就说咱爹咱妈，认认真真给咱起名治邦、治国，咱有治邦、治国的机会吗？咱没有，咱就只有你拿一支笔，我掂一把勺，你吃笔尖上的饭，我喝炒勺里的汤。
滔滔不绝的项治国，的确能说。而且我还得承认，他说得不无道理。所以他还很得意地按照他的思路继续往下说哩，却发现我转过身，往他办公室的窗口走过去了。
项治国口若悬河地说教，虽然有他的道理，可与此同时，我又被他窗外的吵闹声吸引住。在我蓦然听出冯岁岁的声音时，很能扯淡的项治国，就被我迅速地撂在一边，凭他油嘴滑舌，我也没心听他瞎扯了。而且，我在来他这里核实寿宴的事之前，已经去过了市防疫站，问过了他们的意见，也去过了寿宴中腹泻者住院的医院，知道所有的人经过紧急治疗都已没了大事，一个一个不是这事忙，就是那事忙，都急着办出院了。
项治国对出在他酒店的这档事，配合得十分积极，也十分得体。这样的新闻，我有经验，报道了没有多少积极意义，不报道反而皆大欢喜。我之所以还要来核实，实在是对项治国这些餐饮业经营者，不重视饮食卫生安全，把人们的健康不往心里放满怀着一股义愤。
是冯岁岁呢！
伴随在冯岁岁身边的，还有曹喜鹊。
我撇开项治国，走到他办公室的玻璃窗前，往下看了一眼，立即认出了他们俩。虽然我从插队的凤栖镇西街村返回陈仓城有二十多年了，很少再见他俩，他俩也像我一样，也都不再年轻，白发杂乱地爬上了他俩的头，皱纹杂乱地爬上了他俩的脸，但我相信我的眼睛，那就是被我用刀子，深深把名字刻在合欢树上的冯岁岁和曹喜鹊。
项治国冲了一杯茶，端了来，和我并肩站在玻璃窗前，把热气腾腾的茶水往我手里送。
项治国说：“暖一暖手。”
我听从了项治国的建议，把茶水从他的手里接过来，双手捧着，依然不错眼珠地朝着玻璃窗下的冯岁岁、曹喜鹊和保安们看。他们的吵闹吸引了不少人，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而且还有听到吵闹的人，从酒店的大门，或是川流不息的街市上，神秘兴奋地向前聚拢着。
冯岁岁拿出自己的身份证给保安看。
冯岁岁还让曹喜鹊拿出她的身份证，送到保安的眼皮子底下让他看。冯岁岁一边让保安看他俩的身份证，一边抬起手来，指着合欢树上刻着的图形和字样，让保安跟他俩身份证上的名字相比对。
冯岁岁大声地念着身份证上和合欢树上他俩的名字：“岁岁。”
冯岁岁大声地念：“喜鹊。”
保安跟着冯岁岁也念出了声。不过，保安没有念出两个名字之间的句号，他念得连在了一起：“岁岁喜鹊。”
在保安核对着身份证和合欢树上的名字，并念出声来后，冯岁岁的声音更大了。
冯岁岁说：“我没说错吧？这树是我们俩的。”
站在冯岁岁身边的曹喜鹊，不失时机地也来帮腔了：“是我俩的呢！”
曹喜鹊说：“千真万确，不会错。”
保安仿佛知道他们的老板项治国就在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里，本能地抬起头来，向二楼的总经理办公室看了一眼，然后把视线放下来，又一次面对着冯岁岁和曹喜鹊。他苦苦地笑了一下，正是这一笑，泄露了他的心机，他承认了冯岁岁和曹喜鹊的说法。不过他的职责迫使他，在把身份证还给冯岁岁和曹喜鹊后，依然犟着脖颈，照着他的理由说了。
保安说：“是你俩的又怎么样？”
保安说：“我们老板花了钱，买回来就是我们老板的，我就要对我们老板负责，就不能看着你俩搞破坏。”
白白胖胖的项治国是聪明的，他从我的举动中看出了端倪，试探着问我了：“他们……你……认识？”
我能说什么呢？我说：“走，咱们下去看看。”
项治国吆吆喝喝的，在他们合欢酒店员工的配合下，拉着我，突破围观的人群，站在了冯岁岁和曹喜鹊的面前。
与保安吵闹得面红耳赤的冯岁岁，就如凤栖镇西街村里斗架的公鸡，依旧不屈不挠地抗辩着。
冯岁岁高腔大调地指斥保安：“你这娃娃，啊？你讲理吗？”
保安是不会示弱的，他说：“是我不讲理，还是你不讲理？”
冯岁岁说了：“别以为你穿上一身老虎皮皮，我就看不透你了。告诉你，我把你看得透透的，你信不信，你也是从农村进城打工的。”
冯岁岁说：“你要知道，人挪活，树挪死，这么大的一棵合欢树，从乡下挪窝到你家酒店门前，你老板是花钱了。”
冯岁岁说：“老板花了钱又能怎么样？花钱买得来一棵树身子，买得来一棵树的老命吗？”
保安被冯岁岁这一通数落，脸上虽然还保持着一种在他职责范围内的凛然，但嘴上已不十分横蛮了。就在这时，保安看见挤进人群里的项治国和我，他当下很受委屈地跟老板诉起苦来了。
保安说：“老板，你来了。”
保安说：“你看这……”
保安还想再说什么的，被项治国扬了扬手制止了。他一脸的春风，把保安往旁边一拨，站在了冯岁岁和曹喜鹊的面前，很温暖地叫了冯岁岁一声大伯，接着又温暖地叫了曹喜鹊一声大妈。
项治国说了：“大伯大妈，您二老有话慢慢说，今日这天气，可是够冷的呢！”
项治国说得没错，天已入冬，阴森森的，刮着西北风，在西北风里，还夹杂着星星点点的雪粒儿。
来了个说理的，而且听保安说是他们的老板，冯岁岁争辩的劲头越发大了起来。不过，他不像对待保安那么大声地嚷了，他放缓了调门，对项治国说：“我是个农民，一个老农民。我栽过树，栽过很多树。我知道树挪窝的不容易，要想挪窝活下来，多带一点娘家的土，树就好活一些。”
冯岁岁说了那么一堆话，还强调了一句：“我这话你懂吗？”
项治国点着头，似懂非懂地说：“什么娘家土？”
冯岁岁正要说，曹喜鹊插话进来了，说：“就像女人出嫁一样，娘家陪嫁得多，这个女人就活得有面子。”
项治国依然点着头，说：“这个我懂。”
曹喜鹊说：“你还没懂。你听我说，树从原来的地方要挪身子，就从树生长的老地方，多带一点土来，树就好活。”
项治国不点头了，他肯定地说：“懂了，我懂了。”
冯岁岁趁机插话进来，说：“老板懂了就好。我和我老伴没有别的意思，我俩就只想叫树挪了窝，还能活下来。”
冯岁岁说：“我和老伴辛辛苦苦，给合欢树背来了两袋子娘家土，想培在树根上，让合欢树活下来，活得扎实，活得繁茂。”
我看见冯岁岁和曹喜鹊脚前放着的两袋土。那是他俩从凤栖镇西街村背到合欢酒店门前的娘家土呢！两袋子土，像两头土猪一般，静静地卧在冯岁岁和曹喜鹊的脚跟前，赶在这个时候，便显得特别突出和光彩。
围过来的人，听了冯岁岁和曹喜鹊的话，不自觉地为他俩鼓起了掌。
在围观者的掌声里，项治国不知是真感动，还是装感动，他低下头来，看着那两袋土猪似的娘家土，搓着手连说了几声“谢谢”。
项治国说了几声“谢谢”后，还在大家的掌声里说了：“大伯大妈呀，你们是有心人。”
被项治国的几句软话一说，冯岁岁和曹喜鹊的眼软了，扑簌簌涌满了泪水。合欢树上，两只带领冯岁岁、曹喜鹊找到合欢树的喜鹊，乘兴站在树枝上，喳喳喳喳不失时机地叫了起来。
叫喳喳的一对喜鹊吸引了我，我举起照相机，把那一对漂亮的倩影，收入了我的取景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