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生物的首要原则是保存自身，生存下来。
您播下了毒芹，却希望看到麦子成熟。
——马基雅维利
神情庄重的人继续讲下去，看得出他了解情况。他陈述了如下几个重大事实，娓娓道来，很有节制，于连极为欣赏：
一、英国没有一个几尼可以帮助我们，那儿正流行经济学和休谟(1)的学说。连那些风云人物也不肯向我们慷慨解囊，布鲁海姆(2)先生还要嘲笑我们。
二、英国人不给钱，欧洲的国王们打不了两场以上的战役，而两场战役不足以对付小资产者。
三、法国必须组建一个有武装的政党，否则欧洲的君主制原则连这两场仗也不肯冒险打。
四、我斗胆向你们明确提出的是：
没有教会的支持，法国不可能组建一个有武装的政党。我大胆地向你们提出，是因为我会向你们证明，先生们。必须赋予教会一切。
因为教会日夜操劳事务，指导者精明强干，远离风暴，在你们边境三百法里处运筹帷幄……
“啊！在罗马，罗马！……”房东嚷道。
“是的，先生，罗马！”红衣主教傲慢地说，不管你们年轻时流行过什么巧妙的笑话，在一八三〇年我要大声说，只有罗马领导下的教会，在对小老百姓说话。
“在首领们指定的日子，五万名教士异口同声，而毕竟是老百姓提供士兵，教士的声音比世界上的所有歪诗更能打动他们……”这种攻击引起了窃窃私语。
“教士的能耐比你们大，”红衣主教提高声音又说，“这个根本目标，即在法国要有一个武装的政党，你们为此所走过的每一步，我们都走过。”说到这里，他列举事实……“是谁把八万支枪运到旺岱？等等。
“只要教会没有林产，便一无所有。一旦打仗，财政大臣便发文通知下属，只有钱发给本堂神父。说到底，法国人不信教，而是喜欢打仗。谁要他们打仗，谁就倍加得民心，因为俗话说，打仗要让耶稣会士挨饿，打仗可以打掉这些怪物的傲气，使法国人从外国干涉下摆脱出来。”
红衣主教的话令人心悦诚服……“应该让德·奈瓦尔先生离开内阁，”他说，“他徒有虚名，令人恼怒。”
听到这句话，大家都站起来，同时开口说话。于连心想，又要叫我出去了。但是明智的主席忘了他在场。
大家的眼睛在寻找一个人，于连认出来了。这就是内阁总理德·奈瓦尔先生，于连在德·雷兹公爵的舞会上见过他。
正如报纸提到议会开会时所说的，混乱达到顶点。一刻钟以后，才稍为平静下来。
这时，德·奈瓦尔先生站起来，操起传教者的口吻。
“我决不赞同不留在内阁。”他用古怪的声音说。
“先生们，有人向我表明，我的名字决定了许多温和派反对我们，从而加强了雅各宾党人的力量。这样的话，我乐意引退。但是天主的道路只有少数人看得见。”他盯住红衣主教又说，“我有一个使命。上天对我说过：‘你要么把自己的头送上断头台，要么在法国重建君主制，将议会两院削弱到路易十五时期最高法院的地位。’这个，先生们，我会照办。”
他住了口，重新坐下，会场鸦雀无声。
这是个好演员，于连心想。他总是像平常那样搞错了，把人想得太聪明。德·奈瓦尔先生听了一晚如此激烈而又开诚布公的辩论，头脑发热，这时真以为自己负有使命。这个人不乏勇气，但没有辨别力。
我会照办这个警句之后引来的一片寂静，午夜的钟声敲响了。于连感到钟声有某种庄严而阴森的意味。他很激动。
不久，讨论再起，越发激烈，尤其令人难以置信地幼稚。于连时不时想，这些人会派人毒死我。在一个平民面前，怎能说这种事呢？
凌晨两点钟敲响了，会议还在继续。房东早已睡着。德·拉莫尔先生不得不打铃叫人来换蜡烛。内阁总理德·奈瓦尔先生经常从身边的镜子里打量于连，在一点三刻时离开。他的离去似乎使大家感到舒畅。
在换蜡烛时，穿背心的人对旁边的人低声说：“天知道这个人会对王上说什么！他可能说一通我们的笑话，弄糟我们的前途。
“应该承认，他在这儿露面，罕见的自负，甚至厚颜无耻。他进内阁之前常到这儿来，但是一当上总理，一切都变了，一个人的所有兴趣也丢掉了，他该感觉得出来。”
内阁总理一走，波拿巴麾下的将军便闭上双眼。这时，他谈到自己的健康、受过的伤，看了看表，然后走了。
“我敢打赌，”穿背心的人说，“将军去追总理了。他会道歉说不该到这儿来，并且声称他在引导我们。”
等睡眼惺忪的仆人们换好了蜡烛，主席说：“先生们，让我们来磋商一下吧，再不要试图说服别人了。让我们考虑一下记录的内容，四十八小时以后，记录就要放在我们外边的朋友们的眼皮下。刚才大家谈论内阁大臣。现在德·奈瓦尔先生走了，我们可以说，内阁大臣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会让他们照办的。”
红衣主教狡黠地笑了笑，表示同意。
“我觉得把我们的立场概括一下再容易不过了。”年轻的德·阿格德主教说，带着最激烈的狂热强压住凝聚的火气。此前他一直保持沉默。于连观察到他的目光先是温柔而平静的，经过一个小时的讨论后，怒火闪烁。如今，他的心如同维苏威火山的熔岩喷涌而出。
“从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四年，英国只犯了一个错，”他说，“就是没有直接对拿破仑本人施加影响。此人称帝和封赐公爵、内侍之后，天主赋予他的使命便已结束，他只配做祭品了。《圣经》不止一处教导我们如何铲除暴君。（说到这里，他引用了好几句拉丁文。）
“先生们，今天要祭献的已经不是一个人，而在于巴黎了。全法国都模仿巴黎。何必在每个省武装五百人呢？这是冒险的事，而且没完没了。何必把法国和巴黎自身的事搅在一起呢？只有巴黎和当地的报纸和沙龙在干坏事。让这个新巴比伦毁灭吧。
“教会与巴黎之间的事应该了结。这个灾难甚至关乎王位的世俗利益。为什么巴黎在波拿巴治下大气不敢哼一声？去问一下圣罗克教堂(3)的大炮吧……”
……
直到凌晨三点钟，于连才同德·拉莫尔先生一起出来。
侯爵感到羞愧，而且疲倦。他同于连说话时，第一次口吻中有恳求意味。他请求于连保证决不把凑巧看到的过分狂热说出去，这是他的原话。“不要告诉我们的外国朋友，除非对方认真坚持要了解我们这些年轻的疯子。国家被推翻与他们何干？他们会当红衣主教，躲到罗马。我们呢，躲在我们的古堡里，我们会被农民杀死。”
侯爵根据于连所做的二十六页笔记起草的秘密记录，直到四点三刻才完成。
“我累得要命，”侯爵说，“从这份记录的结尾稍显清晰就可看得出来，我这辈子所做的事没有更不满意的了。瞧，我的朋友，”他又说，“您去休息几小时，出于担心有人把您劫走，我要把您锁在您的房里。”
第二天，侯爵把于连带到离巴黎相当远的一个偏僻古堡。那里有一些古怪的人，于连判断是教士。有人给了他一本护照，用的是假名，不过写明了他一直佯装不知的此行的真正目的地。他独自上了一辆敞篷四轮马车。
侯爵一点儿不操心他的记忆力，于连把秘密记录给他背了好几遍，但是他非常担心于连中途被拦截。
当他走出客厅时，侯爵对他说：“要特别装出一副出门旅行消磨时间的阔佬模样。在昨晚的聚会中，可能有不止一个冒牌的弟兄。”
旅途不长，却非常郁闷。于连刚刚离开侯爵的视野，便忘记了秘密记录和使命，只想着玛蒂尔德的鄙视。
在过了梅兹(4)几法里的一个村子里，驿站长告诉他没有马可换。这时是晚上十点。于连非常不高兴，吩咐备饭。他在门口踱步，趁人不备，悄悄地经过马厩，没有看到马。
不过这个人的神态古怪，于连心想，他目光粗野地盯着我。
他看来开始不怎么相信别人的话了。他考虑晚饭后逃之夭夭，为了获得当地的一点信息，他离开房间，来到厨房烤火。在那儿遇到了著名歌手杰罗尼莫先生，真是喜出望外！
那不勒斯歌手坐在叫人搬到炉火边的一张椅子上，大声地长吁短叹，一个人说的话比二十个惊讶地围着他的德国农民说的话还多。
“这些人毁了我，”他对于连嚷着说，“我答应了明天在美因茨(5)演唱。有七位君主前来听我唱歌。不过我们还是去透透气吧。”他意味深长地添上一句。
在大路上走了百十步，不可能有人听得到的时候，他又对于连说：“您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吗？这个驿站长是个骗子。刚才我散步时给了一个小顽童二十苏，他把情况都告诉了我。在村子另一头的马厩里，有不止十二匹马。他们想耽误某个送信的人。”
“当真？”于连天真地说。
发现骗局并没完事，必须动身，正是这个，杰罗尼莫和他的朋友办不到。“咱们等天亮吧，”歌手最后说，“他们怀疑咱们。不是算计您，就是算计我。明天早上，咱们订一份丰富的早餐，他们准备时，咱们去散步，溜之大吉，租两匹马，赶到下一站。”
“您的行李怎么办？”于连问，心想莫非杰罗尼莫可能是派来拦截他的。只得吃晚饭和睡觉。于连刚沉入梦乡，便被两个人的说话声惊醒，他们在他房间里没有多少顾忌。
他认出是驿站长，这人拿着一盏有遮光的提灯。灯光照在他的行李箱上，刚才于连叫人把箱子搬到房间里来。驿站长旁边那个人沉静地在打开的箱子里翻寻。于连只看到他的衣服袖子，袖子很窄，是黑色的。
这是一件教士袍，于连想，他慢慢抓住放在枕头底下的小手枪。
“别担心他醒过来，本堂神父先生，”驿站长说，“给他们喝的酒是您亲自调配的。”
“我找不到文件的任何影子，”本堂神父回答，“衣物、香水、发蜡、零碎东西很多。密使准定是另一个人，装出用意大利的口音说话。”
这两个人走近于连，想搜寻他的旅行外衣口袋。他想把他们当作贼一样杀掉。后果绝不会有什么危险。他真想……我只会是个傻瓜，他心想，我会连累我的使命。教士搜查完他的衣服，说：“他不是外交使节。”说完就走了，倒做对了。
如果他到我床前碰一碰我，就叫他倒霉！于连心想，他很可能过来给我一刀，这是我不能容忍的。
神父转过头去，于连半睁开眼睛。他多么吃惊啊！这是卡斯塔奈德神父！实际上，尽管这两个人想低声说话，他还是一开始就觉得熟悉其中一个声音。于连无名火起，真想把这个最卑劣的家伙从人间除掉……
但是我的使命呢！他自忖。
本堂神父和他的同伙出去了。一刻钟以后，于连假装醒了过来，他大喊大叫，把房子里的人都吵醒了。
“我中毒了，”他嚷道，“我难过得要命！”他想找个借口去救杰罗尼莫，发现他被掺在酒里的阿片酊麻醉得迷迷糊糊。
于连由于担心这类恶作剧，只吃了从巴黎带来的巧克力当晚饭。他做不到让杰罗尼莫完全清醒，好让他上路。
歌手说：“即便把整个那不勒斯王国给我，眼下我也不会放弃睡觉的快乐。”
“那七位君主怎么办呢？”
“让他们等着吧。”
于连独自动身，来到那位大人物府邸时没有遇到别的事。他白白地等了一个上午，也没有等到接见。幸亏四点钟左右，公爵想透透气。于连看到他走出来，毫不犹豫地走上前去，要求布施。离大人物两步远时，他拿出德·拉莫尔侯爵的那块表，故意让公爵看见。“远远跟着我。”公爵对他说，看也不看他。
走了四分之一法里，公爵倏地走进一家小咖啡馆。在这个最低级的小旅店的一个房间里，于连荣幸地向公爵背诵那四页记录。他背完以后，公爵对他说：“再背一遍，慢一点。”
公爵做了笔记：“您步行到下一个驿站。把您的行李和马车丢在这里。想办法到斯特拉斯堡，本月二十二日（当天是十日）十二点半您回到这个咖啡馆。您过半个小时再离开。别声张！”
于连听到的只有这几句话，足以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想，做事就要这样。如果这位大政治家听见三天前那些人狂热地说个没完，会作何感想呢？
于连花了两天时间赶到斯特拉斯堡，他觉得在那儿无事可干。他绕了个大圈子。要是卡斯塔奈德神父这个鬼东西认出了我，他可不是会轻易失去我的踪迹的那种人。能嘲笑我，使我不能完成使命，他会多么高兴啊！
卡斯塔奈德神父是圣会在北部整个边境上的秘密警察头目，幸亏没有认出于连。斯特拉斯堡的耶稣会士虽然忠于职守，却根本没有想到去监视于连，于连佩戴十字勋章，身穿蓝色礼服，俨然一个很爱打扮的青年军官。
(1) 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2) 布鲁海姆（1772—1838），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
(3) 圣罗克教堂，在巴黎，大革命时期保王党暴乱分子总部所在地，拿破仑用炮轰镇压之。
(4) 梅兹，法国东北部城市，摩泽尔省省会，靠近德国。
(5) 美因茨，德国西部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