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大早，聂赫留朵夫就从家里出来。这时一个乡下农民赶着大车从巷子里走过，用奇怪的声音吆喝着：“卖牛奶，卖牛奶，卖牛奶！”
昨夜下了第一场温暖的春雨。各处，凡是没有铺柏油修成马路的地方，一下子全都长出了碧绿的青草。花园里的桦树长满了绿油油的绒毛，稠李树和杨树抽出了长长的芬芳的叶子。房屋和商店冬季套窗已经卸掉，窗玻璃也擦过了。在聂赫留朵夫经过的那个旧货市场上，密密麻麻的人群拥挤在搭起来的一排排货棚的周围。一些衣衫褴褛的人腋下夹着皮靴，肩上搭着熨平了的裤子和西服背心，走来走去。
在一个小饭馆的旁边挤满了人，其中有不必到工厂上班的闲散男人。他们身穿干净的腰部打褶的长上衣，脚下是擦得发亮的皮靴。还有些女人，头上戴着花花绿绿的绸头巾，身上穿着饰有玻璃珠的外套。警察们挎着用黄带子系着的手枪，站在各自的岗位上，留心察看有没有不守秩序的情况，借此可以消解他们难熬难忍的烦闷。在林荫道的小径上，在一片新绿的草坪上，孩子们和狗在奔跑、玩耍。快活的保姆们则坐在长凳上聊天。
街道上，左面半边路面照不到阳光，阴凉而又潮湿，在中间干燥的路面上，沉重的载货马车不停地隆隆驶过；四轮轻便马车辘辘地行驶过去，公共马车不断发出叮当的铃声。四面八方，教堂钟楼里发出音调不同的钟声，当当作响，震得空气不断地颤动，召唤人们去参加类似当时在监狱里举行的礼拜。穿着漂亮衣服的人们纷纷向自己教区的教堂走去。
聂赫留朵夫雇用的那辆出租马车，没有把他送到监狱的门前，而是在通向监狱的路口就停住了。
在这个通往监狱的路口，离监狱大约一百步的地方，聚集着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大多拿着包袱。右边有一些不高的木房子，左边是一幢二层楼房，楼前挂着一块什么招牌。监狱本身那座用石块和砖砌成的大厦就在前面，不准探监人走近。一个岗哨荷着枪前后来回走动，谁要从他身旁绕过去，他就严厉地叫住谁。
右边一所木房子的小门旁边，即岗哨的对面，一个看守坐在长凳上，身穿镶丝绦的制服，拿着一个记事本。探监的人走到他的跟前，说出他想探望的人的姓名，他就记下来。聂赫留朵夫也走到他的跟前，报了叶卡捷琳娜·玛丝洛娃的姓名。看守也记下来。
“怎么还不让人进去呢？”聂赫留朵夫问。
“里面正在做礼拜。等做完礼拜，就放你们进去。”
聂赫留朵夫回到探监的人群里。从人群中走出一个人来，衣衫褴褛，帽子也揉皱了，光脚上套一双破鞋，脸上布满一道道红色伤痕，他朝监狱走去。
“你往哪儿窜？”带枪的哨兵向他吆喝道。
“你嚷嚷什么啊？”衣衫褴褛的人没有被哨兵的吆喝吓倒，顶嘴说，然后走了回来，“你不放我进去，我就等着。何必叫喊，仿佛是个将军似的。”
人群中发出了赞许的笑声。探监的人大都穿得很寒酸，但其中也有一些衣冠楚楚的男人和女人。聂赫留朵夫旁边一个男人，服饰讲究，胡子剃得光光的，体态丰盈，脸色红润，手里拿着包袱，看来是几件内衣。聂赫留朵夫问他是不是头一回来这里。拿着包袱的人说，他每个星期日都来。于是他们就攀谈起来。原来这个穿得很好的人是一个银行的看门人，他是来探望他的兄弟的，他兄弟犯了伪造证券罪。这人和蔼可亲，把自己的身世全都告诉了聂赫留朵夫，也想问问聂赫留朵夫的情况，但这时来了一辆胶轮轻便马车，它由一匹高大的良种黑马拉着，车上坐着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戴面纱的女人。于是大家的注意力便被吸引过去了。大学生双手抱着一大包东西，准备在这里施舍，他走到聂赫留朵夫的跟前，问他是否可以散发他的施舍品——白面包，是否要办什么手续。
“我这是按未婚妻的心意办。这是我的未婚妻。她的父母要我们把东西发给犯人。”
“我也是头一次来这里，也不知道，不过我认为您应当去问一下那个人。”聂赫留朵夫说，指一指在右边坐着、穿着镶丝绦的制服、手里拿着本子的看守。
就在聂赫留朵夫同大学生谈话的时候，那扇正中开有小窗洞的监狱大铁门打开了，从里面出来一个穿军服的军官和另一个看守。
那个手里拿着小本本的看守就宣布说，现在开始放探监的人进去。
哨兵闪开了。所有的探监人都争先恐后地拥向监狱大门，有的甚至跑步。门边站着的看守给进去的人点数，高声报道：“十六个，十七个……”监狱里面的另一个看守则用手拍着每一个进入第二道门的人，也在数着人数，为的是在探监人出来时，可以核对人数，不让一个探监者留在监狱里，也不让一个犯人跑出去。这个点数的人并不看走过去的人是谁，在聂赫留朵夫的背上也重重地拍了一下。起初看守的这一拍使聂赫留朵夫感到屈辱，但很快他就想起了他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于是又为这种不满意和屈辱的心情感到害臊。
二道门后面的头一所房子是一个拱顶大房间，房间里有几个小窗口，上面装有铁栅栏。在这个被叫作“聚会室”的房间里，聂赫留朵夫全然没有料到，其壁龛里竟也有钉着耶稣的十字架巨像。
“挂这像干什么？”他想，在他的下意识里耶稣的形象是同自由人而不是同囚犯联系在一起的。
聂赫留朵夫慢慢地走着，让急于探监的人走到自己前面去。他百感交集，一方面害怕遇见关在这里的恶人，另一方面又同情像昨天那个小学徒和喀秋莎一类的无辜者。想到他就要同喀秋莎见面，不禁感到胆怯和高兴。他走出第一个房间的时候，一个看守告诉他应怎么走，但他只顾想心事，没有听见看守的话，继续随大流行进，便走到男监狱那里去了，而不是到他要去的女监狱。
聂赫留朵夫让着急的人先进入探监室，自己最后一个进去。当他推开门，走进监狱里的犯人接见亲属的房间时，首先使他吃惊的是几百个嗓门汇成一片的、震耳欲聋的喧嚣声。直到他走过去，看见房间被一道铁丝网隔成两半，而人们则像苍蝇落在糖上一样紧紧贴近铁丝网时，他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原来这个在后墙上开着几个窗洞的房间不是由一道铁丝网，而是由两道铁丝网隔成两半，铁丝网都是从天花板一直垂到地板上。铁丝网那边是囚犯，这边是探监的人，几个看守在这两道铁丝网之间来回巡视。两扇铁丝网之间有三俄尺①的距离。因此别说要递什么东西，就连看清对方的脸，特别是对近视眼来说，也是不可能的；说话也很困难，人必须拼命叫嚷，才能使对方听见。两边的人都把脸贴在各自的铁丝网上：妻子、丈夫、父亲、母亲、孩子，大家都竭力要看清对方的脸，说出要说的话。但是，正因为每个人都想说得使对方听得见，旁边的人也希望这样，结果他们便相互干扰，每个人都想极力盖过别人的声音。这样就形成了一片大呼大叫的喧嚣声。聂赫留朵夫一踏进房间就被这种喧嚣声惊呆了。要听清楚他们说的话，根本不可能。只能从他们的脸部表情去判断他们说什么，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挨近聂赫留朵夫的是一个扎着小头巾的老太婆，她贴着铁丝网，下巴抖动着，正在对一个脸色苍白、剃了阴阳头的青年大声说话，那犯人扬起眉毛，皱着眉头，用心地听着她说话。老太婆旁边是个穿农民外衣的青年，双手遮住耳朵边，在听一个面貌与他相似、脸色疲惫、胡子花白的男犯说话，时而摇摇头。再过去一点站着一个衣衫破烂的人，挥着一条胳膊，在嚷嚷什么，并笑了起来。他旁边的地板上坐着一个戴一块上等毛料头巾、怀里抱着婴儿的女人，在大声哭泣，显然她是头一回见到对面那个头发花白的男人穿着囚衣、剃了阴阳头并戴着脚镣。在这个女人的上方，就是那个同聂赫留朵夫谈过话的银行看门人，他用尽全身力气地向对面一个头顶光秃、两眼明亮的男犯喊叫着。当聂赫留朵夫明白了自己要在这种条件下说话时，他对规定并实施这种办法的人产生了满腔的愤恨。他感到惊讶的是，这种可怕状况，这种对人类感情的嘲弄，竟没有使任何人感到屈辱，那些士兵也好，监狱长也好，探监人及犯人也好，都照这样办，似乎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
聂赫留朵夫在这个房间里待了大约五分钟，心里感到一种奇怪的苦恼心情，感到自己无能为力，感到自己同整个世界无法协调。
于是一种像晕船一样的恶心感控制了他。
① 一俄尺等于2.13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