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命丧”斧声烛影“之谜
赵匡胤是一位有人情味的皇帝，然而他却只当了17年的皇帝，在50岁的时候就匆匆离开了人世。可是他的死，却糊里糊涂，留给后世一片谜团。
我们希望能够从宋史中寻找答案，然而却只能找到一句语焉不详的记录：“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殡于殿西阶……”对赵匡胤的死因却是避而不谈，显然这样的记录对于一位开国皇帝来说太过于潦草，这是非常不正常的。连一句遗言都来不及交代？这显然证明了赵匡胤的死亡是突如其来的，也就是猝死。
为什么官修宋史如此语焉不详呢？原因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历史永远是由下一任皇帝来修订的，自宋太宗以后的北宋皇帝都是由太宗一支人继承，他们一定不会抹黑自己的先皇，既然皇帝不愿说清事实，史官又不好胡编历史，他们能够选择的办法也只有避而不谈了。
那么，宋太祖的真实死因到底是什么呢？到底哪种说法是真实可信的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宋太祖是被赵光义谋杀的。根据《续湘山野录》的记载，太祖在斧声烛影中就已经死去，赵光义当天晚上之所以留宿宫中，就是为了方便在第二天抢班夺位。
此外，据《宋史·马韶传》的记载，太宗及其亲信早已经预知登基之时。按此书记载，马韶是晋王赵光义的亲信程德玄的朋友，他精通星象天文之学，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他对德玄说：“明天对晋王来说是个好日子！”听到这话，德玄连忙去向赵光义报告。赵光义什么也没说，马上下令把马韶抓了起来，直到他登基之后才把马韶放了，并让他当了司天监的主簿，这一点说明赵光义其实是早有预谋的。
可是这里还有一个疑点，那就是程德玄在这件事情中的作用。程德玄是个医官，据史料记载，宋太宗对他非常宠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说：“程德玄攀附至近列，上颇信任之，众多趋其门。”一个医官会受到太宗的如此宠遇，很可能是他运用医术帮助赵光义取得了帝位，或者说“斧声烛影”当晚的毒酒就是由他所配制。
还有，按照司马光在《涑水纪闻》中的说法，太监王继恩居然敢冒死违抗皇后的旨令，直接去开封府找赵光义，也说明两人应该早有约定，这些都透露出太宗幕僚集团的事先默契。
最后，从宋皇后的言行中也可推见太宗的即位有悖常理。皇后得知太祖暴卒，令太监召儿子赵德芳进宫，而不宣赵光义，这说明当时赵匡胤并未确定皇位的继承人选。由于是突然死亡，自然也就没有传位的遗诏。所以皇后想召儿子进宫即位，是很正常的举动。谁知却被赵光义抢先一步，以赵光义在开封的势力而言，皇后母子根本不是对手，所以一见他到来便大惊失色，下意识地感觉到自己性命堪忧，惊恐之余才说出：“我们母子的性命都交给官家了”这句话。如果赵光义是正常即位，皇后不会如此大惊失色。
除了以上的说法，宋太祖暴病身亡本身就有很多疑点。根据相关史料记载，如果为宋太祖开列一张开宝九年的活动日程表，就可以发现他当时精力非常充沛，频繁出巡各地，幸西京(洛阳)，次巩县，拜安陵……而且于其时，史书从未有太祖生病、大臣问疾的记载，身体应该非常健康。
所以，宋太祖的突然死亡丝毫看不出一点因病而死的迹象。
还有人推测宋太祖是因为饮酒过度而死的，但这种说法并不可靠。众所周知，赵匡胤曾经说过“沉湎于酒，何以为人”的话，可见他喝酒是有节制的。如果说他是饮酒而死，为何赵光义却安然无恙？这不更加蹊跷吗？这只能解释为，赵光义一定在酒中下了毒。所以，有可能是太祖发现了酒中有毒，才连声对光义大呼：
“好做！”意思是“你做的好事！”
除了赵光义弑兄夺位以外，“斧声烛影”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烬余录》记载，后蜀亡国后，后蜀花蕊夫人费氏就被赵匡胤召入了自己的后宫，并为宋太祖所宠幸，而晋王也早就垂涎花蕊夫人的美色。当天晚上，晋王趁宋太祖酒醉睡着后，乘机调戏花蕊夫人，谁知被宋太祖发现。于是宋太祖就手持斧子愤慨击地，并大骂赵光义说：“你做的好事！”就这样，宋太宗自知难逃罪责，就趁机把赵匡胤杀死。
除了以上这些说法，太宗即位后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很耐人寻味。如太宗是十月二十一日即位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就宣布改年号为太平兴国元年。
一般来说，子继父位，或弟承兄业，出于对前任皇帝的承认和尊重，当年是不改年号的，更何况已近年底，太宗这么急于改年号，后人估计是出于弑兄夺位的心虚理亏而干出的傻事。
同时，宋太宗登基没几天就局促下令：全国禁止传习天文星象、阴阳卦相等书籍，有私习者斩首，并通知各地官府，迅速将全国原本已知的天文相术之士全部送京甄别。十二月，他又下令把各地送到的三百多名天文相术之士，除六十余人留在司天监任职以外，其余近300人以“矫言祸福、诳耀流俗”的罪名全部发配到沙门岛。赵光义如此迫不及待地处置这些术士和严禁私习有关书籍，显然想禁止有关不利的舆论和流言的产生与传播，这是否为其心虚的表露呢？
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亲自率军灭了北汉，又乘胜北上攻辽。这次北征由于轻敌被辽兵大败，全线溃退。太宗在混战中腿上中箭而仓皇奔逃。军中一时不见主帅，大臣们都怀疑宋太宗可能已经蒙难，将领们就想要立太祖之子赵德昭为新君。结果宋太宗很快就回到了军中，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回到都城之后，赵德昭请宋太宗论功行赏，宋太宗不等他说完话，就怒目斥责道：“战败回来论什么功？等你当了皇帝之后，再行赏也不晚。”谁知德昭回宫后竟然拔剑自刎而亡。德昭为什么如此想不开，难道是受到了威逼？
然而历史记载已将其中隐情抹去，能查到的只是宋太宗闻讯后抱着赵德昭的尸体大哭道；“痴儿，何至此邪！”这既掩饰自己的威逼，又推卸有关的责任。两年后，德昭的弟弟赵德芳也不明不白地病死了。
太祖过世才四五年的时间，他两个青春年华的儿子就双双辞世。由此看来，当年宋皇后的担忧完全应验了。甚至在宋皇后去世时，太宗也不按皇后的礼仪治丧。这种种迹象难道都是偶然的吗？
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是赵光义杀死了自己的亲哥哥。有一种意见就认为：宋太祖的死与赵光义没有关系。那么，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
这一部分人以《涑水纪闻》所载为根据。他们认为太祖驾崩的时候，赵光义早已经回到了开封府。他是在听到王继恩的报告之后，才再次入宫的。而兄弟俩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太祖对光义所说的“好做！”其实是让赵光义“好好做事”。
从医学角度来看，历史记载中宋太祖身材矮胖，去世的那天晚上饮酒睡下后，鼻息如雷霆，这应该是脑溢血发病前的典型症状，所以《续湘山野录》所载“斧声烛影”的故事实属无稽之谈。
许多人认为“斧声烛影”就是赵光义在烛影下用利斧劈死太祖，其实这是对“柱斧”的一种误解。柱斧分两种，一种是武将所用的铁斧，而另一种其实是文房用具。文房用具的柱斧也称玉斧，以水晶或玉石为材料。
大内寝宫中不可能放有利斧这样的杀人凶器，所以说“斧声烛影”中的柱斧显然是文房用具，况且赵光义也没必要做得如此露骨。
总之，在这一疑案中，有些细节也许将永远成为历史之谜。但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宋太宗赵光义即位之后的种种表现，的确反映了他弑兄夺位后的心虚。
宋光宗不孝之谜
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十一岁的高宗驾崩，孝宗悲痛欲绝。对高宗的禅位之恩，孝宗一直心存感激，加上自己已年逾六旬，对恢复中原也深感力不从心，因此他一改以往为先帝服丧以日代月的惯例，坚持守三年之丧，既体现了他对高宗的孝心，也借机摆脱烦琐的政务。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六十三岁的孝宗干脆把皇位传给了时年四十三岁的儿子赵惇，也就是光宗。
孝宗传位于太子后，退居重华宫，上尊号为至尊寿皇圣帝。
即位之初，光宗还曾仿效孝宗侍奉高宗的先例，每月四次到重华宫朝拜父皇，称曰“过宫”，偶尔也陪孝宗宴饮、游乐。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光宗便开始寻找种种借口以回避这种例行公事，父子之间开始有了隔阂。
绍熙三年(1192年)前后，我们还可以时常看到“帝朝重华宫”的记载。到绍熙四年(1193年)九月，“过宫”就变得很罕见了。阴历九月初四是光宗生日，称重明节。儿子在自己生日那天拜见父母，是正常礼数。但《宋史。光宗本纪》记：“重明节，百官上寿。侍从、两省请帝朝重华宫，不听。”十月又记：“秘书省官请朝重华宫，疏三上，不报。”后又有“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一十八人上书，请朝重华，皆不报。”不久，“帝将朝重华宫，复以疾不果”。直到十一月，才有“帝朝重华宫的记载。但好景不长，到绍熙五年(1194年)的四月，光宗又旧病复发，不再过宫问安了。
绍熙五年，孝宗得病，光宗仍然不过宫探视。亲生儿子竟如此冷落自己，孝宗心中充满了失望、抑郁与悲伤，病情急转直下。太学生们听说光宗宁可待在后宫玩乐，也不过宫请安问疾的事，便写了一篇《拟行乐表》，文中有”周公欺我，愿焚《酒诰》于康衢；孔子空言，请束《孝经》于高阁“之句，辛辣地讽刺了光宗的不孝和无德。
为了对光宗施压，大臣们纷纷上疏自求罢黜，居家待罪，”举朝求去，如出一口“，但光宗统统下诏不许。五月，孝宗病危，丞相留正等大臣恳请光宗过宫侍疾，光宗坚决拒绝，留正等人无奈，”乃泣而出“。起居舍人彭龟年叩头苦谏，血染龙墀，光宗仍不为所动。直至孝宗弥留之际，群臣拉他以至于衣裾开裂，光宗也不愿去见父亲最后一面。
光宗的无情和不孝震动了朝野，如果说，都城百姓对光宗的不满过去只藏诸于心的话，现在则”勃勃然怒形于色矣“；过去只是私下里议论，现在则”嚣嚣然传于道矣“！
绍熙五年六月，孝宗驾崩，光宗仍然不顾百官奏请，连丧事也不肯主持，最后，年已八十的太皇太后(高宗后)吴氏处变不惊，亲自出面主持了祭奠大礼。而光宗则安居深宫，宴饮如故，也不为孝宗服丧。他担心遭人暗算，时刻佩剑带弓以自卫。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料到，就在这个时候，皇位已经被自己的儿子悄悄地取代。
原来，丞相留正为解开这种僵持局面，便奏请早立嘉王赵扩为储君，以安人心。开始，光宗照例不予回答。六天之后再奏，光宗批了”甚好“二字。第二天，光宗又传出”历事岁久，念欲退闲“的御批，留正大骇，预知国事将有巨大变故，上朝时假装跌倒在地，随即上表告老，乘上肩舆，一溜烟地逃遁出城了。
此时，朝野人心动**，对光宗已毫无信心。工部尚书赵彦瑜、知枢密院事赵汝愚计议，借光宗”念欲退闲“御批之名，拥立新君。事后，又通过外戚韩伲胄活动，得到太皇太后吴氏同意，并取得实力派人物殿帅赵杲的支持。
到孝宗大丧除服那天，赵汝愚率百官诣大行皇帝灵柩前，太皇太后垂帘，宣布皇子嘉王即皇帝位，尊光宗为太上皇帝。
嘉王即位的一幕颇具戏剧性。当嘉王突然听到要他当皇帝的懿旨时，吓得绕着殿柱逃避，口中连说”儿臣做不得，做不得！“吴氏大声喝令他站定，亲自取过黄袍给他穿上。嘉王在大臣的挟扶下侧坐在御座上，仍在自言自语：“我无罪。恐负不孝之名。”
但是，赵汝愚早已率领群臣，跪拜了新君，三呼万岁。生米已成熟饭，二十八岁的嘉王赵扩出其不意当上了皇帝，是为宋宁宗。
这场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在历史上仍被称为“绍熙内禅”。
等光宗知道自己的皇位已被褫夺、赵扩即位的消息后，无可奈何。但他绝不原谅他的儿子，拒绝见宁宗。此后，他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疯疯癫癫地满宫乱跑，宫女内侍私下里都叫他“疯皇”。六年之后，他默默无闻地去世，死时才五十四岁。
那么，光宗为什么不肯探视重病的父亲，甚至不肯主持父丧呢？为什么大伙又急匆匆要光宗退位，而立其皇子嘉王赵扩呢？要知道，光宗此时才四十八岁，正是能做一番事业的壮年，而且他在位也仅仅六年。据有关史籍记载，原因也颇为纷杂。大致有如下几种：
一、光宗与孝宗父子之间存在矛盾
《西湖志余》中记载：光宗在做太子的时候，已经40岁了，他很想父王早些内禅皇位，但又难于当面说出口。于是他就数次给太后提暗示，太后有些搞不懂，旁边有人就帮太子说：“是想娘娘帮太子去与皇帝说说。”太后这才听懂。一天，孝宗来到东宫，太后对他说：“官家是否可传位与太子，自己也好早点休息取乐了。”孝宗却说：“我早就想这样做了，但太子年纪尚小，又没有经历，所以还不能传位给他。”太后也不能勉强，就对光宗把事情说了。光宗很不高兴地说：“我的头发都已白了，还拿我当小孩子。而当年爷爷早就传位给他了。”又过了几年，光宗才终于坐上皇帝宝座。
有一天，光宗找太上皇要求立皇子嘉王赵扩为太子，不料孝宗对他说：“当初按例应立你二哥，因你英武像我，才越位立你。如今你二哥的儿子还在。”
原来事情是这样的：光宗的大哥早夭，而孝宗这时立三儿子光宗，使二儿子郁郁病死，孝宗对二儿子怀有歉疚心理，同时孝宗觉得嘉王不聪明，而二儿子的后代小时候就很聪明，所以有意想改立。光宗在情理上不能反驳父亲，内心却是十分不悦，父子关系从此出现了无法弥合的裂痕。李皇后更是大为不满，不断在光宗面前进谗言，所以光宗对父王一直心有芥蒂。
二、有宦官从中挑拨其父子关系
据《四朝闻见录》载：光宗即位之后，对近习宦官没有好感，有一天甚至大发脾气，要取其中者的首级。太监们哭诉到孝宗那里，孝宗下旨：“吾儿息怒。”光宗虽然遵从了父亲的旨意，但心里非常不快。这自然也就让宦官们面面相惧，于是他们就商量如何离间三宫。不久之后，光宗发病，孝宗担忧，派人到处找秘方良药，得“草泽大药丸”一颗，据称可药到病除。孝宗想宣旨赐药，又怕李皇后可能会从中作梗，不许光宗服民间草药，便想等儿子来重华宫看望时，再当面让儿子服药。有一名宦官知道这件事后，就想阻止光宗吃药，于是他就和李皇后说：“太上皇只等皇帝过去，便会赐一种草药。”李后派人去打听，重华宫果然准备了大药丸。便拉着儿子嘉王找光宗哭诉，挑唆说；“太上皇打算废掉你，给你准备了一丸药，好让你侄子早点即位。”使光宗相信父亲准备了有毒的药丸，要他当场服下，所以再也不肯去重华宫朝见了。就这样，光宗始终也没吃得此良药，病也没好。
三、光宗患有精神病
据《宋史·光宗本纪》诸书记载：光宗的李皇后生性妒忌残忍，而光宗的嫔妃却越来越多。绍熙二年(1191年)十一月，因黄贵妃有宠，李后无法容忍，便乘光宗离宫祭天的机会将黄妃杀害，再派人到祭天斋官报告黄妃暴病而卒的消息。当时，光宗正在圜丘举行合祭天地的礼仪，一听此噩耗，恸哭不止。事也凑巧，次日清晨祭天时发生火灾，差点把光宗烧伤。又突然风雨大作，礼坛黄烛尽灭，祭天之礼就此作罢。这么多的变故交织在一起，光宗内心深受打击，以为自己得罪了老天爷，“噤不知人，张口呓言”(《朝野遣记》)，从此神经失常，后宫暗称之为“风(疯)皇”。
“帝自是不视朝”，一个月后才“始对辅臣于内殿”。第二年，还常常“帝有疾，不视朝”，三月份时，“帝疾稍愈，始御延和殿听政”。不过此时光帝经常目光呆滞、精神恍惚，时好时坏。史籍对此事语焉不详，大臣也往往讳莫如深，所以光宗真正的病情，后人不得而知。
四、光宗惧内受制于李皇后
《宋史·光宗本纪》载，绍熙四年九月，光宗首次不朝重华宫后的几天，在众臣的劝说下，“帝将朝重华宫，皇后止帝。中书舍人陈傅良引裾力谏，不听。”《齐东野语》也记载，光宗想要去重华宫的时候，百官站在大殿上等候皇帝，当光宗刚走出御屏的时候，李后拉住皇帝的胳膊说：“天冷，官家再喝一杯酒。”百官侍卫都大惊失色。陈傅良马上走上前去拉住龙袍大襟，请帝先不要回去，并随光宗走到了御屏的后面。李后叱责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难道不要脑袋了吗！”傅良只得出来，跪在大殿上哭了起来，李后派人责问：“你到底是在干什么？”傅良回答：“子谏父不听，则号泣随之。”李后更怒，遂传旨回宫。李后居然能够阻止光宗，不让他去看望父母。亦可见这位皇后的蛮横专权，那么李皇后为什么如此嫉恨公公呢？
《齐东野语》诸书记载，李氏出身将门，天姿悍妒，飞扬跋扈，为太子妃时就容不得太子身边的宫女，一再到孝宗面前告状，孝宗让她学点后妃之德，并警告她：“如再争吵，宁可废掉你。”
她做了皇后以后，更是专擅朝政，骄奢**逸，任人唯亲，政事腐败。而且还不尊敬婆婆谢太后，太后教训她几句，李皇后竟然说：“我与皇帝是结发夫妻”。言外之意是说太后与孝宗不是结发夫妻，而是嫔妃册立的，太后把这件事告诉了孝宗，孝宗听了也大怒，屡加训斥，声称若不思悔改，有失皇后风范，一定要把她废掉。
《朝野遣记》记载，宋孝宗听说儿子得病，便亲临大内抚视，见光宗已神志不清，嘴中喃喃自语，不由十分担忧，且怒斥李皇后道：“皇上为社稷之重，你不好好照顾，使他发病如此。万一不能恢复，当族灭你李氏。”可见，李后与公公的矛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暗中与公公已势不两立。好几次，光宗准备去见父亲，都被李后阻拦。可知光宗软弱多病，不能自主决事，往往听从李后之意。
各种不同原因的说法，错综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让人们无所适从。不过，根据以上种种推论，宋光宗不孝之谜的原委已经渐渐清晰，其中光宗有病和李后跋扈应该是主要原因。
真假柔福公主之谜
北宋政和三年(1113年)，宰臣蔡京建议，可仿照周代“王姬”的称号，宋廷公主一律改称“帝姬”美名，这一制度维持了10多年。宋徽宗有34个女儿，也就是有34个帝姬，柔福帝姬在其中排位20。靖康之难，这34帝姬除14人早夭以外，其余20人都随父亲徽宗、哥哥钦宗及赵氏宗室一起，被北掳金国，成为离乡背井的亡国奴。
在被金兵北掳的成千上万的俘虏中，嫔妃的结局是最悲惨的，不说在行程中大批受虐死亡，到达金国后更是倍遭**。如《靖康稗史笺证》诸书载，金主“宴诸将，令官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杂坐侑酒，郑、徐、吕三妇抗命，斩以徇”。“烈女张氏、陆氏、曹氏抗二太子意，刺以铁竿，肆帐前，流血三日”。“妇女千人赐禁近，犹肉袒”。大批妇女被送入洗衣院，金酋将官们可随意掠娶洗衣院的女俘。其在某种意义上实为军营妓院。不能忍受肆意糟蹋而自尽者，也不在少数。
《鹤林玉露》记载，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有一女子来到宫廷，自称是柔福帝姬，经千辛万苦终于从金国逃了回来。宋高宗下诏，派老宫人去察验，觉得这女子的相貌确实有点像柔福帝姬，又询问她一些宫廷往事，也能答出个大概。唯一引起怀疑的是此女子的一双脚似乎已变形，不像是久居深宫的帝姬的脚。女子不胜悲苦地解释道：“金人驱逐我们就像赶牛羊一样，曾光脚走了万里路，哪里还能保持原样呢？”
高宗觉得言之有理，尤其是该女子还能直呼高宗的小名，便不再怀疑。下诏让她入宫，授予福国长公主的称号。不久，又让她下嫁永州防御使高世荣，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此后，高宗仍对她宠爱有加，先后赏赐近四十八万缗财物。就当时而言，四十七万缗是个叫人听了发抖的天文数字，因为，宋朝的宰相、枢密使每月的俸禄不过才三百缗而已！
绍兴十二年(1142年)，南宋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金国在收到了宋朝的大片疆域和大笔金银之后，金熙宗同意承认南宋小朝廷，并且放回赵构的生母韦太后，以及徽宗赵佶、徽宗郑皇后等人的尸骨。
母子重逢，喜极而泣。韦太后听到柔福帝姬一事，不禁诧异说：“柔福已病死于金国，怎么又有一个柔福呢？”高宗便说了柔福帝姬由金逃回的情状。韦太后说：“金人都在笑话你呢！说你错买了颜子，真正的柔福早已死在五国城了。”
静善的那种气度，宋官军还真的被镇住了，于是将她送到绍兴。静善成功蒙骗过宋高宗后，得到了十多年的富贵。不料人算不如天算，韦太后回到京师，说破此事，静善再也无从掩饰，只好老老实实地招认。
高宗知道柔福帝姬确实为假之后，下令将假公主斩首于东市。最倒霉的是高士荣，先是奉旨娶了柔福帝姬，后因为柔福帝姬是假被削夺了驸马都尉的爵位，据《困学记闻》记，当时人们嘲笑他说：“向来都尉，恰如弥勒降生时；此去人间，又到如来吃粥处。”--真个是“南柯一梦”啊！
虽然在正史上，这桩公案已经了结，但是民间野史中却有不同说法。《随园随笔》引《琐碎录》言：“柔福实为公主，韦太后恶其言在虏隐事，故亟命诛之。”就是说，柔福帝姬知道一些韦太后在金国受辱之事，如她被金将完颜宗贤(盖天大王)所占，并生有二子等。这些事确实令太后难堪，怕被泄露，于是威胁高宗将柔福帝姬杀死灭口。后来，高宗也煞费苦心地把母亲被俘时的年龄从三十八岁增加到四十八岁，也就是为了让世人相信：年近五旬的老妇绝不可能有那号子事的。宋高宗对柔福帝姬本无什么感情，为了维护母亲的尊严，便牺牲了柔福帝姬。
然而，论定“假柔福帝姬”的史学家也自有他们的道理。
一、柔福陷金时，年方十七，而韦氏已经年近半百。两个女人的姿貌差得太远，金人舍柔福而就韦氏的几率能有多少？如果说有“难以启齿的隐情”，则隐情的主人应该是柔福。
二、韦氏在浣衣院没待多久，就因儿子登基，而被送往五国城，与丈夫徽宗团聚，成为金人向高宗勒索的“奇货”。既成“奇货”，而且年纪已大，应该是可以平安度日的。而且她在五国城时，与徽宗、乔氏等人关系甚好，她南归时，乔氏还为她设宴送行，赠送盘缠，可见她并没有什么献媚金人、自任妾室的情节，否则，颇重贞操的宋宫旧人不会对她如此情长。
三、断定柔福帝姬死在五国城，并非韦太后空口白说，而是有尸骨为证。《四朝闻见录》记韦太后言日：“柔福死已久，生与吾共卧起，吾视其殓，且审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记：“绍兴十二年太母归自北方，言帝姬以去年夏死于五国城，年二十九。以其骨归。十三年追封。”《宋史·公主列传》记：“柔福薨在绍兴十一年，从梓宫来者以其骨至，葬之。”既然真柔福帝姬的尸骨已送回，既有人证，也有物证，那么，假柔福帝姬当然就无可遁形了。
四、五国城位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在交通不便的宋代，无异于天涯海角，再加上有人监守，所以，陷于金境的宋人虽多，却始终没有几个人能够逃得出来。有一个武义大夫曹勋找到机会逃跑，当时，身陷五国城的宋朝帝后女眷，虽有同逃之心，却没有同逃之力，就连当上了南宋皇帝的赵构的发妻邢秉懿，也只能将一只金耳环交给曹勋，请他带给赵构而已。更何况是没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少小的柔福帝姬？
五、还有，就是那双大脚，缠过的脚再怎么放、再怎么走，也恢复不了多少的，更不可能重新变成一双大脚。这可作为假柔福帝姬的铁证。
但是，力证柔福帝姬为真的，也大有理在。
一、柔福帝姬被俘北上之时，年已十七，身材和发育都已基本定型，四年之后回归，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旧日宫人和太监冯益都是柔福帝姬切近之人，怎么可能分辨不清呢？
二、宫中之事，繁文缛节，大到规章仪礼，小到举止行为，起居饮食，都非常琐碎，绝非宫外人所能想象；即使是张喜儿讲得很真，假柔福记得再牢，也没法应对宫中旧人的三推六问。经过这番严审，柔福帝姬竟能毫无破绽，应对自如，可见其确乎为真了。隧后入宫、出嫁，同皇家来往十多年，均未露馅，也可见其确乎为真了。
三、判断柔福帝姬是真是假，并不是关乎一个女子命运的小事，在当时特定的环境下，它是关切到南宋王朝的国格和皇室声誉的大事，柔福帝姬初来投奔之时，许多旧日宫人和大太监冯益都断定公主是真，即使假公主相貌长得再像，但如果没有十足把握，这些人决不敢妄作判断。而这些人后来相继改口，以及公主自认是假，则是因为严刑拷打的缘故。
四、一般认为，女子缠足起于南唐而成于南宋，极盛于明清。据记，南唐李煜时之舞者窗娘缠足献舞，因舞态婀娜多姿，宫女们为了邀宠而纷纷仿效。不过，缠足是个渐进的过程，开始，它只在以卖笑为生的宫妓、官妓和青楼女子中流行，后来才为不事劳作的贵族女子模仿。李煜时代窅娘献舞距北宋末年不过一百多年，不只其普及程度不够，更不可能以明清缠足为样板要求其“达标”。专家们推测，开始，不过是把脚裹小一点而已，使步态轻盈、优美，起舞时婀娜多姿，而并未像明清那样折骨缠裹，使脚弯成弓形。柔福帝姬被掳时不过十六七岁，正值青春发育时期，只要足骨未折断，放足之后长大许多正在情理之中，所以，她的辩解获得了太监、宫女们的认可，赢得了高宗皇帝的凄怆。如果真是折骨成弓，又何来“跣行万里”之说？
高宗赵构不是傻子，相反，他精明过人，用“跣行万里”把一双骨折小脚变成大脚来骗过他，怎么可能呢？
五、至于尸骨之说，显系伪造。开始是韦太后自言“视其殓，且审骨”，后来才有“从梓宫来者以其骨至”之说，为什么韦太后开始只说“且审骨”，而不说“其骨至”这个铁证呢？因为随韦太后一道送回的只有徽宗赵佶、郑皇后等人的尸骨，并没有柔福帝姬的尸骨。至于以后的“葬之，(十三年，即韦太后回归第二年)追封和国长公主”。都是为杀人灭口补编的证词。
双方的说法似乎都有道理。柔福帝姬的真伪，就留给读者自己来推断了。
李师师归宿之谜
李师师是汴京名妓，当时的文人雅士、公子王孙甚至为她大打出手。由于她名气冠盖满京华，最后连宋徽宗也想去一睹其芳容。这时候，高俅、杨戬等走狗们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走漏消息。
宋徽宗见到李师师后，觉得自己这些年简直是白活了。李师师温婉灵秀、不卑不亢的气质使宋徽宗神魂颠倒。其实李师师早就与高俅相识，她见到位高权重的高大人竟然对这位陌生的客人毕恭毕敬，十分意外，便知道这也是个得罪不起的达官显贵，于是殷勤侍奉。
第二天一大早，宋徽宗急忙穿好衣服，与高俅等人赶回去上朝。从此宋徽宗对后宫佳丽连看都懒得看，隔三差五就以体察民情为由，出宫去和李师师寻欢作乐，有时他还带着大学士王黼一起去。日子长了，李师师自然也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万岁爷驾临，当然就更不敢怠慢了！
一位名妓与天子搞上关系，其地位窜升就不言而喻了。《瓮天脞语》载有：“山东巨寇宋江，将图归顺，潜入东京访李师师”等语。连水泊梁山的好汉们，为了招安都要找李师师帮忙，可见她当时在东京的风光程度。加上其风姿绰约、慷慨大度，琴棋书画无不精通，人称“飞将军”。甚至有人说，后来宋徽宗干脆把她召进后宫，册封为瀛国夫人或李明妃。不知是史载有漏，还是后人故意锦上乱添花。查史书记载，徽宗后宫的嫔妃中，并不见有“李明妃”。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李师师深受宫廷宠信，社会地位日隆，生活条件优裕，且积累有相当私有财产，这在歌妓中是少有的。
关于李师师的归宿，说法不一，大多缺少可靠的依据。
其一是出家、殉难说。
《李师师外传》里写道，徽宗赵佶退居道宫之后，李师师自感失去了靠山，身家难保，当时金兵犯境，河北告急，师师就主动向开封府打了一个报告，愿意捐献积蓄，助河北军费，后来又求得徽宗同意，在北城慈云观当了女道士。金兵攻破汴京后，统帅达赖指名要交出师师，汉奸张邦昌搜捕到她，把她送到了金营。李师师说：“我本是卑贱的妓女，但曾经蒙皇上眷爱，现在宁可一死，决不让你们把我当做礼品，换取晋身之阶。”说着，拔下金簪，自刺其喉，不死，又把金簪吞到肚里，才死去。后来，被拘押在五国城里的赵佶听说了师师的死情，也禁不住眼泪滔滔。
其二是落难说。
有人说，金兵攻下了汴京以后，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师师落在金兵手中，后来辗转嫁给了一老兵为妻，羞辱地度过了这大起大落的坎坷一生。
其三是南渡说。
不少人说，靖康之难以后，师师也辗转南渡，流落在江、浙、湖、湘一带。有人说在湖湘一带见到过她，已没有往日的风姿；有人说在江浙一带，士大夫还邀她听过歌。
《宣和遗事》说，师师南渡以后，曾在杭州重操旧业，后来又流落到湖、湘一带，嫁给了商人，则是以上两种说法的综合了。
宋人刘子翠《汴京纪事》诗惋叹地说：
辇毂繁华事可伤，师师垂老过湖湘。
缕金檀板今无色，一曲当年动帝王。
刘子翠亲历了靖康之难，此诗用了“过湖湘”、“今无色”、“当年”等词语，都是目睹口气，其所说应该是有根据的。
总之，金人南下，事起突然，师师以一介弱女子，在兵荒马乱之际，什么情况都可能出现，“殉难说”似乎美化了师师，也美化了她和徽宗赵佶的爱情，然而事实却未必不如此；“落难说‘比较符合当时战乱生活的特点，却没有可靠的资料作根据；南渡是当时略有资财的人的最佳选择，以师师之聪慧，大略会作这种选择吧，然而，这也只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推想。
如果南宋的文人学士也只是利用了这种合理的推论，那么，李师师的晚境及结局，就仍然是一团未知之谜了。
郭皇后被废黜之谜
宋仁宗的婚姻一直很不顺心，主要是由于刘太后在其中强加自己的意志。开始为仁宗挑选皇后的时候，蜀人王蒙正的女儿姿色冠世，入京备选，仁宗很喜欢她，但刘太后却认为此女过于妖艳，恐对少年皇帝不利，最后就将她嫁给了自己的侄子刘从德。眼看绝代佳人成为他人之妇，仁宗当然不高兴。在准备正式册立皇后的时候，宋仁宗想要立张美人为后，但刘太后却坚持要立平庐军节度使郭崇的孙女，仁宗只能顺从。
天圣二年(1024年)，郭氏被立为皇后。仁宗对太后硬塞给他的皇后并不喜欢，而郭皇后却仰仗着太后的偏心而非常骄纵，使仁宗难得亲近其他嫔妃，仁宗早就憋了一肚子的气。不久，刘从德去世后，仁宗内批封王氏为遂国夫人，允许她出入宫禁，后来因为大臣们竭力反对才作罢。这可以看出，由于郭皇后始终没有博得仁宗的欢心，所以仁宗总把旧情放在心上。
明道二年，刘太后去世。宰相吕夷简手疏入事，劝宋仁宗重整朝纲，语真情切。仁宗与吕夷简商议重建执政班子，意在逐渐消除太后的影响，建立自己的权力班底，准备把原为太后亲信的执政夏竦、张耆和晏殊等都罢政出朝。退朝后，仁宗与郭皇后说到了这件事，郭氏却说：“难道吕夷简就不依附太后吗？他不过为人机巧善变罢了。”仁宗听了，想想似乎颇有道理，就决定把吕夷简的相位也给免了。
第二天早朝，皇帝发布诏令，除夏竦、张耆和晏殊等被依次免职外，吕夷简也被贬为武胜军节度使，出判陈州。吕夷简大为惊骇，这样出乎意料地被罢相，让他大惑不解，于是他就托宦官阎文应去打听一下。当知道原因后，吕夷简对郭皇后怀恨在心。宋仁宗随后重用李迪、王随等人。半年后，仁宗对新班底并不满意，怀念起吕夷简的好，所以又召他为相。
后宫中，仁宗比较宠爱尚美人和杨美人，而郭皇后却经常与她们争风吃醋。一次，郭后与尚氏同在仁宗前聊天，没说几句竟然吵了起来。尚氏恃宠不肯相让，并当着仁宗的面讥刺郭后，郭后气愤之极就跳起来打尚氏的面颊。仁宗看不过去，站起来劝架，不料郭后已经出手，而尚氏闪过一旁，一巴掌正打在仁宗颈脖之上，指尖锐利，竟然滑出两道血痕。这可惹恼了宋仁宗，于是他就想把郭氏废掉。这时候，宦官阎文应给仁宗出主意，让仁宗将颈脖上的伤痕给执政大臣们看，以取得他们对废后的支持，仁宗就照着做了。
宰相吕夷简对前不久因郭后一句话而被罢相一事一直耿耿于怀，这次正是报复的机会，怎肯轻易放过。于是他不但赞同废后，以为“皇后如此失礼，不足母仪天下”，他还提出了两条强有力的理由：一是皇后在位九年，却无子嗣；二是汉唐故事中，光武帝素称明主，其皇后郭氏只是怨怼就被废黜，何况陛下被伤颈脖。就这样，宋仁宗终于下诏废掉郭后，降其为净妃、玉京冲妙仙师，赐名清悟，
居于长乐宫。
废后诏书公布后，引起朝臣们的轩然大波。主要是御史中丞孔道辅率领范仲淹等十余名谏官、御史，向皇帝上了很多道奏折，认为皇后没有大过，不应轻率废黜，请求重新审视此事。吕夷简指示有关部门，不得接受台谏官的奏折，所以反对废后的奏疏根本无法到达仁宗手中。于是御史们准备进殿面奏，要求仁宗接见。然而吕夷简与阎文应等人早有布置，殿门紧闭不开。孔道辅等人只得拍打门环，大呼：“皇后被废大事，奈何不听台谏人言？”仁宗便令宰相去向台谏官当面说明情况。
吕夷简只得硬着头皮到中书去与台谏官们商谈。孔道辅、范仲淹等台谏官指斥夷简道：“大臣服侍皇帝和皇后，就像儿子服侍父母，父母不和，只可劝解，怎么能顺父出母呢？”夷简答：“后伤帝颈，失礼太甚。且废后亦汉、唐故事。何妨援行。”道辅厉声说：“此乃汉、唐失德事，如何引为法制？”辩论中，双方唇枪舌剑各不相让，最后吕夷简只得同意他们明天直接向皇帝进谏，然后拂袖而去。
吕夷简回去对仁宗讲述了台谏官的要求，认为实非朝政太平之幸事，要仁宗早做准备。第二天清晨，台谏官们早早上朝，准备与皇帝、宰相当廷辩论。不料，仁宗先下了即日起不许台谏官进谏的诏书，同时对为首的台谏官员进行了处分：孔道辅、范仲淹出知地方州郡，其他台谏官员分别给予罚金处分。在皇帝与宰相的联手打压下，这场废后风波得以平息，台谏官的进谏未能见效。
本来，郭后与仁宗是少年夫妻，并未失德，虽有一些龃龉，但毕竟是争风吃醋之类的事，夫妻感情并未真正破裂，为什么仅是一时失手，把个母仪天下的“后位”，说废就废了呢？
有关学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有四：
一、从郭后方面看，她骄妒有余，涵养不足，为自己种下了苦果。
郭后一入宫，就受到大权独擅的刘太后的庇护，颇为骄纵。特别是不让血气方刚的仁宗沾染其他嫔妃，在仁宗心头留下了积怨。《长编》二年十二月乙卯条载：“初，郭皇后之立，非上意，浸见疏，而后挟章献势，颇骄。
后宫为章献所禁遏，希得进。”司马光也说：“后恃章献骄妒，后宫莫得进，上患之，不敢诘。”感情上留下了厚重的阴影。
刘太后死后，郭后未能及时调整“战略”，仍是一味地霸强，实际上是惹火烧身。在中国传统中，“嫉妒”被视为女子最大的恶行之一，列入“七出”之条。一户之主，尚有三妻四妾，何况贵为天子，后宫佳丽三千，哪容得你郭后独霸乾坤？无论是从丈夫的角度看，还是从天子的角度看，骄妒成性的郭后都非得出局不可！
二、从深层原因看，郭氏的被废，是仁宗长期积郁的对刘太后不满的一种情感宣泄。
刘太后是个女强人，对并非亲子的仁宗，自觉地扮演了一位“严母”的角色。司马光《涑水纪闻》云：“仁宗幼冲，章献性严，动以礼法禁约之，未尝假以颜色。章惠(杨太后)以恩抚之。上多苦风痰，章献禁虾蟹海物，不得进御，章惠尝藏弆以食之，日：’太后何苦虐吾儿至此！‘上由是怨章献，而亲章惠，谓章献为大娘，谓章惠为小娘。”
随着年龄的增长，仁宗对朝政是非逐渐有了自己的看法，但在刘太后眼里，二十三四岁的仁宗仍然是个孩子，一切都不容置喙。政治上的压抑，生活上的管束，仁宗的不满在内心郁结甚多，但无论是出于“孝道”、亲情或是保守皇位的政治需要，仁宗对这位强势母亲都只能隐忍不发。
刘太后去世后，仁宗意外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亲生母亲并非刘太后，而是已经去世的李宸妃。在外人眼里很有戏剧性的“狸猫换太子”，在仁宗身上却成了摧心之痛。
尽管后来得知，他母亲李氏是正常死亡并得到厚葬，但他对这种满宫、满院、满朝、满野对他隐瞒得严严实实的愚弄怎能释怀？他悲哀，他愤慨，他狂暴的感情需要寻找一个宣泄口！
首先，他把刘太后生前宠信的内侍江德明、罗崇勋等人驱逐出宫，不解恨；接着，他把刘太后生前重用的宰执大臣，包括吕夷简、张耆、夏竦等人驱逐出朝，仍不解恨；再接着，矛头就自然指向深受刘太后关爱的郭皇后了。
在仁宗看来，郭后是刘太后的心腹、谍探，也当然是整个事件的知情人和同谋。不仅如此，她还时时刻刻执行着刘太后对自己的监管任务，与自己同床异梦。仁宗不希望在刘太后走后，郭后继续主导宫闱事务，使自己再次陷入被管束的境地。出于宣泄自己长期被刘太后管束与压抑的情感之需要，仁宗决心反叛太后，彰显自己刚刚获得的权力；更何况他与郭后的夫妻感情已不断淡化甚至趋向恶化。废后之意，已在仁宗心里萌发、滋长。等待的就只是一个时机，一个理由，一个不涉及国体、政体的借口了。批颊伤颈之后，郭后当然就难逃此劫了。
三、宦官、宰执的挑拨、怂恿。
阎文应也是刘太后重用过的旧人，曾任给事掖庭，后迁至入内副都知，他野心勃勃，正好趁此后宫权力中心转移时大捞一把。一方面，江德明、罗崇勋等内侍被黜，使他有兔死狐悲之感；另一方面，他决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强势女人，来统治后宫。所以他反复挑拨，使得本来就犹豫不决的仁宗，把后宫家事推向前台。
而吕夷简，曾因郭后一语而被罢相，尽管半年之后他又被召回朝廷，官复原职，但他仍然怀恨在心，他从阎文应处得知“批颈”事件后，遂极力怂恿仁宗废掉郭后，以报当日罢相之仇。
宦官、宰执联手夹击，使本来就生性柔懦的仁宗坚定起来。
四、台谏的介入帮了倒忙，使仁宗废后的念头演进为事实。
尽管宦官与执政异口同声，但“上意未决”(见《长编》)，直到废后之时，仁宗还下过一道诏书，称：“中宫有过，掖廷具知，特示含容，未行废黜，置之别馆，俾自省循。供给之间，一切如故。”这道诏书言辞闪烁，以致臣僚上疏质疑：“未审黜置别馆，为后乎？为妃乎？诏书不言，安所取信？”(《宋朝诸臣奏议》卷二十八)--一可见仁宗犹豫之迹。
台谏不仅累章论奏废后是“失德之举”，还声称：“夫废后谓之家事，而不听外臣者，此唐奸臣许敬宗、李世勋谄佞之辞，陛下何足取法？”(《宋朝诸臣奏议》卷二十八)》如此再三，反倒刺激了仁宗一人独尊的意志。就仁宗来说，显然不愿刚摆脱太后的阴影，又重陷大臣的掣肘。事情发展至此，废后与否已非正题，仁宗欲借此立威逞强，才是题中真意。与废后接踵而至的贬黜台谏，其用意也在于此。
明道二年十二月，仁宗一纸诏书，废掉了郭皇后。随后，范仲淹、孔道辅等被贬官出京，其余人等各被罚铜、富弼等众多官员交相上疏论争，均无结果。
真假包公案之谜
在民间关于“包青天”的故事有很多，但其有史可查的审案断案的故事极少，割牛舌案恐怕是其正史记载中唯一的断案文字。
《宋史·包拯传》记载了这个案子：包公在扬州天长县当县令的时候，一天有个农民哭丧着脸到县衙求告状，说是有人割掉了他家耕牛的舌头，请求缉拿凶手绳之以法。这种小案，一般官员往往是不屑一顾的，更何况此案很难查出凶手，因为割牛舌不会留下太多的痕迹，要查清可能非常麻烦。此案凶手也没有什么经济利益可图，无非是原告的仇家采用报复性手段，欲其倒霉罢了。所以包公考虑了一下。对原告说：“还是回家把牛杀了，然后卖牛肉赚回几个钱吧。”因为牛被割了舌头，吃食困难，估计也活不长了，不如杀了卖肉。农民以为包公不肯受理此案，也只有照此办了。
而当时宋朝法令有“禁杀耕牛”一条，所以很快有人来县衙控告该农民私杀耕牛。包公升堂，猛然喝问道：“大胆歹徒，为什么割了人家的牛舌，又来告人家私杀耕牛！”那人一听，十分惊恐，以为事泄，只好一五一十地招供了。包公就是这样采用心理分析方法，把握作案人的下一步行为方式，不用任何侦察手段，就把疑案给轻松告破了。
无独有偶，《宋史·穆衍传》中也记载了一个基本相同的案子。是说穆衍在任华池县令时，也审断了一桩牛舌案，内容几乎与包公所断之案如出一辙，且审理过程与采用方法、断案结果也都一模一样。这就使人不得不产生怀疑：有这样巧的事吗？两案都见于《宋史》，会不会其中一案是抄袭另一案呢？那么哪个是原创者，哪个是抄袭者呢？
有人推断，包公断案的故事不胜枚举，民间流传甚广，然而基本都不是历史事实，而是后人杜撰的戏曲、文艺作品。查遍宋代所有可靠史料，真正属于断案的故事，且被记入正史的只此一个。既然包公断案的故事都是人们为了神化包公而杜撰的，那么，这个审牛舌案的故事会不会也是为了神化包公而抄来的呢？
反之，如果说是《穆衍传》抄袭的话，就缺乏明确的动机，穆衍至哲宗时，累官以直秘阁为陕西转运使，后加直龙图阁、知庆州，谈不上有什么大政绩、大名声，其历史地位与包拯根本无法相比，后人应该不会为他去抄袭添彩。
也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包拯年长穆衍34岁，后者就算大器早成，少年及第进士，而任华池县令，这时包拯恐怕至少也已是监察御史了，多年前的神断牛舌案早已传为民间美谈，穆衍很有可能效仿包公断案。据包拯门人张田所编《包拯集》中附录的《国史本传》，其中也早已有此案的记载，可见元朝所修《宋史·包拯传》必有所本。此外，天长县在今安徽，而华池县在今甘肃华池县东南，两地
相隔遥远，将一事二载或二事混为一谈的可能性都较小。
两事虽然大同，却也存在小异，如包公是嘱原告农民“杀而鬻之”，而穆衍却只“命杀之”。据此，包公审牛舌案是可信的。
这样看来，两案其实都是历史事实，只是相隔在两地，相差了二三十年。也就是说，后案中罪犯是模仿作案，而穆衍模仿包公的破案方法再次侥幸巧断此案。
“八贤王”有无之谜
宋元以来，以杨家将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而在这些传奇故事中，总有一位相貌堂堂、正气凛然、仗义执言的八贤王，他经常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助杨家将一臂之力，帮杨家将摆脱困境。在戏剧作品《潘杨讼》、《寇准背靴》、《辕门斩子》等传统剧目中，八贤王虽只是一个配角，但起的作用却非常大。大家都知道，杨家将的故事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那么，这位八贤王是否有历史依据呢？他的原型到底是哪一位历史人物呢？在许多的戏曲小说中，八贤王的名字记为赵德芳。赵德芳在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他是宋太祖的小儿子，但他和杨家实在是扯不上多少关系。
《宋史·宗室传》载，赵德芳为太祖第四子，曾任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诸职。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病故，时年23岁。这时，杨业归宋只有两年时间，杨延昭也才二十四岁，只是供奉官，随父从军。如果硬要将赵德芳与杨家将扯上关系，那最多在太宗进攻北汉时，说是他曾献过反间计以逼降杨业。当然，这也只能是于史无证的猜测。更让人不解的是，宋太宗曾追封德芳歧王，后改楚王，北宋末徽宗又改封秦王，此“八贤王”之称呼几乎与赵德芳没有任何关系。
有些学者认为，八贤王其实是赵德芳的哥哥赵德昭的化身。《宋史·宗室传》等史籍载，赵德昭是宋太祖的第二子，由于其兄早夭，所以他曾被认为是皇位继承人。他聪明英武，喜愠不行于色，颇得太祖的信任，曾“赐金简一柄，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官任检校太傅、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诸职。太宗抢班即位后，虽封他为武功郡王，位列宰相之上，但内心对这位大侄子存有戒心，总是找机会进行排斥。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出征幽州时，因战败而太宗失踪，有人提出立德昭为帝。太宗后来回来后，得知此事大为不满，因小事就与德昭发脾气，德昭一气之下，自刎而亡。这时杨业刚刚归顺宋朝，德昭应该不会与杨家将发生过什么关系。不过，人们对这位失去皇位又死于非命的皇子颇感同情，就让他化为公正无私的八贤王，其有“如不法之属得专诛戮”的特权，正好用来上惩昏君、下打奸臣。问题是：赵德昭生前为武功郡王，死后曾追封魏王，后又改封燕王，如果以德昭为朝中公正力量的化身，那么为什么要用“八贤王”这个非常不恰当的称呼呢？
也有人认为八贤王应该是指宋太宗的第八子，属元字辈的王族人物，如明代小说《北宋志传》中的“八王”。史载，宋太宗有九子，其第八子赵元俨确有“八大王”的称号。宋人笔记《谐史》中称他“生而颖悟，广颡丰颐，凛不可犯，名闻外夷，小儿夜啼，其家必惊之日：’八大王来也。…太宗非常溺爱，每朝会宴集，多侍奉左右。真宗即位，封曹国公，进封广陵郡王、荣王。坐侍婢纵火，烧延宫中，降封端王，出居故驸马都尉石保吉府第。每见真宗，痛自引过，帝悯怜之，寻封彭王，进太保。仁宗即位，拜太尉、任尚书令兼中书令，屡封定王、镇王、孟王、荆王。平生寡嗜欲，唯喜欢读书，好为文章词句，颇善二王书法。
但是，这里也有疑问。赵元俨生于雍熙二年(985年)，病亡于庆历四年(1044年)，享年60岁。太宗攻取北汉之际，元俨还没出生，杨业殉国之时，他出生才一年，只是个婴儿，怎么可能助杨家一臂之力以对付奸臣呢？他在杨延昭身后三十年病殁，比杨延昭要小27岁，就是和杨文广一个辈分，这无论如何也不符合小说戏曲中八贤王的形象。
史载，仁宗少年即位，章献太后临朝，元俨自以为德高望重，恐为太后所忌，便深自沉晦，阖门不出，不预朝谒，以绝人事。这种做法，似乎也不太像八贤王正气凛然、刚毅直言的性格。可以说，这八大王的生平与八贤王的故事相距甚远，也不会是杨家将故事中八贤王的原型。那么他的一些事迹，对构造八贤王这样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是否有影响？也不得而知。
这样看来，杨家将故事中的”八贤王“的出现，大概只是为了增加朝廷权力斗争的戏剧性冲突，满足了人们崇敬忠臣、惩处权奸的心理要求，这完全符合中国王权主义的文化传统。
八贤王实际上只是由朝廷宗室的一些轶闻，加上民众的有关情感渲染，再经过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艺术加工，融合而成的一个虚构人物。
起义将领李顺下落之谜
淳化五年(994年)正月，宋太宗赵光义任命他的亲信王继恩为四川招安使，率军去镇压起义。由于起义军在战略调整上出现错误，使宋军入川后进军顺利，且一路上屠杀起义军与民众。起义军在川北的州县不断丢失而全线撤退，宋军尾追至成都。
当时成都驻有起义军十几万人，在李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但起义军毕竟缺乏大规模作战的训练和经验，五月七日，宋军突破坍塌的城墙，冲进城内，起义军经过街市内的浴血奋战，终不敌官兵，殉难者有三万多人，重要领导者八人被捕，后被宋军解往开封途中杀害。惟独李顺的下落，各种传说扑朔迷离。
第一种观点，成都被杀说。
长期以来，大多数史家一直认为李顺是在淳化五年五月宋军攻占成都时被捕牺牲的。
首先，官军向朝廷报告”斩获贼首李顺首级“。据《宋会要辑稿·兵》载，淳化五年四月，王继恩派使者奏报：乱贼已平息，斩获李顺首级，并俘获其他首领。
其次，据《宋史·太宗本纪》载：“五月丁巳，西川行营破贼十余万，斩首三万级，复成都，获贼李顺。”“丙子，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
一些宋元时期的著名笔记，如北宋曾巩的《隆平集》，南宋李攸的《宋朝事实》、岳珂的《程史》等，都有类似记载，因此，清人毕沅的《续资治通鉴》也沿用此说，当代许多史学家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但从宋朝开始，就有许多学者对这个结论提出了种种疑问。
首先，李顺是朝廷要犯，王继恩擒获后应验明正身，送呈京都炫耀战功。王继恩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匆匆就地杀害，这是为什么？
其次，从“磔李顺党八人于凤翔市”句看，有点含糊其辞。不知“李顺党”之说是否包含李顺，还是指李顺部下的八名首领。如有李顺，应有专指以凸显其地位。
再次，以上诸书的记载大多只是说“获贼李顺”、“擒贼帅李顺”、“斩李顺”之类，具体到如何斩、在何时何地斩等重要细节，却都语焉不详。
于是，又有另一种说法，李顺根本就没有被王继恩擒获，而是死于乱军之中。
杨升庵《全蜀艺文志》中载有淳化五年时任西川随军转运使的工部郎中刘锡一篇歌颂太宗的文字《至道圣德颂》，其中在述及宋军攻陷成都及李顺的最后下落时说：“李顺力屈势穷，藏于群寇，乱兵所害，横尸莫知，既免载于槛车，亦幸逃予枭首。”刘锡是亲自参加了这场镇压起义军活动的官员，深悉内幕情况，所以他说李顺并没有为官军俘获，应该是有根据的。既然是‘横尸莫知“，则死与未死，仍是留下了疑问。
第二种观点，不知所终说。
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李顺在破城之时，就已失踪，后来去向不明。
王明清《挥尘后录》载，早在淳化五年五月王小波、李顺起义被镇压后不久，就有一位名叫张舜卿的官员向宋太宗上了一道密奏：“臣闻顺已遁去，诸将所获，非也。”太宗反驳他说：’平贼才数日，汝何以知之？徒欲害人功尔！“又记：“上怒叱出，将斩之。”--张舜卿差点为这道密奏丢了性命。不过，张舜卿的话，正反映了当时人的一种看法：李顺没有被杀，且已遁去。赵光义不予追问，是一种帝王权术。扬言李顺已死，则群龙无首，零星的残存反抗将逐渐平息；如果朝廷宣布李顺在逃，又不知要生出多少枝节来。
南宋陆游搜罗两川掌故，对李顺的事了解很多。据《老学庵笔记》载：“及王师薄城，城且破矣，顺忽饭城中僧数千人以祈福，又度其童子亦数千人，皆就府治削发，衣僧衣。晡后，分东西两门出；出尽，顺亦不知所在。盖自髡而遁矣。明日，王师入城，捕得一髯±，状颇类顺，遂诛之，而实非也。”原来李顺是在剃度之后混在大群僧人中逃遁了。尽管朝廷捕杀了一个类似李顺的替死鬼，却不是李顺。当时川人传言，李顺逃至荆渚一带，入一僧寺，然后不知所终。
陆游在四川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笔记》中记蜀中遗闻轶事颇多，尤其是记成都江渎庙壁李顺域像多条等，保存了北宋的一些重要史实。但问题是，同时的蜀人李焘书中却没有如此记载。
清康熙时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发问说：“李焘以蜀人记蜀事，何以不载？”
其实。李焘作为宋朝的官，记宋朝的事，当然要同官方的记述保持一致。
第三种观点，广州遇难说。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天禧年间，有广州居民李延志常道及王小波故事，当地营卒和官员都怀疑并认定他就是李顺，便把他逮捕并押解到开封，“御史狱劾问得实”，此李顺是假的，判黥面发配安州。开始，枢密院以为俘获的是真李顺，而向朝廷称贺。然而审讯的结果却不是，枢密院大臣还是趋向于以假当真，结案上报。知杂御史吕夷简反诘道：“可以这样欺骗朝廷吗？”最后以事实上奏，而忤大臣之意。《五朝名臣言行录》也有类似记载。
此条记述留下的疑问是，既然李顺是假，又为什么要“判黥面发配安州”呢？
然而，陆游《老学庵笔记》却有另说：“及真庙天禧初，(李)顺竞获于岭南。初欲诛之于市，且令百官贺。吕文靖(夷简)为知杂御史，以为不可，但即狱中杀之。人始知舜卿所奏非妄也。”陆游的文中并没有说是“假李顺”，吕夷简的“以为不可”应是不可公开杀害之意，因为早在淳化五年朝廷就宣布李顺已被处死，再杀一个李顺，岂不是自掌耳掴？所以“即狱中杀之”。
不管《续资治通鉴长编》和《老学庵笔记》哪个正确，应该可以证实，李顺确实没有在成都被官军俘杀。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说：“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顺尚在广州，巡检使臣陈文琏捕得之，乃真李顺也，年已七十余。推验明白，囚赴阙，覆按皆实。朝廷以平蜀将士功赏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斩顺。”陈文琏因此官升二级。沈括还称：“文琏家有李顺按款(案卷)，本未甚详。……及(顺)败，人尚怀之，故顺得脱去三十余年。”宋人笔记《志雅堂杂抄》也说：“凡遁三十余年，年已七十余，复斩之。”
沈括治学较为严谨，他所处时代也较南宋诸书作者离李顺生平为近，且又称认识逮捕李顺的巡检使臣，估计沈括还可能看见过文琏家的有关案卷，否则不会说得如此确凿。
近代以来，许多学者都倾向于沈括之说。主张李顺死于北宋景祐年间(1034-1038年)。张荫麟先生明白指出：“盖沈(括)识案中主要人物，而陆游但凭二百余年后父老之传说耳。”
但也有学者觉得陆游的说法更为可靠。他们认为，二人所记都是从广州捕得嫌疑犯，押送京师后在狱中秘密处死。远离四川千里之外的广州，在二十年时间里出现两桩李顺案，太巧了点，估计是一件事情记成两个时间。此假设如能成立，那陆游的说法更为可靠，因为当时吕夷简任知杂御史，王钦若为枢密使。如到景祐年间，吕夷简已为宰相，而王钦若早已作古。学者们认为，真实的情况应该是：宋真宗采纳了吕夷简的建议，一面否认捕获真李顺，判此案不过为诬告，故布疑阵；一面阴险地将这位农民领袖秘密杀害，所以李顺应死于天禧元年(1017年)。
王小波、李顺起义第一次提出“均贫富”的观点，开了政治理论中平均主义的先河。
无论是认为李顺于淳化五年死于成都或凤翔，还是认为死于景桔年间或天禧
年间，乃至认为李顺下落不明，其立论都带有不少猜测与想象的成分，难以得到确切的实证。因此，对李顺之死采取兼容诸说、同时存疑的态度，是较为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