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选制、新闻自由和对劳动者阶层起义的恐惧给了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一个机会当上了法国总统。在经过一段独裁式的总统统治时期后，路易拿破仑通过公民投票和政变方式当上了皇帝，号称拿破仑三世。第二帝国以工业扩张为其特征。就在政府向议会制政体变化之时，法德战争爆发了(1870年)。法国在苏丹的失败导致了第二帝国的覆灭。1871年成立了共和国并建立了国防政府，此后，法国开始实行共和国议会制。
波拿巴第二帝国
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后，临时政府宣布废除各种严刑酷法，恢复新闻出版和集会自由，并开始着手改善民众的生活状况。然而，临时政府的举措相当不得力，巴黎市民群情激愤，再次起义的召唤传遍街头巷尾。
1848年6月22日，成千上万的工人涌上街头游行，抗议政府的行径。当晚，游行示威的规模越来越大，工人们一夜之间筑起了600多个街垒。陆军部长卡芬雅克紧急调集大批军队进入巴黎，全面戒备。第二天清晨，起义工人与政府军队的战斗开始了。卡芬雅克采取极其残酷的手段镇压起义。6月26日，起义工人的最后一个街垒被攻陷。卡芬雅克随后开始了大清洗，枪杀了1万多名工人，他因此得了“六月的屠夫”的恶名。
镇压起义后，卡芬雅克受命改组内阁01848年l1月，制宪议会通过了第二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法国为议会制共和国，总统的权力被扩大，享有官员任免权、军队支配权等广泛权力，且不受议会约束。提升总统权力的决议是卡芬雅克一手操纵的，他认定自己能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但在同年l2月的总统选举中，自以为稳操胜券的卡芬雅克落败了，平自给当选的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做了嫁衣。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曾因反对七月王朝被下狱，后越狱逃跑，二月革命爆发后回到巴黎。路易·拿破仑之所以能在选举中异军突起，一方面是借了伯父拿破仑一世的名声；另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群众对“六月的屠夫”卡芬雅克深恶痛绝。12月20日，路易，拿破仑宣誓就职，顺利地当上了共和国的总统。尽管心怀野心，可他还是知道称帝的时机尚未成熟。他压抑住对权力的渴望，吸收不同党派分子入阁，组建了一个几乎令所有政治力量都满意的政府。在他的政府里，温和共和派、波拿巴派和秩序党（由波旁王朝与七月王朝君主派组成的）三足鼎立。在短短的几年中，路易·拿破仑巧妙地利用分化、瓦解政策，运用各种手段打击其他政治势力，逐一将温和共和派和秩序党清除出内阁。为了赢取民心，他广施善意，以“人民利益代表者”的形象博得了民众的支持。现在，他面临的最后障碍就是宪法中关于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的规定了。按照宪法，他的任期将于1852年5月届满，如果不在此之前发起行动，他的所有努力将功亏一篑。
1851年初，路易·拿破仑指使其党羽在全国掀起了要求修改宪法的请愿运动，并且得到了不少人的拥护。修宪议案提交议院进行表决时，因反对者超过1/4被否决。表面上看，路易·拿破仑遭到了挫折，实际上却夺得了主动权，因为虽然有不少人反对，但更多的议员是赞成的，况且绝大多数的省议会都支持他修宪。
不久，感到时机已成熟的路易·拿破仑决定发动政变。他将时间选在12月2日，那是拿破仑时代奥斯特利茨战役纪念日。当日凌晨，他派兵迅速占领了立法议会所在地，逮捕了多名共和派和秩序党的领袖。当巴黎人民清晨上街时，看到街头神情紧张的警察和公告时，才知道发生政变了。虽然有零星反抗，但都未成气候便被支持路易·拿破仑的军队镇压了。反对路易·拿破仑搞独裁的人不是被逮捕就是被流放，著名文豪雨果就是其中之一，他被迫在国外流亡长达l9年之久。
政变后，路易·拿破仑并没有马上建立帝制，而是逐渐将共和国改造为帝国。他先下令将国旗的旗徽改为鹰徽，以象征拿破仑帝国；又于1852年1月14日颁布了以共和八年宪法为蓝本制订的新宪法，将总统任期改为10年，并赋予总统独揽一切的权力。同时，在他的指示下，报纸上铺天盖地充满了各地人民要求路易·拿破仑称帝的消息。
1852年11月，他号召公民就是否赞同恢复帝制进行投票，结果绝大多数人投赞同票。12月2日，帝国正式建立，史称法兰西第二帝国，路易·拿破仑称拿破仑三世。12月30日，参议院将略加修改后的1月14日宪法确认为第二帝国宪法。宪法规定皇帝享有全部行政权，所有官员皆由皇帝任免，并需对皇帝宣誓效忠；司法以皇帝名义实施；议会的功能被参议院、国务会议和立法团代替，这三个机构名义上保有独立，事实上都是皇帝的傀儡机构而已。
拿破仑三世将专制独裁统治发挥得淋漓尽致，所谓的国家机构只不过是执行他意志的工具。他建立了一支只效忠于他的近卫骑兵军，大力扩充军队、警察与宪兵，并指使秘密警察和宪兵监视官员和平民，一发现可能威胁其统治之事，即可不经审判进行抓捕。他还限制新闻自由，取消所有政治性俱乐部，禁止结社和集会。
1858年1月14日，拿破仑三世和皇后在前往巴黎歌剧院的路上，遭到了3名意大利人的炸弹袭击，结果造成8人死亡，上百人受伤。拿破仑三世大难不死，立即以保障安全为借口，下令严厉打击政敌。2月19日，他批准通过了《安全法》，该法规定，反对皇帝和政府的分子可不经审判即被投入监狱或流放海外。《安全法》出台后，法国国内的白色恐怖活动达到了顶点。
皇帝的独裁招致了不同政见者和人民的不满。眼见反对势力越来越大，拿破仑三世见好就收，开始改变统治策略，从高压统治转而采取软硬兼施的“自由化”政策。
1859年8月15日，拿破仑三世以纪念拿破仑一世诞辰90周年为由发布赦令，大赦在押的政治犯和被流放者。1860年11月，他宣布扩大参议院和立法团的权力，不久又宣布未经立法团通过，政府不得私自追加预算。1864年5月25日，参议院宣布经批准后允许工人罢工和结社。1867年1月通过的法令规定，两院有权对政府的方针政策提出质询。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形势所迫，皇帝的权力被逐步削弱了。
尽管拿破仑三世将诸多“自由”加予政府，甚至连反对派也欢欣鼓舞地认为“帝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强大了”，但是他对工人一点也不心慈手软。自从六月起义中工人遭到残酷镇压后，工人运动陷入了低潮期，然而法国工人为提高工资、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斗争仍接连不断。进入60年代后期，工人运动更是风起云涌。对于工人的大罢工，拿破仑三世积极派军警镇压，极力遏止工人运动的高涨势头。
称帝之前，拿破仑三世曾信誓旦旦地宣称“帝国即和平”，但他黄袍加身后的行为恰恰说明了“帝国即战争”。他终究流着波拿巴家族好战的血液，刚刚登上帝位，他便连连发动战争，试图消除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后果，重定法国疆土，大振法兰西威风。
1853年～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是第二帝国进行的第一场对外战争。这场战争起源于英国、法国和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争夺。当时俄国企图吞并已经腐败衰退的奥斯曼帝国；但英国为了阻止俄国向西推进，却竭力希望保持奥斯曼帝国的表面独立。利益权衡之下，法国决定和英国联手，共同对付俄国。1853年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击败了俄国。1856年，参战国在巴黎举行和会，签订了条约。法国虽然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但也因此重新确定了在欧洲的优势，拿破仑三世本人的声望随之迅速升高。
克里木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拿破仑三世便密谋联合意大利的撒丁王国反对奥地利。1858年12月，拿破仑三世与撒丁国王签订协定：法国援助撒丁王国驱逐入侵的奥地利，作为交换条件，撒丁将萨伏依和尼斯割让给法国。次年4月，法国派兵越过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境内。法撒联军势如破竹，大败奥军。6月，双方在索尔费里诺展开大会战，奥军溃败。此时，统一意大利已是指日可待，拿破仑三世却背信弃义，独自向奥地利提出停战，并最终与奥地利媾和。如此一来，拿破仑三世既削弱了奥地利的力量，又阻止了意大利的统一和强大。
拿破仑三世除了与欧洲各国争夺霸主地位之外，还在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发动了一系列殖民战争，攫取了大量财富和殖民地。通过大规模殖民扩张，到1870年，法国成为世界上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大殖民帝国。法国的殖民扩张战争所向披靡，唯一的例外是对墨西哥的远征。1863年，法国远征军攻占了墨西哥首都，推翻了墨西哥政府，建立帝制，立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为皇帝。四年后，在墨西哥人民的抗争和美国的威胁下，法军被迫撤出墨西哥，马克西米利安大公被处决。法国损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却一无所获。
远征墨西哥的失败使第二帝国遭受了重大打击，更加严重的是，帝国内部也陷入了困顿之中。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再度爆发，阶级矛盾升温，工人运动此消彼长。反对派的力量迅速壮大，咄咄逼人地攻击帝国和皇帝。
此外，拿破仑三世在外交上的长期树敌也结出了恶果。奥地利王室因马克西米利安大公的被杀仇视他。曾被他从背后捅了一刀的撒丁王朝在意大利战争后不久即统一了意大利。路易·拿破仑非但没有阻止意大利的统一，反而惹来了一个虎视眈眈的强敌。他同意在普鲁士统一德国的普奥战争中保持中立，以求得到部分领土，谁知却被戏弄了一把。普鲁士胜利了，法国一无所得，只得到了一个强邻。拿破仑三世在国际上脸面大失。
帝国在外交上接连受挫，国内危机重重，为了摆脱困境，拿破仑三世决心孤注一掷，对普鲁士开战。
普法战争
普奥战争刚结束，拿破仑三世便迫不及待地派出使者，希望普鲁士兑现战前请求法国保持中立时许下的诺言，要求占领比利时和卢森堡。接待法国使团的是时任普鲁士首相的俾斯麦。对于曾经许下的诺言，他压根没想过实现，不过他没有直接拒绝，而是耍了个花招，以“请示国王”为借口让法国使者将此事写成备忘录。使者不知是计，当即照办了。
“铁血首相”俾斯麦没有把备忘录呈给国王，而是当成特殊的“礼物”送给了英俄两国，试图挑起他们和法国的矛盾。获悉这件事后，拿破仑三世暴跳如雷，立誓要灭掉普鲁士的嚣张气焰。
法国与普鲁士的战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交战的双方都想打这场仗。拿破仑三世除了报仇雪恨之外，更希望转移国内焦点，化解危机，同时阻止普鲁圭统一，以达到称霸欧洲大陆的目标。而普鲁士早就对法国矿产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觊觎不已。俾斯麦旱有心发动战争，只是苦于找不到出师之名而已。从1868年开始，两国都积极地展开备战活动。
西班牙王位继承权问题成为了普法战争的导火线。1868年，西班牙爆发革命，推翻了女王的统治。王位空缺，俾斯麦见有机可图，就以重金贿赂西班牙临时政府的实权人物，拥护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的堂弟、西班牙、女王的女婿利舆波德亲王为王。如果俾斯麦的阴谋得逞，法国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拿破仑三世立即向西班牙和普鲁士提出抗议，英、俄、奥等国也纷纷表示反对。在众国的压力之下，普鲁士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想法。拿破仑三世还是觉得不放心，又命令法国驻普大使觐见普王威廉一世，要求他保证普鲁士王族今后不得继承西班牙王位。这个过分的要求理所当然遭到了威廉一世的拒绝。事后，威廉一世将会晤内容电告俾斯麦。急于挑起战争的俾斯麦改动了电文内容，使其带有侮辱法国之意，并将电文公诸报端。拿破仑三世看到电文后像一头暴躁的公牛般冲向俾斯麦设下的“红布”。1870年7月1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
拿破仑三世决定先发制人，发动突袭，短时间内击败普鲁士。但普鲁士早有准备，俾斯麦从来不打没有把握的仗，他迅速调动军队，布置在边境严阵以待。7月下旬，拿破仑三世携皇子亲赴前线指挥，麾下的麦克马洪元帅和巴赞元帅各率一支大军，皇后欧仁妮留在巴黎摄政。
刚一宣战，训练有素的普军很快投入战场法国却反应缓慢，调动混乱。8月2日，法军刚刚攻入普鲁士边境，便遭到了普军的迎头痛击。8月4日，普军转入反攻，法国大军还没有集结完毕，普军已经攻破了法国的门户。8月6日，麦克马洪指挥的军队在法国东北边境被普军重创，法军被迫撤退，阿尔萨斯省沦陷。同日，普军同另一支法军在斯皮塞伦交火，普军大胜，结果东部洛林省也为普军占领。法军全线溃败，普军乘胜追击，战场全部转入法国境内。
拿破仑三世大惊失色，将帅印交给巴赞，匆忙后撤。巴赞率领的法军经过激战后，最终被围攻在梅斯要塞里。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本想支援梅斯，但遭到普军的围堵，不得不退到色当。自8月30日起，普军用大炮猛攻色当，法军伤亡惨重，将士斗志渐失。9月1日，普军再次发起猛攻。当天下午，拿破仑三世在色当城头竖起白旗投降，史称“色当惨败”。9月2日，拿破仑三世会见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正式签署了投降书。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等将领及10万法军全部成为普军俘虏。
9月3日，拿破仑三世向巴黎发去电文“军队已被击败，我和全体官兵都已成为俘虏。”巴黎哗然，皇帝投降点燃了巴黎市民内心早已到达燃点的怒火，他们纷纷行动起来，示威游行。
普法战争的结果几乎打破了法国人既有的或者希望拥有的一切希望。法国自黎塞留时代以来借助中欧的分裂得以干涉中欧事务甚至左右整个大陆的优势。当它强大的时候，它可以称霸欧陆，如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当它衰弱的时候，它也足够自保，如路易十五和路易菲力普；因此法国在过去时代即使孤立也并不感到害怕。当普法战争结束时，法国被迫割地、羞辱的接受俾斯麦的苛刻和平时，恐惧和复仇心理就成为必然。一个统一的中欧帝国所拥有的人力、物力是法国无法比拟的，而且双方的差距只会加大。法国人认为俾斯麦会按照1815年维也纳议定书和1866年布拉格条约的精神宽待法国，结果却代价高昂。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丢失不仅意味着国土的分割、资源的流失，而且孚日山脉为界的新国境意味着法国单独用军事手段收回失地的可能性因为地理条件几乎不可能，同时法国还需要建设大量的防御设施来面对德国可能的再次入侵。从短时间看来，法国虽然积极寻求复仇，但不可能单独向德国摊牌。
俾斯麦的精确棋局创造了一个统一的中欧帝国，但是德意志的沉重历史包袱导致这个帝国需要一整套无先例可寻的治国方略。是日尔曼帝国还是德意志帝国，俾斯麦选择了后者，可是以威廉I为首的旧普鲁士贵族更珍惜普鲁士的名号与荣誉。俾斯麦需要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整合这个新帝国。帝国内部的差异如此之大，而一个统一国内市场又具有的繁荣前景使得德意志帝国需要花很大力气消化胜利果实，对法国的政策只能是维持《法兰克福条约》的现状。
巴黎公社
法战争的惨败导致了拿破仑三世的下台，随后成立的国防政府屈辱地向普鲁士投降，愤怒的巴黎人民集结起来，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国防政府的统治，临时政府宣布废除拿破仑三世，成立法兰西第兰共和国。手握兵权的巴黎总督特罗胥将军担任政府主席，此外政府成员还有以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和七月王朝保皇派。当天晚上，临时政府组建内阁，保皇党的特罗胥成为总理。当时，普法战争仍在继续，法国面临着普军的威胁。9月5日，新内阁在《致巴黎国民自卫军》公告中自称为“国防政府”，并声称它只有一个愿望：“拯救祖国”。他们所谓的“拯救祖国”的途径就是祈求欧洲列强出面调停。国防政府特地派出了政坛元老梯也尔出马，这位在政坛几起几落、每次都能成功东山再起的梯也尔跑遍了欧洲各国，最终也只能铩羽而归。因为欧洲强国如果看不到利益，是不会轻易插手的。
而此时，普军已经兵临城下。色当惨败后，普军**。由于国防政府的消极抵抗，9月18日，普军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完成了对巴黎的重重包围。手握筹码的俾斯麦同意和谈，国防政府大喜过望。然而普鲁士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即使是迫切需要和谈的国防政府也不敢答应。
巴黎被包围了。尽管甘必大冒险乘热气球到外省寻求援兵，尽管巴黎市民组建了30万人的国民自卫军不断进行突围战，然而坚守梅斯要塞的巴赞元帅的投降，国防政府的软弱无能，让巴黎的突围看起来是那么无望。
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官加冕为德意志皇帝，建立了德意志第二帝国。1871年1月23日，国防政府与德国展开和谈，1月28日，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协定规定了停火时间及双方的停火线；命令巴黎交出全部防御工事和大批武器弹药；驻扎巴黎的军队除了保留一个师以“维持秩序”外，其余全被宣布为战俘；法国必须在3周内选出国民议会，进行正式的谈判。
根据协定，国民议会于2月8日进行选举，新选出的国民议会任命梯也尔为政府首脑。2月28日，梯也尔和俾斯麦分别代表两国签署了预备和约。和约规定法国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大片领土给德国，并赔款50亿法郎。国民议会就是否批准这一和约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许多愤慨的议员投了反对票，阿尔萨斯、洛林两省的议员甚至以退席表示抗议。但是一切都是于事无补，和约仍然是以多数票赞成通过了。
消息一传出，丧权辱国的条约激起了巴黎人民的熊熊怒火。梯也尔为了镇压可能爆发的起义，陆续从外省调集军队进入巴黎。此时，国民议会又通过了一系列不太高明的决定：迁都至凡尔赛；取消大多数国民自卫军的军饷；废除房租的延期缴纳，债权人有权要求立即收回到期债务。议会的决定将巴黎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推向了赤贫和破产的边缘。
3月17日晚，梯也尔派兵偷袭蒙马特尔高地，企图解除国民自卫军的武装，结果被市民发现，由此引发了巴黎人民起义。3月18日，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巴黎人民爆发了轰轰烈烈的起义，并迅速占领了市政厅等政府机关。梯也尔政府见势不妙，急忙逃往凡尔赛。
起义胜利后，成为临时革命政府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宣布进行民主选举。3月28日，由各区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的巴黎公社庄严宣告成立。当天，大约20万国民自卫军战士和普通市民欢聚在市政厅广场上，庆祝自己政府的成立。主席台上放置着共和女神雕像，广场四周红旗招展，间或也有几幅镶上红边的三色旗。在乐队奏完《马赛曲》与《出征歌》之后，也被选入公社委员会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朗维埃高声宣布：“我以人民的名义，宣告公社成立了！”“现在，中央委员会将政权交给公社。”顿时，广场上礼炮轰鸣，“公社万岁！”的口号响彻空中。
巴黎公社建立伊始，就力求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它在3月29日发布的第一号公告中明确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的政权”，“凡尔赛政府及其附庸发出的命令或通告，今后对国家各机关的职员，一律无效”。同日，公社在另一项公告中又宣布，废除征兵制，国民自卫军为唯一军事力量，它由一切能服军役的公民组成。该公告同时规定：“除国民自卫军外，任何军事力量，均不得建立或调入巴黎。”紧接着，公社又陆续宣布取消旧的警察机构，解散原有的军事法庭，关闭塞纳省民事法庭。
与此同时，公社也力求建立新的国家机器。为了更好地发挥自己作为全国最高立法--行政机关的职能，它建立了直属公社的10个委员会，执行、财政、军事、司法、治安、粮食、劳动、工业与交换、对外关系、社会服务与教育，由它们具体分管各个方面的日常工作。公社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实行了民主集中制。在委员会内部，从来不存在绝对权威。委员们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提出建议，展开讨论，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决议。公社严格要求自己的工作人员成为“为人民服务”的社会公仆。为了使社会公职不再被“当作肥缺来钻营和授予”，公社废除了国家机关的高薪制，高级官员的特权也被取消。根据规定，担负最高行政领导职务的公社委员的年薪不过6000法郎，“大体上其相当于巴黎较好行业中一个聪明勤劳的优秀工人的工资”。更有甚者，公社后来还颁布法令，禁止兼职兼薪。公社在改善广大劳动群众，尤其是工人的生活状况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并且还在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领域进行了一些改革。
梯也尔在派兵去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时，曾亲往凯道赛的外交部大楼督战。由于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和普通民众奋起反抗，梯也尔惶惶如丧家之犬逃出了巴黎。惊魂甫定的他一回到凡尔赛，就立即策划对巴黎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为了加紧拼凑镇压大军，他向各省发出电报，要求增派援军，但征集到的军队寥寥无几。于是，梯也尔乞求俾斯麦施以援手。3月28日，也就是在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的那一天，根据法德双方在卢昂签订的协定，德国同意梯也尔把法国军队的人数从4万增加到13万，允诺交还法国战俘（共达10万人），并准许梯也尔利用这些战俘与公社作战。从4月2日起，凡尔赛军队开始向巴黎进攻，遭到了公社社员们的英勇反击。4月中旬，随着战斗的日趋激烈，双方的损失也与日俱增。这时，共济会等团体曾想出面调停。但一心想要制服巴黎的梯也尔拒绝了一切调停。而公社方面也毫不示弱，明确宣布：“调停即反叛。”愤怒的公社战士们扣押甚至杀死了一批人质，还把坐落在圣乔治广场的梯也尔私宅夷为平地。
虽然巴黎公社的战士们在反击凡尔赛军队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罕见的英勇精神，但及至5月中旬，形势对公社来说已极为严峻：首都的粮食供应由于巴黎被严密封锁而困难重重；对防护巴黎至关重要的一些炮台相继落入敌手；本来就不多的弹药即将告罄……。尽管如此，当梯也尔穷凶极恶地发出最后通牒时，英勇的巴黎人民丝毫也没有想到向敌人投降。
5月21日下午，在隐藏在巴黎的内奸的接应下，凡尔赛军队从未曾设防的圣克鲁门冲进了巴黎市区。由此，“五月流血周”开始了，公社社员们筑起了数以百计的街垒，与杀红了眼的敌人展开了殊死战。战斗一直持续到5月28日。最后的激战发生在拉雪兹神父公墓的墓碑之间。在这里，约200名公社战士同5000名凡尔赛军队的官兵浴血奋战。他们中的最后一批人在墓地东南部的围墙下被集体枪杀。此段围墙的内侧后来被称为“公社战士墙”。
在“五月流血周”中，整个巴黎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但在战火熄灭后，梯也尔仍然在巴黎大开杀戒。有两万人未经法庭审判被杀害或枪决，此外，1万3干人被判处流放阿尔及利亚或新喀里多尼亚。与巴黎公社有关的镇压活动一直延续到1874年。不过，巴黎公社社员们并没有被反动当局的屠刀所吓倒。他们在监狱、法庭、刑场或流放地以大无畏的精神充分表现出了自己的凛然正气。公社失败后不久，担任过公社委员的著名工人诗人欧仁·鲍狄埃满腔悲愤地写下了不朽的诗篇《国际》。17年后，法国工人作曲家狄盖特为这首诗作谱了曲。从此，《国际歌》就成了一首被全世界无产阶级世代传唱的战歌。诚然，巴黎公社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的象征意义和激励作用不容低估。不过，我们也要看到，巴黎公社的失败毕竟使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了巨大损失。他们当中最优秀的战士有的牺牲，有的坐牢，有的流放。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损失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弥补。
曾对巴黎公社作过深入研究的法国历史学家雅克·鲁热里认为，公社是法国在“19世纪的最后一次革命，是19世纪法国的革命史诗的顶点和终点”。需要补充的是，公社也是巴黎史诗的顶点和终点。随着它的失败，巴黎通过革命迫使全法国接受新制度的时代被画上了句号。从此，巴黎不再是爆发革命的中心，它也不再迫使外省接受自己的革命法令。
资产阶级共和制确立
巴黎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迁回巴黎。梯也尔是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但是在君主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看来，他却是带来和平奇迹的“救星”。在一片歌功颂德中，梯也尔登上了共和国总统的宝座。
梯也尔是一个颇有才干的人，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较为深入人心的举措。他发行公债，筹得大量资金提前支付了赔款，从而使普军提前18个月撤出法国领土。同时，他还在整顿军队、改组国家机构、恢复经济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作用。
但当梯也尔的声誉达到顶点时，他和君主派的矛盾也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自从七月王朝倒台后，身为王朝重臣的梯也尔见风使舵，看到共和制对他有更大的好处，便极力鼓吹共和制。这让君主派很不满，他们将梯也尔视为了眼中钉，恨不得拔之而后快。法国付清赔款后，他们认为梯也尔的利用价值已经消失了，于是迫不急待地动起手来。5月24日，控制了议会的君主派把梯也尔弄下台。梯也尔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当晚，倾向君主派的麦克马洪元帅宣誓就任总统。
君主派有两个系别，分别是以路易·菲利普的孙子巴黎伯爵为首的奥尔良派和查理十世之孙尚博尔伯爵为首的正统派。为了顺利实现复辟，两派打算联手。起初，双方的谈判还比较顺利，协商后决定一旦恢复君主制，先由年长的尚博尔伯爵登基，待他去逝后由巴黎伯爵继位。然而没过多久，事态急转直下，尚博尔伯爵突然宣布不会放弃“亨利四世的旗帜”。所谓“亨利四世的旗帜”指的是象征波旁王室的白旗，而巴黎伯爵坚决主张使用三色旗。因为旗子的颜色问题，两派的和解搁浅了，这让当时许多君主派人士捶胸顿足。
正当君主派内部矛盾重重之际，共和派的影响却逐渐扩大。同时，此前被两派忽略的波拿巴派也已兴起。拿破仑三世当时虽然已死，但是其独子已成年，波拿巴派打出“皇太子”这张牌，意图复辟帝国。波拿巴派的坐大之势，对君主派和共和派产生了威胁。利益权衡之后，两派携手合作，试图遏制波拿巴派的势头。
1875年1月30日，确认共和制为正式政体的宪法修正案在议会以1票的微弱优势得以通过。这项修正案表意模糊不清，没有明确宣布建立共和制政体，因此被戏称为“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国”。同年2至7月，议会先后通过了三项宪法性法律：《关于参议院组织的法律》、《关于政权组织的法律》、《关于政权机关间组织的法律》。这三个法律文件统称为1875年宪法，亦称第三共和国宪法。第三共和国宪法是法国宪法史上绝无仅有的最简单、最经验主义的一部宪法。它一无序言，二无理论说明，所有法律都仅限于分别阐述各个机构的选举、组成、职权以及它们相互间的关系。
第三共和国宪法确定了“两院制”，由间接选举产生的参议院的权力和组成有宪法效力，其地位远高于由普选产生的众议院。同时，它又赋予总统极大的权力，包括任命军政要员，在参议员赞同下解散众议院等等。显然，这部宪法是共和主义与君主主义妥协的产物。因此，它是在一片冷漠中通过的：议员们既无热情，又无掌声。在温和的君主派眼里，这是他们无可奈何地接受的共和国，是“较小的坏事”；而在温和共和派眼里，这是一个与其设想的宪政计划相去甚远的“妥协的共和国”，它还需要大力改造。
1875年12月31日，君主派占多数的本届国民议会在完成其使命后自动解散。在此前后，共和派在参议院75名终身议员的选举和众议院议员的选举中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由此，君主派在参议院只占微弱多数，而众议院则被共和派掌握了压倒多数。不过，共和国总统仍然是那位要到1880年才任期届满的君主派元帅。就这样，在这个“从窗缝潜入的共和国”的政治舞台上，呈现出以代表保守势力的总统与参议院为一方，以共和派占压倒多数的众议院为另一方的对峙局面。
1876年3月8日，新选出的参议院正式集会。按照议会制惯例，众议院或下院中多数派首领是内阁总理的当然人选。但麦克马洪却无视这一点，拒不授命作为共和派首领的甘必大组阁，反而从奥尔良派左翼中挑了一位年近八旬的老翁杜福尔当内阁总理。与此同时，麦克马洪还以政局需要为名，责令杜福尔保留前任内阁中的外交部长和陆军部长的职位（两人皆为君主派）。受制于总统的杜福尔内阁上台伊始，就受到众议院共和派多数和参议院君主派多数的左右夹攻。在处处碰壁、无所适从的窘境中硬撑了半年多后，杜福尔被迫在同年12月初交出权柄。
12月13日，麦克马洪责成温和共和派茹尔·西蒙组阁。总统之所以要西蒙组阁，一则是因为他觉得西蒙比较温顺，容易控制；二则是因为西蒙与甘必大素有嫌隙，可借此加深共和派内部的矛盾与分裂。当然，从客观上说，任命西蒙也是君主派总统对众议院共和派多数作出的无可奈何的让步。以共和派身份执掌内阁，西蒙堪称第三共和国史上的第一人。
应当承认，西蒙是一个不乏小聪明的政治家，他在议会两院亮相时的不同表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当他站在众议院的讲坛上时，他先是大声标榜：“我完全是一个共和派”，继而又小声补充道：“也完全是一个保守派。”反之，在参议院的讲坛上，他先是低声说道：“我完全是一个共和派”，然后又立即拉直嗓门表白：“也完全是一个保守派。”然而，虽然西蒙机灵有余，但一心想走中间道路的他不仅未能左右逢源，反而受到两面夹击：君主派因为西蒙内阁在众议院多数派的压力下实施了许多有利于共和派的政策而对西蒙愤愤不平；共和派则因为西蒙反对教权派势力不力而对他横加指责。
当时，教权派肆无忌惮地掀起了旨在颠覆共和国的新浪潮。在这种情况下，甘必大在1877年5月4日在议会发表重要演说，严正警告教权派：“你们要么不做法国人，要么服从法律。”甘必大还引用其朋友的一句话来结束此次演讲：“教权主义，这就是敌人。”在这一随即传遍全法国的著名演说的推动下，众议院的共和派多数迫使西蒙接受了一项议程，谴责“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的活动”。
素来以保护教会为己任的麦克马洪在读了甘必大的演讲稿后大动肝火，而这一议程的通过则更使他暴跳如雷。于是，他不仅准备向甘必大为首的共和派反击，同时也决定与在他眼中已沦为甘必大同谋的西蒙分手。5月16日，麦克马洪致函西蒙，责备他对共和派采取纵容态度和在众议院面前软弱无能，并强调他作为总统要对国家负责。麦克马洪还向西蒙宣称，他“宁肯被推翻，也不愿受甘必大指挥”。
西蒙接信后被迫辞职。一个共和派内阁就这样被一位君主派总统逼下了台。此事史称“5·16危机”。“5·16危机”的发生拉开了君主派向共和派反攻倒算的帷幕。5月17日，麦克马洪任命布罗伊再度组成君主派内阁，并让波拿巴派核心人物富尔图担任内政部长这一要职。面对君主派的反扑，众议院的363名共和派议员以惊人的一致对布罗伊内阁投了不信任票。麦克马洪见众议院不肯就范，在按宪法规定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于同年6月22日悍然解散了众议院。当此令下达时，甘必大充满自信地说道：“离开时，我们是363人；回来时，我们将是400人！”尽管在共和派眼中，麦克马洪的作为无异于政变，但平心而论，他的作法确实不乏法律依据，可以说，“5·16危机”既是共和派与君主派两大势力斗争的缩影，也是在国家制度上议会制与总统制之争的反映。
新众议院的选举定于10月14日举行。由于共和派和君主派都知道，这次普选是双方一决雌雄的最后机会，故竞选是在异常激烈的气氛中进行的。君主派利用其执政地位，动用巨资开展攻击共和派和支持君主派势力的宣传攻势，甚至不惜采用行政、司法等高压手段，肆无忌惮地打击共和派势力，如撤换了1743名共和派市长，解散了613个支持共和派的市镇议会。在君主派的嚣张气焰面前，共和派也毫不示弱。同时，他们也比任何时候都更为紧密地团结在甘必大周围。至于共和派无可争辩的首领甘必大，此时则比任何时候都更像“民主政体的旅行推销员”。在他卓有成效的组织领导下，共和派获得了此次众议院选举的胜利。
1877年11月7日，新众议院集会。甘必大担任了众议院议长。面对选举失败，心有不甘的一些君主派分子曾打算发动一场真正的政变。他们中有人甚至扬言：“只需一个指挥得当的营，便能奇妙地弥补宪法的缺陷。”不过，深知大部分官兵已倾向共和制的麦克马洪没有这样做。12月13日，共和派再次组阁，夺回了行政权。第二年1月，共和派又乘参议院三分之一议员改选之机，赢得了参议院的多数。
1月30日，见大势已去的麦克马洪被迫辞职，提前一年结束了他的总统生涯。在其辞职后，共和派格列维当选总统。至此，众参两院、内阁、总统职位已尽数被共和派掌握，共和派全面胜利的格局已然形成。令人回味无穷的是，议会两院还作出了几项极具象征意义的重要动议：将国家机关从凡尔赛迂回巴黎；《马赛曲》定为法国国歌；7月14日定为国庆节。这些动议的通过与实施表明：尘埃已经落定，资产阶级共和制在法国的大地上最终确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