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报告文学与小说进行比较，并不是一件十分恰当的事情。
质的规定性，构成了两种不同文学样式的基本差异。我们比较当前的小说和报告文学，是为了加深对文学现状的理解和认识。
毫无疑问，“报告文学热”正在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文学现象。近年来，不少重要报刊纷纷推出对报告文学现状与前景的系列讨论，相关作家作品的讨论会在陆续举办，有关的报告文学征文，也正在激发创作者的文学热情。全社会正在有意识地围绕着报告文学这一文学样式形成热点。而现状中的小说创作，却只是寂寞而孤傲地目视着报告文学的一举一动。它当然忿忿不平，但是它又力不从心。它眼睁睁地看到自己在各刊物中的篇幅越来越少了，而且它还要忍受重点报告文学在报刊目次编排上对自己的不敬。以往小说在个性张扬、情感表达、语言创新、形式探索上的诸多努力，被人们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忽略了、漠视了。作为文学重镇的小说创作风光不再，这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的确，现时期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创作都面对着这样的事实：中国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历史变革，每一社会成员深深处在变革的旋涡之中。人们在面对周遭的剧烈变化时，显然需要一定的情感沟通和价值关联。很显然，小说和报告文学的创作要对社会状态和个人心态发生一定的影响，这是应有之义。我们的现状是，当小说家还囿于旧有的视域来不及做出新的调整时，报告文学作家则实现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及时效应。
这样说来，似乎是现实选择报告文学，而怠慢了小说。
做出这样的判定，只是复述了社会现实表层的反应。我们还必须从文学活动本身去考察小说与报告文学所出现的反差，从而更切实地理解小说与报告文学各自深入的程度，以及将来的可能情形。
今天的报告文学利用了以往小说的成果，而今天的小说则舍弃了从前
当我们就小说与报告文学目前的反差进行文学分析时，看到了这样一种情形：前些年的小说创作，突出的是创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理解，张扬的是创造过程的主体意识；而今的小说家视点平移和下沉，以平常心写平常事、平常人。前些年的报告文学，注重对人物和事件的社会政治评判，就人论人，就事论事；今天的报告文学则开始了上天入地的“全方位跃动”。如此强烈的反差和错动，确实令人深思。
我们清楚地知道，在报告文学正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时，小说创作则把得到张扬的主体意识视为圭臬，这曾经被认为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重要实绩。“伤痕”，“反思”，“改革”，“寻根”，主体性的一步步深入，为世人所共睹。那时候的小说多是居高临下的，作者们多用人生、世事来证明自己，他们力求在小说中塑造自己“泛英雄”的主体人格。他们以对社会和人的整体评价为标准，不求微言大义，而求大言深义。他们把一个人的感受强制性地推向读者，影响读者，以期引起共鸣。这是小说家们在那时的习惯做法。今天的小说家们却不再高谈宏论，而变得举步轻缓，目光胶注。今天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与几年前的报告文学和小说作法，完全调了个个儿。小说家们放弃了自己苦苦获得的，并使自己产生过轰动的那些主体性自信，报告文学作家承继这份财产，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这恐怕是报告文学家和小说家都始料不及的。
在我们探寻导致这种反差的文学原因时，不能不面对让小说家们更为难堪的事情：报告文学所获得的运思方式，并不是报告文学作家们自行生发的，而是出于小说家们的主动呈递。
小说家们怂恿报告文学运用小说的运思方式，甘心让自己陷入困境
报告文学与小说在运思方式上相互转换的完成，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但究其始作俑者，着实是小说家们自身。我们不难想起小说家刘心武曾经写过的几篇“纪实小说”，但我们很难想到写过几篇“纪实小说”的刘心武，竟会是转换点上的第一人。的确是他把小说家的一番作为，介绍、引进给了当时的报告文学。那时候的报告文学仍然习惯于一事一议，一人一议，非此即彼，褒贬分明。刘心武把对个体心灵的心理描述和对社会人生的整体关照的小说精神，带进报告文学，用来剖析“5·19”和“王府井”。
不过那时他并没来得及获得后来报告文学作家的那份主动，而是用虚构加客观事件的方式，把报告文学与小说强行扭结在一起。
这当然很难说得上成功。但他至少是把得到小说家认同和张扬的主体心理意识，主动注入报告文学，尽管他沿用的仍是当时报告文学的习惯做法：一事一议，一人一议。
功劳当然不能单单归于刘心武一人。分享这份功劳的至少还有张辛欣。张辛欣在稍许的沉默之后，推出了引起轰动的口述实录文学《北京人》。在今天看来，张辛欣放下自己习惯于虚构的活计，仍然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在《北京人》的众多篇幅中，在它铺排十来家重要文学刊物的盛况中，在它新进的写作思想和操作程序中，同样聪敏或许更为聪敏的报告文学作家一定意识到了小说家们对报告文学这一样式的强烈暗示。于是，新进的报告文学作家们，在文学的外部环境有所变更时，发动了新的巨大的文学冲击。小说开始失去十年以来的一贯优势。其中包括一些本应属于小说作者队伍和曾力图挤入小说作者队伍的人，纷纷拥入潮头翻滚的报告文学作者队伍。
纯粹的小说家是越来越寂寞了，以至有评论家在说：“传统的、纯粹的文学专业精神可能已不适应今天的中国文学，至少对中国报告文学是如此。”更有报告文学作家在做这样的断言：“人们对文学的功利性需要已经渐渐超过纯粹的审美需要，文学以其优美征服读者的时代可能就要结束了。”
寂寞中的小说家们自然也没有停止自己的思考。在关照他们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看看今天的报告文学已经做到了什么。
报告文学在运思方式和阅读效果上的实用性选择，正向人们描画一幅沟通、和解的美景今天的报告文学沿用了以往小说的运思方式。报告文学在认定自身的文体特性的同时，熟练地操作起了活跃在小说创作主体中的内在精神和运思特征。这表现为，今天的报告文学不再为某一个别的事件和人物处心积虑，它在类比会通的状况上力求涵盖全体；它不再凭借单一的、非此即彼的评价标准，而是在历史、文化、现实、社会之间做灵活跃动；它不在于解决和认同某一问题，而在于以某一问题为引发，迫使人们对问题本身的复杂结构做广阔而深邃的探寻。这使得报告文学更为策略、更为机警。它开始习惯从“大”而“高”的视点上透视事象了，而不再是为了取得单纯的胜负之分；它在现实提供的诸多现象、线索面前，不再以为解决一个问题就能解决全部，它串连起类型化的事象，努力寻找一条可以把握全体的开通思路。一句话，报告文学开放了它的主体性。于是，报告文学的操作者们，如同以往小说家所做过的那样，他们把人物和事象，仅仅作为手段来进行调配，以达到塑造和展示创作主体的思想和才智的目的。这是今天报告文学所普遍掌握和使用的基本运思方式。
同时，今天的报告文学是这样对待它的读者的：它一如以往的小说，仍然把阅读者看成是一个被动的接受体。报告文学作家把经过选择的话题，强制性地推给读者，他们仍然是希望读者走入自己的话题，在一己的思路中得到开阔的解答，以求认同作者思想的活跃阔大和才智的聪慧机敏。
不过，今天的报告文学作家，并不单是胁迫读者走进作品，而是更为用心地发现读者。他们做出了这样的实用性选择，他们看好了一些长久向人们封闭的领域，如“恶”“性”“金钱”等。
这些领域一向受到传统和文化的贬责，而他们率先导入，并力主宽容和中庸，而这又极易引起人们的关注。他们还迫使受不同社会分工和职业兴趣限制的读者有可能、有机会去了解其他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内心。世界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辽阔和远大了，它原来是一个整体，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情绪原来能够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里获得理解和共情。
相比之下，今天的小说家们却受到了更多的限定，他们的感触和情绪必须维系在自己牢实的生活体验上，他们的思想来不及做出远逸和游移。他们的才智本已显露得再充分不过了，他们的做法也难再勾起人们的新奇和惊喜。有什么能够比得上一种我们并不了解而又特别想要了解的事实更吸引我们呢？所以，小说家们势必要继续寂寞。报告文学更多的作为，或在期盼中。
报告文学在操作过程中发现了话题，在话题上正对我们进行引导，但“奇迹”并没有发生。而小说作家的新的调整，则让人注目
报告文学作家对小说运思方式的认同和借鉴，必然体现在报告文学的操作过程之中。如同小说探入了新的题材领域，报告文学发现了话题。对话题的发现，改变了报告文学的运思方式，同时也成为获得阅读效果的基本前提。无疑，这同样也是一种实用性的选择。
话题的提出，这的确是报告文学的优势。它及时、敏感地捕捉到出现在人群中的现象、心理和矛盾。提出问题有时候比解答这一问题更有价值。试想，《性别悲剧》如果不把握“纳妾”现象，并由此透视出社会的矛盾心态，它能引起人们强烈的震动吗？而《白夜》对性问题的提出，让我们有可能认清在人群中身心的实际阻塞。报告文学提出的话题，极大地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心理。话题在作家们的解说和评析中，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考察，凝聚了社会的多重矛盾心态。对这一广泛心态和复杂结构的揭示，正显出报告文学的创造活力。而小说对急剧变化的现实及其观念则远远来不及产生如此灵动的回应。
报告文学不单提出了小说一时尚无法得到的话题，同时还开始了对既已提出的话题的建设和深入，报告文学作家准备调配人人事事来说明自身及其思想。我们期待着更大奇迹的发生。然而，更大的奇迹并没有发生。
我们倒是看到，今天的报告文学极其敏锐地提出了话题，但经过思想和理性的再三犹疑之后，最终还是被迫放弃和回避了话题本身。我们并没有看到对话题应有的深入。我们还看到，话题在不断改换和更迭，而内蓄的思想光芒和理性力量并没有得到必然的延伸和拓展，呈现出主体不变而客体变动不居的尴尬情形。
我们不能不忧心忡忡：当渐趋贫弱的主体思想被动地应对不断涌现的话题时，而当读者们对提出的话题失去了往常的兴致时，报告文学将走向何处？
在今天报告文学的深层结构里，涌动着类似以往小说躁乱而焦灼的心态，这极大影响了报告文学对实践本体的深入。我们是应该有必要细心打量断然舍弃习惯运思方式之后的小说创作了。
它对当代整个文学活动的展开，或许会有更多的启示。
小说创作正在进行新的调整，小说家在取得新的运思方式，而报告文学作家尚不清楚他们新的作为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被报告文学的轰烈潮流裹挟而去，能静眼关注今天的小说，我们将看到小说的现实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悲情，小说家们新的作为正期待得到人们新的认同，也正需要报告文学作家们认真审视。
曾经有论者用“喧哗与**”来涵盖前些年的小说创作和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说“喧哗与**”，是为了标明以往小说创作的主题、创作的主体情绪及在读者层中的反应。但是，“喧哗与**”实际上也预示了小说及其阅读喧闹与窘迫的深层困境。显然，小说创作必须要做出自觉调整。因此，我们评价今天的小说，应该是从小说是否摆脱“喧闹与窘迫”上进行立论。
那么近年来的小说进行了哪些新的调整呢？
在我们看来，今天的小说与前些年的小说的最大不同，在于小说的运思方式有了新的改进。在所表述的内容上，以往的小说，如同今天的报告文学，习惯于用人物、事象来塑造创作者的主体性格，强调主体人格对证明自身价值的极端重要性。人物、事象，包括活跃在故事情节中的内在冲突，都被创作者符号化。创作者的思想和才智，被认定是小说的客观描述内容。创作的危机也恰恰潜伏在这里。
今天的小说，开始了把创作运思回归到现实及其存在的“原生”状态中。朱晓平、李锐、李晓、刘震云、刘恒等一批小说作者，在创作中，力图淡化创作主体本身，让读者直接面对个体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的现实状态。一种努力克服创作主体本身的局限，让读者有可能较为完整地思考个人和社会现状的运思特点，出现在小说创作中。创作者依靠小说事实在与读者建立一种平易、亲和的联系。我们看到，《新兵连》所要复现的是过去人们曾经有过的一种生存状态，而不仅仅是作者对过去生存环境的评价态度。
这种做法较之以往，更易让读者从容而清醒地看待历史和现实。
再如刘恒的《伏羲伏羲》，不再像以往的小说用一个话题夸耀自己的经验、阅历，而是冷静地检讨个体与社会的纠葛，让人读后能平和地获得开放的视野。近年来的小说，强调小说呈现的事实本身，而不是独独看重自己的主体人格的呈现，正在为更多的小说家所接受，这不能不说是小说家们的一种理智的抉择。
另一方面，今天的小说家们也正在改进作品的传达方式。以往的小说受主体人格的驱使，习惯于用才思代替对经验的占有，因而在传达方式上易于用“自言自语”的技艺来胁迫读者阅读。
今天的小说在强调读者接受小说事实的同时，注重了对事实的通俗传达。在李晓、刘恒、周梅森等人的作品里，我们不难见出强烈的通俗化意味。所谓“通俗化”叙事，其实是以读者的视角进入叙述。例如《天桥》，作者的立意在于，通过对母亲遗骨的寻找来探究个体人生命运发生的契机。作者让我们饶有兴致地走进了“我”的寻找过程，以及“我”为什么现在才开始寻找的历史反顾之中。在我们追随作者完成这一系列寻找的同时，一种对个体命运、生存价值及其应有评价的感慨便油然而生。作者在描述寻找过程时，无疑体现出了浓厚的通俗化意味。当然，通俗化意味只是作为一种叙述手段在起作用的。运用它的目的，在于用这样一种传达方式，使读者更主动地体味作品的内涵，是为了使小说的事实及其立意得到最广泛的认同。这一传达方式的特点在于，用读者乐于接受的叙述手段，去复现对现实状态的完整感受。
同时，我们清晰地看到：今天的小说创作，强调了创作姿态上的改进。以往的小说家习惯于居高临下，着意强调主体与叙述内容的主从关系；同时也习惯于作旁观状，有意疏远主体与叙述内容之间本已产生的联系。今天的小说家则强调创作视点的平移和下沉，强调对人群和现实的关注和渗透，他们力图重建与人群曾经有过的联系，力求通过主体这一支点承载起现实的丰富内容。今天的小说家所要完成的不再是自身，而是一份包括自身在内的事实。
创作视点的转换，创作姿态的变化，叙述内容和传达方式的改进，这正是今天的小说不同于以往的新变。而当我们反顾今天的报告文学时，就不能不认为它从以往小说中所承继的负载过于沉重，它也必须做出新的调整。
必要的启示
今天的小说与报告文学在社会效果上的反差，有着内在的文学动因。我们必须从文学活动本身来把握这种反差。否则，我们将无从理解它们各自已有的深入和窥测各自发展的文学前景。
在小说与报告文学的表层反差之后，存在着文学深层结构上的认同和调整。我们对反差的分析，不能过分倚重文学的外部效果，从而丧失文学批评的分析特性。
当我们深入到文学活动之中时，我们看到报告文学对小说在运思方式上有着明显的继承性。这是社会现实的客观需求，但对报告文学的这种实用性选择，文学自身应该有其清醒的认识。
文学的现实效果与文学活动自身的演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我们展开对今天小说的正面评价，旨在强调报告文学应该进行文体的自觉调整。
报告文学和小说的创作者，应该完善其更内在于艺术的创作心态，从而走向一个更为宏阔的发展前景。
写于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