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 年，刘醒龙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这一年，我大学毕业，分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做文学编辑。一个写作品的人和一个编作品的人，迟早会遇上。
时间似乎长了些。与刘醒龙的交集，要等到1991 年的初春，起因是刘醒龙把一篇七万来字的中篇小说《威风凛凛》寄到了《青年文学》杂志。征得编辑部同意，我专程到湖北黄冈（那时为黄冈地区）找刘醒龙谈修改意见。那个时候，刘醒龙从英山县调到黄冈地区群众文化馆做创作辅导员才一个来月。据他后来说：当时在黄州城里，能认识他的不到十个人。而我从武汉坐长途汽车风尘仆仆前来，问到的第一个人，居然说认识刘醒龙。这一凑巧，如今看来，也是我和刘醒龙的缘分注定。
经过修改后，《威风凛凛》就在《青年文学》第7 期上发表了。紧接着，我编发了他的中篇小说《村支书》和《凤凰琴》。一个全国性的刊物，在十个月之内连续发表一位并不知名的青年作家的三个中篇小说，在今天也是罕事。但《青年文学》做了。
至今，我们当初上冯牧先生家，请冯牧撰写《村支书》同期评论的情形，仍历历在目。《青年文学》自1982 年创刊后，就有一个惯例，编辑部看中的、要发头题的作品，会去请一位在文坛上有影响的评论家撰写同期评论。为了《村支书》，主编陈浩增、副主编黄宾堂和责任编辑我，在1991 年10 月初，拜访了冯牧。
冯牧先生年事已高，但思路清晰，精神很好。他了解来意后，有些无奈地说：“我现在握笔都费劲，你们看我这手。”冯牧的手在不听使唤地颤抖着，就像手里攥着一个活物。“等我看完作品再说。”五天后，我收到了他颤颤巍巍亲笔写下的关于《村支书》的四千字评论：《催人奋进的发人深省之作》。冯牧先生提携文学后进的真挚和诚恳，让人感怀。
给刘醒龙带来广泛声誉的是发表在《青年文学》1992 年第5期上的中篇小说《凤凰琴》。小说一发表，就好评如潮，很快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凤凰琴》的推出，不仅使民办教师群体受到关注，更是对当时全国二百万民办教师转正工作起到推动作用。
后来，我还陆续编发过刘醒龙的其他作品，包括他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还有他很看重的长诗《用胸膛行走的高原》等。
刘醒龙的其他作品，我大体也熟悉。通过对刘醒龙作品的理解，梳理刘醒龙的创作脉络，是一个值得琢磨的话题。
现在的刘醒龙，无疑是中国文坛上的一棵树，一棵枝繁叶茂、果实丰硕的大树。但是，这棵树在文学丛林里生长了这么多年，它的纹理结构，它的姿势形态，它的来龙去脉，不是靠简单的评断就能明了的。我在想，我们与其要说他是一棵什么样的树，不如去打量这棵树为何长成如今的样子。
一
刘醒龙开始发表作品时的1984 年，正值中国社会拨乱反正方兴未艾之时，思想解放借助文学的社会影响力正如火如荼。新时期文学深孚众望，突破一个又一个题材禁区，有力拓展着文学的表现疆域；各种国外的文学思潮，因应改革开放的情势被翻译介绍到国内，文坛正满腔热情掀起此伏彼起的喧哗与**。刘醒龙创作一开始，就感受到了社会与文学桴鼓相应的这一浓烈氛围。
在创作题材不断开拓和表现方式花样翻新的前提下，随之而来的是“寻根文学”的提出和深化，以及年轻的先锋作家在叙述语言、文体革新上的试验和探索。所有这些，无疑启发了刘醒龙对生活本土的文化探寻，撩拨了他用直观感受力彰显文学才情的创作冲动。对生活本土的文化观照和诗意化的文学感知，给刘醒龙早期的创作打上了本土情怀和先锋姿态的烙印。而这两者，从刘醒龙的创作轨迹和未来走向上看，可以说是理解刘醒龙创作发端的两把钥匙。本土的情怀和先锋的姿态，是刘醒龙创作的两条路径，我们会在刘醒龙今后的创作中反复体味到它们的袅袅余音。
这一时期，刘醒龙创作的主要作品收在他的第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异香》里。这部副题为“大别山之谜”的小说集，是刘醒龙80 年代写作的主要成果。在感染中，在感召中，在感应中，刘醒龙完成了自己的80 年代写作。这是刘醒龙的起步期、摸索期，也是他的先锋期，准确地说，是他的文学初恋期。在这一时期里，刘醒龙感应的“本土”和“先锋”，更多是情怀和姿态上的，是时代所裹挟，也是时代所点醒的。他顺应着时代的文化潮流，但还没来得及在潮流中识别自己。
很显然，刘醒龙的创作实力还远远没有被证实。
二
跨进上个世纪90 年代，刘醒龙的创作进入重要收获期。以《凤凰琴》《分享艰难》《挑担茶叶上北京》等为代表的一批中篇小说，受到广泛好评，也因此奠定了刘醒龙在中国当代文坛的地位。
这些作品，以其坚固的现实质地，在一个时期被冠以“现实主义冲击波”的说法。其实，这些作品最明显的特征，也就是写实。
刘醒龙是90 年代“底层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他的这些作品贴近大地，讲述底层人民的生活，写他们在贫困之中的人生努力和对新生活的向往，有一些贫寒中的幽怨，有一些困境中的自怜，但更多的是面对人生的坚韧不拔和意志上的执着坚定。这些作品雄辩地昭示我们：这是大地的力量，更是生命的底力。刘醒龙也因此步入了创作的井喷时期。除了发表三十余个中篇小说之外，刘醒龙更是完成了《威风凛凛》《至爱无情》《生命是劳动与仁慈》《寂寞歌唱》《爱到永远》《往事温柔》等多部长篇小说的写作。在这些作品中，主人公都是底层人物、小人物，是弱势群体，是卑微者。这些作品充分展示了刘醒龙根植于大地、面向着现实的本土情怀和平民本色。这一时期，刘醒龙创作中坚固的写实质地是那样醒目，人们被他笔下的现实所牵引，为他塑造的卑微者所牵挂，从而认定他是体验型的作家，在地地道道地“写实”。
其实，刘醒龙还有一副笔墨，这便是他的“写意”。只不过这写意是隐忍的、潜沉的，那是在写实的内核深处沁出的、饱含悲悯而又苦涩的一份诗意和柔情。人们会依稀记得，在刘醒龙的成名作《凤凰琴》里：清晨，在山村小学里，乡村教师用笛子吹奏着国歌，学生们光着脚丫，在天寒地冻中升起国旗。贫寒之中的坚忍，幼小生命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跃然纸上，感人至深。刘醒龙把他的柔情和诗意，体现在他对物象的选择和细节与细节之间的组织中，哀而不伤，含而不露。
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他荣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挑担茶叶上北京》中。小说中“冬茶”的寓意，无人细究。一年四季，到了冬天，生命的光亮就崭露在那一抹茶尖上，它们凝聚了生命的能量，同时也是来年农家生计的指望。这样的“冬茶”
要被采摘，要被县上的领导送到北京去，让农人们翘首期盼着办成公事后能带来好日子。我在编发这篇作品时，直感到作品里充盈着复杂丰富的内容。刘醒龙在物象上、在细节里，寄寓了深重的现实关怀和欲言又止的无限悲情。我们不能不叹服刘醒龙对底层生活的实际拥有。只有曾经赤着脚走在寒冷的大别山山地上的人，才会生发出如此苦涩的诗意和如此悲悯的柔情。
现实的风骨和诗意的柔情，在刘醒龙90 年代的写作中，内化了、深化了刘醒龙80 年代的本土情怀和先锋姿态。在这样的转换中，刘醒龙确立了自己的创作重心，也为人们用文学的眼光打量社会现实平添了底力，找到了支点，调动了感受，引发了感动。
这无疑是刘醒龙个人的文学发现，也因此感染了处境不一的其他人们。所以我说，从本质上看，刘醒龙更是一位诗人，一位悲天悯地的诗人。
回首刘醒龙的90 年代，我们还发现，90 年代的中国一门心思搞经济建设，抓“市场经济”，“不争论”；刘醒龙则憋足劲，在全力写实，在坚固的现实筋骨和诗意的个人柔情中写实。
这是刘醒龙的“写实期”。
三
进入新世纪，国家的经济建设走上了快车道。第一个十年过去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跃居全球第二。而这一时期的刘醒龙在忙什么呢？他在用大部分的时间，写一部史诗性的作品，这就是《圣天门口》。书名很欧化。“圣天门口”，实为“圣·天门口”。刘醒龙要把“天门口”这个地方“史化”“诗化”“圣化”。
他在“天门口”上要凝聚起上个世纪初以来中国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风云和世间烟雨。为此，他花了足足六年的时间边琢磨边写作。我个人以为，《圣天门口》是刘醒龙迄今为止最用心、最得力的作品。在刘醒龙以往的作品中，他特别擅长抓住一个一个的“现实物象”和“生活细节”来体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领悟。如今，在《圣天门口》里，“现实物象”变成了一个地域的所在，而“生活细节”变成了近一个世纪的“风云烟雨”。刘醒龙开始了属于他自己的“宏大叙事”。
面对一个他以为“圣”的地域上近一个世纪的社会变革和人生命运，刘醒龙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和组织。他选择了两个家族的兴衰存败，组织了一干人等的悲欢离合。他在选择和组织中，展现自己对历史、对人生的理解，包括他所认识的社会和政治。在展示这些刚性的社会存在和命运走向时，他还尽情绽放他以前内隐的诗意和柔情。比如书中大段大段的、一片一片的主观性驻留和舒缓式吟唱，比如他对纯朴劳动的礼赞、对爱情的抒怀、对生命的吟诵等。而意味深长的是，小说的主体部分，放在了中国现代的“鄂东”，我们知道从这里走出了无数的革命者；小说的副线，则是上个世纪70 年代才在中国“鄂西”发现的汉民族文化史诗《黑暗传》。《黑暗传》在小说中的穿插和呼应，是要让现代的“鄂东”具备更为开阔、更为深邃的时空。刘醒龙的确是在写一部史诗。《圣天门口》获得了广泛的反响，“风骨与柔情”更加鲜明、完整地体现在刘醒龙的创作中，成为刘醒龙的个性化标识。
吊诡的是，这样一部自己以为、他人也认为的史诗性作品，最终还是与当届的“茅盾文学奖”失之交臂，听说只为一票之失。
而在中篇小说《凤凰琴》基础上续写的长篇小说《天行者》，则在下一届“茅奖”中榜上有名。看来，刘醒龙的“史诗”需要有更长的时间和更大的空间来解读。而眼下，人们对刘醒龙最鲜明的印象，还是以《凤凰琴》为代表的“写实期”里的“写实”。作为当年《凤凰琴》的责任编辑，窃以为，《天行者》能荣获“茅盾文学奖”，这是对刘醒龙90 年代写实功绩的一次反哺。
这是刘醒龙的“史诗期”。
四
临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时，刘醒龙的个人文化生活里，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是，他由一位专业写作者，成了《芳草》文学杂志的主编；一件事是，他写起了毛笔字。他办刊物，办得很有特点和个性。打开《芳草》，有这样八个字：“汉语神韵，华文风骨。”这是刘醒龙定下的办刊宗旨。而刘醒龙的书法，圆润敦实，自有法度。笔画结构上不求规矩，而通体看来却心力充盈，气韵贯注。刘醒龙的生活显然在“人文化”。刘醒龙的创作也步入了“人文期”。
“蟠虺”是一个不常见的词语。读音要正确，得查字典，而了解它的含义，要上百度。“蟠，音盘；虺，音毁。蟠虺，意为屈曲的小蛇，是青铜器饰物形象之一。”刘醒龙自己是这样介绍的。
“蟠虺”这两个字是刘醒龙新长篇小说的名字。从现实物象和生活细节，到现代地域上的社会变迁和个人命运，再到远古与当今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关联，刘醒龙的创作走出了一条从表及里、由浅入深、从今到古层层掘进、不断深化的创新之路。
选择“蟠虺”这个很生僻的词，作为长篇小说的名称，自有刘醒龙的用意在。“蟠虺”是国之重器“曾侯乙尊盘”上的饰物，小说围绕着这一重器在当今的遭遇展开。一件古老的器物，能与今天发生联系，在于今天人们欲望的过度膨胀。正因为是国之重器，在小说中，权重者就想据为己有，护佑自己飞黄腾达；而谋利者，则不择手段，变本加厉。于是，围绕着对“曾侯乙尊盘”
的争夺，上演了一出多方势力参与、各种利益纠缠的闹剧。如何仿制，如何以假乱真、以真乱假，又如何护住神物，引出了盗墓者、仿制者、不法商人、青铜器鉴定专家和大小官员的好一番你争我斗。直到青铜器权威曾本之把真正的“曾侯乙尊盘”放进了省博物馆，这场戏方才谢幕。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是一部情节性很强的小说。刘醒龙没想写出一部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他有意回避了有关青铜器的一些专业问题，而是着力呈现道德滑坡、欲望横行的现实情形，从而提出了人如何自持和把守的话题。《蟠虺》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两行字：“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识时务者为圣贤。”与“蟠虺”相较，“时务”更能让人耳熟能详。
而“时务”出现在这部小说中，恰恰是“蟠虺”的反义词。在今天，我们的现实是太过于“时务”了。这个时候，我们才恍然大悟，刘醒龙为什么要用“蟠虺”做书名，是因为这两个字我们太陌生了，就如同正义感、道德感对有些人来说已然生疏一样。刘醒龙无疑是在借这个生僻的词警醒世人，同时也是在唤醒我们心目中对神圣、对崇高的敬畏和尊崇。
《蟠虺》有很好的立意，这是刘醒龙的现实思考所得。我个人不大满足的是，作品的重心是用说事来彰显立意，而没有更在意去如何塑造人物。读《蟠虺》，我总感觉刘醒龙与他笔下的人物存在着一些隔膜，如果我们能适意地走进这些人物的内心，就会产生更多的共情。
五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刘醒龙的写作，像是在精心制作一只风筝，并在倾心放飞着。这只风筝随着天空中的气流和风力在上下腾挪、左右抖动。他把它放出去收回来，收回来再放出去，含辛茹苦，乐此不疲。直到有一天，他陡然意识到在收放之中，还有扯动线绳的那么一双手的存在。正是这双手在不动声色的牵引中，源源不断地传递出秉性和风采、风骨和柔情。这双手其实就是故土。
很多年前，同样出生在鄂东这块土地上的著名诗人闻一多曾经这样评价先贤庄子：庄子运用思想，与其是在寻求真理，毋宁说是在眺望故乡。闻一多说庄子时，不知道有没有夫子自道的成分，而此时的刘醒龙着实是开始了对故乡本土的深情回望。在回望之中，他感受到了刻骨铭心的痛楚和牵扯，他写出了《抱着父亲回故乡》的著名散文。随后，他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黄冈秘卷》。
刘醒龙回望故乡，重返故土，开始了他文学创作的重写期。
重写，是对作家文学创作获得全身心触动后的形象表述。它不是颠覆、推倒重来，事实上不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生活处境，都有其他时段不可替代的感受内容。它也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深化和升华，需要有不断增厚的人生积累和生命感触，更要等到一个特定的触点，找到一个难得的契机，过去已有的一切才会被洞穿、被唤醒，才会有深入骨髓的牵扯和撕裂，才会有灵魂出窍般的回瞻和反顾。这就是创作意义上的重写。
我们从大量的创作经验中发现，尽管文学作品的外在表现深浅不一、形态各异，但作家的每一次明显的创作进步，往往是基于新的经验和认知上的回望，其实更多是重写之功。
刘醒龙也不例外。按我个人的理解，刘醒龙的创作，至少经历过两次的重写。起步时期，他从故乡本土出发，受到时代文化潮流的触动，隐隐感应到自己生长生活的土地有一种“异香”的奇特存在。他没有来得及给这种“异香”找到更多的生活实感，但它是刘醒龙对生活本土认知在个人情怀上的最初发动。这里有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成分，可谓是气血之作。在写实时期，刘醒龙直接面对生活本土中的社会现实，从现实物象和生活细节着眼去呈现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这是他的第一次重写，意在感应、感召的前提下写出真相和事实。刘醒龙的文学功绩由此生成。在史诗时期，他的着眼点是历史与现实的血脉关系，这是他的第二次重写，是对生活本土的来龙去脉进行重新体认。而到了目前的回望和重返时期，刘醒龙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重写。他结合了感应、感受和感念之上的层层递进，在气血相应、血肉相连、血脉相系的基础上，用切身的感思感怀去写与本土的血缘亲情，写出一块土地的血质和血性。一路走来，刘醒龙真正开始审视安身立命的故乡本土，探究它的本真和秉性。
在长篇小说《黄冈秘卷》里，刘醒龙依旧在使用自己的独门绝技：他把现实物象推到前台，做出特写效果，这便是人所共知的“黄冈秘卷”；他把生活细节推向历史纵深，要写出充溢在故乡本土上的人的品格和精神，这是另一部为人所不闻的“黄冈秘卷”。
现实中的“黄冈秘卷”太有名，这么多年参加过高考的学生都做过黄冈秘卷，它是高考的秘籍和宝典。提到黄冈这个地方，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它是黄冈秘卷的出生地。可以说，黄冈秘卷是当下人们认知黄冈的最鲜明的标识。小说从黄冈秘卷写起，很容易拉近读者与叙述本体的关联。这是刘醒龙在叙述策略上的考虑。而刘醒龙想让人们真正认识的却是藏在这张名片身后的另一部博大精深的“黄冈秘卷”。
在我看来，《黄冈秘卷》的最大价值，在于对父辈祖辈人生经历的回望，和在回望中对一方土地气质、品格的揭示。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一定的生活积累和人生阅历，才有可能通透地理解他人的人生价值和生命意味。作品写到了刘家大塆、林家大塆在社会变迁中的命运遭际，写到了“我们的父亲”“王朤伯伯”等人的沧桑经历和坚定不移的信念操守。与刘醒龙的其他作品所不同的是，《黄冈秘卷》是从血缘亲情上切入，其所流露出的情感也就更为贴切、深挚。历史的外在呈现总是变动不居的，而潜藏在历史心灵深处的基因、血脉，从来都在生生不息。家国民族也从来如此。
关键在于我们如何更为包容、更为通脱地去看待、去发掘。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醒龙对故乡本土的重写，实际上是对一方土地上的人生努力的重新发现和阐释，是对专属于一方土地的性格秉性和精神气质的张举和重塑。因此，《黄冈秘卷》中对“我们的父亲”等形象的塑造，可谓是我们理解历史、认知传承的一个典型文学范本。就刘醒龙的创作而言，《抱着父亲回故乡》完全可以与《黄冈秘卷》互读，前者可视为后者的导读和索引。
六
经过三十多年的创作实践，刘醒龙把自己长成了一棵树。这棵树露出地表后，轻盈自在地沐浴着阳光雨露，感受着文学森林的微风细浪。这个树长得真是地方，那里山清水秀，文脉绵长，而且由于地处偏僻，生活贫困，它得以不受侵扰，自然生长，机敏早熟，自有风骨。路过森林的人，很容易辨识出这样一棵树。
这棵树应运而生，与势俱动，渐渐有了自己的一方天地。在这一天地里，有山村，有大塆，有天门口，有界岭小学，有茶园，有乡村教师，有村支书，有五驼子，有贫寒和清苦，有尘世烟火气。
出现在情景之中的，都是些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他们身份低微，生活困窘，却执拗不屈，刚直不折。这一方天地，呈现出了一个不发达地区百姓生活的现实图景。这样一个现实图景，引发了不同生活处境的人们的内心触动。在展现这些现实的生活场景和生命内容之后，这棵树把根须探入更深的泥土里，要去领略历史的厚重，探寻一方天地的生存秘密。它用功甚勤，用力甚猛，让不明就里的人多少有些诧异。它当然也感受到了身边涌动的浮尘躁气，它甚至索性要翻出一件久远的藏品，看看它在今天现实中的成色模样和相较之下的世道人心。等到把这些都做好了，它发现有一件细小微弱的物什在不经意扯动自己的心脏肺腑，它用自己特有的灵敏感触知晓了那是故土伸出的一双手。这双手绵柔无力，且断且续，似有若无，但从来没有在某一天里显得这么强横刚硬，直把人逼迫到生命的出处。从本土出发的风筝飘得再高远，总有会伏在地上憩息的时候。用刘醒龙自己的话说：再伟大的人回到故乡都是孙子。故乡不仅是故乡，乡土不单是乡土，这是人生出发地，更是精神再生处。与其说刘醒龙在长成一棵树，不如说他在不断锻造、提炼一棵树所拥有的魂魄和精神。
三十多年来，这棵树随着生活场景的不断变化，用感知和觉悟去迎候着新的生活内容。它从来没有放下跟随时代和生活的脚步，并且在不断刻下清晰可辨的年轮。它接纳着一方天地的万千气象，因应着浮尘俗世的烟火气息，传递着生命绵绵不断、生生不息的那一束束星火光亮。
刘醒龙用一棵树的站立姿势，见证着风过雨去、人来人往。
他就是这样的一棵树。
写于20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