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同收拾好皮包的律师一起走进接待室时说，“这样明明白白的案子，他们还要把它驳回，真是岂有此理！”

“这个案子是在原来的法庭上弄糟的。”律师说。

“连谢列宁都主张驳回，岂有此理，真是岂有此理！”聂赫留朵夫反复说，“现在怎么办呢？”

“向皇上告御状，趁您在这里，亲自把状子递上去，我来给您起草。”

这时候，身着制服、胸佩星章的沃尔夫走进接待室，朝聂赫留朵夫这边走过来。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公爵，没有充足的理由啊！”沃尔夫说着，耸耸肩，闭上眼睛，接着就走开，到需要他去的地方去了。

谢列宁也跟着沃尔夫出来了，他从枢密官们那里得知他的旧友聂赫留朵夫也在这里。

“哦，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见你，”他走到聂赫留朵夫跟前说，嘴唇上露出笑意，但眼睛仍旧显得很忧郁，“我根本不知道你来彼得堡。”

“我也不知道你当上了检察官……”

“副检察官。”谢列宁更正说。“你怎么会来枢密院的？”他忧郁而颓丧地瞧着朋友，问，“我听说你在彼得堡，可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我到这儿来是希望伸张正义，营救一个无辜判刑的女人。”

“哪一个女人？”

“就是刚才裁决的那个案子里的女人。”

“啊，玛丝洛娃的案子，”谢列宁想起来了，说道，“那个上诉状是完全缺乏根据的。”

“问题不在于上诉状，而在于那个女人没有犯罪却被判了刑。”

谢列宁叹了一口气。

“这很可能，但是……”

“不是可能，而是确实……”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审理那个案子的陪审员，我知道我们在什么地方犯了错误。”

谢列宁沉思想来。

“你当时就应该声明的啊。”他说。

“我声明过了。”

“应该把它笔录下来，上诉时一起送上来就好了……”

谢列宁一向公务繁忙，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对聂赫留朵夫的风流韵事显然不太了解。即使了解，他也会认为这种儿女之情不屑一顾。聂赫留朵夫注意到这一点，决定不提他同玛丝洛娃的关系。

他说：“是的，我如果事先向您申诉就好了，不过，即使无人申诉，这个案子的问题也很明显，原判是错误的。”

谢列宁替枢密院辩护说：“枢密院没有权利随意说那个原判是错误的，枢密院没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假如枢密院竟然根据它自己对原判是否公正的看法来撤销原来法庭的判决，那么姑且不论枢密院会失去一切立足点，不能维护正义而反倒有破坏正义的危险，”谢列宁回想刚才的案子，重复说，“现在姑且不提这一点，首先陪审员们的裁决就会丧失它的全部意义。尊重陪审员的裁决，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

“我只知道，那个女人是完全无辜的。现在，拯救她，使她免遭冤屈的最后一线希望也没有了。最高机构竟批准完全非法的行为。”

谢列宁强词夺理说：“枢密院没有批准什么，因为枢密院不会、也不能去审查案子本身的是非曲直，”谢列宁眯细了眼睛说：“你大概住在姨妈家里吧。”他添了一句，显然想换个话题。“我昨天听她说你在此地。伯爵夫人约我跟你一块儿参加一个外国传教士传教的集会。”谢列宁说，唇边露出一点笑意。

“是的，我去听过，可是我厌恶得走掉了。”聂赫留朵夫气愤地说，由于谢列宁改换话题而懊恼。

“哦，这又何必厌恶呢？这毕竟是宗教感情的一种表现，虽然它有点偏颇，有点教派的味道。”谢列宁说。

“那是一种荒唐的胡闹。”聂赫留朵夫说。

“哦，那倒不能这样说。只有一点说来奇怪，我们对教会的教义知道得太少了，因此往往把一些基本的道理错看作某种新启示了。”

谢列宁说，仿佛急于要向他的老朋友表白他以前所没有的新见解。

聂赫留朵夫惊奇地对谢列宁瞧了瞧。谢列宁在他的目光直射下没有垂下眼睛，但此刻他的眼神不仅忧郁，而且含有恶意。

“难道你相信教会的教义吗？”聂赫留朵夫问。

“当然相信。”谢列宁回答，直勾勾地盯住聂赫留朵夫的眼睛。

聂赫留朵夫叹了一口气。

“真奇怪。”他说。

话不投机半句多，聂赫留朵夫不想和他谈了。

“好吧，我们以后再谈，”谢列宁说。“我就去。”他转身回答那个毕恭毕敬地走到他跟前的民事执行吏说。“我们一定得再见见面才成，”他补充一句，叹了口气，“不过你什么时候在家？至于我，每天下午七点钟吃饭的时候，我总是在家。我住在纳杰日津街，”他说出他的门牌号数。“我们多少年没有见面了！”他添了一句，嘴唇上又露出笑意，走了。

“要是有工夫，我会去看你的。”聂赫留朵夫说。原来很亲密很要好的朋友，这次简短的谈话之后，突然变得即使不是敌意的话，也已经是陌生、隔膜而且难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