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用金钱买来的、
鬼鬼祟祟的爱情让他心中充满绝望。
詹姆斯·杜菲先生住在查佩里佐德[1]，他虽然是城里人，却希望住得离城市越远越好，而且在他看来，其他郊区也不过是尖酸刻薄、有悖传统和装腔作势的代名词。他住在一间昏暗的老房子里，透过房间的窗户，可以看见一座废弃的酿酒厂，还能向上望见都柏林赖以生存的那条浅河。他的房间里没有铺地毯，高高的墙上也没有挂装饰画。屋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他亲自购置的：一张黑色的铁架床、一个铁制的脸盆架、四把藤椅、一副衣架、一只煤斗、一道火炉围栏、一些用于拨火的铁器，还有一张叠放着双层书桌的方台。墙壁上的凹室是用白木架子做成的书柜。**铺着白色的床单，床脚放着一块黑红相间的软垫。脸盆架上挂着一面小手镜，若是在白天，壁炉台上唯一的装饰，便是那盏罩着白色灯罩的小灯。白木架子上的书籍是按照体积大小自下而上摆放的，书架底层的一端放着华兹华斯全集，顶层的一端放着一本用笔记本硬皮封面装订起来的《梅努斯教义问答》。书桌上总是放着写作用的素材，有豪普特曼的《迈克尔·科莱默》的翻译手稿，其中舞台指导的部分是用紫色墨水写成的，还有一沓用铜针固定在一起的小纸片。这些纸片上大多记录着一句箴言，但颇为讽刺的是，贴在第一页的竟是“胆汁豆”[2]的大字标题广告。一掀开桌板，便能闻见一阵淡淡的香气——一根新买的雪松木铅笔的香气、一瓶胶水的香气，或者是一个遗忘在那里已经熟透了的苹果的香气。
杜菲先生厌恶一切预示着生理或心理疾病的征兆，中世纪的医生恐怕会诊断他为“沉郁的土星之子”。他的脸庞像都柏林街道一样呈棕褐色，仿佛诉说着他这一辈子所经历的人生故事。他的脑袋又长又大，上面长着一头干枯的黑发，黄褐色的胡子遮不住那张不显友好的嘴巴。他的颧骨使脸看起来更为尖锐，但那双在黄褐色的眉毛下观察世界的眼睛，却未曾露出一丝严厉的神色，给人的印象是：此人时刻准备着迎接他人向善的天性，却又往往失望而归。他在生活中与自己的躯体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以一种怀疑的眼光从侧面观察自己的行为。他有一个怪癖，即喜欢为自己作传，因此时常在脑中构想关于自己的短句；这些句子的主语用的是第三人称，谓语用的是过去时态。他从不对乞丐施舍，走起路来步伐稳健，手里还握着一根结实的榛木手杖。
多年来，他都在巴格特街的一家私营银行当出纳。每天早上，他会从查佩里佐德坐电车来上班。中午时分，他会去丹·勃克店里取午餐——一瓶拉格啤酒和一小盘竹芋粉饼干。下午四点他就下班了。他会去乔治街的一家餐厅吃晚饭，在那里他觉得心安，因为不必跟都柏林的公子哥儿们来往，而且食物的价钱也算合理公道。到了晚上，他不是在房东太太的钢琴前弹琴，就是在城郊四处闲逛。他喜欢莫扎特的音乐作品，所以偶尔会去听一场歌剧或音乐会；这是他生活中唯一的消遣。
他没有伴侣也不交朋友，不去教堂也没有信仰。他过着自己的精神生活，不与任何人产生交集，只有在圣诞节期间才去探望亲人，并在他们去世后，负责把他们的遗体送进墓园。他履行这两项社会义务，是为了维护传统的尊严，但对当今社会规范公民的惯例和制度，他决不会做出任何让步或妥协。他允许自己相信，在某个命定的时刻，他会将自己工作的银行洗劫一空，但这一时刻仍未到来，所以他的生活就这样平淡地继续着——像一本没有波澜起伏的书。
一天晚上，在圆形剧院，他发现自己坐在两位女士身旁。大厅里观众寥寥，寂静无声，一切都令人沮丧地预告着这场演出的失败。靠近他坐着的那位女士朝空****的大厅扫了一两眼，然后说：
“今晚人这么少真是太可惜了!让演员们对着空板凳唱歌简直是一种折磨。”
他把这番话当成了谈话的邀约。出乎他的意料，她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尴尬。在交谈的过程中，他试图将她的形象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当得知她身旁的年轻女孩是她女儿的时候，他便判断这位母亲应该比自己还要小个一两岁。她年轻的时候一定很漂亮，如今也仍然透着灵性。那是一张五官分明的鹅蛋脸。一双湛蓝的眼睛，深沉而坚定。起初，那双眸子带着一丝挑衅的意味，但随着瞳孔渐渐隐入虹膜，又让它们流露出一种丰富的感性气质，让人捉摸不透。当瞳孔再度显现时，这种若隐若现的天性重新受到了矜持的约束。然而，衬托着她丰满胸部的阿斯特拉罕羔羊皮夹克，却将她骨子里的叛逆展露无遗。
几个星期后，在厄尔斯福特阶梯音乐厅，他再次遇到了她，并趁着她女儿不注意的时候与她亲近起来。她有一两次提到自己的丈夫，但听语气似乎并不像是一种警告。她的名字叫西尼考太太。她丈夫的曾曾祖父来自莱亨[3]。她的丈夫是一位商船船长，往返于都柏林与荷兰之间。他们有一个孩子。
第三次碰巧遇见她时，他鼓起勇气提出想要和她约会。她赴约了。这便是后来许多次约会的开端。他们总是约在晚上见面，再找个安静的地方一起散步。然而，杜菲先生却对这段见不得光的恋情很是不满，他坚持让她邀请他去家里做客。西尼考船长也对他的来访表示欢迎，以为杜菲先生看上了自己的女儿。他早已失去了与妻子寻欢的兴致，因此也不认为别人会对她产生兴趣。由于西尼考太太的丈夫时常出海，女儿又常在外面教音乐，杜菲先生便有了很多机会享受西尼考太太的陪伴。他们两人都不曾经历这样的冒险，也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妥。渐渐地，他将自己的思想与她缠绕在一起。他借书给她，为她提供观点和想法，与她分享自己的学问与知识。她什么都听。
有时为了回馈他所分享的这些理论，她也会讲一些自己真实的生活经历。她以近乎母性的关怀，敦促他充分释放自己的天性；她成了他的“告解神父”。他告诉她，有段时间他曾经协助爱尔兰社会党组织集会；在一个点着昏暗油灯的阁楼上，在一群刚醒了酒的工人中间，他觉得自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后来社会党分为三派，每派都有各自的领袖和阁楼，他就不再去参加这种会议了。他说，工人们展开批判的时候畏首畏尾，可对工资的问题却兴致盎然。他说，他们是一群面目可憎的现实主义者，他们讨厌循规蹈矩的生活，只是因为不想工作罢了。他还告诉她，近几个世纪，都柏林都不大可能出现什么社会变革。
她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他反问她，何必呢？语气略带不屑。为了和那些只会堆砌辞藻，而不能连续思考六十秒的知识贩子一较高下吗？为了让自己置身于那些把道德问题交给警察、把艺术追求托付给剧场经理、见风使舵的中产阶级的批判之中吗？
他常常去她在都柏林郊外的小别墅与她共度良宵。渐渐地，他们的思想交织在一起，讨论的话题也不再那么遥远。她的陪伴犹如栽种一株舶来植物的温床。有好几次，她故意不去开灯，让黑暗降临在他们身上。昏暗隐蔽的房间、与世隔绝的环境，以及仍在耳畔萦绕的音乐，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使他得到了升华，磨平了他的棱角，还为他的精神生活注入了情感。有时候，他发现自己会自言自语。他觉得自己在她心目中会上升到一个天使的高度。然而，随着伴侣热忱的天性与他越发贴近，他听见一个诡异的、没有人情味的声音，他认出那是他自己的声音，那声音告诫自己，要让灵魂保持不可救药的孤独。那声音说：我们不能把自己交给别人，我们只属于自己。这番话的结果是：一天晚上，西尼考太太表现得异常兴奋，她激动地抓住他的手，并将它紧紧地贴在脸颊上。
杜菲先生大为惊讶。她对这番话的理解使他从幻梦中清醒过来。他有一个星期没去看她，然后写了一封信约她见面。他不希望这最后一次会面沦为忏悔之死的陪葬品，于是约她在公园正门附近的一家蛋糕店见面。秋日渐凉，但两人却并不在意，他们沿着公园的小路来来回回，走了差不多三个小时。他们说好了不再来往：他说，任何一种联系都注定和痛苦纠缠在一起。他们出了公园，默默地向电车走去；但在这时，她开始剧烈地颤抖，他担心她会再次失控，便匆匆告别离开了。几天后他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他的书和乐谱。
四年过去了。杜菲先生又恢复了他平静的生活。从他的房间依然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多么井井有条。楼下房间的乐谱架上塞了几首新曲子，书架上则添了两卷尼采的作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快乐的科学》。他很少在书桌的那沓纸片上写东西了。在他与西尼考太太最后一次会面后，又过了两个月，他才写下这样一段文字：男人和男人之间没有爱情，因为他们不能**；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友情，因为他们必须**。他怕碰巧遇见她，便连音乐会也不去了。他的父亲过世了，银行的那位初级合伙人也离职了。他仍然每天早上搭电车进城，每天晚上在乔治街吃顿简单的晚饭，以阅读晚报替代餐后甜点，再从城里步行回家。
一天晚上，正当他将一小块咸牛肉和卷心菜递到嘴边时，他的手却突然停住了。他的目光不受控制地落在晚报的一行字上，这份报纸正被他支在盛水的玻璃瓶上。他将那一小口食物放回盘子，仔细读起了那篇报道。接着，他喝了杯水，推开餐盘，将报纸对折夹在手肘之间，把那段话读了又读。卷心菜在他的盘子里积起一层冰冷的白色油脂。女招待走上前来，问他是不是饭做得不好。他说饭做得很好，又勉强吃了几口。接着，他结完账离开了餐馆。
他在十一月的暮色中快步前行，手里那根结实的榛木手杖有规律地敲打着地面，淡黄色的《邮报》纸边从他紧身的双排扣大衣的侧袋里露了出来。在从公园正门到查佩里佐德的那条十分冷清的路上，他放慢了脚步。手杖敲打地面的力度减弱了，他的呼吸也不再规律，几乎化成了一声声叹息，凝结在冬日的空气里。他一到家，就立刻上楼回到卧室，从口袋里掏出报纸，借着窗外渐弱的光，把那段话又读了一遍。他没有大声读出来，而是像神父念诵祷文时那样轻轻嚅动着嘴唇。以下便是这则报道：
悉尼广场一妇人死亡
一桩惨案
今日，在都柏林市医院，副验尸官(在莱弗里特先生缺席的情况下)对艾米丽·西尼考太太的遗体进行了尸检。死者四十三岁，昨夜于悉尼广场车站身亡。证据表明，该女子在试图跨越铁轨时，被一辆上午十点钟从金斯敦车站驶出的低速列车撞倒，头部和身体右侧受伤致死。
列车司机詹姆斯·列侬说，他在铁道公司任职已有十五年。他听见列车员的哨声才开动火车，一两秒后，他听见呼喊又立即把车刹住。当时火车开得很慢。
列车行李员P. 邓恩说，列车即将启动时，他注意到一个女人正试图跨过轨道。他朝她奔去并大声呼喊，但没等追上她，车头的缓冲装置就将她撞倒在地。
一位陪审员问：“你是否亲眼看见她倒下？”
证人回答：“是的。”
克罗利警长作证说，他到达现场后，发现死者仰躺在站台上，已无生命体征。他让人把尸体抬到候车大厅，等待救护车到来。
警号为“57E”的警员确认其证言属实。
都柏林市医院住院部的助理外科医生哈尔平说，死者有两根胸下肋骨断裂，右肩有严重挫伤。右脑在倒地时受损。但对正常的人来说，这样的伤势尚不足以导致死亡。在他看来，死亡原因或为休克和突发性心力衰竭。
H. B. 帕特森·芬利先生代表铁道公司对此次事件深表哀痛。公司一向采取各种预防措施，如在车站张贴告示，并在交叉路口使用专利弹簧门，以防止乘客通过天桥以外的方式穿越铁路。死者貌似习惯在深夜横穿轨道，并往返于站台之间。鉴于本案的复杂性，他认为不应该追究铁道部门的责任。
西尼考船长(即死者的丈夫)也提供了证词。他住在悉尼广场的利奥维尔，他确认死者是自己的妻子。事故发生时他不在都柏林，那天上午才从鹿特丹返回这里。他们结婚二十二年，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大约两年前，妻子开始放纵饮酒。
玛丽·西尼考小姐说，母亲在世时，常在晚上出门买酒。作为证人，她曾多次对母亲说理，并劝她加入戒酒协会。事故发生一个小时后她才到家。
陪审团根据尸检结果作出判决，宣布司机列侬无罪。
副验尸官说，这是一起令人心痛的案件，并对西尼考船长和他的女儿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他敦促铁道公司采取有力措施，以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无人受到追责。
杜菲先生从报纸上抬起头，凝视着窗外那一片寂寥的夜景。空无一人的酿酒厂旁，河水静静地流淌着，卢坎路上的几栋房子里偶尔有灯光闪烁。这是个怎样的结局啊!关于她死亡的那篇报道，从头至尾都让他觉得难以忍受，一想起自己曾经对她倾吐那些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想法，就让他感到一阵恶心。记者用他那陈腐的腔调、虚伪的同情，以及谨慎的措辞，成功掩盖了一场平庸之死中的诸多细节，这让他胃里又是一阵翻腾。她不但贬低了自己，也使他的脸上蒙羞。他亲眼见到了她的丑恶行径，俗不可耐且散发着恶臭。这就是他的灵魂伴侣!他想到了那些步履蹒跚的可怜虫，他们提着瓶瓶罐罐，等着酒保给他们装酒。上帝啊，这是个怎样的结局啊!显然，她已经不适于生存。她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因此容易染上不良的习惯，沦为人类文明的残次品。但她怎么可以堕落到这个地步!难道这一切都是他在欺骗自己吗？他回想起那天晚上她突然爆发出来的**，而当下却以一种更为严厉的目光对其进行审视。他松了一口气，心里无比赞成自己当初分手的这个决定。
天色渐暗，他的思绪开始游移，他甚至能感受到她指尖的触碰。刚才袭击他胃部的震动，此刻已波及他的神经。他赶忙穿上大衣，戴上帽子，朝屋外走去。刚到门口，一阵寒风就扑面而来，顺着他的大衣袖套钻了进去。他走进查佩里佐德桥头的一家酒吧，点了一杯热潘趣。
店老板殷勤地招待他，但未敢与他攀谈。店里有五六个工人，正在讨论一位绅士在基尔代尔郡有多少房产。他们端起品脱杯往肚子里灌啤酒，放下酒杯就抽烟。他们随地吐痰，还不时用厚重的靴子在地上扫些木屑把痰盖住。杜菲先生坐在凳子上看着他们，但对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没过多久，这群人离开了，他又点了一杯潘趣酒。这杯酒他喝了很长时间。酒吧里很安静。店老板伸展四肢，懒洋洋地趴在柜台上，一边读《先驱报》一边打哈欠。偶尔可以听到一辆电车在外面那条冷清的路上嗖嗖地驶过。
他坐在那里，回想着与她一同度过的那些时光，脑海里交替浮现出他所构想的关于她的两种形象。这时，他意识到她已经死了，她已经不复存在，她已经成为一段回忆。他开始感到不安。他问自己是不是本可以做些什么。他不可能与她上演一场欺骗的喜剧，不可能和她公开地生活在一起。他已经做出了自认为最好的选择。怎么能怪他呢？现在她走了，他才明白她活着的时候有多么孤独，夜复一夜地独守那间空房。总有一天，他的孤独也会降临，直到他也死去，不复存在，成为一段回忆——如果有谁还记得他的话。
他离开酒吧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夜色清冷而阴郁。他从第一道大门走进公园，在枝叶稀疏的树下散步。他穿过他们四年前一起走过的荒凉小径，黑暗中，她仿佛就在他的身旁。有时，他似乎感觉她的声音已经传入耳畔，她的手掌也已与他相触碰。他驻足倾听。为什么他不给她留条活路？为什么他要亲自对她宣判死刑？他感觉自己的道德世界正在坍塌。
当登上玛格辛山顶时，他停了下来，沿着河流向都柏林眺望。城里的灯火在这寒冷的夜里映出热情的红光。他顺着山坡往下看，在坡底，在公园围墙投下的阴影中，他看到几对男女躺在那里。那些用金钱买来的、鬼鬼祟祟的爱情让他心中充满绝望。他啃噬着自己高尚的脊髓，他认为自己不配享用生命的宴席。这个女人或许真心爱过他，可是他却毁了她的一生，断送了她的幸福。他把她钉在耻辱柱上，让她蒙羞而死。他知道墙边那些匍匐在地的人都在看着他，巴不得他赶紧离开。他是一个没人要的人，他不配享用生命的宴席。他将目光转向那条波光粼粼的灰色河流，河水蜿蜒，向都柏林流去。在河的那边，他看见一列货车绕着弯从金斯桥车站驶出，它像一条头上燃烧着火焰的蠕虫，顽强而吃力地爬出了黑暗。货车缓缓驶出了他的视线，但他仍能听见引擎以一种沉闷的轰鸣声，反复念诵着她名字里的每个音节。
他沿着来时的路折返，引擎的轰隆声还在耳边回响。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是否真实。他在一棵树前停了下来，让耳中的节奏渐渐消失。在黑暗中，他感觉不到她在身边，也听不见她的声音了。他等待了几分钟，仔细聆听着。他什么也听不见：黑夜一片寂静。他又听了听：仍是一片寂静。他知道，他的孤独已在此刻降临。
[1] 查佩里佐德(Chapelizod)，一个横跨利菲河的村庄，位于市中心以西约三英里处。
[2] 胆汁豆(Bile Beans)，一种广受欢迎的治疗“胆汁过多(消化不良的早期术语)”的专利药。
[3] 现在的意大利城市里窝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