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偶然碰到拉里的。我曾经向伊莎贝尔问到他；她告诉我，他们自拉波勒回来，就很少见过他。到这时，她和格雷也认识了一些他们同代的朋友，所以常有约会，比我们四个人在一起度过的那几周快乐的时光忙得多。有一天晚上，我去法兰西剧院看话剧《贝蕾妮斯》。这个剧本我当然读过，但从没看过它上演；由于难得演一次，所以我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这不是拉辛最好的戏，因为剧的题材局限，五幕的内容略显贫乏，但是剧情很感动人，有几段算得上是脍炙人口。故事是根据塔西佗[2]一书中的短短一段文字而编写的：提图斯热恋上了巴勒斯坦的女王贝蕾妮斯，甚至如人们所想的，答应和她结婚，但是为了国家，在他登基的第一天，不顾自己的愿望，也不顾贝蕾妮斯的愿望，把她从罗马送走。原因是元老院和罗马的人民极端反对他们的皇帝和一个外国女王联姻。剧本写的是提图斯在爱情与职责之间的心理斗争；在他摇摆不定时，是贝蕾妮斯最后确信了他对她的爱情、确认了他的目的并永远地离开了他。
我想只有法国人才能够充分欣赏拉辛诗句的恢宏和优美，不过即便是外国人，一旦习惯了诗句风格的俗定格式——如同习惯了戴假发，几乎没有人不被他的柔情蜜意和他的高尚情操所感动。没有几个人像拉辛知道人的语音里含有多少戏剧艺术。不管怎样，对我来说，那些柔美流畅的亚历山大格式诗句足以代替情节，而且我发现，那些长的台词在无限的技巧作用下所达到的预期**，完全和电影的任何惊险镜头所营造的惊心动魄的效果一样。
第三幕演完时有一场休息。我出去在门厅里抽支烟；门上方竖着一尊乌东[3]的伏尔泰雕像，咧着一张没有牙齿的嘴在冷笑。有人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去，或许有点恼火的举动，因为我想要独自享受一下那些铿锵诗句使我心中充满的异常兴奋，可我看到的是拉里。像往常一样，我见到他很高兴。我和他已经有一年没有见面，因此，我建议，看完戏一起去喝杯酒。拉里说他肚子饿了，因为没有吃晚饭，他提议去蒙马特区。话剧结束了，我们找到对方一起走出剧院。法兰西剧院里有一种特殊的闷浊霉味，是那些数不清的一代代女引座员身上的汗渍味，她们不洗澡，绷着脸，把你带领到座位上后，霸道地等你付她们小费。走进新鲜的空气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夜色很好，所以我们一路步行。歌剧院大街的弧光灯如此挑衅地发出耀眼的亮光，使天上的星星好像骄傲得不屑与它们较量，而把自己的明亮隐秘在无穷远的黑暗之中。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及刚才看的戏。拉里感到失望。他可能希望演得更自然点，把台词讲得如人们正常说话一样，举止也不要太戏剧化。我觉得他的观点不对。这出戏是用语言煽情，充满华丽的辞藻，所以我认为台词说起来应该带有煽动性的气质。我喜欢有规律的韵律重音；那些风格化的姿态是历史悠久的传承，我认为适合这种正式剧目的特性。我不由想到拉辛在当年多么希望他的这部剧得以上映。我佩服演员的工作精神，他们就是凭着这样的精神克服了限制他们的种种因素，设法表演得真实、热烈和有人情味。当艺术能够把戏剧的传统风格作为达到其目的的工具时，它才是成功。
我们到了克里希大街，走进了格拉夫啤酒店。午夜过去不久，屋里挤满了人，不过我们找到了一张桌子，叫了鸡蛋和熏肉。我告诉拉里，我见到伊莎贝尔了。
“格雷回美国去会很高兴的，”他说，“他在这里就像离水之鱼。他在重新工作之前，是不会快乐的。我敢说他会赚到很多钱。”
“如果他如愿以偿，那都是亏得你。你不但治好了他身上的病，而且还治好他的心病。你恢复了他的自信心。”
“我做得微乎其微。我只是向他展示了如何医好自己。”
“这种微乎其微你是怎样学会的？”
“偶然学会的。那时我在印度。我当时患失眠症，碰巧向一个我认识的老瑜伽信徒提起了它，他说他很快就能给我治好。他对我做的就是你看见我给格雷做的那一套；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几个月来都没有睡得这么好。后来，肯定是在一年以后，我和我的一个印度朋友在喜马拉雅山区，他扭伤了脚踝。当时找不到医生，而他疼得不可开交。我想我要照老瑜伽信徒那样试一下，结果奏效了。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他一点也不疼了。”拉里笑了，“我可以向你保证，我比任何人都更加惊奇。真的，这里面什么奥秘也没有；意义就是把这种理念灌输到病人的头脑里。”
“说来容易做来难。”
“如果你的胳膊不由自主地从桌子上举起来，你会诧异吗？”
“非常诧异。”
“是的。当我们回到内地，我的印度朋友告诉人们我的所为，并且领了别的人来看我。我不喜欢做这事，因为我还不完全理解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坚持要我做。不管怎样，我给他们治好了。我发现我能够解除人们的疼痛，还能消除他们的恐惧。奇怪的是，有多少人遭受恐惧的痛苦。我不是说幽闭症和恐高症，而是怕死，更糟糕的是，对生活的恐惧。他们这些人经常好像是身体健康、生活富裕、无忧无虑，然而却受着恐惧的折磨。我有时觉得，这是最困扰人类的一种心态；我曾问我自己，这种心态是否缘于某种根深蒂固的动物本能，而人类正是继承了那种原始的东西，最先感受到了生活的震颤。”
我聆听拉里在讲述，心里充满期望，因为他很少说这样长时间的话，而且我隐约感到他首次无隐讳交谈了。也许我们刚才看的那部戏剧释放了某种内心的压抑，那种抑扬顿挫的铿锵节奏，如同音乐会引起的反应，已经克服了他的天生拘谨。忽然，我意识到自己的手有感觉。我没有再去想拉里刚才说的那个半开玩笑的问题。我感觉到自己的手不再搁在桌子上，而是不由自主地离开桌面有一英寸那么高。我吃了一惊，看了看手，看见它微微颤抖。我感到自己胳膊的神经有一种奇怪的酸麻，肌肉抽搐一下，手和小臂就自动地抬了起来，我尽所能保持自然既没有助力也不阻止，直到它们离开桌子有好几英寸；后来我感到整个胳膊举过肩。
“这很古怪。”我说。
拉里笑了。我用了一丁点的意志力，手就落回到了桌子上。
“不足挂齿，”他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是你刚从印度回来跟我们谈到的那个瑜伽教徒教你的吗？”
“哦，不是的，他对这类事情很不耐烦。我不知道他是否相信他具有某些瑜伽教徒自命具有的能力，但是他认为运用这些能力是幼稚的。”
熏肉和鸡蛋送来了，我们俩吃得津津有味，而且喝了啤酒，谁都没有说话。我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而我在想着他。吃完饭，我点了一支香烟，拉里点燃了他的烟斗。
“什么使你首先去印度的呢？”我突然问他。
“碰巧。至少当时是这样想的。现在我倾向于认为这是我在欧洲待了多年的必然结果。我和几乎所有对我影响最大的人好像是不期而遇，然而，回想起来似乎像是肯定能碰到他们。犹如他们就在那里等着，一旦我需要，马上能找到他们。我去印度是想休息一下。我一直忙忙活活很累，希望整理一下思路。我在一艘船上找到一个甲板水手的工作，就是那种周游世界的旅游船。这艘船正开往东方，并且要经过巴拿马运河到纽约。我已经有五年没回美国，想家了。我很郁闷。你知道，我们那些年前在芝加哥初次见面时，我多么无知。我在欧洲读了非常多的书，经历了许多事情，但是离我开始寻找的东西相差甚远。”
我想问他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是，觉得他只会笑笑，耸耸肩，说这事不值得一谈。
“可是，你为什么要去当一名甲板水手呢？”我换了个题目问他，“你又不是没有钱。”
“我想要体验一下。只要我精神上得到充实，只要我把当时能吸收的都吸收了，就已经觉得做这类事是有用的。那年冬天，伊莎贝尔和我解除婚约之后，我就在朗斯附近的煤矿做了六个月的工。”
他就是这时告诉我的那些我在前面叙述的事情。
“伊莎贝尔和你断绝恋爱关系后，你难过吗？”
回答之前，他看了我一会儿，他那双不可思议的黑眼睛当时好像是看我的内心而不是外表。
“是的，我那时很年轻，已经打定主意我们要结婚。我已经做了我们在一起生活的打算。我期望生活是美好的。”他微微一笑，“但是，结婚需要两个人，正如吵架要有两个人才吵得起来一样。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给伊莎贝尔安排的那种生活使她大失所望。我要是有点判断力的话，决不会向她提出那样生活的建议的。她太年轻，太热爱生活了。我不怪她。我也不能屈服。”
读者完全能够记起，在他和农场主的寡妇儿媳发生了那次荒唐的关系后，他逃离了农场，他去了德国波恩。我急于想听他讲下去，但是，我知道我得小心，不要啥都问。
“我从来没有去过波恩，”我说，“小时候在海德尔堡上过一段时间的学。我觉得，那是我一生最快乐的时光。”
“我喜欢波恩，在那儿待了一年。我在波恩大学一位教授的遗孀家里租了一个房间，她接纳了几个寄宿者。她和两个都已中年的女儿做饭和管家。她的另一个房客是法国人，起初我有些失望，因为我只想说德语；可是他是阿尔萨斯人，德语即使不太流利，口音总比他讲法语要好。他的穿着像个德国牧师；几天之后，我惊奇地发现他是一个本笃会修士。他得到修道院的准假而到大学图书馆做调查的。他是一个饱学之士，但是看上去和我心目中的僧侣没什么两样。他又高又壮，浅茶色头发，出众的蓝眼睛，红色的圆脸。他羞怯拘谨，似乎不想跟我有什么瓜葛，但是他刻意非常礼貌，在餐桌上交谈总是彬彬有礼；我只是吃饭时才见到他；吃完午饭，他就回图书馆工作；吃完晚饭，我坐在客厅里和那个不洗餐具的女儿提高德语时，他回自己的屋子。
“我在那儿至少住了一个月，一天下午，他问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起散步，这使我感到惊讶。他说他能够指给我看邻近的一些地方，他认为我自己不可能发现这些地方的。我相当能走路，可是，不管怎样，他比我走得快。第一次散步，我们肯定走了足足有十五英里远。他问我来波恩干什么，我说，来学德语，还想熟悉一下德国文学。他谈吐很有悟性。他说他乐意尽力帮助我。打那以后，我们每星期散步两三次。我发现他教哲学已有好些年。我在巴黎时，读过一些哲学家的书，什么斯宾诺莎、柏拉图、笛卡儿啊，但是从来没读过德国的那些大哲学家的书，听他谈论这些哲学家我真是求之不得。有一天，我们作了一次短途旅行，穿过了莱茵河，坐在一家啤酒园里喝啤酒，他问我是不是新教徒。
“‘我想是的。’我说。
“他迅速看了我一眼，我在他的眼睛里看到了一丝笑意。他开始谈论起了埃斯库罗斯[4]；你知道，我一直在学希腊语；他熟悉这些伟大的悲剧作家，而我从未奢望了解他们。听他的讲述启发了我的灵感。我想知道他为什么忽然问我那个问题。我的监护人纳尔逊叔叔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但是他定期去做礼拜，因为他的病人期望他这样；他送我上主日学校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玛莎，我们的女仆，是一个严格的浸礼会教徒，在我的孩提时代，她经常给我讲地狱火的事，说有罪的人将要永远受折磨，以此来吓唬我。她非常喜欢给我详细地讲述村子里的各种人要遭受的苦难惩罚，这些人不知为何是她厌恶的。
“到了冬天，我和恩斯海姆神父已经很熟了。我觉得他是个相当卓越的人。我从未见他发过火。他仁慈厚道，比我可能期望的还要宽宏大量，而且极其宽容。他学识极其渊博，而且肯定知道我该有多么无知，但他总是把我当作和他一样有学问似的与我交谈。他对我非常耐心，好像除了为我服务，别无所求。有一天，我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腰痛，我的房东太太葛拉保夫人坚持让我躺在**给我敷上热水袋。恩斯海姆神父听说我病倒了，在晚饭后，到我的房间来看我。我除了腰痛得很厉害以外，身体还是十分好的。你也知道书呆子似的人是什么样，他们对有关书的事是要探个究竟的；他进来后，我就把手里看的书放下了，他随即拿了起来，看了看书名。那是一本讲迈斯特·埃克哈特[5]的书，我在城里一家书店里买的。他问我为什么看这种书，我告诉他，我一直在阅读一些神秘主义的文学，还告诉了他有关科斯提的事情以及科斯提是怎样引起我对神秘主义的兴趣。他用那双出众的蓝眼睛打量着我，眼睛里有一种神情，我只能形容为令人感到愉悦的柔情。我有这样的感觉他发现我相当可笑，但同时感到对我的那种慈爱，没有因此有任何减弱。反正我从来就不介意人们认为我有点傻。
“你想在这些书里寻找什么？”他问我。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答，‘至少会在寻找的过程中。’
“‘你还记得我曾经问过你是不是新教徒吗？你说你想是的。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是在受到新教徒教育的环境中长大的。’我说。
“‘你相信上帝吗？’他问。
“我不喜欢涉及个人的问题，所以我最先想告诉他的是说，这不关他的事。可是，他的面容非常和善，使我感到不能顶撞他。我不知道说什么；我不想回答是，也不想回答不是。也许是我的腰痛使我说话，也许是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感染了我。总之，我告诉了他我自己的经历。”
拉里犹豫了一会儿。当他继续说时，我知道他不是在对我讲，而是对那个本笃会修士讲。他已经忘了我的存在。我不知道是时间的缘故还是地点的缘故使他开口，不用我催促，就把他那么长时间讳莫如深的事情讲了出来。
“鲍勃·纳尔逊叔叔很民主，把我送进麻汶的中学。正是由于路易莎·布兰得利跟他唠叨个没完，所以我十四岁时，他才让我进圣保罗中学。我不论功课或者体育都不太好，但是都能对付过去。我认为我是个完全正常的男孩子。我对航空特别着迷。那时候，飞行还处于早期，可鲍勃叔叔和我一样对飞行非常兴奋。他认识几个飞行员；当我说想要学飞行时，他说他帮我搞定。我个子长得高，十六岁完全可以冒充十八岁。鲍勃叔叔让我答应保守秘密，因为他知道如果让我去飞行，所有的人都会猛烈地斥责他。但是，事实上，是他帮助我成功进入加拿大，并且给我一封介绍信去见他认识的一个人。结果是，我到了十七岁时，已经在法国当飞行员了。
“当时我们飞的飞机都是非常廉价劣质的，每次上天，你的生命实际是掌握在你的一双手上。我们的飞行高度，按照今天的标准，是荒唐的，但是我们根本不懂，反而认为精彩。我爱飞行。飞行给我的那种感觉我无法形容，只知道我感到幸福和骄傲。在空中，遨游飞翔，我觉得自己是某种非常伟大、非常美丽的东西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只知道到了两千英尺以上，我就不再像现实中的自己那样孤独了，而是有所属了。这话听起来很愚蠢，可我情不自禁。当我飞到云层以上时，那些云彩就像一大群绵羊在我的脚下，我感到我完全融入到了无垠的苍穹中。”
拉里暂停下来，他眼窝里那双令人费解的眼睛凝视着我，可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见了我。
“我知道有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但是我没有亲眼看见他们死去，所以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后来我亲眼看见了一个死人。此景使我充满了遗憾。”
“遗憾？”我不由自主地惊叹起来。
“遗憾，因为那个男孩只比我大三四岁，那样精力充沛和勇敢，瞬间前，还那样生机勃勃、那样完好无损，而现在成了被严重损坏的肉体，看上去好像这个肉体从来就没有活过。”
我没有说什么。我是医科学生时曾经见过死人，战争期间看见的更多了。使我感到失望的是他们看上去多么渺小，身上没有一点尊严。就像是玩杂耍的人废弃不用的木偶人。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觉。我哭了。我不是害怕自己出什么事；而是感到愤恨不平；是死亡的邪恶击垮了我。战争终于结束，我回了家。过去我一直喜欢机械，如果航空业没有事做，我就打算进一家汽车工厂。我曾经受过伤，只能暂时休息。后来他们要我就业。我无法做他们要我做的那种工作。工作似乎很无聊。我曾经有过很多时间在思索。我不断问自己，人生是为了什么。毕竟，我只是靠运气才活下来的；我想要一生有所作为，但不知道做什么。我从未对上帝指望过什么。现在却想起他来了。我不懂得为什么世界上有恶。我知道自己很无知；我不认识什么可以请教的人，而且我要学到这些东西，所以我就毫无计划地读起书来。
“当我告诉恩斯海姆神父所有这些时，他问我：‘那么，你已经读了四年书了？你找到答案没有呢？’
“‘一点没有。’我说。
“他看着我，满面的慈祥，把我都弄糊涂了。我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使他感慨万千。他在桌上轻轻地敲着指头，好像在反复思考一个想法。
“‘我们明智的老教会，’他当时说，‘已经发现，如果你行事好像你信教那样，你就会真的得到信仰；如果你带着疑虑祈祷，但是用真心去祈祷，你的疑虑将会消除。如果你愿意让自己沉醉于礼拜仪式的美，那么上天会赐给你宁静，因为礼拜对人类精神的作用力已经被多少年代的经验所证明了的。不久，我将回修道院。你为何不跟我来一起住几个星期呢？你可以和我们的俗人修士一起在地里干活；你可以在图书馆里看书。这个经历的兴趣绝不亚于在煤矿或者在德国农场上做工。’
“‘你为什么建议我去呢？’我问。
“‘我观察你已有三个月了’，他说。‘也许我了解你比你了解你自己更多些。把你和信仰隔开的距离没有一张卷烟纸厚。’
“我对他的话没有说什么。他的话给了我一种古怪的感觉，好像有人抓住了我的心弦，猛拉了一下。最后我说我考虑考虑。他转了话题。在恩斯海姆神父在波恩逗留的剩余时间，我们再也没有提起有关宗教的事，但是在他离开时，他把修道院的地址给了我，告诉我说如果我决定去，只要给他写个便条，他就会安排的。我比我预期的还要想念他。一年过去了，又到了仲夏。我非常喜欢波恩的天气。我读了歌德[6]、席勒[7]、海涅[8]。我读了荷尔德林[9]和里尔克[10]。我仍然没有找到答案。我经常想到恩斯海姆神父说的话，我终于决定接受他的邀请。
“他到车站接了我。修道院在阿尔萨斯，乡间很美。恩斯海姆神父介绍我见了院长，然后，领我去了分配给我的单人小屋。屋内有一张狭窄的铁床，墙上挂了一个耶稣殉难的十字架，要说家具，只是那些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午饭铃响了，我向餐厅走去。那是一间大的穹顶房间。院长带两个僧侣站在门口，一个僧侣端一盆水，另一个拿条毛巾，院长在客人的两只手上滴几滴水象征洗手，然后用僧侣递给他的毛巾将手擦干。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客人，其中两个是牧师，他们路过这里，停下来吃午饭的，另一个是年长的法国人，他满腹牢骚，到这里来归隐的。
“院长和两个副手，按资深和资浅，坐在房间的上首，一人一张桌子；神父们沿墙的两边坐，见习修道士和俗人修士以及客人们坐在房间中央。感恩祷告做完，我们吃饭。一个见习修士站在餐厅门口附近的地方，以一种单调的声音读一本道书。吃完饭，又做了一遍感恩祷告。院长、恩斯海姆神父、客人和招待客人的修士走进一个小房间，我们在那儿喝咖啡，唠家常。然后我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我在那儿待了三个月，很快乐。那种生活完全适合我。图书馆很好，我看很多书。所有的神父没有一个企图用任何方法影响我，但是都愿意和我交谈。他们的学问、虔诚和超脱深深打动了我。你一定不要以为他们过的是一种无所事事的生活。他们一刻都闲不着，自己种地，自己打粮，也乐意有我的帮助。我喜欢做礼拜的隆重场面，但是，最喜欢的是晨祷。清晨四点，你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来到教堂坐定，四周还笼罩着夜幕；与此同时，修士们神秘地穿上他们带有头巾的服装，头巾拉上来遮住头，用有力的男声唱着礼拜仪式的单旋律圣歌。这样每天例行的活动给人一种安全感，而且尽管要付出所有的精力，尽管思想在活动，你仍然有一种持久的平静感。”
拉里有点伤感地微笑了一下。
“我就像罗拉[11]，太晚来到一个太老的世界了。我要是生在中世纪就好了，那时候，信仰是天经地义的事；那样，我就会清楚自己要走的路，就会设法加入修道会。现在我没法相信。我想要相信，但是，我没法相信比普通的正派人好不了多少的上帝。修道士们告诉我上帝创造世界是为了颂扬自己。对我来说，这似乎不是一件值得尊敬的事儿。贝多芬创作他的那些交响乐是为了颂扬自己吗？我不相信是如此。我相信他创作音乐是因为他的灵魂里有这种音乐需要表现出来，于是，他尽力去做的就是倾力把这些音乐表达得尽善尽美。
“我常听修士们反复念主祷文，我想知道他们怎么会一直祈祷而不怀疑他们的天父给他们每天的食粮呢。孩子们祈求他们尘世的父亲给他们食物吗？他们认为他会这样做，对他这样做既不感谢，也不需要感谢。对于一个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而不养活或不愿养活的父亲，我们对他只有责备。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万能的造物主不准备给他创造的众生提供生存的必需品——物质的和精神的，那他还是不创造他们更好。”
“亲爱的拉里，”我说，“我觉得你多亏没有生在中世纪，不然，你准被绑在火刑柱上死掉。”
他笑了笑。
“你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功，”他继续说，“你想要别人当面表扬你吗？”
“这只会使我很尴尬。”
“我原来也是那样认为的。我相信上帝也不想要被人恭维。在陆军航空兵团，一个家伙靠巴结指挥官弄到一份美差，我们都看不起他。我相信一个设法靠阿谀奉承从上帝那里得到拯救的人，上帝会瞧不起他的。我想最讨上帝喜欢的崇拜就是根据你的能力尽你的所能。
“但是，困扰我的主要问题还不是这个：我无法说服我自己认同原始罪恶的成见，我也看得出来，这种成见在那些修士的头脑里是根深蒂固的。我在陆军航空团里认识许多人。当然他们是一有机会就喝醉，只要能找到女孩子，就和她们睡觉，而且爆粗口；我们里面有一两个坏蛋：一个家伙使用空头支票被逮捕，被判了六个月徒刑；这不全是他的过错；他从未有过钱，当他拿到比自己梦想都多的钱时，他昏了头脑。我在巴黎碰到过坏人；回到芝加哥后，我碰到了更多的坏人，但是，他们的坏多半是由于遗传，他们无能为力，或者由于环境，他们无法选择；我敢说社会应该对他们的犯罪比他们自己负有更大的责任。如果我是上帝的话，我实在不忍心惩罚他们中的一个，即使不是最坏的那个，让他受永恒的诅咒。恩斯海姆神父心胸开阔：他认为地狱就是没有上帝的存在，只有使人忍受不了的那种惩罚，才称得上是地狱，你能想到仁慈的上帝会实施这种惩罚吗？毕竟，他创造了人类；如果他创造的人类也能够犯罪，那是因为他希望他们犯罪。如果我训练了一条狗能冲上去撕咬进入我后院来的生人的咽喉，一旦它咬了，再去打它，那是不公平的。
“如果一个至善和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世界，为什么他又创造恶呢？修士们说，目的是通过克服人类自身存在的恶，抵制**，把痛苦、悲伤和不幸当作上帝为了净化人类而给予的考验来接受，这样，人类最终才配得上接受上帝的恩典。这就像派人把一则信息送到某地去，就是为了使他不容易通过，在他必经之路上建一个迷宫，又挖一条他必须游过去的护城河，最后又造一道他得攀登的围墙。我不愿意信仰没有常识的上帝。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不信仰这样一个上帝：世界虽不是他创造的，但他见到坏事情就尽量缩小它的影响，他比人类好得多，聪明得多，伟大得多，他没有创造罪恶，并且还要和罪恶做斗争。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我也说不出为什么你们应当信仰这样一个上帝。
“那些仁慈的神父回答不了困惑我的这些问题，不能使我在理智上或者情感上得到满足。我的归宿不在他们那里。当我去向恩斯海姆神父辞行时，他没有拿出那种他蛮有把握的方式问我有没有从这段经历中得到益处，而是用难以形容的仁慈看着我。
“‘恐怕我令你失望了，神父。’我说。
“‘不，’他回答，‘你是一个不信仰上帝的虔诚的宗教徒。上帝会把你找出来。你会回来的，是这里还是别处，只有上帝能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