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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努力在脑海里回想母亲往日的样子。那一年她帮大哥养了一群乌鸡，我回家时看到那鸡长得肥壮，羽毛又黑又亮，于是开玩笑似的问她：“不如宰一只给我解解馋？”母亲犹豫了一下，露出略有些为难的神色跟我商量：“要不把旁边那只梨花老母鸡或者黄色大公鸡杀了吧！”我识破她内心的袒护，那仿佛是别人交代给她的任务，她必须恪守职责，不能有所失误，即便她拥有继母的身份，在这个家里也不能私自做主，杀一只别人的鸡给自己的女儿解馋。再有一次，村里人看她诚实愚钝，不免生出调侃之意，问她家里的两个儿子到底哪一个待她更好一点，母亲想都没想地回答：“两个儿子都一样好。”众人想看热闹的心思被击破，怏怏地各自散去，此后便再没有人挑拨是非，制造嫌隙。其实二哥二嫂更亲近她一些，她也常对我抱怨大哥一家的冷漠和疏远。但这些牢骚，她从不会对外人说，母亲不是嚼舌根的人。
我在外工作的几年，用电话跟家人保持联络比较多。母亲总是隔一阵子就会从睡梦中惊醒，慌慌张张地披件衣服起床走出去打开大门，大声嚷嚷：“娃娃回来了，是娃娃回来了！”继父打开灯翻身一看时间——午夜三点。外面黑黢黢的，哪里有半点人的影子。“是因为她太想你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啊？”继父幽幽地在电话里说。
而当我真正出现在母亲眼前时，母亲又得意地说：“你看！我就说你要回来了，你继父偏还不信！”我每次都随声附和：“是是是！我母亲是个能掐会算的人。”
在回来的飞机上，我的内心惴惴不安，隐隐约约地意识到这可能不是一次偶然事件。母亲对我控诉过太多次继父的不是，她的理由是，她自己上了年纪，而那人又太懒，不懂得温存，也不替她分担。她想要我接她过来，跟我住在一起。
也难怪母亲会生出这样的想法。我每年都会接母亲来城里小住几次，三十平方米的公寓被两个人作息不一致的生活搞得更加拥挤不堪。我早晨七点起床，晚上十一点前入睡，白天经营书店。而母亲不到八点就早早闷头睡去，早上五点准时醒来，摇醒我，比画着她要吃饭，她好饿。我不能给她准备冷餐，她血糖高又不能以甜点面食搪塞了之，只好睡眼惺忪地下床冲了麦片煎了鸡蛋给她，然后再等我彻底醒来，让她跟我吃第二顿早餐。这样的生活很快拖垮我，因睡眠不足引发的头疼愈演愈烈，母亲反而只要有一次摇不醒我就会气愤地责备我睡得太死，而我则会因为母亲偶尔的一次挨饿而悔恨不已。于是与母亲小住的日子，我必须调整我的作息，尽力与母亲保持一致，给她做一日三餐，控制她的饮食，给她按时吃降糖药，工作时间也尽量带着她，毕竟生活在城市里且语言不通又没有知识的老人，是很难交到朋友的。母亲有一段时间过得优哉游哉，我的朋友也变成了她的朋友，我带她去各家串门，她也能举杯与人把酒小酌一二。脱离家务的缠绕和继父的发难，在我的照料下，母亲自始至终感受着城市生活的便利和自己腾出手安享清福的满足，这对于她来说是极大的**。
她心之所想，而我有自己的顾虑。
关于母亲的安置我不是没有打算。我的想法是，十五年过去了，既然结了婚，成了一家人，老了好歹是个伴。况且母亲熟悉农村的生活环境，邻里乡亲喜欢她的善良淳朴，乐意跟她相处。她自由自在，到处都是熟悉的人。而在城市里，这些条件都不能满足她。书店经营不善，小说卖得不好，我也勉强维持生计。带着母亲一起生活，我既没有自我的时间，偶尔出去应酬，又常常因为照顾不到她而自责悔恨。母亲喜欢黏着我，并极力挑起任何一件细微末梢的事来引起我的注意。今天她拇指肚上沾了一点污渍，一定要找到我帮她擦干净；明天她半晌间饿了，必定要店员打电话给我申请吃一根鸡腿来加餐；后天不管我有什么安排，她率先提出来要我答应陪她一起去逛商场买新鞋新衣服；她说哪家的鸡腿味道好，她说她想吃大骨头，也想吃我做的蒸面条；她说她腰疼病又犯了，炖一只鸡抓一服补药放进去吃了保准能好。
当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我有了别样的收获。为她忙碌着，我收起文艺者闲散的心思，只考虑如何讨她欢心并在物质上尽力去满足她。我变得踏实，做事务实，生活规律，心思单一纯净。每天早上和晚间拉着她的手一起在河边散步，听她在晨曦和夕阳里说话，走得累了把头枕在她膝盖上休息，给她测量血糖，欣喜地表达在我的帮助下血糖稳定降下来的巨大成就。
那段时间，我再一次清洗和放空自己。
继父的电话每天都打来，没有母亲在家里为他洗衣做饭，他一个人太寡而不习惯，而母亲一直拖延着回去的日期。与她长久共度的母女时光是快乐的想象，我当然心存一个愿望，暗暗下定决心，再拼搏几年，等生活条件再好一些，母亲也不想再劳动了，到那时再接她过来，雇用一位家政照顾她，这样我也能安心工作，两全其美。
可母亲等不及了。
我从出差的城市慌忙赶回来时她已经在医院躺了三天，看护她的人疲惫不堪，不眠不休地陪护了三天，而在此之前，她已经在家里五天五夜没有睡觉，上上下下被折腾个没完没了。
我看着病**憔悴不堪的老人，心里竟半点都联想不出她往日和和气气的样子。她会叉着腰，赤脚踩在地上，摇摇晃晃走到病房门口探头探脑四处张望；她会突然拔掉身上的输液管和鼻孔里的氧气管，两眼瞪着与医生和护士叫嚣，强词夺理，嘴里骂骂咧咧个不停；她甚至会抢隔壁床的食物，用一整夜的时间絮絮叨叨，大声吵嚷，打扰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即刻需要静养的病友。
原本是生活琐碎里再平凡不过的一次争论，却致使她的神经系统彻底瘫痪，在家与继父大闹一场，不吃不喝，语言颠三倒四，瘫坐在地撒泼打滚。我接到电话后，紧急安置她到我常居住的城市，接她的人向我叙述当时的情形：母亲像抓着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抓住她，嘴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像是救命的声音。她被锁进平房屋里，一床简陋的被褥裹在身下，棉絮**在外被拖到地上造得极不像样，破破烂烂的几件衣服胡乱地塞进洗衣机桶里，眼里的泪水像喷泉般涌动着。她把人拽到一旁悄咪咪地说：“终于有人来接我了，快把我值钱的东西带上，我看见魔鬼了，看见魔鬼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