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寿民的玩笑

徐克以奇思妙想著称,但他也有自叹弗如的人物,那便是写了《蜀山剑侠传》的还珠楼主——李寿民。民国文人最匪夷所思的是他们留下的照片。提倡性教育而被贬为“文妖”的张竞生,竟一脸正气;写奇文成奇情的胡兰成本该风流倜傥,却一脸牵强;想象力如滔天大海,令徐克折服的李寿民,应有不可一世的豪情,可神情委顿。

世评、文风、个人形象高度相符的,恐怕只有鲁迅。稍稍弥补笔者对李寿民照片的失望,是在采访道家学者胡海牙先生后。他的老师陈撄宁与李寿民相识,他讲了李寿民的一段小事。

如当代的金庸一样,金庸因写武侠小说而被认为是武林高手,招来拳师比武,企图打败金庸而一举成名。李寿民写的是剑仙,后果比金庸严重,招来的不是有武馆有身份的社会人,都是自称从深山老林来的半仙,和现代社会有隔膜,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

那是一伙半仙,李寿民请他们进了一间黑屋子,点着一根香,说半个时辰内,他将发剑气将香头斩断。静等着,果然见到香头自己飘乎乎落到了地上。半仙们大惊,纷纷告辞。其实李寿民并没有把香插到香炉里,而是平放到香炉口,等香烧了一半,失去平衡,自行跌落。

这个魔术,李寿民玩了多次。他不是像金庸般苦口婆心地解释自己不会武功、“文学和现实的差距”云云,而是把麻烦当作游戏,将现实和文学混淆,得意地玩了起来。

武侠小说大师的顽皮小性,暴露了武侠文化的底牌。

沟口健二在《武藏野夫人》中,借一个角色的口,感慨日本文化:“日本太平的时间太久,等儒家文化占了上风,权利关系稳定周密,个人就消失了。在日本,表现自我的方式只有两条,自杀和通奸。”

中国是儒家的大本营,即使在腐坏到极点的清末,中国也是一派灿烂的人世。看日本影片中的妓院,总是一片浑浑噩噩,比不了中国的秦淮河,尚有一份风情。侯孝贤《海上花》中的清末妓院,竟有女校的静气,史实上妓院也的确被称为“书斋”。

中国人善于改变事物的性质,在自杀和通奸之外,还有着广阔的空间,那就是游戏。《海上花》中没有情欲**,嫖客和妓女只是在酒桌上做游戏。中国人甚至将吃也做成了游戏,将菜对应上典故名句,坐在桌前,也像赶庙会猜灯谜一般。中国的游戏范围之广花样之多,将将抵消儒家的压力。

中国是把沉重变成游戏,日本把游戏也变得沉重。中国的插花、击剑、弓射、擒拿、围棋,到了日本都成了需要严肃追求的“道”,半分轻松不得。虽然技艺得到了巨大提高,但下盘棋,竟拼力到要呕血而亡。看戏时要有“领掌人”,鼓掌都要专门有一个带头人,观众不得妄动。这是堵死了生活的余地,难怪只剩下自杀和通奸。

而中国的武侠,是中国民众自创的好游戏。中国的武侠,仅是一种口头游戏。考察中国历史,只有政治在野势力,如墨子组织、白莲教、青帮,并无侠客群体。因为没有任何经济愿意支持一个独往独来、不依照团体利益、只遵照天理人心的侠客群体。

至于少林寺、武当山等世外体系,中国的寺院有独立于中央财政之外的寺院经济。一座名寺往往是当地最大的财阀,在征收地租上并不慈悲,常会引起民变。高僧们也要维护集体利益,并没有所谓的世外体系。而创立佛教的释迦牟尼认为结党必然营私,不让建立寺院。寺院是中国人的发明,我们喜欢热闹。

明清黑社会常会供奉达摩为祖师,自称为禅宗流绪,笔者怀疑这是寺院蓄养打手的余绪。当然,公共汽车上至今有给老人让座的好青年,历史上不欠心血**的侠客,但过于零星脆弱。

武侠就是愿望,民众口头创造武侠故事来抒发心中不平。由于讲得多了,造成一个侠客遍地的生活幻象,只有最底层的人才信以为真,而对权贵则毫无约束力。君不见,清末时的顶尖高手们多在王府供职,八卦掌和太极拳都是得到了王爷们的支持,方开宗立派。

武侠故事中的天理人心,在现实中踪迹全无,惩恶扬善只是个无望的假想。因为是公然的谎言,所以难以满足大众,于是侠客们的对手,从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变成了内斗,武侠与武侠之间的对垒。

李寿民的《蜀山剑侠传》是最为庞大的武侠各派系之间的内斗,武侠故事内核由道德批判让位给技能展示后,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李寿民在《蜀山剑侠传》中的技能洋洋大观,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而金庸武侠小说的华彩段,都是写武功技能。

表现技能,可以半真半假,可以神乎其技。也正因为武侠故事的内核转了向,武侠才成为纯粹的游戏,从此超凡脱俗了。徐克的形象古怪猥琐,他很愿意在自己的片子中串个丑角,可见有自知之明,但他的电影却有难得的清逸之气。

中国武侠片不是武功而是对武功的遐想。日本武侠片追求动作的真实,当中国武侠摆脱了地面,在空中飞来飞去的时候,日本刀客们则死死依靠地面,移动着演员苦练出来的“摩擦步”。中国武侠片的本源不是武功,而是神话。

中国武功的传奇已经脱离了真实武功的束缚,没了边际,而日本只在现实能力上出一点格。比如日本武道中,有用一片竹叶劈断一根竹枝的传说——几乎就是传奇的顶点。而还珠楼主式的小说中,至少会用树叶剥苹果皮,而且要削出螺旋形的一圈。

笔者在教视听语言课时,曾表演用一张纸币劈断一根筷子,以纸币在筷子上比画,忽然劈下。其实人眼是看不清的,筷子是手劈断的,但学生们先入为主地以为是纸劈断的。借用这个魔术来阐明“电影不在于让观众看见什么,而是让观众感受到什么”的视听原理。香港武侠片的神奇效果,许多都是观众自己的误读。检查胶片,上面什么都没有,电影技法本质上便是魔术。

吕洞宾是闻名遐迩的神仙,同时也是中国魔术师供奉的祖师爷。在中国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神仙们扬名的仙法,在民间几乎都有同名的魔术表演,如“仙人栽豆”。偏偏大众对两者都认可,神仙使是仙法,艺人使就是魔术,从而同时维护了信仰和娱乐,中国民众这种“自求多福”的秉性,令人叹为观止。

因为玩耍,所以出俗。徐克的武侠电影玩出了各种视觉效果惊人的技能,不是无源之水,有前辈心力,有民众基础。他以中国古老的武侠游戏,更新了电影语言,承接了明清民国的大众兴致,这是历史的时运使然,该是他结此硕果。

而原版《座头市》的制作者们说,《座头市》是最早注重技能的娱乐性、把武功变作玩耍的日本剑戟片。其中出现了大量的花哨刀技,匪夷所思地削了各种东西,令日本人非常开心。

原版的《座头市》,一般评价为日本剑戟片的代表,而当年影片的制作者们接受访谈时,纷纷说不是代表,而是特例。他们说了很多,笔者分析他们的话,得出的结论竟然是“这不是一部严正的日本剑戟片,而是中国的武侠在日本的一次发扬,从人物设置甚至用剑的方式,都非常不日本化”。

北野武的遗憾

北野武的新版《座头市》在叙事结构上出了问题,太急于求成。影片开始,就是三个主要角色(座头市、姐弟杀手、受雇浪人)的炫技,分别显示武功杀人,构成了一个“高手云集”的局面。在故事展开前,先展示魅力。事件不是前因后果地自然发生,而是从一个局面(情景)中诞生,至于前因后果,随时再交代。

——这是令观众兴奋的叙述方法。因果只是事件,能将事件闪展腾挪,方为故事。但此片的开局,只应有两人炫技,要空出一个人来。座头市和姐弟杀手尽可以炫技,受雇浪人一炫技,整部影片便失去了最强的情感冲突。

《座头市》系列的基本格局,是一个被黑帮遗弃的黑帮分子座头市与一个被武士阶层遗弃的武士之间的对决。这个武士因为经济原因,落魄到受黑帮的雇用。黑帮分子行侠,武士帮凶,两个人都违反了自己的既有身份。座头市与武士惺惺相惜,死敌之间却有强烈的人生共鸣,这是《座头市》系列独到的人物关系。

北野武在新版中给武士找到了一个病妻,这是他屈从黑帮的经济原因。以前的系列或因欠赌债或被抓了短处,为了妻子而出卖自己更令人同情。北野武又给这个悲剧武士加了一层悲剧,此武士之所以被踢出武士阶层,是因为他败于一个到官府比武的浪人。当他苦练武功,找到浪人比武时,却发现浪人已重病不起。

——这是全片最大的情感力量。因为受挫,所以爆发。他不能对病人下手,悲愤地劈断了浪人的木刀,从此开始一场场黑帮比武。他越打斗悲剧意味便越强,因为他达到了武功顶峰,却永远不能洗刷自己的耻辱。但北野武让他先炫技了,先威风十足地杀了几个人,表演了一手漂亮的刀技,然后再交代有个浪人比他厉害。如此安排令全片变了味,他劈断木刀的行为,也变得卑鄙下作,因为先表现他的高强,此举就有欺负病人的嫌疑。以后的比武,不管他如何浴血奋战,总有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之感。

他只该在座头市、姐弟杀手炫技后再悄然出现,一脸落寞地领着妻子,走到一条小巷,面对卧床浪人,什么话都不要说,劈断木剑就出来。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奇妙的局面。至于他当年受浪人侮辱的前因,千万不能像影片中一般,让他自己回忆。一个闪回段落就简单交代了,一定得是他妻子透露出来或是座头市、黑帮调查出来的。说几句闲言碎语,便比实拍的闪回段落更有味道。

三人齐炫技,虽令开局飞扬,却压扁了全片的情感线。因此说北野武剧作上急于求成了。因为情感主线受损,北野武在此片中的一些新招创举,没了落点,也就只是让观众看了个新鲜。

而最关键的是,原版《座头市》的风格是惊险与诙谐并重,而北野武版的诙谐段落,如同他在电视节目上的滑稽表演,舞台作秀的痕迹太重,不是信手拈来的,不是从人物的性情来的,未能做到生活化,总是不如原版动人。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少了对世俗的真心喜爱。

武士道与禅宗

日本最初一批的武侠小说,多是在抄袭或变体《水浒传》《三国演义》的故事。座头市也能在中国的古典小说中,找到一个相应的人物,那就是《济公传》中的济公。济公是禅宗。

原版《座头市》最初的几集,还是个衣着合身,有着漂亮小腿肌肉的汉子,而影片的制作者们认为他最佳的形象,是演员进入中年,变得肥胖邋遢起来后。邋遢起来的座头市小气、贪玩,爱讲低俗笑话,有着嫖妓、酗酒、赌钱等种种恶习,却在关键时刻大义凛然、柔情似水。这种反差,正是中国的济公类型,从低俗丑陋中诞生悲天悯人的情怀。

或者反过来说,在悲天悯人时,仍不忘对世俗的热爱。很难讲,座头市和济公的混俗,只是他们隐蔽自己、深入敌后的策略,他们天性上就喜欢世俗。这也是禅宗的门风,慧可和尚为了求佛法,斩断了一条胳膊,来表明心迹。如此极端的求道之士,成为禅宗二祖后,却一天到晚混在酒肆妓院,名曰“我自调心,与尔何干”——我在玩呢,别管我。

武士道吸收了禅宗思想方才最后完成,大致情况是,保留了慧可早年的纯洁、极端,剔除了慧可晚年对世俗的那份欢喜。因少了这份欢喜,日本武侠中多有极端人物,宫本武藏不近女色,姿三四郎不解风情。

隔绝了人世、不近人情,成了武士的优秀品德,《七武士》中剑道高手就是一个纯洁而偏执的人,结果招来青年的崇拜。吴清源在日本也被塑造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物,盛传他两眼呆呆地盯着一个舞女看,只因为舞女衣服的花纹类似于围棋棋盘。因为高度符合一个日本武士的标准,反而招来妇女们的狂热崇拜,有了“心里都是吴清源”的流行歌曲。

济公这一文学形象,只能是中国人的发明。当然日本文艺中也有**人物,但总是不成熟的青年,处在失控状态,是令人又爱又恨的孩子,难以从耍小性高升为悲天悯人,如宫本武藏的对手佐佐小次郎。现实生活中有围棋棋圣藤泽秀行,他赌债累累,整日受高利贷骚扰,还有酗酒好色的恶名。中国一度拒绝他来华访问,后来他自费来到中国,以实际行动证明了他骨子里是个纯洁天真的人。(见孔祥明《我所认识的藤泽秀行》)

而中国的济公类型,是以中年人成熟的心智,重新回到顽皮。济公留下的诗“六十年来狼藉,东壁打到西壁。如今收归起来,依旧水连天碧”,便是诉说的这种人生,不是初生的莽撞,而是一切都经过后的重新再来,顽皮中有着定力。在这一点上,座头市不是日本的放浪类型,而是中国济公的翻版。

中国的《黄飞鸿》系列、金庸小说,是中国人热爱生活的典范。洗脚、吃饭等生活方式,随时会转化成练武和比武的方式,一切都融入生活中去。中国武侠有着喜兴生动的表情,厨房、厕所都是他们出现的地方。而日本武士总摆着一副世外高人的面孔,比武场面多为高堂、旷野,觉得厕所、厨房过于庸俗。其武打动作,也是高度仪式化,一定要和洗脚、吃饭拉开距离。

日本剑戟片像小孩上学,作一时的庄严;而中国武侠片是小孩放学,有无尽的天真。《座头市》的主线索,是座头市和一个武士的对决,实质上,就是一个充满生活情趣、有着中国式秉性的日本人和一个严肃求道的典型日本人之间的对决。往往是座头市以胜利告终,可能只有三船敏郎扮演受雇武士的一集(《座头市大战用心棒》)中,座头市才输了。

这是一个国内明星和一个国际明星的对决,影坛地位使然,座头市不得不输。

自费与公费

中国武侠是没有经济基础的悬空人,只在极晚近的时候才有开药铺的黄飞鸿,而日本的武士是一个阶层。中国武侠的动力是天地良心,日本武士的动力是集团命令,即便黑泽明《七武士》中乐于助人的武士们,也是受雇于农民,仍有几碗米饭作为明确的酬劳。虽然酬劳低微得几乎等于零,但毕竟还是严格的“命令—执行”的关系。

最好的日本武士片都是反武士道的,对阶层制度提出质疑,比如《切腹》《夺命剑》《御法度》。即便是颂扬武士道的《七武士》,也专门写了一个三船敏郎扮演的假武士,来挖苦武士道的血统、师承体制。要国际明星演此角色,令这个角色如此显眼,黑泽明用心良苦。虽是反武士道,也是在“命令—执行”上提出质疑,反抗者还是吃俸禄的。

而中国的武侠都是自费的,这样便避免了受控于某阶层,行动和思想能够自行其是,来维护天地良心。座头市靠着赌博和给人做按摩辛苦地积攒资金,虽比不得中国侠客们天生莫名其妙地就有钱,毕竟也是自费的。因为自费,所以超脱。

人身和人格都是独立的,两者和谐——这是座头市不同于一般日本武士的地方。大多日本武士反而要以人身和人格的矛盾,来构建戏剧冲突。或者对自己的不独立毫不知觉,将他人对自己的控制看作理所应当,把他人对自己的支使当作自己生存的意义,于是天真地做着恶事。

电影人总是比常人多一点思考,不自知的悲剧和自觉后的痛苦,构成了日本武士片中的特色人物,前者成了混账的前辈武士,后者成了有怪癖的绝顶高手。老片《带子雄狼》《柳生家族的阴谋》是此设置,当今的《百人斩少女》《修罗雪姬》也是此设置,人物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有着强烈的厌世情绪。

而座头市是个身心和谐的人,不管他遇到多少恶人坏事、情感打击,在下一集的开头,总能恢复成一个好心境,念叨着“这是水的声音,这是故乡的花香”或“老朋友,你死了一年,我来看你了!能在你身边,真开心呀”或“××小姐,你还是那么漂亮,我看不见但能闻出来”。

一个人的心态健康,在于他的复原能力。日本剑戟片中有着太多“一念之差,便万劫不复”的武士,强悍却容易崩溃。在这个角度讲,座头市的确是特例。他很难沉浸在痛苦中,很容易被眼前的趣事转移注意力,散漫得像个中国人,因此经得起折腾。

战术与刀法

中国的武侠小说发迹于唐宋传奇,《神仙传》《太平广记》等志怪文学中,武功和仙法是纠缠不清的,到了金庸时代也依然如此。而日本的武侠小说发迹于中国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这是中国晚了一轮的文学,且是根据史实、以描写世俗景观见长,所以武功和仙法脱离了关系。

同样是《三国演义》,中日有着不同的读法。比如关羽,《三国演义》比《三国志》夸张,讲成评书又比文本夸张,将宋朝仪仗队的工艺品大刀给了关羽,那种刀只是气派而无法实战,因为刀面过大,一抡就会招风,很难劈准目标。袁阔成评书甚至把它说成了重达八十多斤,还不如把这分量铸成一把大锤更实用点,又何必是刀呢?刀是取巧的兵器。

《三国志》中写关羽杀敌用了一个“刺”字,关羽用的刀应该是日本武士片中的样子,一个小小的刀头。关羽“温酒斩华雄”的著名战绩,不是硬拼,而是当华雄收兵回去后,关羽没让敲鼓宣战,趁乱冲进了华雄的营地。当时华雄正下马休息,措手不及,被斩于马下。关羽的“过五关斩六将”,基本都是瞅个冷子就一刀,关羽是个投机取巧的大师。

吕布、张飞是天生神勇,关羽是精于把握时机。吕布、张飞是英雄,关羽是人杰。可惜我们把他评为武圣,看重的是他讲义气的一面,忽略了他行事诡诈的一面。这一面,日本人从未忘记。印度佛教要积功累德,只有经历宇宙毁灭无数次的漫长时间后,方能成佛,而中国禅宗讲机缘,在一瞬间咸鱼翻身,立地成佛。含有禅宗思想的武士道对“时机”格外看重,经典作品宫本武藏的《五轮书》中言“用两手握住刀柄,来人就砍——除此之外,武道不再有秘诀”,但他还是讲了许多秘诀,其中有大量如何把握时机的格言。

宫本武藏武学思想的第一关键,就是比武不单是比武功,而要融入兵法,其中有心理战,有制造时机的欺招骗手。他认为一个剑客不应称为“剑客”,而应称为“兵法家”。这就在后世的武打片中造成了日本独特的打斗方式,比武场面不是在比招数,而是在找战机。不在招数上纠缠,而是对峙良久,忽然一锤定音,已有了胜负生死。

日本武打片是人杰化的,中国的武打片是英雄化的。中国的武术典籍是没有“时机”概念的,犹如一本炼钢的书,只讲锻造程序,而不讲火候。所以中国武打片中的武功都是保质保鲜的产品,只要练成了,既不会贬值,也不会失控。比武,就仿佛是两个厂家的空调在比质量,一会比制冷一会比制热,只在技术硬性指标上较量,所以大多在招数上纠缠。这是一种“验货”心理。

中国人比武是比质量,而不比使用,只要平时苦练点,比武时怎么着都会赢。所以中国武打片中有着大量练武的场面,这是在努力提高产品质量,而日本武打片罕有练武场面。金庸和古龙的区别,也正在于此,金庸是典型的质量至上主义者,犹如手机不断创新机型,他书中的武功品目繁多,练起来趣味无穷。而古龙吸收日本武打片中的“时机”概念,武功名目寥寥无几,极少写练武,因心情、场地的不适应,常有低手击败高手的事情发生。金庸的武打是理工科考试,以实力说话,而古龙的武打是艺术学院招生,变数太多。

因为中国武打片的比武是双保险,所以其中的侠客们有施展仁义的余地,常会多给对手一次机会,有“诸葛亮七擒孟获”的遗风,企图以德服人。座头市永远怀里揣着三两个橙子,在比武前,飞劈一个,显示武功质量,威慑对手。但他的对手多为时机主义者,认为功夫是一回事,比武是另一回事,往往辜负他的苦心,还是会比武。当对手的眼睛被风沙迷了,座头市顶多出言威慑,绝不会乘人之危——当然,这是放弃天赐良机,违反了日本的武道原则。

日本的剑道,其实是刀法。日本剑道在明朝官员汇报中记载为“倭寇能跳一丈远,加上五尺的刀长,一步就有一丈五,而且刀磨得镜子般反光,因为太晃眼,所以我军失去了斗志”(大意)。《阵记》《单刀法选》也记载了倭寇的善于跳跃。日本剑道一开始就是斗勇的攻击型刀法,主要是两人相对正面劈刺,跳跃和双手握刀,都是为了加大力度,而身法和步法的变化幅度有限。因为变化的余地小,一动手便会一生一死,也因此形成了日本剑戟片惨烈的风格。

在抗日战争时,中国的形意拳门人为了“以彼之道还治彼之身”,在日本刀上发明了一种新用法。以刀刃对着自己,以刀背迎敌,用刀背磕住敌刀,然后两臂旋转,刀刃自然转向敌人。因为多了一个旋转力,力度更大。日本刀的劈法也不是只有上下的力,而是两臂之间要有合力,刀是两臂挤着劈下来的,一刀中有四股劲。旋力遇上合力,必有一把刀被打飞,总之是有力度的刀法。

至于座头市的刀法,原版影片的制作者们说,这种刀法日本武道中没有,之前的剑戟片中也没有,是座头市的扮演者胜新太郎独创的。座头市用一只手,反拿着刀,这样的持刀法不好劈下,却能随意撩起,撩不如劈好用劲,从持刀方式上就限制了力量,而走上了轻巧。

座头市的身法变化多端,他闪来躲去,跳舞一般。寻常的日本剑道为劈刺法,是“身随刀走”,一旦接触到敌人,就把全身重量爆发在刀上,以最大力量摧毁敌人。而座头市撩刺的刀法,是“刀随身走”,以身法的变化,操纵刀的攻击角度,以巧取胜,只要能刺中要害,刀上有一点力就够了。

这样的刀剑法在日本武道中少见,而中国的刀剑法多是这样,强调“剑走轻灵,刀走偏锋”。走轻灵是只在手腕上使劲,走偏锋是找刁钻的角度。座头市在决斗场面上,还保留着“静峙—稍动便生死立判”的日本民族特色,但在决斗动作上则是中国的剑法路数。而到了座头市一人对多人的群斗场面,闪展腾挪的身法简直就是八卦掌,刀法像极了八卦三合剑。

也许胜新太郎只是想,一个盲人用刀应该和常人不同,于是将日本剑道的原则反过来使,就成了座头市的刀法。这种反原则的刀法,令人物的动作形态与众不同,突出了人物形象——只是出于电影创作的正常考虑,不料与中国刀剑巧合了。也许胜新太郎是实际参考了中国刀剑,不是独创而是移植。中国文化本是日本文化的水源,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可能是演员的个人能力问题,座头市的招牌式刀法,在北野武的新版中失传了。日本刀在北野武手中恢复了力度,也就把座头市变得和其他人没有任何区别。北野武只好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了黄色,把座头市的刀鞘刷成红色,强做区别。但这样一来,过分时髦显眼,又失去了座头市混俗的特色。

北野武只是求新,却不能自成体系,令人格外感慨胜新太郎的天才。据当年陪胜新太郎喝酒的小姐们回忆,他是个眼形漂亮、眼神很有魅力的男人。看他留下的生活照、工作照,也的确如此,不料演了一辈子盲人。他五十几岁时,有了华丽的花白发型,有了沧桑韵味,却落入了低谷。昔日的天王巨星,演起了低成本电视剧,但他仍执着地挖掘座头市的潜力,最终病死在片场。

一个人等来了他形象最好的时候,但他的时代却已经过去。《座头市》系列在凶险故事中建立起一种平和的人生态度,开阔了日本民众的心胸,所以能在日本剑戟片历史上,由特例变为代表。说他有中国心,是为了阐述理论而做的划分。同为东方文化,水乳交融,你中有我,分清便是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