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乎？友乎？》成为败笔
1934年5月，45岁的陈布雷一身布衣来到南昌，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到蒋介石身边任职，但此时的陈布雷心里还是有些矛盾。不久前和蒋的一次谈话中，蒋打算让自己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陈布雷当时就婉言谢绝了。
这既是因为陈布雷无心当官，更因为他听说杨永泰（本书下一个要写到的人物）在角逐这个职位。陈对杨永泰多少有些了解，杨是一个善于谋划，又善于钻营的官油子，和熊式辉、黄郛等人组成政学会，是国民党政权中不可轻视的一股势力。陈布雷无心从政，无门无派，既不屑，也不敢轻易和杨永泰这种人厮杀。
虽然没有接任秘书长一职，陈布雷隐约感到，蒋介石还会给自己一个其他职务。但陈布雷却不想接任任何职务，他只想留在蒋介石身边，写写文章即可，官场上的权力斗争，令他感到厌烦而又恐惧。
陈布雷的到来，令蒋介石非常高兴，他对陈说：“我准备对设计委员会进行改组，由你担任主任。”
对于设计委员会这个组织，陈布雷感到很陌生。回去调查后他才知道，该委员会主要工作是网罗国外留学青年，加以训练，以为当局服务。委员会之前实行常务委员制，而且杨永泰、熊式辉等人均是常委，委员达到20多人，而且职权界定极为混乱。
让自己接手这个委员会，陈布雷感到头皮发麻，他找到蒋介石，希望蒋收回成命。但蒋决心用一个职位拴住陈，自然不肯答应，最后同意由徐庆誉担任常务副主任，主持委员会日常工作，陈布雷则专心给蒋介石写文章，并留心文化宣传和理论研究。
这是一个一举三得的决定：蒋介石用一个虚职拴住了陈布雷，陈布雷摆脱了委员会庶务的烦扰，徐庆誉则成为了这个委员会的当家人。
担任虚职，专心撰文，这是陈布雷比较喜欢的方式。到了6月，蒋介石回南京参加了中央军官学校十周年纪念，陈布雷为蒋撰写了《十年来革命经过之回顾》，蒋对此文非常满意。
到了9月，蒋介石到溪口老家养病，陈也陪同左右。此时，日本侵华野心勃勃，全国各界抗日情绪高涨，但“围剿”红军已经到了最后关头，蒋岂肯轻易放弃。于是，蒋打算让陈写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希望对中日朝野都有所警告，让中国人民觉醒，让日本知难而退。
一听到《敌乎？友乎？》这个题目，陈布雷就感到有些犯难。陈布雷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文人，但并不是非常优秀的战略家，日本已经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下一步会不会继续扩大侵略，很难预测，所以日本是敌是友，陈布雷把握不了。
但后来这篇文章还是写了出来，并发表在了《外交评论》上，署名“徐道邻”。
文章是不是这个徐道邻写的呢？实际上关于文章作者，有三种说法：一是陈布雷撰写；二是蒋介石在病**口述，陈布雷记录、修改；三是蒋介石授意，徐道邻代拟，陈布雷进行了一些修饰。
当时徐道邻只是一个留学归来的年轻人，似乎写不出这种文章，所以陈布雷是本文作者，是较为流行的说法。而之所以署名“徐道邻”，是因为蒋、陈二人想尽量避开非议。
这篇文章共分8部分，近3万字，大概知道这篇文章可能会引起争议，陈布雷在文章开头部分就写道：
世人论述中日问题的论文，已经很多……凡一般政治学者所已经论到的，我无须赘言；但一般所忽略或有避忌不言的，此文将倾量尽述而无所隐饰。知我罪我，听诸读者。
陈布雷此段话大意就是，别人讲的我就不讲了，我还是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吧。理解我，还是怪罪我，任凭读者诸君评断。
到底日本是友，是敌呢？文章认为：
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亦也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
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了轰动。就连文学巨匠鲁迅也加入到了讨论的行列，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说到：
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作者是徐树挣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
从《敌乎？友乎？》到“友乎，主乎？”，鲁迅显然对蒋氏统治集团进行了讽刺，而文章也因为受到鲁迅的批判而影响大增。
显然，文章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因为日本并不是中国的“友人”，并没有因为遭到痛斥而放弃侵华，相反他们还变本加厉发动了全面侵华。因此，《敌乎？友乎？》也成为陈布雷文字生涯中的一大败笔，而且是败笔中的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