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领导决策，就是领导者为达成组织目标，而对一些带全局性的重大问题所出的主意、作出的决定、发出的指令等。相对于个人或部属来说，领导决策具有影响范围大、涉及因素多、作用时间长、直接关系事业兴衰成败等特点。一旦决策失误会带来全局性的损失。所以，加强决策研究，实现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尽量减少决策失误，是每个领导者的首要任务，也是领导事业成败的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领导就是决策。
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决策，在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和科学的评估论证之后，在经过民主讨论优化选择的基础上，关键在于领导者表现出超人的胆魄，正确果断地进行决策，使人信服。这样可以给组织成员以信心，共同去实现决策目标。
一 高瞻远瞩，驾驭全局
“事未至而预图，则处处常有余；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领导者必须思考战略问题，全局问题。成功的决策，总是和统揽全局、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连在一起的。
邓小平是一位高瞻远瞩、驾驭全局的政治家。
想大局，顾大局，为大局，在大局下行动，是邓小平一以贯之的领导作风。邓小平无论在中央工作，还是在地方工作或军队工作进行决策过程中，始终善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上认识问题和处理问题，不仅自觉地坚持局部服从整体，战役服从战略，在中央统一战略部署下，坚定而卓有成效地工作，而且善于从本地区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创造性贯彻执行中央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略决策，提出许多高瞻远瞩的战略见解，创造一流的工作成绩，体现驾驭全局的能力。
邓小平驾驭全局的能力在革命战争年代得到高度表现和展示。邓小平一直是我军的高级将领、大战略区的负责人和方面军的领导人。他所领导和指挥下的战略区本身也是一个全局，但相对中国革命而言，它又是一个局部。所以，他总是深刻领会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一切着眼于战略全局，一切服从战略全局。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一面邀请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率代表团去重庆谈判，一面图谋挑动内战，破坏重庆谈判，密令阎锡山以13个师的兵力向我上党地区发动进攻。为了打击敌人的内战阴谋，赢得战略上和政治上的主动地位，邓小平与刘伯承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坚决果断地发起“上党战役”。邓小平在对部队指战员作动员时说：“我们上党战役打得越好，歼灭敌人越彻底，毛主席就越安全，毛主席在谈判桌上就越有力量。”（《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第508页）
在邓小平、刘伯承的指挥下，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这一战略行动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促成了“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的签订。
1945年10月17日，毛泽东给刘、邓的电报称：“在你们领导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
建国以后，邓小平无论是主政西南期间，还是在中央工作期间，作出任何重大决策，始终站在维护全党大局上，从来不搞小团体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一开始就强调“全党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他要求军队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配合这个大局，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他讲到沿海地区与内地关系时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2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7~278页）
1975年，邓小平首先以整顿铁路运输这个薄弱环节为突破口，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整顿和恢复。在他的领导下，2月15日至3月8日召开了全国工业书记会议，同时中央又发布了《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邓小平在会上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大局就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和实现四化的两步设想。
在铁路战线整顿的带动下，其他各条战线也拉开了整顿的帷幕。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各方面都要整顿”的战略任务。他指出：“当前，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农业要整顿，工业要整顿，文艺政策要调整，调整其实也是整顿。”“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要通过整顿，解决农村的问题，解决工厂的问题，解决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解决各方面的问题。”他在《各方面都要整顿》这篇讲话中，还提出了“全面学习、宣传、贯彻毛泽东思想的问题”，这实际上已把整顿工作引申到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来。
邓小平的这一套“全面整顿”，其实质就是系统地纠正“**”的错误，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既要求全党讲大局，而他自己也总是身体力行进行统揽全局的决策，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蓝图进行总体设计，对改革的蓝图进行整体规划。邓小平站在人所难及的世界格局的高度，洞悉时代潮流，缜密思考，把握历史发展的契机，既立足现实，又着眼于长远，设想未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设计了近、中、长期的分三步走的总体发展战略目标。
邓小平在提出分步走的总体战略目标以后，又根据这一目标系统的要求和不同地区的发展条件差异，提出了一部分地区先腾飞、先致富，以沿海（沿边）带内地、东部带西部、先富带后富的全国发展战略部署。这样，就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事业构成一个环环相扣、节节推进的历史链条。把发展目标与发展部署统一起来，把长远发展目标与中、近期发展目标统一起来，把总体设计与分步实施统一起来。
在改革方面，邓小平也总是以战略眼光，整体规划改革的蓝图，逐次推进改革的深入。邓小平认为，必须通过改革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终归须靠经济、政治、国防、科技、文化、教育等多条战线、多种领域，多方层次的合力作用。为此，他从事物的系统性、整体性出发，在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提出了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和军队的改革任务。在决策过程中，他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真正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又必须有各种综合配套改革的措施，避免“按下葫芦浮起瓢”同时，邓小平又认为，改革既要整体规划，实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各种改革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又要谨慎稳妥，先试点，后推开，逐次推进，不能一哄而上，齐头并进。否则，就会欲速不达，事倍功半。正是在邓小平这种整体设计，逐次推进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的改革才形成了由点到面、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由体制到配套措施等由浅入深的大好局面。
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城市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财税制度、金融制度、价格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工资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公务员制度等重大配套改革措施的出台，充分表明了邓小平具有统筹全局、驾驭全局的领导能力和高超的领导艺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整个社会也由一个封闭的状态向开放的格局转型。但是，随着整个中国改革节奏的加快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引起了社会内部各种问题尤其是道德、信仰、价值观念、腐败和犯罪问题的严重增多，这些问题的发展不仅动摇着社会的基础，给社会带来了动**和混乱，而且造成了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威胁，破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新成果。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消极因素有可能改变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并严重削弱社会主义道德文明规范的情势下，邓小平富有远见地提出了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
邓小平“坚持两手抓”战略思想的基本目的，就是要在加速发展社会物质文明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坚决惩治腐败和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以保证改革开放事业能够正确地坚持和发展下去，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能够正确地坚持和发展下去，获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成功。
早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邓小平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抓好“两个文明”的问题。1979年，邓小平在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980年，邓小平为了防止少数党员干部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经不住西方价值观念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又突出提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道德文明建设问题，他说：“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1983年，邓小平看到全党的注意力已经转向发展生产力方面，担心整个社会主义出现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倾向，于是又再次提醒全党要同时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他指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目标，邓小平认为，最根本的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他还指出：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
对于“两个文明”建设的搞法，邓小平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不可在抓好一手的同时，忽视或偏废另一手。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着重提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搞上去，而经济发展可以带动精神文明的进步。他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在邓小平的思想中，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为指导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方针。
决策要总揽全局，要有远见。邓小平以上的重大决策充分地展示了他的这一决策特点。
1993年11月2日，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报告会上指出：邓小平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善于从全局着眼来观察和处理问题，并且总是要求党的高级干部都要着眼大局，顾全大局，一切从大局出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大力发扬这样的革命风格，使我们党永远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和创造力。学习邓小平驾驭全局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总体构想，不顾此失彼，人为失衡；做工作要有序进行，不能不分先后，不分主次地打乱仗；要正确处理局部与全局、现实与长远的关系，不能搞本位主义，不能急功近利。
二 照辩证法办事，进行科学决策
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没有矛盾也就没有世界。领导过程就是一个发现矛盾、具体分析矛盾和解决矛盾的过程。矛盾分析就是要对各种矛盾及矛盾的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辩证的分析，辩证思维方法是邓小平科学决策的灵魂。
在历史的发展中，辩证法是无所不在的。而在政治生活中，处处充满了活生生的辩证法。因为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活，是充满矛盾的，所以，政治家所面临的主要事情，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就是“揭露矛盾和克服矛盾”。而解决这样的问题，对于政治家来说，是有高明与蹩脚之分的。那么，这里的关键何在呢？那就是看他是不是掌握了辩证法，即像柏拉图说的，是不是懂得“政治艺术”了。事实证明，在历史上做出过伟大贡献的那些卓越政治家，都是精通辩证法的，都是懂得政治思想艺术的大师。
邓小平是一位杰出的辩证法大师。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曾说到邓小平是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党史专家廖盖隆怀着敬意地说过：“邓小平是开创了我国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新时代的伟大领导人。他以懂得并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而闻名于党内外。”他还说：“正因为邓小平坚持按照唯物辩证法办事，所以，他总是能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和全局的高度看问题，而不是随波逐流。他丝毫没有教条气，从不墨守成规。”（转引自《中外名人看邓小平》，第453页）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提出了“照辩证法办事”的著名论断，并在领导决策中实施着。
1943年1月2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的第三部分“敌占区的组织工作与政策运用”一节曾比较集中地讲了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问题。他不仅提出革命两面派的概念，而且把革命两面派同两面派加以区别比较；他不仅阐明了革命两面政策的性质，而且详述了对它的运用，他的论述体现了两点论，处处闪现着辩证法的光辉。
邓小平在报告中说，革命两面政策问题，1941年初北方局就提出了，两年来收到不少成果，但在开始运用时，也曾发生一些偏向，有的犯了自动退却的错误，结果丧失了自己的阵地，扩大了敌人的控制面；有的一度取消了人民武装与游击战争，招致了人民的不满和失败情绪的增长，引起了一些混乱。其原因是不了解革命两面政策的本质是向敌占区的进攻。把革命两面政策误解为退却方针，当然要发生错误。因此首先要确定，革命两面政策是属于敌占区或敌战优势的游击区范畴的政策，是一种进攻政策。
邓小平在报告中还指出了不能把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混淆起来。他分析说，我们有不少地区、不少同志，对革命两面政策内容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把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混淆起来，以建立一些普通关系或者能从两面派手上得到一些情报为满足，甚至对敌人的汉奸两面政策丧失警觉，这是不正确的。那么，什么是革命两面政策呢？按邓小平的说法，革命两面政策就是深入到敌人（主要是敌占区和伪军伪组织）内部的进攻政策，它所包括的范围是很广泛的，包括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两面派的争取，一切可能力量的利用，而其主要目标则是革命两面派的建立与发展，以便依靠他们去团结与组织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对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在敌占区和敌伪组织内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配合反攻或反正。
既然不能把两面派与革命两面派混淆起来，那么，如何区别呢，二者各有什么特点呢？
邓小平在报告中指出，革命两面政策不仅有革命的抗日的这主要的一面，还必须有不得已而应付敌人的一面，而其应付敌人的一面，正是为了掩护其革命的抗日的一面。没有抗日革命的一面，就不能称为革命两面政策，同样忽视了应付敌人的一面，也无法实现革命两面政策。而两面派的特点是应敌人又应付我们，革命两面派的特点则是一切努力为着积蓄力量，保护人民利益，准备反攻，即使不得已而应付敌人，也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邓小平认为，区别革命两面派与两面派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应以上述标准去判别谁是革命两面派，谁是两面派，以及如何去建立与发展革命两面派。邓小平强调，必须确定革命两面政策，革命两面派的两面性与两面派的两面性有区别。区别在何处呢？邓小平指出，革命两面政策是以非法的对敌斗争为主，但又必须善于充分地运用合法形式、合法地位来掩护配合非法斗争，善于利用公开工作来掩护秘密工作，否则，便谈不上在敌占区进行对敌斗争，或者陷于盲动而遭失败。
明确和认识了革命两面派和革命两面政策的重要性，还要弄清运用它的范围，以及弄清不同范围的不同运用方法。
就其运用的范围来说，邓小平指出两种不同的范围：一是在伪军或上层伪组织内的运用；一是在敌占区或敌战优势的游击区的乡村中运用。前者是带革命两面派活动的性质，后者是带群众活动的性质。
总之，革命两面政策的范围，包括革命两面派的工作，对两面派的争取，乃至对一切可能用的人的利用，都必须以发展革命两面派为目标；革命两面政策是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合法形式与非法形式、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配合，它主要是发展非法的秘密的一面，但必须有合法公开一面的掩护；革命两面政策的运用，又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必须依靠精细的组织工作，耐烦地踏踏实实地一点一滴地去做，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盲动、乱干、急躁或粗枝大叶，都必然招致失败。
固然，邓小平关于建立和发展革命两面派的主张、关于运用革命两面政策的观点，主要是从敌占区组织工作的基本内容“打入”工作着眼的，但从方法论、从策略原则来讲，对统一战线工作的指导意义也是非常明显的。他的这一策略原则的形成，正是“照辩证法办事”的结果。
为此，毛泽东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号召大家像邓小平那样，照辩证法办事，他说： “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1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更加强调科学的领导思维的重要性，充分发挥了按辩证法办事的两点论，从而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得以健康顺利地发展。
矛盾有两个方面，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构成矛盾运动。因此，它要求领导者在实施领导行为，看待问题、处理问题时，要从两个方面着眼，不能单打一。邓小平认为，领导的思维直接影响着领导决策的形成，关系着领导水平的高低和领导工作的成效。在历史转折时期的，领导者既要顺应历史的潮流，推动社会快速前进，不断提出新任务，又要审时度势，及时解决各种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促进社会飞速发展。领导干部的任何重大决策，既要当机立断，敢于抓住机遇；又不能操之过急，超过了群众的心理承受能力。在新的历史时期，按辩证法办事就是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既突出重点，抓住关键环节，又不走极端，不忽视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即“两手抓”。邓小平的以两手抓为中心点的领导思维观，闪耀着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思想，体现出两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
两手抓是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在新旧体制交替中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决策思想，是按辩证法办事，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既然矛盾有两个方面，那么，这两个方面就都要抓，促使矛盾在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中发展。
邓小平一贯十分重视和强调两手抓的思想。1982年4月，邓小平就指出：搞现代化建设，“我们要有两手，一手就是坚持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一手就是坚决打击经济犯罪活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404页）后来他回忆说：“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06页）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又重申：“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页）总之，在邓小平看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抓物质文明建设，又要抓精神文明建设；既要抓改革开放，又要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既要抓发展经济建设，又要抓打击各种犯罪；既要坚持物质利益原则，又要加强理想纪律教育，重视精神力量；既要反“左”，又要反右等等。这些既对立又统一关系范畴的明确，充分说明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各种矛盾的透彻认识和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对“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的设计，本身就是充满了辩证法的，并且显示了他的决策艺术。承不承认客观存在着矛盾，能不能用正确的、现实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矛盾，是有没有辩证思维决策艺术的标志之一。在1979年初，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了当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那么，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他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页），他认为，这种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一场革命，即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一种深刻革命。这就是邓小平的改革的辩证法。
邓小平改革战略中的辩证法思想，首先是反映在他关于“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个论断中。“改革”和“革命”两者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首先，邓小平把“改革”也叫做“革命”，是因为这次改革要解决的是新的矛盾。因此，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在这场伟大的革命中，我们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153页）在这里，邓小平把“改革”——“革命”这样的概念，与“解决新的矛盾”这样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了。
其次，邓小平从“解放生产力”的意义上把这次改革叫做“中国的第二次革命”。1984年11月20日，邓小平在对外宾的谈话中说过：“我们五年前确定改革从农村开始。我们叫改革，实际也是一场革命，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我们在三十五年前搞了土地革命，那也是一场解放生产力的革命。这次改革实际上是那次革命的继续，也可以说是继续和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04页）这就是说，解放生产力的改革，也可以叫做革命。
再次，邓小平是在“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个意义上，把改革叫做革命的。他1985年9月23日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邓小平从改革的深刻社会结果角度，把改革与革命联系起来的，也就是说，因为改革引起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革，所以改革实际上也是一场革命。
邓小平是在特定意义上把改革作为一场新的革命来看待的，而不是在任意的意义上来谈这个问题的。这就是改革与革命的辩证法。因为，把这次改革看做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会认识到这次改革的深刻社会意义；但是，不把这种“革命”的含义加以限定，那就会把这次改革的意义搞得混乱不堪，给人们的实践造成有害影响。邓小平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讲清楚了“改革”和“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使人们既能深刻了解改革的伟大历史意义，又不至于产生什么思想混乱，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超的政治思维艺术。
邓小平在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其他的重要政治问题的阐述和论证中，不但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善于运用符合实际的措施，妥善解决矛盾，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十分重视在事物的对立统一中来观察问题、处理问题，并及时作出充满辩证法的政治概括。比如，强调走自己的路，不照搬外国模式，同时又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通过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个人收入分配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等等，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绝妙运用，都充满了唯物辩证法，显示了大政治家高明的政治思维艺术。
三 突破陈规，大胆决策
决策是指人们发现并提出新问题、新思想、新方法，这就是创造。没有创造性，决策也就没有意义。
最能表现一个领导者鲜明个性和领导艺术的莫过于创新。一个领导者，如果没有创新精神，在思维方式上、工作方式上跳不出框框、本本的藩篱，只知唯书、唯上，墨守成规，是不可能有大的建树和作为的。
邓小平在领导工作中敢于突破成规，大胆进行决策，表现出一位杰出领导者的创新精神。
1. 实行民主，创造性地执行“三三制”。
1940年3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中提出了“三三制”的政权体制后，邓小平抓紧在太行山各抗日根据地加以落实，并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和阐释。1941年2月16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局向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第二次行政会议提出了《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随后，4月15日又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出版的《党的生活》杂志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一文，这篇文章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方法的理论贡献，是对党的“三三制”政权原则的补充和发展，而且提出并回答了一系列不容回避的关键问题，显示出邓小平勇于探索精神和勇气。
在文章中，邓小平首先肯定了“三三制”政权是当时敌后抗战的最好的政权形式，因为它是“几个革命阶级对汉奸、亲日派、反动派的联合专政，既能合乎统一战线原则，团结大多数以与日寇、汉奸、亲日派进行斗争，又能保证由共产党员与进步势力结合起来的优势”，而且这种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所应采取的政权形式”。
那么“三三制”政权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邓小平指出：
第一，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或少于三分之一，进步势力占三分之一，中间势力占三分之一。在民意机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同时因为村是政权的基础，村长一级的共产党员，可以多于三分之一，但必须以村代表会、村工作人员中党员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以为调剂。
第二，在政策性质上，必须照顾一切抗日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既照顾这一阶级，还要照顾那一阶级，必须放在争取多数，反对少数的基础上。对各个抗日党派都要保障其合法存在的自由权利。
第三，既是几个阶级的联合专政，既是在政权中有各个抗日阶级抗日党派的代表参加，就必然在政权中反映出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政治立场、不同党派阶级的民主政治的斗争。我们不但不惧怕这种民主政治斗争，而且要发展这样的民主政治斗争，因为它对我们是有利无害的。
第四，既是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就必然产生政权中的优势问题。我党必须要掌握这种优势，所以产生了我党对政权的领导问题。优势从何而得？邓小平指出，一方面从组织成分上去取得，这在三三制原则本身是包含着的；但更基本的是从民主政治斗争中去取得，即是说，主要依靠于我党主张的正确，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拥护、所信赖的政治声望中去取得。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民主政治斗争可以使党的主张更加接近群众，可以使群众从自己的政治经验中更加信仰我党。所以，只有民主政治斗争，才能使我党取得真正的优势。
在对三三制政权的具体内容进行了介绍和发挥后，邓小平通过简明扼要的总结归纳，得出结论：“三三制政权的实质是民主问题。”他要求，“党在领导政权工作时，必须贯彻民主精神。否则，即使你努力保证了党员不超过三分之一，也还是表现着对三三制的怠工。”
邓小平的这些思想和主张至今仍未失去它的价值。可以说，这是半个世纪后，邓小平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发展扩大民主的最初思想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