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早已习惯了每天吃三顿，但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上，“一日三餐”却曾是大多数古人的奢求。

在两千多年前那个“人给家足”的“文景之治”里，名臣晁错就在其名作《论贵粟疏》里发出疾呼：“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保证老百姓一天能吃上两顿饭，放在西汉盛世里，竟然是个不容易实现的治国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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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时期，人们把一天分成八个时段，其中就有“大食”和“小食”两个时段，也就是在上午和下午各吃一顿。

到战国时期，上午这顿常被称为“朝食”，也叫“饔食”，这是古人当时每天最重要、吃得最好的一顿。比如春秋年间的齐晋“鞌之战”中，齐顷公在战前就放话“余姑翦灭此而朝食”，表达了“打完就好好吃一顿”的强烈愿望，也彰显了朝食的丰盛与重要。下午这顿被称为“餔食”，也叫“飧食”，相比之下就简单了许多，常是朝食吃剩下的，基本就是凑合一顿。

现代人习惯的一日三餐生活，对于古代老百姓来说，那是想都不敢想的。当然，对于贵族阶层来说倒并非如此。《周礼》记载“王齐日三举”，周天子一天就要吃三顿饭。根据唐朝人贾公彦的观点，当时的周天子“一日食有三时，同食一举”，就是说周天子每天的后两顿饭，吃的都是朝食的剩饭，不过这也是实实在在的“一日三餐”。不光天子可以享受一日三餐，《左传》和《战国策》里的贵族每天也多了“日中之食”，权贵门下的门客也是“日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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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朝起，皇帝甚至还有了“四食”的传统，分为“旦食”“昼食”“夕食”“暮食”，早晨、中午、下午、晚上各一顿。一天吃几顿这事儿，在古代是身份的象征，有钱有地位就能多吃一顿。

从唐朝起，能吃上一日三餐的人群范围渐渐扩大。唐朝的诗人们大多过起了一日三餐的生活。就连一生“苦吟”的贾岛，也能“林下中餐后，天涯欲去时”。贾岛所说的“中餐”，在唐朝又被称为“昼食”，也是唐朝士大夫阶层们每天吃得最好的一顿。

在城市经济空前发达的宋朝，汴京等一线城市里有正店七十二家、脚店上万家，各种小吃琳琅满目，到处都有夜宵的夜市也热热闹闹，还出现了被称为“宣索”的外卖服务。对于生活在大城市的宋朝人来说，一日三餐在民间已经很流行了。

到了明清时期，从小说《三言二拍》可以看出，明朝百姓一日三餐已十分常见，还有“饱三餐饭常知足，得一帆风便可收”的咏叹。明朝画家文徵明每天早晨吃现做的点心，中午还能喝上酒，晚饭吃面饭。这样的餐饮水平，在当时还被人称为“素俭”。在当时的江南地区，就算是工匠用人，每天也都是三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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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不同的阶层，每顿饭的讲究也不同。号称“清流”的士大夫，有时一顿饭就“水陆已过百品”。明末欧洲传教士利玛窦笔下的明朝“清流”们，深夜里还要有“加餐”，每次宴会都无比豪华，桌子上堆满各种美食，“简直会使人觉得在修建一座小型的城堡”。各位“清流”围着“城堡”大快朵颐，往往要吃一个通宵。这类“加餐”的费用，则基本上“全部由公家支付”。

根据《沈氏农书》记载，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的佃农们，都能“春冬一日荤，两日素，夏秋一日荤，三日素”。不但能吃上一日三餐，隔些天还能吃上些荤菜。根据《乱离见闻录》记载，万历年间的广东沿海城镇，一斗米才二十文钱，一斤肉也才六七文钱，生活“百般平易”。

如此进步，也有赖于明清时期农业生产能力的发展。明清的农业亩产量，比宋朝提高了48%左右，而且二年三熟轮作制日益普及，小麦水稻推广南北，中国的耕地面积也达到了八百万顷以上。在广东地区，仅在明朝就兴建了一千六百多处水利工程，翻车水车等农具大量应用，亩产三四石都成为常事。正如当时利玛窦的感慨：“产量远超过西班牙”“远比欧洲富裕得多”。根据学者郭松义的推算，从明朝中期至清朝乾隆年间，抛开战乱年代，和平年月里的每个粮农每年可以向社会提供400市斤以上的粮食。要知道，清末一个粮农，平均每年提供的粮食数量不过50市斤。

老百姓能多吃一顿，就是农业经济蓬勃发展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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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使到了明清，对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民来说，一日三餐依然有困难。明朝的北方农村依然对每日两餐“习以为风”。清朝，哪怕是毗邻京城的直隶地区，农村也是“中人日仅两食”，就是说中等家庭的农户每天只吃两顿饭，而且“良夕佳节七八口之家割肉不过一二斤”。甚至直至民国，《冯玉祥日记》还记载说，河南农户依然还是每天两顿，“一顿稀饭，一顿干饭，均是小米”。

这“吃几顿”的问题，见证了历代农业的发展，也见证了历代平民百姓的不易。从“多吃一顿”到“吃好一点”，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