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我国历史上文学艺术成就辉煌灿烂的时期。这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既有社会经济的繁荣作为物质基础，也同政局的发展变化有一定联系。
宋词的兴起
宋词是流行于宋代的一种歌曲形式。它在文体上的特点是长短句相间，现在所见到的宋词有各种各样的“词牌“，如《水调歌头》﹑《满江红》﹑《念奴娇》等，每一支词，都有不同的格式。全曲的句数﹑各句的字数﹑每字的平仄，都各有定格。这种定格，是由曲调的结构所决定的。后人按照这些词牌填词时，必须遵守这种词格，就是为了让这些新填的文词能按传统的曲调歌唱。
词在北宋时期的发展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人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第二阶段，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的繁荣局面。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这3个阶段在时间上互相交错，继承与创新的演变也不是相互脱节的。
晏殊、欧阳修的创作，主要在于继承。其词风与西蜀”花间“有许多共通之处，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突破和创新。而张先、晏几道在承袭的同时，已有所创新，完成了词由唐入宋的过渡。张先创制的若干慢词，在艺术形式上，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创了先例。
宋词的第一位变革者是柳永。柳永与晏殊、欧阳修同属北宋前期作家，但他在词坛的影响却远大于晏欧二人，波及于整个北宋时期。柳永的创作广泛地反映了社会人生。除了男女恋情，还有都市生活的某些侧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情感。在艺术形式上，柳永采用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对宋词的发展起了奠基作用。北宋中后期，苏轼登上词坛，为北宋词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苏轼在柳永所做开创、创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变革，使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并朝着多极方向发展。一方面，北宋词的慢词创作，自柳永之后，因苏轼、秦观的继起而更趋兴盛；另一方面，聚集在苏轼周围的一批追随者，虽学苏词，但却不拘一格，各自朝着不同方向发展。柳、苏的变革及其相互竞争的结果，使北宋词坛出现了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在这一阶段中，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也各以其独具特色的创作，对北宋词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北宋后期，周邦彦兼各家之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了词体的成熟。周词在思想内容的开拓上不及苏轼，作品多为写景咏物之作。他的主要成就在于整理规范旧有的词调，自创新调，为后人提供了创作规范。在表现手法上，周调不注重意象，而倾力于语言的锤炼、熔铸。
3-1柳永
南宋词体的蜕变南渡后，社会历史的大变革，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南渡作家李清照和向子諲的创作代表了词由北宋向南宋发展的过渡。他们的创作为南渡作家如何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树立了榜样。南渡以后的词作家在李清照、向子諲的基础上，继承发扬了前代作家的艺术创作经验，为词体继续发展起了推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词体的蜕变。其中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为代表的词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反映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的佳作；以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人为代表的作家，则在词的艺术表现形式上作了探讨与尝试。辛弃疾的创作体现了南宋词的最高成就。他的作品中，既有抒写抗金复国的激扬、悲壮，也有歌咏自然风光、赞颂农家生活的闲适、清新，多方面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在艺术创造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与辛弃疾同时代的陆游、陈亮、刘过，其后的刘克庄、刘辰翁等人，在艺术上或为辛弃疾的”同调“，或为崇拜效法者。他们的创作是对辛词的补充，但对辛词的某些缺点也有所发展。姜夔登上词坛，正面临着词体的蜕变问题。他依据自己关于”合“与”异“的理论，以江西诗派诗法入词，别成风格，自创一体。同时因其长于音律、乐理，词与音乐相结合已臻极诣，获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史达祖的词，奇秀清逸，风格与姜夔相近，被视为姜的羽翼，但成就不及姜夔。姜夔之后的另一词坛巨擘当属吴文英。其词作音调和谐，字句研炼，但往往藻绘过甚，意旨晦涩。宋元之间的张炎，是一位兼擅乐律的词学家。他对于词坛先辈的各种长处，多所采摘。他的词”清远蕴藉，凄怆缠绵“，自成一家。但在词坛日趋衰落的局面下，终成最后的余响，宋词的时代至此已告终结。词至南宋，一方面朝着文人化的方向发展，最终趋于僵化；另一方面，与民间抒情小调相融合，蜕变为曲，为元代另一种文学样式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词经历了发展、成熟以至蜕变的过程。宋以后，词体虽未亡，但已是尾声余韵。宋代文学中，词这一特殊诗体在反映现实、抒写情性方面尽管还有某些局限，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但因其有特殊的艺术个性，”能言诗之所不能言“，造就了宋代艺术家在这一特殊的艺术领域里，得以尽展其才，将宋词发展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
宋词对后世戏曲有很大影响。南北曲的形成，就是继承和发展了宋词的艺术传统。南北曲中有很大一部分曲调，来源于宋代的词体歌曲。而南北曲开始采用的曲牌联套体的戏曲音乐结构形式，最初也是在词体歌曲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
散文的重大成果
宋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长河中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古代散文演变的历程来看，宋代散文是中国古代散文的鼎盛时期。正如明代文学家宋濂所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300余年间，出现了众多的散文作家和散文作品。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代就占了六位，即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从吕祖谦所编的《宋文鉴》、庄仲方所辑的《南宋文范》和今人所编的《全宋文》等散文总集来看，宋代散文数量繁富，佳作纷呈，风格流派众多。同时在散文理论和体式上也多有开拓，从文体理论的角度来看，宋代是”散文“概念提出并渐趋成熟的时期。
宋代散文大体上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北宋前期、北宋中期、南渡前后、南宋中兴和南宋末年。
北宋前期，即从宋代开国到宋仁宗天圣年间，时间大约70年。首先开启宋代散文创作的是由五代进入北宋的一批文人，这些文人以徐铉、陶谷、张昭、李昉、陈彭年等人为代表，由于受五代靡丽文风的影响，他们均擅长骈文的创作。这些作家多是宿学硕儒，学养深厚，因此为文英华外发而自然流丽。代表作品是徐铉的《重修说文序》，全文博雅雄赡、文采斐然，流传极广。在骈体文流行的同时，出现了一些崇尚淳古，思欲革新文风的散文作家，以柳开、王禹偁为代表。他们都推崇韩愈，以散体古文为尚，倡导平易自然、朴实流畅的文风。如柳开的《东郊野夫传》，这是一篇自传体散文，内容深厚平实，语言流畅自然。王禹偁”以雄文直道独立当世“（苏轼《王元之画像赞序》），为文主张宗经尊韩而有助于教化，提出文章应”传道而明心“。其代表作品《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抒写人生感慨，意境清幽深邃，语言简雅古淡。宋真宗、仁宗时代，文坛上出现了盛极一时的西昆体，”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西昆体作家以杨忆、钱惟演、刘筠为代表，为文宗法李商隐，以骈文相倡，雕章丽句。与此同时，穆修、石介、尹洙等人大力提倡散体古文，对西昆体进行了猛烈抨击。苏舜钦是这一时期在散文创作上有成就的作家，所作《沧浪亭记》笔法上似柳宗元山水游记，字句凝练简洁，风格劲峭拗折。穆修等人的古文理论和苏舜钦等人的创作实绩，为古文进一步发展作好了充分准备。
3-2欧阳修
北宋中期，以欧阳修登上文坛为标志，宋代散文进入第二个发展时期，历时80年，至苏轼去世为止。这一时期欧阳修、苏轼次第主持文坛，将宋代散文推向顶峰，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散文推向最辉煌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散文流派众多，而皆以古文相称，呈现出多元分化而又整体统一的特点。其中著名的有文章派、经术派和议论派。文章派以欧阳修、曾巩为代表。欧阳修”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苏轼《六一居士集叙》）欧阳修的散文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古文派先驱的欠缺，将文与道放在较为平等的位置上，来谈文与道的关系，而且强调”道“主要在于关心百事。在创作上他反对险怪奇涩的文风，提出”简而有法“（《尹师鲁墓志铭》）的写作主张，他自己的散文创作就是这一理论的实践，从而形成了平易自然、婉转流畅的风格和骈散兼行的语言特点。其代表作品《醉翁亭记》语言平易晓畅，晶莹秀润。《泷冈阡表》追忆父母的嘉言懿行，情文深婉。《朋党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观点，显示革新者的凛然正气和过人胆识。曾巩是欧阳修的学生，作文遵循其师的指点。他的散文议论委曲周详，文字简练平正，结构严谨而舒缓。代表作品《墨池记》借王羲之习书遗迹发议论，一唱三叹，委备自然。经术派的代表是王安石。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以重道崇经为文学创作的指导，他的散文带有强烈的经世色彩。如《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一文，深刻分析了宋王朝的现实，指出变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无疑是”熙宁新法“的纲领性文章。他的短论常直陈己见，简洁峻切。如《答司马谏议书》，针锋相对，文笔犀利。《读孟尝君传》词气凌厉，势如破竹。议论派散文以苏洵、苏轼、苏辙为代表。三苏文章最突出的特征就是长于议论，诵说古今，考论是非，明理以达用。苏洵的《六国论》论六国破灭”弊在赂秦“，议论精确，深中肯綮。苏轼的散文视野开阔，哲理深刻，议论纵横驰骋。《超然台记》以”凡物皆有可观“为开端引发议论，归结于”游于物之外“，启人遐思。《日喻》一类杂论，往往翻新出奇，说理透辟。《文与可画谷偃竹记》通过画竹一事，回忆交往，夹叙夹议，具有浓郁的抒情意味。《石钟山记》虽是一篇游记，但通篇以议论为主，得出深刻的哲理。《赤壁赋》融议论于叙事、写景、抒情之中，意境幽美而深邃。苏轼不愧是欧阳修之后的又一位杰出文坛领袖，他的散文达到了行云流水自然成文的极致，代表着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在《文说》中，他对自己的风格总结道：
吾文如万斛泉水，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苏辙的散文”汪洋澹泊，有一唱三叹之声“（苏轼《答张文潜书》，这种风格在其名作《黄州快哉亭记》就有充分的表现。苏轼在主持文坛期间，曾经发现和培养了一批青年作家，其中著名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陈师道、李廌等六人，世称苏门六君子，他们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苏轼的文学思想和散文特点。黄庭坚的《江西道院赋》以高古之文为艳丽之格，晁补之的《新城游北山记》风格劲峭，文字优美，皆为传诵的名篇。
3-3苏辙
值得注意的是，北宋中期还出现了一个道学派散文作家群体，他们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为代表。周敦颐的《太极图》，张载的《西铭》，程颐的《易传序》、《春秋传序》被道学家称为宋朝的”四篇好文字“。道学派在理论上强调”文以载道“，在创作上表现出较高的艺术功力。他们的散文思想博大精深，文辞古朴简洁，逻辑严密，自成一派。
自苏轼去世之后，宋代散文进入了第三个时期，至李清照去世为止，历时55年。宋代散文并没有因政局变化，朝廷南渡而衰落。这一时期，出现了文采派和抗战派两大散文流派。文采派的代表作家有汪藻和李清照。该派散文创作继承了欧阳修、苏轼改造骈文的成就，骈散结合、属对精工、文采斐然、自然流畅。”博极群书“的汪藻熔六经诸史于骈文创作之中，宏丽精深而又文从字顺。其代表作品《隆太后告天下手书》明白洞达，曲当情事，一时为天下传诵。李清照不仅以词擅名，她的散文也有精深的造诣，惜乎她的散文散佚太多，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是《金石录后序》，该文表达了她对丈夫赵明诚的深切怀念之情以及国破家亡的悲愤沉痛之感，其中自述流离，备极凄怆。抗战派散文以表达反对与金人妥协、主张坚决抗战为主要内容，情感激越，语词激切。该派散文以宗泽、李纲、胡铨、岳飞等人为代表。宗泽之文，慷慨激昂，表现一片报国忠心。李纲之文雄深雅建光明磊落。胡铨之文议论闳远，于诸体散文皆有建树。民族英雄岳飞，其文忠愤激切，议论持正，他的《出师奏札》、《谢赦表》、《五岳祠盟记》皆是豪情激**、鼓舞人心的佳作。
自高宗绍兴末年至理宗端平年间，是南宋散文创作的繁荣期，宋代散文进入了第四个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事功派、理学派、永嘉派、道学辞章派等诸多散文流派交相辉映的局面。事功派散文作家有陆游、范成大、周必大、杨万里、辛弃疾、陈亮等人，陈亮、辛弃疾是事功派的核心人物。陈亮是一位事功派哲学家，他的散文议论纵横驰骋，有兵家和纵横家的气派，代表作品有《酌古论》、《中兴五论》、《陈子课稿》、《上孝宗皇帝书》等。辛弃疾是一位抗金民族英雄，他的散文文意宏伟、气势雄壮。其代表作品《美芹十论》、《九议》等审时度势，议论周密，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现实性。理学派散文以朱熹、吕祖谦、张栻为代表，他们均以理学名世，有深厚的学养。他们的散文创作既有哲理的研讨，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务实精神。理学大师朱熹，于各体散文皆有造诣，其代表作品《庚子应诏封事》、《百丈山记》、《送郭拱辰序》，或言事推理，或记游写景，或叙事论艺，皆见深厚的功力与艺术涵养。永嘉派散文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为代表，其中叶适是凌跨一代的散文大家，尤擅长碑状、记、序等文体，其《水心文集》中的各体散文体现了永嘉派散文博古通今、讲究实用、意趣高远、词藻佳丽的文风特征。道学辞章学派出现在南宋中后期，该派散文融道学派和文章派于一体，讲究穷理致用、华实相融，代表人物有真德秀、魏了翁、林希逸等人。
自理宗端平年间至南宋灭亡，是宋代散文发展的最后一个时期。南宋末年，以民族英雄文天祥为代表的爱国派将宋代散文推向最后一个**，他们以慷慨激昂、悲壮雄劲的旋律结束了宋代散文的发展历程。南宋末年，随着蒙元贵族的入侵，文人的爱国精神极为昂扬，文天祥、谢枋得、刘辰翁、郑思肖、谢翱等人，一面抗元救国，一面用他们手中的笔，写下大量优秀散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谢枋得的《却聘书》、刘辰翁的《文山先生像赞》、郑思肖的《文丞相序》、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等文，皆慷慨悲愤，迸发出强烈的爱国主义光芒。
宋代散文在体裁上多所创新，值得注意的散文新体裁有文赋、诗话、随笔和日记等。文赋是古文向赋渗透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新体赋，由欧阳修用散体文改造骈赋、律赋而形成，代表作品《秋声赋》是文赋的形成的里程碑。其后苏轼的《前赤壁赋》、苏辙的《黄楼赋》、黄庭坚的《刘明仲墨竹赋》、张耒的《斋居赋》、王十朋的《双瀑赋》、张孝祥的《金沙堆赋》、范成大的《望海亭赋》、杨万里的《浯溪赋》等都是宋代文赋的名作，其中以欧阳修、苏轼对文赋的贡献最大。诗话、随笔、日记也是宋代文人创造的新体散文，其共同特征是用散体文字记人记事，论文论艺，自由灵活，内容广博。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是最早用”诗话“命名的著作，其后作者影从，蔚成大观。宋代诗话可考者有130种，完整地流传到现在的有40多种。宋代笔记流传于世的也有几十部之多。其中欧阳修的《归田录》、司马光的《涑水纪闻》、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吴自牧的《梦粱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是史笔和文采兼备的随笔名著。日记也是在宋代才真正成熟的一种散文体。黄庭坚的《宜州乙酉家乘》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第一部成熟、定型的私人日记。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都是著名的日记体游记。文赋、诗话、随笔、日记这些新体散文的出现，是宋代文人学养深厚、博雅精通的表现，同时是宋代散文繁荣的重要标志。
诗歌的发展
宋诗是在唐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又自具特色。文学史上提到宋诗，有时作为宋代诗歌的简称，有时则指某种与唐诗相对的诗歌风格。其成就虽不如唐，但对后世的影响仍然很大。宋代的文学家普遍关注国家和社会，在作品中，尤其是被视为正统文学样式的诗文，反映社会、干预政治始终是最重要的主题，因此也从中加强了诗文中的议论成分。但是宋诗的任何创新都是以唐诗为参照对象的，宋人惨淡经营的目的便是在唐诗美学境界之外另辟新境，而宋代诗坛有一个整体性的风格追求，那就是以平淡为美。
宋朝初期，诗风可归为”三体“，即：“白体”“晚唐体”“西昆体”。
“白体”诗人，是宋初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代表作家有徐铉、李昉、王禹偁。而在宋初学白居易诗风的诗人群中，最重要而且不为白体所缚、能写出自己特色的是王禹偁，他的诗歌对杜诗艺术境界的借鉴导致了对浅俗平易的白体诗风的超越，例如《村行》。王禹偁的诗歌平易流畅，简雅古淡，并且继承和发扬了杜甫和白居易诗歌的写实传统，写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充满忧国忧民情怀的诗篇，在宋初白体诗仲独树一帜。
“晚唐体”诗人是指宋初模仿唐代贾岛、姚合诗风的一群诗人，其中一群代表是“九僧”，主要继承了贾岛、姚合反复推敲的苦吟精神，形式上特别重视五律，但内容较为单一；另一群主要代表是林逋、魏野、寇准、潘阆等隐逸之士，他们一方面模仿贾岛的字斟句酌，另一方面也颇有白体诗平易流畅的倾向，而诗歌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比“九僧”诗稍微充实。如林逋的《秋日西湖闲泛》和寇准《春日登楼怀归》。
“西昆体”是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派，主要以杨亿、刘筠、钱惟演等人为代表，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他们作诗来彼此唱和应酬，使得这种风气流行起来。推崇李商隐，兼重唐彦谦，用典故，尚辞藻，其诗伤于雕琢堆砌，如刘筠的《汉武》和杨亿的《南朝》。但是，诗歌题材范围狭窄，缺乏时代气息；艺术立足于模仿，缺乏自立精神。
到了宋中期，诗歌开始全面繁荣，是宋代诗歌的重心之所在。从文学方面而言，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的文学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变革的发生也已成为必然。不过，当时的文学变革，并非单纯是文学方面的事情，它与当时政治变革背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不仅由朝廷正式发出要求“矫文章之蔽”的诏令，而且，当时的著名文人，要么是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如欧阳修、王安石，要么与政治活动有很深的牵连，如梅尧臣、苏舜钦、苏轼等。因此，文学受政治及伦理观念的影响之深为前所未有，宋代文学就是在这种受约束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欧阳修提出了“是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而梅尧臣更加明确地主张诗歌创作应做到“因事有所激，因物兴以通”并反对“有作皆言空”的不良诗风。欧、梅等人的诗歌创作正式以扭转西昆体脱离现实的不良倾向为指导思想的，这体现了宋代诗人对矫正晚唐五代诗风的最初自觉。
欧阳修的诗歌中主要体现社会现实和个人的生活经历或者抒发个人的情怀，如《食糟民》、《边户》和《戏答元珍》。其次欧诗受韩愈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散文手法和以议论入诗，而且欧诗中的议论往往能与叙事、抒情融为一体，所以得韩诗畅尽之致而避免了其枯燥艰涩之失，如《再和明妃曲》、《抒怀感事寄梅圣俞》。
梅尧臣写了不少反映现实政治问题和民生疾苦的作品，另一些作品则直接批评了朝廷的具体政令措施。当然，政治题材只占梅尧臣全部诗作中的一小部分。他的诗歌内容非常广泛，而且是有意识地向各种自然景象、生活场景、人生经历开拓，有意识地寻找前人未曾注意的题材，或在前人写过的题材上翻新，这也开了宋诗好为新奇、力避陈熟的风气，为宋诗逃脱出唐诗的笼罩找到一条途径。他的风格总体来说诗清丽、闲肆、平淡。
关于宋诗的评价，自南宋严羽《沧浪诗话》起就存在着严重的分歧，直至在文学史上形成了“尊唐”与“崇宋”两大派系。大抵唐诗主情致，宋诗重理性，从艺术的角度看，宋诗不少作品缺乏形象性、音乐美，感染力不强，是它的缺点。从文化史的立场上讲，宋诗在唐代诗歌格律完备、意象纯熟、臻于顶峰的情况下另辟蹊径，为近世诗歌的发展提供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榜样，是它的成功之处。
“话本”和戏曲
在散文、诗、词等文学形式发展的同时，包括“话本”和戏曲两大种类的民间说唱文学也蓬勃发展。
“话本”就是白话小说，是“说话人”表演时的底本。“说话人”是随城市市民需要而出现的说书艺人。他们说书的内容，包括短篇的白话小说、长篇的讲史和讲佛经故事三种。其中以“小说”的内容最为丰富，有灵怪、胭粉、传奇、公案、朴刀、杆棒、神仙、妖术等八类。讲史以历史故事为题材。“说话人”说书的内容，开始是民间口头文学，经过一些文化人的记录和整理，就成了“话本”。因为这种民问文学使用的语言接近口语和白话，通俗易懂，内容又主要是市民所熟悉的社会生活中发生过的事和精彩的历史故事，艺术上鲜明生动，为广大市民所喜闻乐见。甚至连皇帝也把小说当作消遣的工具，南宋高宗就很喜欢听“善小说”的“内侍纲”编讲的小说。据罗烨《醉翁谈录》统计，宋代话本达一百多种。可见这种民间文学的繁荣。今天保存下来的宋代话本还有二三十篇，散见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书之中。
这些话本虽然有宣传佛教因果报应、宣扬封建伦理等糟粕，但也有许多揭露当时封建统治的黑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话本这种文艺形式的出现，开拓了后代白话小说发展的道路，是明清时期各种优秀长篇小说出现的先河，使中国古典文学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宋话本具有两个鲜明的特色：一是市民文学的色彩。话本是当时“瓦舍技艺”的一种，是城市人民表现自己、教育和娱乐自己的文艺。下层市民人物，第一次作为正面人物成批地在话本中涌现，如《碾玉观音》中的碾玉匠崔宁、《志诚张主管》中的商店主管张胜、《错斩崔宁》中的卖丝村民崔宁，尤其是璩秀秀、周胜仙、小夫人、李翠莲等一群具有叛逆性格的下层妇女形象。小说的社会性、现实性都得到加强，为以后小说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二是白话文学的特点。话本的语言是白话，比之文言小说（如唐传奇）描写更细致生动、曲折有致，更富生活气息。特别是人物对话的个性化，取得很大的进展。后世虽仍有文言小说，但比起白话小说来，不得不退居第二位。至于长篇的“讲史”话本也为以后长篇历史小说提供故事的素材。
戏曲在唐代以前还只是萌芽，到宋代才适应市民生活的需要而空前发展起来。两宋的戏曲主要是杂剧和南戏。杂剧又叫滑稽戏，以演出带讽刺性的故事为主，演员一般有四五人，登台时用白粉和黑墨化装。南戏又叫“温州杂剧”，首先出现在温州，南宋时流行于南方，有演有唱，能够表演比较复杂情节的杂剧和南戏的发展，为元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唐代出现的傀儡(木偶)戏，到宋代发展成悬线傀儡、杖头傀儡、药发傀儡、肉傀儡、水傀儡等多种。
宋代的歌舞，有歌有舞，还有念白表演、叙述故事的大曲和曲破，比起唐代的歌舞，在艺术上也有显著发展和创新。北宋杂剧、南宋戏文，今天虽无剧本流传（有人认为《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张协状元》是宋人作品），但它们已是相当完整的戏曲，具备中国戏曲艺术的基本特征，是以后戏曲发展的基础和出发点。
美术和绘画
宋代的美术，在雕塑、绘画等方面都有出色的成就，呈现花开烂漫的景象。宋代绘画在唐、五代基础上发展到相当完备成熟的阶段。城市繁荣及商业手工业的发达使大批职业画家进入手工业行列，扩大了与社会的联系。士大夫收藏、鉴赏以至亲笔作画成为风气，形成具有影响的士大夫绘画潮流。宫廷绘画也处于历史上的鼎盛阶段，人物、山水、花鸟画都取得很高成就，不同风格流派纷呈异彩。
山西晋祠的四十四尊宋代彩塑，通过眉宇、口角的不同表情和腰身、手式的动势，把那些宫女的不同年龄、性格、神情、状态，都一一表现出来。这些彩塑互相左顾右盼，静中寓动，默然传神；其衣着松动自然，彩绘富丽鲜明，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是宋塑中有代表性的一个组群。四川大足县北山的宋代摩崖石窟，雕刻技术精炼，衣纹平面褶叠，理路清晰，华冠佩饰精雕细镂，刀法锋利，棱角清楚。这些宋代石刻同当地唐代石刻比较，技艺显得更加精湛，反映出来代石刻的水平在唐代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
3-4宋朝的绘画艺术
在绘画方面，宋代按五代“画院”的遗制，设“翰林书画院”，网罗一批士大夫画家到其中从事绘画创作。宋代许多著名的画家，都曾在画院中任职。那些“画院”中的画家主要是陪着皇帝在宫廷中画些工整艳丽的花鸟供统治者玩赏，形成了以画花鸟为主的“院体画”，一些画院外的文人画家相从效尤，使宋代花鸟画出现繁荣景象。山水画在宋代也有很大发展。北宋的著名画家有李成、范宽、郭忠恕、燕文贵、郭熙、王诜等人。他们所画山水的共同特点着重表现大山大水的全景，给人以“远观其势”的雄厚感觉，但又各有所长，从各个方面探索了自然美景，使山水画的思想内容和自然形象更加丰富。李成的《读碑窠石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都是传世佳作。北宋末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再现了北宋都城开封的繁荣景象，更是一幅不朽的画卷。南宋的山水画家，有刘松年、李唐、马远、夏圭四大家，他们的画主要是用以小见大的艺术手法，对山腰水脚的一木一石着意刻画，表现方法更加多样，构思和技法都更加成熟。宋代山水画的成就，为后代山水画的发展取得了许多经验，对后代有很大影响。
版画艺术在宋代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唐、五代佛教画像及经卷插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宋代雕版佛画，刻制相当精致，有的还施以淡彩，使画面更加灿烂绚丽。1955年在日本发现的北宋《弥勒菩萨像》，就是一幅雕版佛画，从这幅版画的细腻作风和柔和线条，可以看到当时版画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随着当时雕版印书业的发展，原来仅用于佛经插图的木刻画，也广泛应用在各类书籍中作为插图和绣像。北宋末年李诫的《营造法式》，以及宋朝政府修订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等科技书籍，就有大量木刻版画插图。版画突破宗教题材的束缚，这对我国版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宋代美术从20世纪以来，一直为东西方学术界所瞩目。对其所发生的文化背景，国学大师陈寅恪作了极其精辟的论述：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之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以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而就其绘画发展而论，郑振铎则**洋溢地写道：宋代的绘画存留于世的比较多。他们能够使我们看出中国绘画的最优秀的传统来。宋代画家们所绘写的题材是多方面的，差不多是无所不包，从大自然的瑰丽的景色到细小的野草闲花，蜻蜓、甲虫，无不被捉入画幅，而运以精心，出以妙笔，遂蔚然成为大观。所以论述中国绘画史的，必当以宋这个光荣的时代为中心。在这个艺术繁荣、百花似锦的三百二十年里，不止一次地产生了新的作风，那些新的作风，都曾给予后人以很大的影响，有的影响到今天还存在着。
史学的空前繁荣
宋朝统治者为吸取前代兴亡的经验教训，很重视前朝历史的修纂。北宋刚建立，宰相范质就把五代各朝的实录简编成《建隆五代通录》65卷。开宝六年(973)，宋太祖又下令参知政事薛居正监修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史。经过一年多，修成《五代史》150卷。唐朝的历史，五代后晋时已编成《唐书》(后世称《旧唐书》)。宋仁宗对《唐书》的文笔不满意，又下令重修，由宋祁和欧阳修负责，修成《新唐书》225卷。《新唐书》不仅删了《旧唐书》的许多繁文，还增补了许多新的资料。该书志的部分所新创的《兵志》、《选举志》、《仪卫志》等条目，为宋以后的历代正史所沿袭。除了朝廷组织编修外，私人编纂前朝史书的也不少。宋真宗时，路振采集五代时吴、南唐等九个割据政权的君臣事迹，撰成《九国志》12卷。宋仁宗时，欧阳修利用奉命修《新唐书》之便，重新修订五代史，撰成《新五代史》74卷，这是我国唐代以后唯一由私人编纂的正史。北宋末年的马令和南宋时的陆游，则分别编纂了《南唐书》30卷、《南唐书》15卷。这些官修、私撰的唐、五代断代史的出现，说明当时统治阶级从上到下都很重视对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这是宋代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方面。
各种不同体裁的通史的编纂，在宋代更是获得辉煌的成果。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宋代通史中的不朽之作。这部书从宋英宗时就开始编写了。宋英宗专门在秘阁中设书局，让司马光主持编写从战国到五代的历代君臣事迹。宋神宗熙宁变法期间，司马光因反对变法，辞官居于洛阳继续编书，书局也随他迁到洛阳。他在精通史学的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的协助下，搜集了历朝正史、实录，以及大量杂史、传记、小说、地志、文集的材料，由刘恕等三人分段编写出“丛目”和“长编”，然后由司马光执笔删削定稿，并一一考核史实，前后用了19年时间，把战国至五代1360余年的史事，按《左传》的体例，编成一部294卷的编年体历史巨著。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他“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目的在于为宋朝统治提供借鉴。宋神宗甚为欣赏，赐名《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的文字虽长，但优美通畅，全书像一气呵成，其中的唐、五代部分，记载了许多正史中见不到的史实，史料价值极为珍贵，确实是一部不朽的史学名著，在宋元以后一直受到历代史学家的推崇，成了后代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3-5司马光像
《资治通鉴》刊行后，南宋初的袁枢把《通鉴》中分散在各卷的同一历史事件的资料辑录在一起，编成《通鉴纪事本末》，开创了以记事为中心的史书新体裁。这种史书虽然没有多大史料价值，但它为人们了解一个历史事件提供了方便，为明清许多史家所仿效。
南宋初郑樵编撰的《通志》及宋元之际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是另一类型的通史巨著。《通志》的精华，是记述从上古至唐代典章制度沿革的二十略。《文献通考》分田赋、国用、户口、职官等二十四考，记述了从远古到南宋后期各种制度的沿革，对宋朝制度的渊源和变化，记载尤其详细，是研究宋朝历史不可缺少的史料。《通志》、《文献通考》同唐代杜佑编撰的《通典》，被后人并称为“三通”，都被视为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史籍。
重视当代史的记述，出现不少当代史名著，也是宋代史学繁荣的一个重要表现。
宋朝政府对修撰当代史也很重视，有一套完整的修史机构和制度。由朝廷编修的本朝史，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国史、会要等六种。起居注记录了皇帝每日处理的大小政事及各种活动。时政记记录的是皇帝和宰相、枢密使所商议的军国大事，有中书时政记和枢密院时政记两种。日历是编年体的原始史实汇编，材料来源除起居注和时政记外，还有内外官司收到的圣旨指挥。日历经过加工整理，就编成比较简练的实录。国史是在实录的基础上修成的，它同实录的区别主要是：实录为编年体，每个皇帝死后都编成一朝实录；国史为纪传体，是几个皇帝统治时期的历史。宋朝修成的国史，有仁宗时编修的《三朝国史》(包括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神宗时编修的《两朝国史》(包括仁宗、英宗两朝)，孝宗时编修的《四朝国史》(包括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四朝)，理宗时编修的《中兴四朝国史》(包括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等四部。会要是另一种体裁的当代史。它把一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资料，分门别类编在一起，当时是为了处理政事的方便而编的政书，在后代就成了珍贵的史籍。现存《宋会要辑稿》，就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出来的当时官修各种会要的残本，内容极其丰富。宋朝政府编修的当代史虽然大部分已经散佚，但它为元朝修撰《宋史》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起了有益作用的。
官修的实录、国史，为私人修史提供了资料的方便。宋代除短时期外，对私人修撰当代史都采取容许乃至鼓励的态度。所以，在有宋一代，私人修撰本朝某一时期历史的风气甚盛，并获得可观的成果。仅流传至今的宋人私撰的当代编年史就有十多部，其中最重要的是南宋李焘用了将近40年时间编撰的《续资治通鉴长编》980卷，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00卷、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250卷。属于纪传体的私史，最为著名的是王偁《东都事略》130卷。这些私人修撰的当代史，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这种私人修撰大部头当代史的风气之盛及成果之富，是唐代以后任何朝代都不能比拟的。
地方志的编撰，在宋代也蔚然成风。宋太宗时，乐史撰成《太平寰宇记》200卷。该书引用的历代史书、地志、文集、碑刻、诗赋等资料约200种，不仅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地理和社会经济史的资料，而且比唐代的《元和郡县志》等地理书增加了人物、艺文等条目，使历史地理志书的体例发生重大变化，内容也更加丰富。《太平寰宇记》所开创的新体例，为以后的地方志所仿效。从此，地方志成了包括州县沿革、地理、风俗、物产、人物、艺文等多方面内容的重要史籍。不过，宋代地方志的编纂方向，北宋和南宋时期还有重要的变化。北宋时期继《太平寰宇记》之后，王存的《元丰九域志》及欧阳态的《舆地广记》等书，都是记载整个封建王朝统治区各郡县的地理和历史。南宋时期出现的《三山志》、《吴郡志》、《四明志》等许多地方志，则都着重记述一郡一县的地理历史及风物人情。这种专门记述一州一县情况的地方志的编纂，是明清时期地方志普遍出现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