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里厄说，“同样都是安葬，可是我们还做了卡片登记。这其中的进步是毋庸置疑的。”
尽管行政方面取得了这些成功，办理种种手续时最令人不快的还是迫使省政府禁止死者亲属靠近安葬现场这件事。只允许他们来到墓地的大门口，而且，这一点还不是公开准许的。因为，说到最终的葬礼，事情本身早已有所变动。在公墓尽头，在一块仅仅盖有乳香黄连木板条的空地上，人们挖出了两个大坑。一个埋男尸，一个埋女尸。从这一点来看，行政当局还是很尊重社会习俗的，只是在很久以后，迫于情势，就连这最后一点点的廉耻之心也被彻底丢弃掉了。那个时候，也就不分什么男尸女尸了，全都一股脑儿地往里埋，连丝毫的体统都不顾了。幸而，这种极端的混乱景象，仅出现在瘟疫的最后阶段。在我们目前的阶段，男尸女尸还是分坑埋葬的，省政府对这一点依然还很强调。在两个深坑的底部，都要铺上厚厚的一层生石灰，它们沸腾着，直冒热气。而在洞坑的边上，同样的生石灰堆得像一座小山，无数热腾腾的气泡就在自由的空气中噼啪噼啪地破裂。救护车的运送工作完毕后，担架长队就抬了过来，让**的、微微弯曲的尸体滑到坑底，但大体上还是一具接一具地排列整齐。这时候，人们会在尸体上先铺一层生石灰，然后再盖上泥土，但是，泥土只盖到一定高度为止，以便留下地方再接纳新来的尸体。第二天，家属会被请过来，在一个登记簿上签字，这表明人跟其他动物例如跟狗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人始终可以核查。
要完成这些工作就需要人手，而我们却永远处在人手不足的边缘。那些护士，那些掘墓人，一开始是公家正式雇用的，后来则是临时凑数的，其中不少人最终也死于鼠疫。无论防疫措施多么严密，总有一天，还是会染上疫病的。可是，仔细想一下，最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整个疫情期间，干这一行的人始终就没有短缺过。最危急的阶段，其实是疫情达到巅峰之前的那几天，里厄大夫的担忧也正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无论是管理人员，还是所谓的干粗活者，劳动力总是不足。但是，从鼠疫真正席卷全城的那一刻起，它过度的发作本身反倒带来了一些便利，因为，它破坏了整个城市的经济活动，造成了数量极多的失业者。多数情况下，人们很难从中招募到管理人员，但是，要找干粗活的人手，却根本不用担心。确实，从那时起，人们总能看到，悲惨本身显得要比恐怖更强，尤其是因为，劳动的报酬与其危险的程度恰成正比。卫生机构手头就掌握了一大批申请工作者的名单，一旦岗位有了空缺，就可以马上通知名单上靠前的那名求职者，除非这些人也腾出了在世间的位置，否则，他们绝对会来的。正因如此，长期犹豫着想动用有期或无期徒刑的囚犯来干这类活的省长大人，眼下就可以避免采用这一极端的办法了。他认为只要有失业者，就可以等等再说了。
直到八月底，我们的市民总算还能勉强被送到最终的归宿，虽不能事事周到，至少还有点章法，而行政部门也算尽职尽责心安理得了。但是，必须提前谈谈后来的情况，才能介绍当局不得不采取的极端手段。从八月份起，疫情的的确确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平台期，但死难者的人数大大超过了小小公墓所能容纳的数量。即使拆毁公墓的围墙，扩出空间来埋葬死者，也是杯水车薪，必须另谋良策。于是，人们先是决定在夜间埋葬死尸，这样，就可以省掉好多麻烦。在救护车里可以堆放越来越多的尸体。那些违反了宵禁令，很晚还在外沿街区溜达的人（或因职业关系而前往那里公干的人），有时候会遇上在那里疾驰而过的长长的白色救护车，听到它们不太响亮的鸣笛声在深夜空****的街上回响。一具具尸体被匆匆抛入深坑中。不等晃动的死者静止下来，一铲铲石灰便已撒到了他们的脸上，然后，黄土无情地一掩，便把他们埋葬在挖得越来越深的坑洞中。
然而，不久之后，人们就不得不另寻出路，拓宽地盘了。省政府的一纸公文下来，就征用了那些永久出租的墓地，并将从那里挖出来的所有骸骨全都送往火葬场焚化。不久之后，就连那些鼠疫死者的尸体也直接被送去火化，一烧了之了。于是，人们还得启用位于城东城门外的那座老焚尸炉。守城的岗哨设置到更远的地方，市政府的一个公务员建议，不妨利用当初连接海边悬崖公路、后来停运了的有轨电车来运送尸体，这就能大大减轻当局的负担。为此，人们对电车的拖车和机车内部做了改装，拆除了所有的座位，还让铁轨改道，直接通向火化场的焚尸炉，而这样一来，火化场也就成了有轨电车线路的终点站。
于是，在整个夏季的末尾，以及秋雨连绵的阶段，每天到了子夜时分，人们都能看见怪模怪样的有轨电车沿着海滩边的峭壁摇摇晃晃地驶过，而车里头没有一个乘客。后来，居民们终于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尽管武装巡逻队禁止任何人靠近海边峭壁上的路，但还是会有人时不时地钻进俯瞰着海面的岩石丛，在有轨电车经过时，把鲜花扔进拖车的车厢里。在那些夏日的夜晚，人们常常能听见载有鲜花和尸体的车辆一路颠簸行驶的声响。
最初的那几天，每当曙光初露，就会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浓烟弥漫在城市东区的上空。依照所有医生的说法，飘在空中的这一气体虽然很不好闻，却对人毫无害处。但是，那些街区的居民根本不相信医生们的说法，他们坚信，鼠疫一定会随着臭气从天而降，于是纷纷表态，扬言要全部撤离那里。无奈之下，行政当局不得不赶紧让人设计出一套结构复杂的管道系统，使得烟雾改向而飘，居民们这才安稳下来。只是在刮大风的日子里，从东边吹来一种朦朦胧胧难以形容的气味时，人们才会想起，他们已然安顿在了一种新的秩序中，而每天夜晚鼠疫的烈焰却还在吞噬着它的猎物。
这就是瘟疫带来的严重后果。但是，幸运的是，疫情后来并没有再加剧，否则，可以想见，我们办事机构的才干、省政府采取的措施，甚至连焚尸炉的焚化能力，也许都应对不了当前的形势。里厄得知，有关方面已经考虑过一些几近于孤注一掷的解决办法，譬如，将死尸直接抛入大海，而他，则很自然地想象到了蓝色的海面上漂浮着白花花尸体的可怕景象。他还得知，假如统计数字继续上升的话，就没有任何机构，哪怕是最精明能干的机构，能够抵挡得了了，然后，人们就会成批地死去，尸体就会堆积如山，在大街上腐烂，而省政府对此也无能为力。到那时，人们就会在城里的公共场所看到，那些垂死者，带着一种混杂了合情合理的仇恨与愚不可及的希望的复杂心理，死死地缠住活人不放。
总而言之，正是这样一种显而易见的事实，这样一种担惊受怕的心态，使得我们的市民始终处在流放和分离的感觉之中。在这方面，本故事叙述者心里很清楚，他实在是很遗憾，无法在此提供任何具有戏剧性的东西，例如，某个震撼人心的英雄，或是某个感天动地的壮举，恰如古老传奇中耳熟能详的那些人物与故事。这都是因为，没有什么还能比一场灾祸更不具有戏剧性的因素了，甚至，那些重大的灾难，由于它们的持续时间长，往往会是再单调不过了。在那些亲身经历过灾祸的人们的回忆中，鼠疫期间那一个个可怕的日子，根本就不像一场熊熊燃烧的残酷无情的大火，倒更像是一通没完没了的践踏，铁蹄之下，一切都被踩得稀烂。
不，鼠疫跟在瘟疫一开始就盘踞在里厄大夫心中的那些重大形象相比，毫无共同之处。它首先就是一套小心谨慎的、行之有效的、无可挑剔的行政措施。附带说一句，正因如此，为了不背离任何事实，尤其是，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想法，叙述者力求做到客观公正。他不想通过追求所谓的艺术效果，去改变任何东西的原本样子，除非是考虑到结构上某种最基本的连贯性。而正是客观性本身在此时此刻要求他这么说：假如，在那一时期，最普遍、最深重、最大的痛苦就是人的生离死别；假如，实在有必要在意识深处，把鼠疫的这一阶段情况作一遍新的描绘，那么，他也得承认一种真实性，即这一痛苦本身正在失去它那悲怆动人的一面。
我们的市民，或者，至少那些被分离之苦深深折磨的人，能不能适应他们的处境呢？若断定他们能适应，大概不完全准确。更确切的说法恐怕是，在精神上如同在肉体上，他们都深受令人骨瘦形销的痛苦。鼠疫开始时，他们能清晰地回忆起他们所失去的人，思念再三，痛苦不已。但是，如果说，他们能清清楚楚地回想起亲人的音容笑貌，回想起他们到事后才承认自己曾十分幸福的某个日子，他们却很难想象，就在眼下这一刻，在这两地分隔苦苦相思的这一刻，远方的那个心上人究竟在做什么。总之，就在这一刻，他们虽然有记忆，却没有足够的想象。而到了鼠疫的第二个阶段，他们则连记忆也都丢失了。这并不是说，他们忘记了心上人的那张脸，而是说——不过，其结果却也差不多——对方鲜活的肉体已经丢失，他们不能再在自己的身心之中感受到他。最开始的几个星期中，他们倾向于抱怨他们在爱情中找到的东西只不过是个虚影儿，接下来，他们感觉到，即便是这些虚影儿，也变得越来越模糊，连记忆中保留的一丝颜色也在渐渐地消褪干净。等到这一段长期分离的最后，连他们自己也无法再想象他们曾亲身体验过的那种私密生活，甚至也无法想象，这样的一个人，怎么竟然会曾经生活在他们身边，他们曾经竟然能够随时随地用手触摸到他。
从这一点来看，他们已经进入鼠疫的一般性秩序之中，它越是平淡无奇，就越是有效率。我们中间，再也没有一个人会有什么崇高的情感。但是，所有人都体验到了各种单调的情感。“该是这一切收场的时候了。”我们的市民这样说，因为，在灾祸横行时期，人们自然很希望集体性的痛苦会早早结束，同时也因为，他们实际上也都希望这一切早早结束。但是，这一切说出来时早已没有了一开始的那种热火朝天或尖酸刻薄的情绪，剩下的只有一些清晰而可怜的理性。最初的几个星期中野性十足的冲动早已被一种沮丧的情绪代替，不过，我们若是把这种沮丧视为一种逆来顺受，那可就错了，它只不过是一种暂时的认可罢了。
我们的市民循规蹈矩、见风使舵，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生活的。当然，他们依然还带着不幸与痛苦的姿态，但他们已不再感受到它们的尖锐了。此外，也有人像里厄大夫那样，认为这就是不幸，认为对绝望的习以为常比绝望本身还更糟糕。以往，那些被迫分离的人还不能真正算是不幸者，他们的痛苦中毕竟还存在着一线光明，而现在，就连这一线光明也已熄灭了。眼下，你能看到他们待在大街上，在咖啡馆里，或是在朋友家里，安安静静，漫不经心，眼神中带着明显的厌倦，以至于整座城市因为有了他们这样的人而变得像是一个候诊室。那些有一份职业的人，谨小慎微，不露棱角地干着这份工作。所有人都那么谦虚。那些分离者谈到心爱的人时，第一次不唱反调，他们采用所有人都能听懂的话语，他们用跟瘟疫统计学一样的角度来看待他们的分离状态。直到那时，他们一直在竭力避免把自己的痛苦归属于集体的不幸，而现在，他们接受了这一事实。他们没有了记忆，没有了希望，彻底地置身于当下之中。事实上，对于他们，一切都成了当下。必须这么说，鼠疫剥夺了所有人爱的能力，甚至还有友好相处的能力。因为，爱总要求有那么一点点未来，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有的只是此刻。
当然，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因为虽然所有的分离者真的都会走上这条路，我们还是要补充一句说，他们可不是同时走到这个地步的，而且，即便是到了这一新的状态中，还会有种种的灵光一闪、种种的瞬间顿悟、种种的一刹那清醒，来把这些有耐心的病人带回一种更新颖、更痛苦的敏感之中。其间需要一些休闲时刻，得以让他们规划一下疫情结束之后可能有的生活。他们需要在某种恩惠的作用下，出乎意料地感受一下莫名的嫉妒心的刺痛。另一些人也会在一个星期中的某些日子里，摆脱麻木状态，重新获得振奋，那自然会是在星期日，还有星期六的下午，因为，那些日子是专门献给某些礼仪的，那是分离者的时刻。或者，在临近傍晚时，会有某种忧伤突如其来地攫住他们，警告他们，记忆又返回来了，当然，这种警告并不总是得到确认。晚上对信徒们来说，是意识内省的时分，而对囚徒和流亡者来说，却是非常难熬的时分，因为，除了空虚感，他们心中就再没什么可反省的了。一时间，它会把他们悬置起来，然后，他们会再次回到麻痹的状态，他们会把自己关闭在鼠疫之中。
人们已经明白，这就意味着要他们放弃那些更为私人化的东西。而在鼠疫刚刚开始之时，他们考虑得更多的正是点点滴滴的个人私事，他们把那些小事看得很重很重，而别人的生死大事却跟他们无关，他们就是这样体验着个人生活的经验。而现在，情况则正好相反，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别人所关心的，他们脑子里有的，只是一些普遍概念，而他们的爱情已披上了一件最抽象的外衣。他们已被如此彻底地丢弃给了鼠疫，以至于有时候，他们只是在睡梦中才会生出一丝希望，才会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还会想到：“那些腹股沟淋巴结炎，都赶快结束吧！”但是，事实上，此时他们早已酣然入睡，这只不过是一场黄粱美梦。城市中，满是一些白日做梦的人，只有很少的几次，他们才真正地摆脱了自己的命运，那是深更半夜之际，他们那表面上看似愈合的伤口会突然迸裂。惊醒过来后，他们会带着某种分心，抚摸着那轻度发炎的伤口边缘，一下子重又陷入那突然又变得新鲜的痛苦之中，而随之而来的，则是他们的爱人那悲哀的脸。到了早晨，他们又返回到灾祸之中，也就是说，回归于日常生活之中。
但是，人们也许会问，这些离别者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说起来很简单，他们的模样没任何特别之处。或者，换一句话说，他们就跟其他所有人一样，就是彻头彻尾一副一般化的模样。他们分享着这一城市的平静以及它那孩子气的**。他们失去了批评意识，赢得了冷静的外表。比如说，人们会看到，他们中最聪明的人也假装跟所有人一样，去读报纸，或者去听广播，去寻找一些自欺欺人的理由，相信鼠疫马上就会过去，凭空生出一些稀奇古怪的希望，或者，读了某个闲得无聊的记者随手写的一篇评述，便毫无根据地恐慌一通。至于其他人，他们不是闲着喝喝啤酒，就是忙着照料病人；不是懒洋洋地什么都不干，就是疲惫不堪；不是归类一下卡片，就是听一听唱片，大家都是如此，根本不分彼此。换句话说，他们早已不再东挑西拣了。鼠疫取消了人们对价值的判断。而这一点，人们是看得再清楚不过了，因为，在买食品和衣服时，再也没有人会对质量斤斤计较。人们只是囫囵吞枣地接受了一切。
最后，人们可以说，那些与亲人分离的人早已没有了那种在疫情一开始时还保留着的奇怪特权。他们已经丢失了爱情的自私自利，也丢失了他们从中获取的好处。至少现在，局势是明朗的，灾难跟所有人都有关系。我们所有人，在城门口一阵阵噼啪作响的枪声中，在一记记敲出了我们或生或死的有节奏的盖戳声中，在伴随着一种虽不体面却仍须登记在册的死亡而来的一场场火灾和一张张卡片中，在那一阵阵恐怖和一项项手续中，在一团团可怖的浓烟、一声声急促的救护车呼叫声中，我们吃着同样的流亡者面包，茫然无知地等待着同样震撼人心的会面，同样振奋精神的和平。我们的爱应该还在，只不过它发挥不了用处，它沉重难载、毫无生气，如同罪行或惩罚那样贫乏无果。它只是一种毫无未来的忍耐，一种执拗无望的期待。从这一点来看，我们某些市民的行为就会让人想到在各条大街上、在各家食品店门口排着的长队。那是同样的逆来顺受，同样的坚韧不拔，既没有期限，也没有幻想。不过，涉及亲人分离的这一情感必须放大一千倍来看待，因为，这是另外的一种饥饿，是一种能够吞噬一切的饥饿。
无论是什么情况，假如要对城里那些被迫分离者的情绪有一个确切概念，那我们就必须再次回顾一下那些晚霞满天、尘土飞扬的永恒日暮。那一时刻，在这座缺少树荫的小城中，男女老少纷纷走出房屋，涌上街头。因为，说来奇怪，那时候，传送到沐浴着夕阳余晖的露天咖啡座上的，已不再是日常惯有的那种城市话语，不再是车水马龙的嗡嗡嘤嘤、机器的轰轰隆隆，而只是一类由低沉的脚步和嗓音构成的巨大嘈杂声，那是千万双鞋底发出的、因在沉闷的空中吹响的灾难之哨而变得有节奏的痛苦摩擦。那是一种无休无止的、令人窒息的原地踏步声，夜复一夜，最终，这种令人窒息的声响渐渐充斥了整个城市，在我们的心中，这种执着的声音替代了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