Бэла 贝拉

我乘驿车离开了梯弗里斯。车上的行李只有一个不大的皮箱,其中一半装的是格鲁吉亚旅行笔记。算诸位走运,这些笔记大部分后来都丢失了;算我走运,皮箱和里面的其他东西都完好无损。

我乘驿车进入科叔尔山谷的时候,太阳已经开始向白雪皑皑的山峦后面落了。赶车的奥塞梯人一个劲儿地赶马,要在天黑之前爬上科叔尔山,并且放开喉咙唱起歌儿。这山谷真是一片好地方!四周都是高高的山峰,红红的岩崖上挂满翠绿的常青藤,崖顶上是一丛丛悬铃木;黄黄的峭壁被流水冲出一道道印子;高处,远远望去,积雪像一条条金光闪闪的流苏;下面,阿拉格瓦河同雾蒙蒙的、黑黑的峡谷里奔腾而出的一条无名小河汇合之后,像—条银线似的延伸开去,闪闪发亮,像蛇晃动着满身的鳞。

我们来到科叔尔山脚下,在一家小饭馆门前把马车停住。这儿闹哄哄地聚集着一二十个格鲁吉亚人和山民;附近还有一帮骆驼客商停下来过夜。我得添雇几头公牛,好把我的马车拉上这座该死的大山,因为已经是秋天,路上有了薄冰,而且这段上山的路有两俄里长。

没办法,我雇了六头公牛和几个奥塞梯人。一个奥塞梯人把我的皮箱扛在肩上,另外几个人就帮着牛拉车,不过几乎只是吆喝吆喝。

在我的马车后面,四头牛拉着另一辆车,轻松得像没事儿似的,尽管那车装得满满的。这使我感到惊愕。那辆车的主人跟在车后面,嘴里叼着小小的卡巴尔达镶银烟斗。他身穿没有肩章的军官服,头戴毛茸茸的契尔克斯皮帽。看样子他有五十岁上下;他那黑黑的脸色表明这张脸跟外高加索的阳光结缘已久,那早早白了的胡子却跟他那矫健的步伐与精神抖擞的样子很不相称。我走到他面前,鞠了个躬;他一声不响地向我还了礼,并且吐了一个老大的烟圈儿。

“看样子,咱们是同路的吧?”

他又一声不响地点了点头。

“您想必是去斯塔夫罗波尔吧?”

“是的……押送东西。”

“请问,您的车这样重,为什么四头牛拉着毫不费劲儿,我的车是空车,六头牛拉,还有这几个人帮忙,走起来却这样吃力?”

他调皮地笑了笑,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

“您来高加索想必不久吧?”

“将近一年。”我回答说。

他又笑了笑。

“怎么啦?”

“没什么!这些家伙狡猾透了!您以为他们吆喝是帮忙吗?鬼知道他们吆喝的是什么!牛倒是懂得他们的意思;哪怕您套上二十头牛,只要他们这么一吆喝,牛就一步也不动了……全是狡猾透顶的骗子手!拿他们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就喜欢敲诈过路人的钱……糊弄人糊弄惯了!您瞧着吧,等会儿还要向您讨酒钱呢。我可是知道他们那一套,他们别想糊弄我。”

“您在这儿当差已经很久了吗?”

“是啊,我当年来这儿,还是在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1]麾下。”他挺了挺胸脯,回答说。“他来边防视察的时候,我是少尉。”他补充说,“我在他麾下,因为讨伐山民有功,升过两级。”

“那您现在呢?……”

“现在在第三边防营。请问,您呢?……”

我就对他说了说。

谈话就此结束,我们肩并肩一声不响地继续赶路。到了山顶,我们踏着积雪往前走。太阳落山了,黑夜紧接着白天降临,连间歇也没有,在南边通常都是这样;不过,借着积雪的反光,我们很容易看清道路,道路依然是上坡路,虽然已经不那样陡了。我吩咐奥塞梯人把皮箱放到车上,把牛卸了,把马套上,并且最后一次回头望望下面的山谷,可是从峡谷里像波浪一般涌出的滚滚浓雾把整个山谷完全遮住,而且也没有一点声音从那边传到我们的耳际。几个奥塞梯人果然闹哄哄地把我围住,向我要酒钱;但上尉声色俱厉地对他们大喝一声,他们一下子就跑开了。

“这些家伙就这样!”他说,“连俄语‘面包’都不会说,却会说:‘老总,赏几个酒钱!’我觉得,连鞑靼人也比他们好些,至少鞑靼人不是酒鬼……”

离驿站还有一俄里左右。四周一片寂静,静得可以根据蚊子的嗡嗡声知道蚊子往哪儿飞。左边是黑黝黝的深谷,峡谷那边以及我们的前方,一道道暗蓝色的峰峦如一条条波浪,披着一层层积雪,矗立在还留着晚霞余晖的苍茫天际。星星开始在黑糊糊的天空闪烁,奇怪的是,我觉得这儿的星星比我们北方的星星高得多。道路两旁是一块块光秃禿的黑黑的岩石;有的地方积雪中露出几丛树棵子,不过没有一片枯叶响动,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候,听到三匹困倦的驿马打响鼻声和俄罗斯铃铛不均匀的响声,是很惬意的。

“明天准是好天气。”我说。

上尉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用手给我指了指矗立在我们正前方的一座高山。

“怎么啦?”我问。

“古得山。”

“那又怎么样?”

“您瞧,在冒烟呢。”

确实不错,古得山在冒烟。山两边升起一缕缕薄云,山顶上却横铺着一片黑云,漆黑漆黑的,在黑糊糊的天空中像一片墨迹。

我们已经望得见驿站和驿站周围石头房子的平顶,点点灯火已经在我们面前亲切地闪烁,忽然吹来一阵潮湿的冷风。峡谷里嗡嗡响起来,接着就下起小雨。我刚刚披起斗篷,就下起雪来。我怀着敬意对上尉看了看……

“咱们只好在这儿过夜了。”他懊丧地说,“这样的风雪天,可不能翻山越岭。怎么样?”他问车夫,“十字架山是不是有过雪崩?”

“没有过,老爷。”赶车的奥塞梯人回答说,“可是雪有好多,好多,眼看着要往下落。”

因为驿站里没有供旅客住宿的房间,就把我们领到一座烟气腾腾的石头房子里过夜。我请我的旅伴一起喝茶,因为我随身带了一把铁茶壶——这是我在高加索旅行期间仅有的一点乐趣。

这座石头房子有一面是岩壁,门口有三级又滑又潮湿的台阶。我摸索着走进来,撞在一头母牛身上(这地方的人拿牲口棚当下房)。我真不知道往哪儿去才好:这边有几只羊在咩咩叫,那边有一条狗呜噜呜噜发牢骚。幸亏这时旁边有一缕模糊的亮光一闪,让我看到一个很像门的洞孔。眼前出现了十分有趣的场面:一间宽大的石头屋子,屋顶用两根熏黑的柱子撑着,屋子里挤满了人。屋子中央就地生起一堆火,火噼啪响着,风把烟从屋顶的窟窿里倒灌进来,整个屋子里烟气腾腾,我老半天看不清周围的东西。火堆旁边坐着两个老婆子、好几个孩子和一个瘦瘦的格鲁吉亚男子,全都穿得破破烂烂的。没办法,我们也在火堆旁坐下来,抽起烟斗,不一会儿,茶壶也亲切地咝咝叫起来。

“这些人真可怜呀!”我指着一声不响、愣愣地望着我们的这肮脏的房东一家人,对上尉说。

“这些人再蠢不过了!”他回答说,“您可相信?他们什么也不会,什么教养都没有!还不如我们那儿的卡巴尔达人或者车臣人,那些人虽然是强盗,穷光蛋,可是都敢作敢为,这些人却对武器毫无兴趣,不管在哪一个身上连一把像样的刀子都看不到。奥塞梯人就是奧塞梯人!”

“您在车臣待了很久吗?”

“可不是,有十来年呢,我带着一连人驻扎在那儿的一个要塞里,就靠近石滩——那地方您知道吗?”

“听说过。”

“唉,我的爷呀,那些不要命的家伙叫我们伤透了脑筋。谢天谢地,如今太平些了;原来可不是这样,只要你离开寨墙一百步,就会有披头散发的魔鬼蹲在那儿守候着你。一不留神,就会遭殃:不是被套索套住脖子,就是一颗子弹打进后脑勺。可厉害哩!……”

“恐怕您遇到过不少惊险事儿吧?”我不由得动了好奇心,就问道。

“怎么会不遇到!遇到过呀……”

于是他捻起左边的小胡子,低下头,沉思起来。我非常希望从他嘴里听到什么有意思的事儿——这种心情是所有出门旅行和喜欢写作的人都有的。这时候,茶也烧好了;我从皮箱里拿出两个旅行用的杯子,倒了一杯茶,放到他面前。他呷了一口,像自言自语似的说:“是啊,遇到过呀!”这一声感叹使我产生了无限希望。我知道,在高加索住了多年的人都喜欢聊聊,讲讲什么事儿;他们难得有机会聊聊,有的人带着连队在荒野僻壤驻上五年,整整五年中没有谁对他说一声“您好”(因为司务长是说“祝您健康”)。而要聊的事儿是很多的,周围的人又野蛮,又引人好奇,天天都有危险,常常有稀奇古怪的事儿,说起来,不由得感到遗憾,我们记载的实在太少了。

“要不要加一点甜酒?”我对跟我聊天的上尉说,“我有梯弗里斯的白甜酒。现在天很冷嘛。”

“不,谢谢了,我不喝酒。”

“怎么一回事儿?”

“没什么。我发誓戒酒了。那时候我还是少尉,有一次,我们偷偷地喝了一些酒,夜里却发起警报,我们就醉醺醺地跑出去集合;阿列克赛·彼得罗维奇知道了,我们就倒霉了。天啊,他真是大发雷霆!差点儿没有按军法处置。确实也是的,一年到头闲着没事儿干,连人影子也看不到,再加上老酒一喝,一个人就完了!”

我听了这话,几乎失望了。

“就拿契尔克斯人来说吧,”他继续说下去,“每遇到婚事或者丧事,多喝上几杯酒,就要动刀动枪砍杀起来。有一回我好不容易才逃脱了。那还是在一位很友好的王爷家做客。”

“那是怎么一回事儿?”

“哦,”他装好烟斗,吸了一口,就说起来,“您听我说说。那时候我带着一连人驻扎在捷列克河那边的要塞里——这事儿快有五年了。那年秋天,有一天来了送粮车队,跟车队来的有一位军官,是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他穿着全副军装来见我,说是奉命要留在我的要塞里。他那样瘦,那样白,身上的军装又那样新,我立刻猜想到,他来我们高加索才不久。我问他:‘您是刚从俄罗斯调到这儿来的吧?’他回答说:‘是的,上尉先生。’我握住他的手,说:‘欢迎,欢迎。您在这儿会感到有点儿寂寞的,不过咱们可以过得像朋友一样融洽。哦,您干脆叫我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得了;而且,您何必这样全副军装呢?不管什么时候到我这儿来,戴个军帽就行了。’给他拨了宿舍,他就在要塞住了下来。”

“他叫什么名字?”我问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

“他叫……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毕巧林。我敢说,是一个很好的小伙子,就是有点儿怪。比如说,在风雨天,很冷的日子,他整天都在外面打猎;别人都累坏了,冻坏了,他却一点事儿也没有。可是有时候他坐在自己屋里,风一吹,就说是着凉了;百叶窗一响,就吓得打哆嗦,脸色发白。可是我亲眼看到他一个人打野猪;有时候一连几个钟头听不到他说一句话,可是等他一开口,准会叫你笑破肚子。是啊,是有些古怪,而且看样子是一个有钱的人:各种各样值钱的小玩意儿有多少呀!……”

“他跟您一起过了很久吗?”我又问道。

“一年光景。不过这一年可是我忘不了的;他给我添了不少麻烦,那就不必提了!确实,就有这样一种人,命里注定要遭遇种种不平常的事儿。”

“不平常的事儿?”我带着好奇的神气叫道,一面给他添茶。

“我就对您说说吧。离要塞五六俄里,有一位跟我们很友好的王爷,他有个儿子,十五六岁,常常骑马到我们这儿来,几乎天天来,不是为这事儿,就是为那事儿。我和毕巧林把他娇纵惯了。这是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干什么都眼疾手快:骑马飞驰中能从地上捡起帽子,打枪出手又快又准。就是有一点不好:贪钱如命。有一次,毕巧林和他开玩笑说,要是他能把父亲的羊圈中最好的羊偷出来,就给他一枚金币。您猜怎么样?到了第二天夜里,他就抓住羊角把羊拖来了。有时候,我们想法子逗他,他立刻连眼睛都红了,伸手就抓匕首。我常常对他说:‘哎呀,阿扎玛特,你早晚要倒霉,不会有好下场的!’

“有一天老王爷亲自来请我们去吃喜酒:他要嫁大女儿了,我们跟他是好朋友,所以也不好推辞,虽然他是鞑靼人,我们就去了。村子里有许多狗汪汪叫着迎接我们。女人们一看到我们都躲起来,有几个的脸我们是看清楚了的,实在说不上漂亮。毕巧林对我说:‘我原来以为契尔克斯女子要美得多呢。’我笑着回答说:‘别着急嘛!’我心里是有数的。

“王爷的房子里已经聚集了许许多多人。您要知道,亚细亚人有这样的风俗,不论遇到什么人,都要请来吃喜酒。王爷家的人十分殷勤地接待我们,把我们领到客厅里。不过,我并没有忘记留意,他们把我们的马拴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提防意外情况。”

“他们究竟怎样办喜事呀?”我问上尉。

“倒也平平常常。先是由毛拉给他们诵一段《古兰经》;然后向新郎新娘及其亲人赠送礼物;宴会开始,又吃又喝;然后开始马术表演,通常都是由一个穿着破破烂烂、满身油污的家伙骑一匹跛腿的劣马,装模作样,故作种种丑态,逗得来宾捧腹大笑。然后,等天黑下来,我们所说的舞会就在客厅里开始了。一个穷老头儿弹起三根弦的……我忘记他们管那种琴叫什么了……哦,有点儿像我们的巴拉莱卡琴。姑娘们和小伙子们面对面站成两行,一面拍手,一面唱歌。随后,一个姑娘和一个小伙子走到中央,开始对歌,其余的人一齐帮腔。我和毕巧林坐在贵宾席上,忽然主人的小女儿,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来到他面前,对他唱起……怎么说好呢?……就像是赞美歌。”

“您可记得她唱的是什么?”

“哦,好像是这样:‘我们年轻的骑士个个英俊,身上的长袍镶的是银花边,可是年轻的俄罗斯军官比他们更英俊,连身上的饰带也是金的。他在他们中间像一棵挺拔的白杨树;只是这树不在我们的园子里生长和开花。’毕巧林站起来,对她鞠了个躬,把手按在额上和胸口,请我给她回答;我懂他们的语言,就把他的答谢翻译了一遍。

“等她走开后,我小声问毕巧林:‘喂,怎么样?’

“‘美极了!’他回答说,‘她叫什么名字?’我回答说:‘她叫贝拉。’

“确实,她很美,高高的,亭亭玉立,一双黑眼睛像山羚羊的眼睛,水灵灵的,一直看到您灵魂的深处。毕巧林若有所思地一直盯着她,她也常常偷偷地看他。不过,在欣赏这位美丽的郡主的不只毕巧林一个人:另有一双直勾勾、火辣辣的眼睛从角落里注视着她。我定神一看,认出那是我的老相识卡兹比奇。他这个人,说实在的,算不上朋友,也算不上什么冤家对头。他有许多令人可疑之处,但是从未发现他在哪方面调皮捣蛋。他常常赶着羊到我们要塞里来,卖得很便宜,但从来不肯让价,他要多少,你就得给多少,少一文钱也不行。据说,他喜欢跟山贼一起上库班去,而且,说实话,他真是一副强盗相:个头儿小小的,干瘦干瘦的,肩膀却宽宽的……那股灵活劲儿,灵活得简直像魔鬼!身上的小袄总是破破烂烂的,补丁摞补丁,武器却总是银光闪闪的。他的马在整个卡巴尔达是出了名的——确实,不可能想象有更好的马了。难怪爱马的人都羡慕他,而且不止一次想偷这匹马,只是都没有偷成。那匹马的样子现在好像还在我眼前:浑身漆黑,四条腿笔直,一双眼睛绝不亚于贝拉的眼睛,那力气有多么大呀!一口气跑五十俄里没有事儿;一旦骑熟了,像狗一样跟着主人跑,连主人的声音都知道!这匹马卡兹比奇一向连拴也不用拴。就是这样一匹强盗马!……

“那天晚上,卡兹比奇比任何时候都阴沉,我一看,看出他棉袄里面穿了锁子甲。我心想:‘他不会无缘无故穿锁子甲的,准是打什么主意。’

“屋子里非常闷热,我便到外面换换空气。黑夜已经罩住山山岭岭,峡谷里飘**起一股股雾气。

“我想到给我们拴马的敞棚里去,看看有没有草料,再说,小心总不会坏事:我的马也是一匹好马,不止一个卡巴尔达人馋巴巴地看着它,说:‘好马,真是好马!’

“我顺着篱笆慢慢走去,忽然听到有说话的声音;有一个声音我立刻听清楚了:那是主人的儿子,浪**子阿扎玛特;另外一个人说得少,声音也小。我心想:‘他们在这儿嘀咕什么呀?是不是嘀咕我的马?’于是我在篱笆边蹲下来,留神倾听,竭力不漏掉一个字,有时歌声和说话声从屋子里飞出来,淹没我很想听的这两个人的谈话。

“‘你的马真是太好了!’阿扎玛特说,‘我要是能当家,家里有三百匹马的话,我情愿拿出一半来换你的千里马,卡兹比奇!’

“‘噢,卡兹比奇!’我的心里说,并且想起他的锁子甲。

“‘是啊,’卡兹比奇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就是跑遍整个卡巴尔达,再也找不到这样的马。有一次,那是在捷列克河那边,我骑着这马跟山贼一起拦劫俄罗斯马群;那次很不走运,我们只好各自逃命。我后面有四个哥萨克追来;已经听见那几个异教徒在我后面嚷嚷,前面又是一片稠密的树林。我伏在马鞍上,是死是活听凭安拉旨意,而且平生第一次用鞭子狠狠抽了马。这马就像鸟儿一样在树丛中飞驰;尖利的棘刺撕扯着我的衣服,榆树的枯枝抽打着我的脸。我的马跃过一个个树墩,用胸膛拨开了一丛丛树棵子。当时最好是在树林边把马扔下,自己躲到树林里去,可是我舍不得跟马分离——先知果然奖励了我的好心。有几颗子弹嗖嗖地从我头上飞过,我已经听见那几个下了马的哥萨克跟在后面追来……忽然在我面前出现了一条很深的沟,我的好马定了定神,便纵身一跃。马的后蹄到沟那边滑脱了,只靠两条前腿挂着身子。我撒开缰绳,翻滚到沟里,这一下救了我的马:马跃了上去。这一切哥萨克们全看见了,却没有一个下来找我。他们准以为我摔死了。我听到他们一齐跑去逮我的马。我心里又恼又着急。我在密密的草丛中顺着沟往前爬了一会儿,一看:树林到头了,那几个哥萨克骑着马从林里走出来,来到空旷地方。只见我的黑眼睛骏马直冲他们奔来,他们一齐嚷叫着去追它,追了很久很久,其中一个有两次差点儿将套索套到它脖子上。我浑身直打哆嗦,垂下眼睛,做起祷告。过了一会儿,我抬起眼睛,便看到:我的黑眼睛正甩动着尾巴飞跑着,快得像风一样。那几个异教徒在后面骑着疲惫无力的马,一个个在草原上落得远远的。我的真主呀!这是实话,实实在在就是这样!我在沟里一直待到深夜。忽然,阿扎玛特,你猜怎么样?我在黑暗中听到有一匹马在沟边跑,打着响鼻,嘶叫着,马蹄嘚嘚地敲着地面。我听出我的黑眼睛的声音:这是它,我的好伙伴!……打那以后,我们就没有分开过。’

“可以听到,他用手拍着他那骏马的光溜溜的脖子,用种种亲热的名字呼唤着。

“‘我要是有一千匹马,’阿扎玛特说,‘情愿全部拿出来换你的黑眼睛。’

“‘哼,我才不换哩。’卡兹比奇淡淡地回答说。

“‘你听我说,卡兹比奇。’阿扎玛特奉承他说,‘你是个好人,是个有胆量的男子汉,可是我爹却怕俄罗斯人,他不让我到山里去。你把你的马给我吧,不论你要什么,我都可以办到;只要你想要,我可以把我爹最好的步枪或马刀给你偷来——他的马刀可是真正的古尔特货[2]:把刀刃往手上一放,就会自动扎进肉里去。像你那样的锁子甲根本不顶事。’

“卡兹比奇没有做声。

“‘我第一次看到你的马,’阿扎玛特继续说下去,‘当时这马正在你**打转转儿,鼓起鼻子蹦来蹦去,蹄下小石子乱飞,我心里就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打那以后我对什么都厌烦了。我对我爹那些骏马连看也懒得看,骑着那些马出门,觉得丢脸,我心里好难受呀。我一难受起来,整天整天地坐在悬崖上,时时刻刻想着你这匹铁青色的骏马,好像看到这马漂亮的奔跑姿势,像箭一样直的光溜溜的脊梁,还有一双水灵灵的眼睛一直盯着我,好像有什么话要说。卡兹比奇,你要是不把马卖给我,我就活不成了!’阿扎玛特用打哆嗦的声音说。

“我仿佛听见他哭了;可是,说实话,阿扎玛特是个十分倔犟的孩子,平时你别想叫他掉一滴眼泪,就连小时候也是这样。

“我仿佛听到,他的眼泪得到的回答是一阵类似笑的声音。

“‘你听我说,’阿扎玛特用斩钉截铁的声音说,‘我什么事都可以干。你要不要我把我姐姐偷出来给你?她跳舞跳得多好看!唱歌唱得多好听!绣起花来真是妙极了!就连土耳其苏丹也没有这样的老婆……你要不要?明天夜里,你在峡谷里等我,就是有流水的那条峡谷:我要送她到邻村去,从那儿经过——她就是你的了。难道贝拉还抵不上你的千里马吗?’

“卡兹比奇沉默了很久,很久;终于,他小声唱起一支古歌作为回答[3]:

我们村里有许多美丽的姑娘,

眼睛像黑夜的星星一样明亮,

爱上她们如蜜甜,福分不小,

但男子汉的自由比什么都重要。

三个五个老婆黄金可买到,

一匹骏马却是无价之宝,

骏马驰骋在原野赶得上旋风,

骏马不会变心,也不会骗人。

“阿扎玛特向他苦苦哀求,又是哭,又是奉承,又是发誓,都没有用;到末了卡兹比奇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说:

“‘滚开,你这浑小子!你哪儿能骑我的马?走不上三步,就会把你摔下来,叫你的后脑勺在石头上撞个粉碎。’

“‘把我摔下来!’阿扎玛特疯狂地叫道,接着就是孩子短剑击打锁子甲的叮当声。一只强有力的手把他推开,他重重地撞倒在篱笆上,撞得篱笆摇晃起来。我心想:‘这下子可就热闹了!’于是我急忙跑到马棚里,给我们的马戴上嚼子,牵到后院里。过了两分钟,房子里就闹腾起来。事情是这样的:阿扎玛特穿着撕破的棉袄跑进房里,说卡兹比奇要杀他。大家一齐奔出来,抓起枪——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叫声,闹哄声,枪声;可是卡兹比奇已经骑上马,像个魔鬼似的在大街上挥舞着马刀,在人群中转来转去了。我急忙抓住毕巧林的胳膊,说:‘别人玩火,咱们烧身,那犯不着!咱们是不是趁早走掉?’

“‘等一等吧,看看这戏怎样收场。’

“‘收场肯定很糟;这些家伙总是这样:喝足了酒,就要动刀枪!’我们就骑上马跑回家了。”

“卡兹比奇怎么样啦?”我忍不住问上尉。

“这种人会怎样!”他又喝了两口茶,回答说,“他溜了。”

“没受伤吗?”我问。

“天知道他是不是受了伤!强盗嘛,是不容易死的!我就亲眼见过另外几个这样的家伙,比如,有一个家伙浑身被刺刀扎得像筛子一样,可还是一个劲儿地挥舞马刀。”上尉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跺了跺脚,又说下去:

“有一件事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真是鬼迷心窍,我一回到要塞里,就把我蹲在篱笆后面听到的话全讲给毕巧林听了。他笑了笑——这家伙真鬼!——心里却打起主意。”

“怎么一回事儿呀?请您讲讲吧。”

“没法子了!既然讲开了头,那就得讲下去。

“过了三四天,阿扎玛特骑着马来到要塞里。他照常来找毕巧林,毕巧林总是给他弄些好吃的东西。我当时也在座。大家谈起马来,毕巧林就称赞起卡兹比奇的马,说那马跑得多么快,样子多么漂亮,简直像羚羊——照他的话说,这样的马全世界真的再也没有了。

“这鞑靼小子的眼睛亮了起来,毕巧林却似乎没有注意。我一谈起别的事,可是他,毫不怠慢,立刻就把话题拉回到卡兹比奇的马上来。阿扎玛特每次来了,都是这一套。过了三四个星期,我就发现,阿扎玛特脸上血色没有了,憔悴了,就像多情的人害了相思病。多么奇怪的事儿呀!……

“说实话,整个这一套把戏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当时毕巧林拼命逗他,使他恨不得投河寻死。有一次,毕巧林就对他说了:‘阿扎玛特,我看出来,你非常喜欢那匹马;可是你看不到它,就像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一样!那你就说吧,要是有谁把那马送给你,你拿什么给人家?……’

“‘随便要什么都行。’阿扎玛特回答说。

“‘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把那匹马给你弄到手,不过有一个条件……你要起誓保证办到……’

“‘我起誓……你也起个誓吧!’

“‘好的!我起誓,一定给你弄到那匹马;不过交换条件是,你得把你姐姐贝拉送给我;黑眼睛就算是娶她的聘礼。我想,你在这笔交易中是很占便宜的。’

“阿扎玛特没有做声。

“‘不愿意吗?好,那就听便吧!我还以为你是个男子汉呢,谁知你还是个小娃子:你想骑马还早着呢……’

“阿扎玛特的脸唰地红了。‘而我爹呢?’他说。

“‘难道他永远不出门吗?’

“‘是的……

“‘同意吗?……

“‘同意。’脸白得像死人一样的阿扎玛特小声说,‘什么时候呢?’

“‘就在卡兹比奇下次到这儿来的时候,他说好要赶十只公羊来;其余的都是我的事。可是要当心,阿扎玛特!’

“这事他们就这样讲定了……说实话,这事儿可不好!后来我对毕巧林说起这话,他却回答我说,一个契尔克斯蛮女子有一个像他这样的好丈夫,应该算很有福气的了,因为在他们来说,他总还是她的丈夫。至于卡兹比奇,是个强盗,应该得到报应。您想想看,我又能怎样反驳他呢?……不过那时候我一点也不知道他们的密谋。嗯,有一天,卡兹比奇来了,问我们要不要公羊和蜂蜜。我叫他第二天送来。‘阿扎玛特!’毕巧林说,‘明天黑眼睛就在我手里了;要是今天夜里在这儿见不到贝拉,你就休想见到马了……’

“‘好的!’阿扎玛特说完,便朝村子里奔去,天一黑,毕巧林就全副武装,骑马出了要塞。这事儿他们是怎样干成的,我不知道。他们两个到夜里才回来,哨兵看到阿扎玛特的马鞍上横放着一个女子,手脚都捆绑着,头上裹着纱巾。”

“那么马呢?”我问上尉。

“别急,这就说到了。第二天一早,卡兹比奇就骑马来到,赶了十只公羊来卖。他把马拴在篱笆边,便走进我的屋里来。我煮了茶招待他,因为他虽然是强盗,总是我的朋友。

“我们聊起来,东扯西拉……忽然我看到,卡兹比奇打起哆嗦,脸色也变了,并且一下子冲到窗口;但可惜那窗子是对着后院的。‘你怎么啦?’我问。

“‘我的马呀!……马呀!’他浑身打着哆嗦说。

“真的,我听到嘚嘚的马蹄声。‘这准是哪一个哥萨克骑马来了……’

“‘不是!俄罗斯人坏,坏透了!’他大叫起来,并且像只雪豹似的腾身跃了出去。三蹦两跳就到了院子里。到了要塞门口,哨兵用枪拦住他的去路;他从枪上蹦过去,便顺着大路狂奔起来……远处尘土飞扬——是阿扎玛特骑着骏马黑眼睛在飞跑。卡兹比奇一面跑,一面从套子里抽出枪来,打了一枪。有一分钟左右,他站着一动也不动,直到他认定了没有打中。然后,他尖叫一声,把枪往石头上一摔,砸个粉碎,自己一下子扑倒在地上,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要塞里的人纷纷来到他周围,他却谁也不理睬。大家站了一会儿,议论了一阵子,就回要塞了。我叫人把买羊的钱放在他身边,他连动也不动,只是脸朝下躺着,像个死人一般。您信不信,他就这样一直躺到深夜,躺了一个通宵……到了第二天早晨,他才来到要塞里,打听盗马人姓甚名谁。一名哨兵见着阿扎玛特解下马,骑上马跑掉的,认为无须隐瞒,就照实说了。卡兹比奇一听到说出名字,眼睛亮了,就朝阿扎玛特父亲住的村子奔去。”

“他父亲究竟怎样呢?”

“问题就在这儿嘛,卡兹比奇没有找到他。他出门了,要在外面待五六天,要不然阿扎玛特怎么能把姐姐掳走呢?

“老头子回到家来,女儿和儿子都不见了。阿扎玛特是个机灵小子,他明白,如果不跑掉,性命是保不住的。所以从此就失踪了:准也投奔哪一帮山贼入了伙,而且在捷列克河或者库班那边送了命:这也是活该!……

“说实话,这事儿也使我伤了不少脑筋。我一听说那契尔克斯姑娘在毕巧林那儿,就戴起肩章,挂上佩剑,前去找他。

“他躺在外屋的**,一只手垫在脑后,另一只手拿着熄灭的烟斗,里屋的门挂着锁,锁上没有钥匙。这一切我一眼就看清楚了。我咳嗽几声,又用靴后跟在门槛上啪啪跺了两下,可是他却装作没有听见。

“‘准尉先生!’我尽量摆出严厉的神气说,‘难道您没有看见我到您这儿来了吗?’

“哦,您好,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要不要抽烟?’他回答说,身子却连抬也没抬。

“‘对不起!我不是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我是上尉。’

“‘那都是一样。您不喝茶吗?您可知道,我真烦神烦透了!’

“‘我全知道。’我说着,走到床跟前。

“‘那更好,我没有心思讲。’

“‘准尉先生,您做的事可不太好,连我都可能要承担责任……’

“‘得了吧!有什么大不了的?再说,咱们早就彼此彼此了。’

“‘开什么玩笑?把您的佩剑交出来。’

“‘米齐卡,把剑拿来!……’

“米齐卡把剑拿来了。我尽了我的责任之后,便挨着他在**坐下来,说:‘听我说,格里高利·亚历山大罗维奇,你得承认,这事儿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