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与曾国藩等同被誉为“中兴名臣”，死后，慈禧竟下令在其立过“功”的省份和京师设立专祠，享有清代汉族大臣绝无仅有的荣耀。
一个汉族大臣，一个“失意政客”到最后成了满清重臣，他的秘密武器是什么呢？原来他奉行的生存之道便是：抱紧大树好乘凉。早年他曾拜曾国藩为师学习“义理之学”，得中进士授编修步入仕途。后又直接投靠到曾国藩门下当幕宾，在老师的推荐下升官发财步入青云。
李鸿章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急剧变动之时。1840年英国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渡。他在这个时候惟一的意念，是追随其父走科举成名之路。于是李鸿章便投到曾国藩门下受业，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曾国藩在这方面研究多年，并以此“劝戒后进”，李鸿章受业门下，获益匪浅。曾国藩对李鸿章亦十分器重，谓其“才可大用”。得到了曾国藩的鼓励，李鸿章便于1847年春再次参加京师会试，中了进士。1850年，被升为翰院编修。
当上令人仰望的翰林院编修以后，李鸿章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展望未来，前程似锦。他本想设法接近皇帝，攀附权贵，沿着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怎奈“生于末世运偏消”。此时洪秀全领导太平天国运动正轰轰烈烈地展开，对清朝构成极大威胁。
当时清朝的达官贵人和主要支柱绿营兵腐朽不堪，“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死为长策”。正当地主阶级现有当权势力无力挽救危局之际，一股新的反革命势力却从地主阶级中浮现出来，有些政治地位不高的汉族地主士绅“同仇奋义”，举办团练，协助清军镇压群众，屡建奇功。面对这种严酷现实，咸丰一面用高官厚禄和严刑峻法来制止文官武将和绿营兵的溃逃，驱使他们继续为清王朝卖命；一面努力争取汉族地主豪绅的支持，动员他们凭藉自己在本乡本地的封建的政治、经济和宗族势力，“结寨团练”，“搜查土匪”，配合清军镇压太平军，并为此而在南北众多省份任命了一大批在籍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
于是李鸿章被清廷大臣吕贤基推荐回安徽原籍办团练。他不得不以儒生而充军旅。安徽的阶级斗争同其他省区一样激烈。抵达庐州的李鸿章，面对这样内外交讧的局面，内心的震动是可想而知的。他虽然血气方刚，有意大显身手，力挽狂澜，但怎奈自己无权、无兵、无饷，又系儒生从戎，对军事一窍不通，因而展望前途，忧心仲仲。他只好先入周天爵幕。
李鸿章随同周天爵主要参与了两次较大的绞杀捻军的战役。一次是镇压定远陆遐龄起义。另一次是镇压多达4千余人、活跃于颍州、蒙城、毫州交界地区的陈学曾、纪黑壮起义。
当李鸿章率练勇在淮南转战之际，曾国藩正在湖南编练湘军(当时称为湘勇)。曾国藩奉旨督办团练之初，即以团练不足以“办贼”，而绿营兵又不可用，决心“改弦更张”，创建一支新的军队——湘军，同太平军作战。当时曾国藩准备将编练的湘军与江忠源原有之楚勇合成一军，计划于第二年夹江东下，同太平军作战。不久，得知江忠源升任皖抚，随即致书江忠源，向他推荐李鸿章：“李少荃(鸿章)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战之事，可携之同往。”与此同时，又致函李鸿章，将绿营兵之不可用，以及他在湖南编练湘军的做法和意图，告诉了李鸿章，要求他也能按照湘军精神，“束以戚氏之法，精练淮勇，待“明年楚勇过境”，即与楚勇合为一军，“以为四省(湖南、湖北、江西、安徽)联防之计”，并告之江忠源现开府皖省，“求贤孔殷”，请李鸿章助一臂之力。
由于曾国藩的荐引，李鸿章回到庐州后，即应新任皖抚江忠源之请，在庐州西北30里的岗子集，召集从舒城溃退的练勇600余人，协守庐州。但由于江忠源城内兵勇寡不敌众，不久庐州即被太平军攻陷。庐州失守，江忠源自杀，这件事使得李鸿章在精神上受到了重重的一击。他意识到靠这些有勇无谋的将士，是没有出头之日的，于是李鸿章决意投靠曾国藩，同时与父亲文安兼收并蓄建淮军。
1859年1月李鸿章终于由一个“失意政客”一跃成为湘系首脑曾国藩的幕宾，从此他的宦海生涯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曾国藩与李鸿章早就结下了师生之谊，曾国藩称誉弟子为“伟器”，李鸿章敬佩其师如“神圣”。他俩既有相似的追求：扑灭太平天国烈火、维护清朝统治以期封侯荫子、光宗耀祖；又有相互利用之必要，曾国藩希望借助李鸿章之才以成“大业”，李鸿章企图依靠曾国藩援引以立功名。因而他俩一拍即合。曾国藩把李鸿章留在幕府，“初掌书记，继司批稿奏稿”。李鸿章素有才气，善于握管行文，批阅公文、起草书牍、奏折甚为得体，深受曾的赏识。曾国藩赞扬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也竭力吹捧其师：“从前历佐诸帅，茫五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曾国藩对李鸿章精心训导，尽力雕琢，陶冶其志气，培养其才能。
1860年初，清廷基于“上下夹攻，南北合击”太平天国的战略决策，命令江南大营和湘军分别围困天京和“进攻安庆，分捣桐城”。太平军为了摆脱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采取了先救天京、后保安庆的方针。是年5月太平军领袖李秀成、陈玉成联军一举击溃江南大营，随即挥军东指，挺进苏杭。江南北大营本来是咸丰与曾国藩矛盾的产物。咸丰既要依靠曾国藩对抗太平军，又不肯给他以军政实权。咸丰的计划是湘军出力，江南北大营收功。江南北大营的相继覆灭，使咸丰的如意算盘彻底落空。咸丰不得不全力依靠曾国藩来支撑危局，于6月初给他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的军政实权。8月实授两江总督。此间，曾国藩曾奏保李鸿章为两淮盐运使，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筹办淮扬水师。清廷却只任命黄翼升为淮扬镇总兵，没有授予李鸿章两淮盐运使一职。李鸿章吃了一记闷棍，抑郁寡欢，暗自嗟叹，只得继续留在曾氏幕中。
正当李鸿章出任两淮盐运使的美梦破灭之际，太平军对上游的湘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钳形攻势，分兵南北两路，沿江西上，“合取湖北”，会师武汉，以救安庆。这次攻势确实打中了曾国藩的要害。这时曾国藩除了遭致太平军的环攻外，还遇到北上“勤王”和祁门内讧两个棘手的问题。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9月英法联军攻占天津，直逼北京城下。咸丰在逃往热河途中，命令曾国藩速派湘军悍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1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
李鸿章虽然协助曾国藩度过了北上“勤王”的难关，但却促进了祁门内讧。曾国藩早就指出：“徽畏外寇，祁忧内讧。”李鸿章对曾国藩驻守祁门一举，向来持有异议。随着太平军环攻不已，祁门形势日益艰险，湘军上下要求曾国藩移师的呼声高涨起来。李鸿章认为“不如及早移军，庶几进退裕如”，曾氏不从。李鸿章再三陈说，曾国藩气愤地声称：“诸君如胆怯，可各散去。”李鸿章主要着眼于军事，断言祁门为“绝地”，不宜久留。当然，“胆怯”也确是他劝说曾氏“及早移军”的动因之一。曾国藩并非不懂祁门在战略全局上对湘军毫无特别重要意义，他之所以驻守祁门，主要是做给令其督军径赴苏常的咸丰看的一种姿态。因而“誓死守”，“诸将皆谏弗听”。李鸿章鉴于自己意见被拒和祁门奇险万状形势，便愤然辞幕，离开祁门，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据说李鸿章途次曾走访胡林翼，说明辞幕原委。胡氏语重心长地劝道：“君必贵，然愿勿离涤生，君非涤生曷以进身?”李鸿章剖露心迹说：“吾始以公为豪杰之士，不待人而兴者，今乃知非也。”李鸿章此时此地借故他往，使曾国藩极为恼怒，并得出了“此君难与共患难”的结论。胡林翼写信劝说曾国藩：“李某终有以自见，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认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于1861年3、4月间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军。李鸿章也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资“因依”而“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于7月13日赶至东流，重新投身曾幕。曾国藩“特加青睐，于政治军务悉心训诰，曲尽其薰陶之能事。”
[点评]
在自然界中有种叫“爬山虎”的植物，其枝干纤弱柔软，但却能攀爬到与枝干粗壮的参天大树一样的高度。其生存之道便是借别人之力显自己之威。当自己的力量薄弱又没有别的门路时，最好找棵大树来依靠一下，惟有如此你才能有借机上位的可能。李鸿章就是找到了曾国藩这棵大树才能顺利走上仕途，为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