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言官场险恶，官场如战场，其实并不尽然，其主要条件应看处于什么样的朝代，得遇什么样的君主，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态度。以曹操之“奸”，尚有许多人忠诚于他，尚有许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终，何况奉事别的君主呢?由此看来，官场宦海到处危机重重，但也不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至于如何避免，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

房玄龄生于公元579年(北周武帝建德八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齐为官，父亲房彦谦，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与朝野之间的才俊多有交往，他虽长期在隋朝做官，但以他的政治敏感觉察到隋必定长久不了，就想辞官不做。在任上他曾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

房玄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这种气氛的长期熏陶，逐渐确定了治国安民、造福民众的志向，也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是在隋文帝时期，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藏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德，并未扎根人心的深处，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又互相争夺皇位，贵族们竟相享乐，又在内部互相勾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极有预见性的。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对继母也是至孝。继母病了，他请医抓药，每当医生过门，他都哭泣着垂手侍立；继母死了，他居然因伤心而不能尽食，以至骨瘦如柴。对父亲就更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一百多天，俗语说，“床前百日无孝子”，房玄龄却能始终如一，在服侍父亲的时候，从未脱衣睡过觉，都是合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有大的成就，起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专管选拔调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评论说：“我见过的年轻人多了，从未见过像他这样的人，房玄龄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作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两人密切合作，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房玄龄也成为一代名相。

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李世民还极其善于招揽人才，在秦王府中，就有所谓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数人也是当时的人杰才俊。在这“十八学士”当中，房玄龄据其首。在秦王府的十多年中，为秦王李世民招致人才，是房玄龄的重要任务之一。

《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参军，其职责是帮助训练士兵，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后来，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来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调到外地去。房玄龄听说了，赶忙跑去对李世民说：“王府中的英俊才杰被调走的越来越多了，别的人我都不觉得可惜，只有杜如晦不能调走，他是个能识大局，又可安天下的大才，您如果还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的话，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了以后，十分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点失去了这个人才。”李世民立即撤消了调令，重用杜如晦。以后多年的实践证明，房玄龄的认识是正确的，杜如晦在评断大事上极有见地，以致有了“房谋杜断”这一说法，意思是说房玄龄善建嘉谋、杜如晦能正确决断。二人密切配合，为唐代的安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随李世民的东征西战中，房玄龄每到一处，十分注意搜集当地的民情习俗及前代的文献资料，为他以后制订决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在平定各地的起义军以后，房玄龄被李世民封为临淄侯，升任为秦王府记室，掌管一切军政文书，有许多文件需要他亲自起草，他才思敏捷，文辞优美，气度恢宏，史书上称他“在秦府十余年，常典管记，每军事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

后来，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企图除掉他，以免将来生乱。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了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麋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差点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促成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其后的近二十年中，他一直连任相职，直至七十岁病逝。

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烦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法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像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炼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一项，就损失了十之七八。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太宗上书，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安静，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人世，死不瞑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房玄龄自幼就爱总结前朝灭亡的教训，因而在任相职期间，他主持编篡了对各类图书的搜集整理，以及《晋书》以下至隋的六朝史的编写。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唐太宗问房玄龄道：“为什么历史上修的本朝国史，都不让皇帝本人亲眼见到呢?我想看看你主持修的国史，不知是否可以。”房玄龄说：“国史应据实而写，这样就必定会写到皇帝不好的地方，有时还会加以抨击，理当不让皇帝亲眼看到。”唐太宗反复解释，说要看国史并无他意，只是为了鉴戒自己，房玄龄这才同意让他看。公元648年(贞观二十二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并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点评]

自古“伴君如伴虎”，大臣侍奉在君王左右无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但是房玄龄却稳稳当当地当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这在中国仕宦史上是少见的。房玄龄能善始善终，多少与他的生存之道有关：一是极早投奔李世民，清楚地分析了历史潮流；二是他至忠至勤，李世民确实离不开他；三是他虽有大权，但绝对构不成对李世民的威胁，多是办理事务，为李世民提供咨询，并无独挡一面的真正权力。有这三条，只要不是生于桀、纣之世，就能保全首领，生逢明君，则可成就一番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