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重庆度过的童年和少女时代,一转眼,就成了六十五年前的旧事。在乡下的童年无忧无虑,充满了美妙的热情和梦幻;频繁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少女时代,又布满戏剧性和悲剧色彩。这段时光在我生命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它一直伴随我漫长的一生,直到今天,依然历历在目,仿佛伸手可及。但多年以来,我不能提及,似乎有一只无形的巨手紧紧扼住我的喉咙,让我难以发声,欲言又止。
那时候的重庆城,在长江和嘉陵江之间的多岩河谷里拔地而起。这座筑建在山上的城市,人们必须爬上许多陡峭的石梯,才能抵达。特殊的地形和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为不易征服的天然堡垒。正因如此,为了更好地抵抗日军的侵略,1937年底,蒋介石宣布重庆是中国的临时首都。从1938年开始,这座有山有水的美丽城市开始罹难,持续遭受了日本飞机多年惨烈的轰炸袭击,只有秋天的浓雾才能提供暂时的庇护,让它获得片刻的安宁。
1945年日本投降后,重庆城迅速大兴土木,开始了大规模的重建和复兴。新的工厂、政府办公楼、公务员宿舍、医院、商场、电影院等,如雨后春笋般从废墟中崛起。满载货物和乘客的轮船频繁出入朝天门码头,大江小河百舸争流,街头巷尾车来人往,整座城市从陆地到水面都一派繁忙。重庆又成了中国的一座生机蓬勃的大都市。
遗憾的是,不久内战爆发了。
尽管有美国提供的经济援助和先进武器,国民党政府仍然腐败无能,财政亏空。高昂的军费支出和官员的贪污,不仅让政府负债累累,还最终导致了通货膨胀,民间积怨。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的工资缩水,体力劳动者入不敷出,中华大地经济凋零,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1949年,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人民解放军凯歌高奏进驻重庆,蒋介石仓皇逃到台湾。
土地改革开始了,农村开始斗地主,学校也因为要改建而关闭。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经历了政治上的思想改造再教育。我们**高昂,要与新中国的一切反对派斗争到底,尤其是西方列强,比如美帝国主义。年轻人高举红旗上街游行,喊口号,唱赞歌,敲锣打鼓,歌颂毛主席,歌颂新中国。这时候的我,也跟每一个热血澎湃的新中国少年一样,衷心拥护毛主席,对他倡导的革命理想充满了无比真诚的向往。
当时我们家在乡下,房子要被改成学校,父亲也被要求离开中国,但他不愿意和我们分离。这也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母亲在农场劳动改造,父亲没有工作,无以养家,带着我和弟弟,挤在城里的小公寓里苦苦度日。到1952年,我们全家最终离开这里,去往德国。
记忆中的重庆(傅安娜绘)
但是,无论发生了什么,经历了什么,重庆始终是我亲爱的故乡。当我在那个多雾的秋天,登上朝天门码头的大轮船,告别烟雨凄迷中的美丽山城时,我是十五岁的花季少女。一转眼,六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成风烛残年的八旬老妪。站在生命的尽头蓦然回首,我依然一眼就看见多年前的故乡重庆,它叠翠的山峦高耸云霄,清澈的河流逶迤东去,起伏的丘陵梯田层层,稻花飘香,多么美丽,多么难忘。一切都清晰如昨,宛如眼前。它似乎一直在等我回去,可我耄耋之躯,垂垂老矣,怎能跨越那阻隔我们的万水千山?于是我写下这本书,写下我当年在重庆经历的悲欢离合。它也许不如小说精彩,却是我真实的生命历程。重要的是,每一行文字都是我迈向故乡的步履,尽管笨拙,却让年老的我踽踽而行,一步一步终于重返远方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