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奕传》。载于《清史列传》。上海，1928，p.1093。
2、同上。
3、同上。
4、萧一山：前引书。卷三，p.652。
5、同上。
6、同上。
7、《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p.17-19。
8、同上。
9、《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p.28-29。
10、同上。
11、同上。
12、同上。
13、同上。
1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二，p.1。
15、同上。
16、同上。p.7-8。
17、李剑农：前引书。p.88。
18、《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p.26-27。
19、Banno Masataka：前引书。p.223。
20、萧一山：前引书。卷一，p.502。
21、同上。卷一，p.867-868。
2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p.26-27。
2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二，p.1-2。
24、同上。卷七十二，p.19-22。
25、同上。卷七十二，p.35-36。
26、S．M. Meng：《总理衙门，其组织与功能》（The Tsungli Yamen，Tts Organization and Function）,Cambridge，Mass.,1962，p.23。
27、同上。、
28、同上。p.33。
29、同上。p.36。
30、同上。
31、同上。
32、同上。p.3。
33、Banno Masataka：前引书。p.230。
34、同上。p.231。
35、同上。
36、同上。p.233。
37、同上。
38、同上。
39、S．M. Meng：前引书。同上。p.25。
40、同上。
41、Mary Wright：前引书。p.227。
42、Knight Biggerstaff：《中国最早的现代官学》（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 in China）。Ithaca，New York，1961，p.152-153。
43、《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p.17-20。
44、同上。
45、同上。
46、《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二，p.2。
4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p.29-30。
48、同上。
49、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出生于印第安纳，并在那里接受教育。他于1850年来到中国，在宁波任传教士。他精通汉语。他于1863年迁至北京开办基督堂和他自己的学校。同时，他在1858年和1859年为美国在华的传教士托马斯·李德（Thomas B. Reed）与约翰·沃德（John E. Ward）担任翻译，并且翻译了维顿（Weaton）的《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这引起了恭亲王的注意，他帮助丁韪良出版这部译著。丁韪良于1864年接受了同文馆的任命，从1869年起成为同文馆的总教习，直到他于1895年退休。他是恭亲王的密友，或许是这一时期第二个在中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人。见Peter Duus的《中国的科学与救助：丁韪良的生活与工作》（Science and Salvation in China：The Life and Work of W.A.P. Martin）,《中国论文集》（Papers o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No.10，p.97-127。
5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六，p.3-4。
51、同上。
52、同上。
53、同上。
54、同上。、
5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p.2。
56、Arthur Hummel：前引书。p.301。
5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七，p.15-16。
58、同上。p.24-25。
59、同上。卷四十八，p.12-14。
60、同上。p.15。
61、同上。p.18-19。
62、同上。
63、Knight Biggerstaff：前引书。p.120。
64、同上。p.120-121。
65、同上。p.121。
66、同上。p.122。
67、Stanley F. Wright：《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Belfast，1950，p.327-328。
68、Knight Biggerstaff：前引书。p.129。
69、同上。p.139。
70、《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p.32。
71、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从1863年至1911年，是中国政府机构的总监，称为“海关（或中国海关、大清海关）总税务司”，不过他在最后的四年是在英国度过退休的生活。他是爱尔兰人，贝尔法斯特女王学院的毕业生，于1854年作为见习翻译到中国，在英国领事馆服务。他于1859年加入中国海关，任广州粤海关副税务司。他在四十多年内无疑是在华的最有影响的外国人，在中国的现代化中起了主要作用。其完整的传记请见Stanley F. Wright的《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Belfast，1950。
72、将在下一节讨论。
73、关于蒲安臣出使的更为详细的记述，请见Johannis von Gumpach的《蒲安臣使命》（Burlingame Mission），上海，1872。又见Stanley F. Wright的《赫德与中国海关》（Hart and the Chinese Customs Service），Belfast，1950。
74、Immanuel Hsu：前引书。p.182-185。
75、同上，附录B。
76、Knight Biggerstaff：前引书。p.140-141。
77、关于曾国藩、左宗棠与李鸿章的详细记述，请见Arthur W. Hummel：前引书，pp.751-756，762-767,464-471。
78、李慈铭：前引书。卷五，p.15。
79、吴相湘：前引书。p.157。
80、同上。
81、同上。p.158。
82、Mary Wright：前引书。p.8-10。
83、同上。p.311。又见萧一山：前引书。卷三，p.843-846。
84、萧一山：前引书。卷三，p.844。
85、见注释71。
86、关于这个事件更详细的记述，请见John Rawlinson的《李泰国-阿斯本舰队：其形成与意义》（The Lay-Osborn Flotilla:Its Development and Significance）,《中国论文集》（Papers on China）。Harvard University，1950，p.58-93。
87、同上。p.62。
88、同上。p.89。
89、同上。
90、同上。p.90。
91、同上。p.91。
92、Mary Wright：前引书。p.211。
93、Teng与Fairbank：前引书。p.64。
94、容闳：《我在中国与美国的生活》（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New York，1909，p.4。
95、Mary Wright：前引书。p.222。
96、同上。
97、同上。p.223。
98、同上。
99、容闳：前引书。p.32。
100、Mary Wright：前引书。p.223。
101、Knight Biggerstaff：前引书。p.189。
102、Teng与Fairbank：前引书。p.82。
103、Knight Biggerstaff：前引书。p.203。
10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十五，p.19-21。
105、Knight Biggerstaff：前引书。p.205。
106、Arthur Hummel：前引书，pp.764。
107、将在下一章讨论。
108、Arthur Hummel：前引书，pp.467。
109、Teng与Fairbank：前引书。p.69。
110、同上。p.464-468。
111、关于和慈禧皇太后有关的“腐败”，详见John Lang Rawlinson的《中国为海军发展的斗争,1839-1895》（China’s Struggle for Naval Development，1839-1895）。Cambridge，Mass.，1966。
112、萧一山：前引书。卷三，p.8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