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才华在她的周围筑起
一道冰冷的高墙，她端坐其中，
期盼着某个勇士闯进来。
霍洛汉先生是“艾尔·阿布”[1]协会的助理秘书。近一个月来，他在都柏林上下奔走，忙着为一系列音乐会做准备，双手和衣兜里都塞满了脏兮兮的纸片。他瘸了一条腿，所以朋友们都叫他“独脚霍洛汉”。他整日在街上奔波，按时到各个街口进行宣传，他为坚持自己的主张与人据理力争的同时，还会做笔记；但最后把一切安排妥当的却是科尔尼太太。
德芙林小姐是因为赌气才成了科尔尼太太。她曾在一所高等修道院受过教育，学习法语和音乐。她的脸色生来煞白，又不苟言笑，所以在学校没交到什么朋友。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她便经常被父母送去别人家做客，她的演奏和白象牙般的仪态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她的才华在她的周围筑起一道冰冷的高墙，她端坐其中，期盼着某个勇士闯进来，许她一个光辉灿烂的人生。然而，她遇到的年轻男子净是些平庸之辈，因此她并不鼓励他们追求她，背地里却大嚼土耳其软糖[2]，试图以此抚慰自己对于浪漫的渴望。不过，随着“大限”将至，朋友们也开始对她说三道四的时候，她嫁给了奥德蒙码头的靴匠科尔尼先生，堵住了他们的嘴。
他比她年长许多。那些一本正经的言论，不时会从他棕褐色的大胡子里冒出来。结婚一年后，科尔尼太太发觉这样的男人比浪漫的人更靠得住，但她从未放弃自己浪漫的幻想。他是个严肃、节俭、虔诚的人；每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他都去圣坛做礼拜，有时和她一起去，但更多的时候是他一个人去。她坚守着自己浪漫的信仰，但同时也是一名好妻子。在陌生朋友举办的聚会上，只要她稍微抬一下眉毛，他就立刻起身向主人告辞；而当他咳嗽得厉害时，她会用鸭绒被盖住他的脚，再为他调一杯浓烈的朗姆潘趣酒。至于他，则是一位模范父亲。他每个星期会向某个机构交一小笔钱，以确保两个女儿在二十四岁的时候，每人能得到一百英镑作为嫁妆。他把大女儿凯瑟琳送到一所还算不错的修道院念书，她在那里学习了法语和音乐，然后他又出钱让她去皇家音乐学院深造。每年七月，科尔尼太太总要找机会对朋友说：
“我那位好先生要带我们一家人去斯凯里斯住上几个星期。”
不然，他们就去霍斯，或者格雷斯通斯[3]。
当爱尔兰复兴运动开始广受关注时，科尔尼太太便以女儿的名义，给家里请了一位爱尔兰教师。凯瑟琳和她的妹妹给朋友们寄去爱尔兰的风景明信片，朋友们也会寄回其他样式的爱尔兰风景明信片。在某些特定的星期日，科尔尼先生会带家人去临时教堂，做完弥撒之后，总会有一小群人聚在教堂街的拐角处。他们都是科尔尼夫妇的朋友——音乐上的知音，或是民族党的盟友。当极尽闲谈之能事后，他们便会握手，再望着这么多双纵横交错的手，大笑着用爱尔兰语向彼此道别。很快，凯瑟琳·科尔尼小姐的芳名就常被人们挂在嘴边了。大家都说，她在音乐方面很有天赋，是个好姑娘，而且她坚信语言运动能够取得成功。科尔尼太太对此很是满意。因此，当霍洛汉先生有天登门拜访，告诉她协会将在安希恩特音乐厅举办四场大型音乐会，并提议让她的女儿担任钢琴伴奏时，科尔尼太太一点儿也不觉得惊讶。她请霍洛汉先生到客厅坐下，还端出了雕花玻璃酒瓶和银质的饼干盒。她全身心地投入有关演出具体事宜的讨论中，时而出谋划策，时而婉言劝止；最后他们签订了一份合同，写明凯瑟琳将在四场大型音乐会上担任钢琴伴奏，并可获得八几尼[4]的报酬。
在一些细节问题，比如节目单的措辞和曲目的演出顺序的处理上，霍洛汉先生还是个新手，所以科尔尼太太帮着他做了。她显得很老练。她知道哪几位艺术家的名字该用大写字母，哪几位艺术家的名字又该用小号字体。她知道第一男高音不愿意被排在米德先生的滑稽表演后面登场。为了持续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她在一些喜闻乐见的老节目中穿插了一些没什么把握的新曲目。霍洛汉先生每天都来拜访她，就一些问题征求她的意见。她总是热情地接待他，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就像家人那样。她把玻璃酒瓶推到他面前，招呼道：
“你就自己倒吧，霍洛汉先生!”
在他自己倒酒时，她又说：
“别客气!倒就是了!”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科尔尼太太在布朗·托马斯店里买了几块漂亮的淡粉色软缎，打算缝在凯瑟琳裙子的前襟上。这些布料花了她不少钱；但在某些场合，多花点儿钱也是值得的。她买了十二张面值两先令的终场音乐会门票，寄给那些多半不会自己掏钱买票来看的朋友。她什么都没有忘记，多亏了她，该办的一切都办妥了。
音乐会将于星期三、四、五、六举行。星期三晚上，当科尔尼太太和凯瑟琳到达安希恩特音乐厅时，眼前的景象让她很是不满。几个年轻人外套上别着亮蓝色徽章，懒洋洋地站在前厅里；他们没有一个人穿着晚礼服。她领着女儿从他们身旁走过，透过敞开的门往大厅里匆匆瞥了一眼；她这才明白服务生无精打采的原因。起先她还以为是自己弄错了时间。不，没错，还有二十分钟就到八点了。
在后台的化妆间里，科尔尼太太被引荐给协会秘书长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她微笑着与他握手。他个头不高，脸色苍白，神情漠然。科尔尼太太注意到，他把那顶褐色软帽随意地歪戴在头上，讲话的语调也没什么起伏。他手里拿着一张节目单，一边跟她说话，一边把节目单的底边嚼成了黏糊糊的纸浆。他似乎并不把失落放在心上。霍洛汉先生每隔几分钟就到化妆间来报告票房的情况。艺术家们紧张地交头接耳，时不时瞥一眼镜子，还把手里的乐谱卷起又翻开。快到八点半的时候，大厅里为数不多的几位听众都开始表达他们对于音乐的渴望。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走上舞台，若无其事地对厅里笑了笑，说：
“那好吧，女士们先生们，我想我们还是开演吧。”
科尔尼太太对他那毫无起伏的尾音报以轻蔑的一瞥，然后鼓励女儿：
“你准备好了吗，亲爱的？”
她找了个机会，把霍洛汉先生叫到一旁，请他告诉她这是怎么一回事儿。霍洛汉先生也不知道。他说，这是委员会的问题，是他们安排了四场音乐会：四场太多了。
“还有你们请来的那些‘艺术家’!”科尔尼太太说，“当然，他们也尽力了，但实在有些上不了台面。”
霍洛汉先生承认他们的水平确实有限，但他又说，委员会已经决定让前三场演出顺其自然，等到星期六晚上再让所有的名演员登场。科尔尼太太什么也没说，只是看着平庸的节目一个接一个上演，大厅里本就不多的听众也一个接一个离场。她不禁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该为这样一场音乐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她不喜欢眼前的一切，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若无其事的笑容也使她大为恼火。但她没有作声，只是等着看音乐会如何收场。将近十点，演出结束，听众都匆忙离席回家了。
星期四晚上来的人多了一些，但科尔尼太太立即发现他们都是凭赠票入场的。观众表现得很无礼，仿佛这是一场非正式的彩排。菲茨帕特里克先生似乎乐在其中；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科尔尼太太正愤怒地留意着他的举动。他守在幕布边上，不时探出头来，与坐在楼厅角落的两个朋友相视而笑。就在当晚，科尔尼太太获悉星期五的音乐会将被取消，而委员会也将全力以赴，确保星期六的终场演出座无虚席。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到处去找霍洛汉先生。正当他一瘸一拐地把一杯柠檬水递给一位年轻女士时，科尔尼太太拦住了他，问他这消息是不是真的。没错，是真的。
“但是，当然啦，这不会对合同产生任何影响吧？”她说，“合同上签的是四场音乐会。”
霍洛汉先生好像突然有了急事，他建议科尔尼太太去找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谈谈。科尔尼太太这才警觉起来。她把菲茨帕特里克先生从幕布旁喊了过来，对他说，她女儿已经签下四场音乐会的合同，按照合约规定，无论协会是否举办这四场音乐会，她女儿都应得到当初约定的酬劳。菲茨帕特里克先生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也没办法及时解决这个难题，便说要将此事提交委员会讨论。科尔尼太太怒火中烧，气得脸颊直抖，她极力忍着不让自己问出这句：
“请问，谁是这个所谓的‘委员废’[5]？”
可她知道这样说话有失淑女风范，便保持了沉默。
拿着一捆捆宣传单的小男孩们，在星期五一大早就被派往了都柏林的主要街道。各大晚报都刊登了特别报道，提醒热爱音乐的朋友们，切莫错过第二天晚上的精彩演出。科尔尼太太稍微放心了一些，但她觉得仍有必要把自己的顾虑讲给丈夫听。他认真听完后，说周六晚上陪她们一起过去或许更好。科尔尼太太同意了。她尊重自己的丈夫，如同尊重邮政总局，二者都是那么庞大、安全、稳固。尽管她知道丈夫能力有限，但她欣赏他作为男人的抽象价值。她很高兴丈夫提出与她同往。她在心里反复琢磨自己的计划。
盛大的音乐会之夜来临了。科尔尼太太带着丈夫和女儿，在音乐会开场前四十五分钟就到达了安希恩特音乐厅。不巧的是当晚下着雨。科尔尼太太把女儿的演出服和乐谱交给丈夫保管，自己则跑遍了整栋大楼，到处搜寻霍洛汉先生和菲茨帕特里克先生的身影。这两人她一个也没找着。她问服务生，大厅里是否有委员会的成员在场，结果费了半天周折，服务生才带来一个名叫贝尔妮的矮个子妇人。科尔尼太太向她解释说，自己希望见到协会的秘书长。贝尔妮小姐表示，他随时会到场，又问她还可以做点儿什么。科尔尼太太审视着这张老气横秋却挣扎着表现出真诚和热情的脸，说：
“不了，谢谢!”
这个矮个子妇人希望今晚的音乐会满座。她望着外面的雨，直到湿漉漉的街道上弥漫的忧郁抹去她扭曲的脸上残存的真诚和热情。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说：
“唉，好吧!我们尽力了，老天看在眼里了。”
科尔尼太太不得不回到化妆间。
“艺术家”们陆续到场了。男低音和男次高音已经到了。男低音杜根先生是个身材瘦削的年轻人，留着稀疏的黑胡子。他是城里一家公司的大厅搬运工的儿子，小时候，他就在这回声嘹亮的大厅里练习拖长的低音。虽然出身贫寒，但他奋发向上，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一流的表演“艺术家”。他曾参加过大型的歌剧演出。一天晚上，某位歌剧“艺术家”病倒了，于是他作为替补演员，在皇后剧院出演了《玛丽塔娜》[6]中的国王一角。他演唱时感情充沛，声音洪亮，因此受到顶层楼座听众们的热烈欢迎。然而，他却跟缺心眼似的，用戴着手套的手抹了一两次鼻涕，留给观众的好印象也就此破灭了。他为人谦逊，寡言少语。他说“您”这个字眼时，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为了保护嗓子，他从不喝比牛奶更烈的东西。男次高音贝尔先生是个满头金发的小个子。他每年都参加爱尔兰民间古典音乐节，并在第四次参赛时获得了一枚铜牌。在同行面前，他心里总觉得忐忑，但同时又嫉妒得不行，因此，他会表现出一副过分亲热的样子，以掩饰内心的妒忌和恐惧。他表达幽默的方式就是告诉大家参加音乐会对他来说是一场多么残酷的考验。因此，他一看到杜根先生，便迎上前去问道：
“你也来接受考验了？”
“是啊。”杜根先生说。
贝尔先生冲他的患难之交笑了笑，然后伸出手说：
“握个手吧!”
科尔尼太太从这两个年轻人身旁走过，来到幕布边上查看场内的情况。座位很快就坐满了，观众席中回**着悦耳的喧哗声。她回到丈夫身边，悄悄对他说了几句话。很明显，他们的谈话是关于凯瑟琳的，因为当她与民族党友人、女低音希利小姐聊天时，两人偶尔还会看她一眼。这时，一个脸色苍白的陌生女子独自穿过房间。女人们对那条褪了色的蓝裙子投以锐利的目光，裙子包裹的是一副瘦弱的身躯。有人说，那是女高音格琳夫人。
“真不知道他们从哪个鬼地方把她给挖出来的，”凯瑟琳对希利小姐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希利小姐只好强颜欢笑。就在这时，霍洛汉先生一瘸一拐地进了化妆间，于是两位小姐便向他打听那个陌生女人是谁。霍洛汉先生说她是从伦敦来的格琳夫人。格琳夫人站在房间一角，双手僵硬地捧着一卷乐谱，眼神飘忽不定，像是受到了惊吓。灯影遮住了她褪色的裙子，却报复似的落在了她锁骨后方的凹陷处。大厅里的喧哗声听得更清楚了。第一男高音和男中音一道来了。他们穿着讲究，体格壮实，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与周围的人相比显得富态十足。
科尔尼太太把女儿带到他们跟前，与他们亲切地攀谈起来。她想和他们搞好关系，但尽管她极力保持礼貌，她的眼睛却一直盯着霍洛汉先生的瘸腿和他迂回鬼祟的身影。她一找到机会，便向众人告辞，跟在他后面出去了。
“霍洛汉先生，我有话跟你说。”她说。
他们来到走廊一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科尔尼太太问他，她女儿什么时候能拿到酬金。霍洛汉先生说，这件事儿由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负责。科尔尼太太说，她不知道什么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她女儿签了一份八几尼的合同，这笔钱她必须拿到。霍洛汉先生说，这件事儿不归他管。
“怎么不归你管？”科尔尼太太质问道，“难道不是你让她签的合同？无论如何，这事儿你不管我管，而且我要管到底。”
“你最好先跟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谈谈。”霍洛汉先生冷淡地说。
“我不知道什么菲茨帕特里克先生，”科尔尼太太重复道，“我有合同，我只知道一切得照章办事。”
她回到化妆间时，两颊微微有些发红。房间里很热闹。两个身穿户外服的男人围着火炉，正与希利小姐和男中音亲切地交谈。一位是《自由人报》的记者，另一位是奥马登·勃克先生。《自由人报》的记者说他不能留下来欣赏音乐会，因为他得去报道一位美国牧师在市政大厦的演讲。他头发灰白，说话稳重，举止谨慎。他手上夹着一根已经熄灭的雪茄，烟雾在他的周围缭绕。他原本一刻都不想多待，因为音乐会和“艺术家”使他感到厌烦，但他依旧靠在壁炉架上迟迟没有离开。希利小姐站在他面前，又说又笑。他已经足够老成，猜得出她这般殷勤的原因；但他的心态又足够年轻，仍会允许自己享受这片刻的欢愉。她身体的温度、香味和色泽撩拨着他的感官。他欣慰地发现，那在他身下缓慢起伏的胸脯，此刻，只为他一人起落；那笑颜、芳香和含情的目光，都是进献给他的贡品。他不能再逗留下去，只好带着歉意向她告别。
“奥马登·勃克会写这篇评论，”他对霍洛汉先生解释道，“我会负责让它见报的。”
“非常感谢，亨德里克先生，”霍洛汉先生说，“我知道，您一定会把它登出来的。临走之前，不想喝点儿什么吗？”
“喝点儿也好。”亨德里克先生说。
两人走过曲折的通道，登上昏暗的阶梯，最后来到一个隐蔽的房间。一名服务员正在为几位先生开酒瓶，其中一位就是奥马登·勃克先生，他凭直觉找到了这个房间。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老先生，休息时会将自己伟岸的身躯靠在一把巨大的丝绸伞上保持平衡。他华而不实的西方名字则是一把道德上的巨伞，靠着这把伞，他摆平了许多财务上的问题。大家都很尊敬他。
就在霍洛汉先生招待《自由人报》的记者时，科尔尼太太正在跟她的丈夫说话，她太激动了，以至于她的丈夫不得不让她放低音量。化妆间里其他人的谈话也变得拘谨起来。首先登场的是贝尔先生，他已经做好了演唱的准备，可伴奏却没有一点儿声响。显然是出了什么问题。科尔尼先生捋着胡子直视前方，科尔尼太太则凑近凯瑟琳的耳朵，低声强调着什么。大厅里传来鼓励开演的声音，掌声和跺脚声混杂在一起。第一男高音、男中音和希利小姐三人并肩而立，安静地等待着，但贝尔先生的神经却异常紧张，生怕观众以为他迟到了。
霍洛汉先生和奥马登·勃克先生走进化妆间。他察觉到屋内一片寂静。他走到科尔尼太太跟前，恳切地与她交谈。就在他们说话时，大厅里的喧闹声更甚了。霍洛汉先生情绪激动，涨得满脸通红。他说个不停，科尔尼太太只是偶尔插上一句：
“她不会上场的。她必须拿到属于她的八几尼。”
霍洛汉先生气急败坏地指向大厅，只见观众们在那里又拍手又跺脚。他开始向科尔尼先生和凯瑟琳寻求帮助。科尔尼先生仍在抚弄他的胡须，凯瑟琳则低下头，不停地磨蹭着她新鞋的鞋尖，这不是她的错。科尔尼太太再次重申：
“没拿到钱，她是不会上场的。”
在一阵激烈的唇枪舌剑之后，霍洛汉先生瘸着腿夺门而出。房间里鸦雀无声。当沉默变得难以忍受时，希利小姐对男中音说：
“你这星期见过帕特·坎贝尔夫人吗？”
男中音说不曾见到她，但听说她一切都好。两人的交谈到此为止。第一男高音低下头去，一边数着自己腰上的金链条，一边微笑着，嘴里还哼着小调，试着用鼻子说话。不时地，大家都往科尔尼太太那边瞄。
音乐厅里的喧哗已经变成了**。就在这时，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冲进化妆间，后面跟着气喘吁吁的霍洛汉先生。大厅里的拍掌声和跺脚声中间还穿插着口哨声。菲茨帕特里克先生手里拿着一小沓钞票。他数了四张塞到科尔尼太太手里，说幕间休息时再给她另外一半。科尔尼太太说：
“这里还少了四先令。”
可是凯瑟琳已经提起裙子，对第一位出场的表演者说：“走吧，贝尔先生。”而贝尔此时正颤抖得像一棵晃动的白杨。歌唱家和伴奏者一同走上舞台。场内的喧闹声平息下来，几秒钟后，传出了悠扬的琴声。
除了格琳夫人的曲目外，音乐会的上半场相当成功。这位可怜的女士用一种难以为继的喘息式唱法完成了《基拉尼》[7]的演唱，她的咬字和唱腔颇为老派，可她还自以为清新脱俗呢。她就像一具穿着戏服的死尸，刚被人从土坑里挖出来，就被立刻搬上台去。坐在廉价座席的观众纷纷嘲笑起了她尖厉的嗓音。不过，好在第一男高音和女低音的演唱赢得了满堂的喝彩。凯瑟琳弹奏了几首爱尔兰小调，观众同样报以热烈的掌声。上半场的演出在一篇激动人心的爱国诗朗诵中结束，朗诵者是一位组织业余戏剧演出的年轻女士。这个节目理所当然地博得了观众的掌声。上半场结束后，观众们心满意足地离席起身，在大厅外休息了片刻。
而在这段时间，化妆间里已经乱作一团。房间的角落里站着霍洛汉先生、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贝尔妮小姐、两名服务员、男中音、男低音，以及奥马登·勃克先生。奥马登·勃克先生说，这是他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丢人的表演，还说凯瑟琳·科尔尼小姐的音乐生涯从此断送在都柏林了。有人问男中音对科尔尼太太的行为有什么看法。他不想发表任何意见。他已经拿到了酬金，只想与所有人和睦相处。不过他说，科尔尼太太或许应该为其他表演者稍作考虑。服务员和秘书们就幕间休息时该怎么办，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我同意贝尔妮小姐的意见，”奥马登·勃克先生说，“一分钱也不给她。”
在房间的另一角，科尔尼太太与她的丈夫、贝尔先生、希利小姐和那个朗诵爱国诗的姑娘站在一起。科尔尼太太说，委员会对她的态度实在太过恶劣，她既出钱又出力，最后竟得到这样的回报。
他们认为，他们要对付的只不过是一个女人，所以就对她横加干涉。但是她要让他们知道自己错了。如果她是个男人，他们又怎么敢这样对待她。她要维护的是女儿的权益，她才不会任人耍弄。哪怕他们少付一法新[8]，她都会闹得都柏林满城风雨。当然，她对“艺术家”们感到抱歉，但她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她向男次高音求助，他认为，科尔尼太太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接着，她又求助于希利小姐。希利小姐的心是向着另一边的，但这样做又很为难，因为她和凯瑟琳是要好的朋友，科尔尼夫妇还经常邀请她去家里做客。
上半场刚一结束，菲茨帕特里克先生和霍洛汉先生就找到科尔尼太太，告诉她剩下的四个几尼，要等到下星期二的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再结算，还说如果她的女儿不出席下半场的演奏，委员会将认为合约已经解除，不再支付任何费用。
“我可从没见过什么委员会，”科尔尼太太愤怒地说，“我女儿有合同在手。她必须拿到那四英镑八便士，否则，她绝不会踏上舞台半步。”
“您真是让我大吃一惊，科尔尼太太，”霍洛汉先生说，“没想到您会这样对待我们。”
“你们又是怎样对待我的？”科尔尼太太反问道。
她一脸怒容，像要动手打人似的。
“这是我应得的权利。”她说。
“您总该懂点儿基本的礼仪吧？”霍洛汉先生说。
“总该，是吗？……我问你们我女儿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酬金时，我可没有得到一个文明礼貌的答复。”
她甩了甩头，换上一副高傲的表情，说：
“你去找秘书长谈。这不关我的事儿。我没空处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
“我之前还以为您是位有教养的夫人呢。”说完，霍洛汉先生猝然转身离去。
在那之后，科尔尼太太的行为遭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大家都赞成委员会的做法。她站在门口，与丈夫和女儿争辩，对他们指手画脚，同时因愤怒而显得憔悴。下半场开演的时候，她原以为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会来找她，可是希利小姐却好心答应为一两首曲目伴奏。科尼尔太太不得不退到一旁，让男中音和他的伴奏走上舞台。她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宛如一尊愤怒的石雕，而当第一个音符被敲响时，她一把抓起女儿的外套，对丈夫说道：
“去叫辆出租车!”
他转身就出去了。科尼尔太太把外套披在女儿身上，跟在丈夫后面。穿过门廊时，她停住脚步，瞪眼看向霍洛汉先生的脸。
“我跟你没完。”她说。
“但我跟你已经完了。”霍洛汉先生说。
凯瑟琳乖乖跟在母亲身后。霍洛汉先生在屋里来回踱步，想让自己凉快下来，因为他感觉自己皮肤上像有火在烧。
“好一位有教养的夫人!”他说，“哼，好一位有教养的夫人!”
“你做得没错，霍洛汉。”奥马登·勃克先生倚着他的雨伞赞许道。
[1] 原文为爱尔兰语，意为“爱尔兰走向胜利”，是当时著名的民族主义运动口号。
[2] 在古时候，土耳其软糖是皇室宫廷特供甜品，贵族之间喜欢用精美的蕾丝手帕把它包裹起来，作为相互赠送的礼品。更是用于赠送心上人表达爱慕的方式之一。——编者注
[3] 斯凯里斯、霍斯和格雷斯通斯是都柏林附近的三个著名的海滨度假胜地。
[4] 几尼为旧时英国金币。一几尼相当于二十一先令。
[5] 菲茨帕特里克先生说的是“committee(委员会)”，但科尔尼太太试图取笑他“毫无起伏的尾音”，便成了“commetty”。
[6] 《玛丽塔娜》(Maritana)，爱尔兰作曲家威廉·文森特·华莱士的歌剧作品。
[7] 《基拉尼》(Killarney)，出自爱尔兰作曲家迈克尔·威廉·巴尔夫的歌剧《伊尼斯福伦》。
[8] 英国旧时值四分之一便士的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