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这以后十年，我没有见到伊莎贝尔和拉里。我依然能见到艾略特，甚至由于某种原因，我稍后再说，比以前见面的机会更多了。我不时从他那里得知伊莎贝尔的情况。但关于拉里，他一点情况都不能告诉我。
“据我所知，他还住在巴黎，可是，我不大可能碰到他。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圈子里。”他又自鸣得意地补上一句，“令人悲哀的是，他竟堕落到如此地步。他出身于很好的家庭。我确信如果他把自己交给我来安排，我可以使他出人头地。总之，伊莎贝尔是幸免了。”
我的熟人圈并不限于艾略特认识的人；我在巴黎认识的许多人，艾略特可能会认为根本上不了场面。我虽然经常在巴黎逗留但都时间不长；也问过认识的人是否碰到过拉里或者有他什么消息；有几个碰巧认识他，但是，没有一个可称得上和他有深交，所以谁也没法告诉我他的情况。我去过他常吃晚饭的那家饭馆，但发现他已经好久不去了，所以他们认为他一定是离开了巴黎。我从未在蒙帕纳司大街的任何一家咖啡店里见到过他，这也是住在附近的人常去的地方。
拉里在伊莎贝尔离开巴黎之后，原打算去希腊，但是他放弃了。他实际做了些什么多年以后亲口告诉了我，但是，我会现在进行叙述，因为把事情尽量按时间顺序排列出来更方便。他整个夏天都待在巴黎，一直工作到秋深。
“我觉得我那时需要从书本里抽身出来休息一下，”他说，“我一天看八到十小时的书已经有两年了。所以我去了一家煤矿上班。”
“你干什么了？”我叫了出来。
他看到我的惊讶笑了起来。
“我认为干几个月的体力劳动对我有好处；我心想这样我会有机会理清自己的思绪，接受自己的现实。”
我没有作声。我不知道这是拉里走这个意外步骤的唯一理由，还是与伊莎贝尔拒绝和他结婚有关。事实是，我根本不知道他爱伊莎贝尔有多深。大多数人在恋爱时会想出各种理由说服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这才是明智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幸婚姻的原因。他们就像这样的人，把自己的事情交给一个他们知道是个坏蛋的人去办理，恰好这个人是他们的亲密朋友，他们不愿意相信坏蛋首先是坏蛋，然后才是朋友这个道理，因为他们确信尽管这个人可能对别人不老实，对自己是决不会那样的。虽然拉里非常坚定地拒绝了为伊莎贝尔而牺牲自己选择的生活，但是，失掉伊莎贝尔可能比他自己预料的要更加苦涩地去忍受。可能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想要吃掉他的蛋糕又要拥有它。
“好，继续吧。”我说。
“我把书和衣服放在几个箱子里，交给美国运通旅行社保管。然后把一套上好的衣服和一些内衣打了一个包，就动身了。我的希腊文教师有个妹妹嫁给了朗斯附近一家煤矿的经理，所以老师让我给那个经理带了一封信。你知道朗斯吗？”
“不知道。”
“在法国北部，离比利时边界不远。我在那儿只住了一宿，在车站旅馆里，第二天坐当地的火车去了煤矿所在地。你去过煤矿村吗？”
“在英国去过。”
“哦，我想大致一样。有矿井，还有经理的房子，一排排整齐的三层小楼，都是一个样，完全相似，非常单调，使你心情沮丧。有一座新建、丑陋的教堂和几家酒吧。我到达时，天气阴冷，还下着毛毛雨。我去了经理办公室，把信交给了他。他是个矮胖子，两颊通红，看上去是个喜欢吃的家伙。矿上正缺乏劳动力，许多矿工在战争中被杀害了，还有很多波兰人在那儿干活，我认为有二三百人。他问了我一两个问题，他不太喜欢我是个美国人，似乎觉得这里面有鬼，可他大舅哥说我很好，不管怎样他还是乐意用我了。他想要安排我在地面上的工作，可是，我告诉他我想到矿下面去干活。他说如果我没有适应，会感到很难熬的，但是，我告诉他我有准备，所以他就说，我可以做一个矿工的助手。这活确实是男孩子干的，不过，没有足够的男孩子人手。他这人很不错，他问我有没有去找个安身之处，当我告诉他还没有去找时，他就在一张纸上写了个地址，说如果我去那儿，房子的女主人就会给我一个地方睡。她是个被杀害的矿工的遗孀，有两个儿子，都在矿上做工。
“我拿了包，去了那个地方。我找到了那所房子，一个身材高大面容憔悴的女人为我开了门，她头发已经花白，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她五官很好看，一定曾经漂亮过。要不是掉了两颗门牙，她不至于像当时那样憔悴的。她告诉我她没有房间，但是，她租给一个波兰人的房间里有两张床，我能睡另一张床。她的两个儿子住在楼上其中一个房间，另外一间是她自己的。她给我看的那个房间在一楼，我想应该是客厅；我本该有个属于自己的房间，但是，我想最好还是别挑剔；外面的毛毛雨已经变成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我已经被淋湿了。我不想再走了，把自己弄得浑身湿透。所以，我说行，就这样住了下来。他们把厨房当作客厅，里面有几把要散架子的扶手椅。院子里有个装煤的棚子，也用作浴室。两个男孩和那个波兰人已经带了午饭，但是，她说中午我可以跟她一起吃饭。吃完饭后，我坐在厨房里抽烟，她一边做家务，一边跟我讲了她的身世和家庭。其他人下班回来了。那个波兰人先回来的，然后是两个男孩。波兰人穿过厨房，当房东太太告诉他，我要和他睡一个房间时，他一言没发只跟我点一下头，从炉盘上拿起一个大水壶到煤棚里洗澡去了。两个男孩尽管满脸煤尘但还是高挑英俊的小伙子，他们似乎跟谁都很友好。他们把我看作是个怪人，因为我是美国人。其中一个男孩十九岁，退伍才几个月，另一个十八岁。
“那个波兰人回来后，两个男孩又去清洗一番。波兰人的名字是难叫的那种波兰姓氏，可是他们都叫他科斯提。他是个大块头，比我高出两三英寸，身材魁梧。他脸色苍白、肥胖，鼻子短而宽，一副大嘴。他蓝眼睛，由于没能把眉毛和睫毛上面的煤灰洗掉，看上去像化了妆一样。黑睫毛把眼睛的蓝颜色衬托得几乎吓人一跳。他是个丑陋粗俗的家伙。两个男孩换了衣服出来了。那个波兰人还坐在厨房里抽烟斗看报纸。我口袋里有本书，所以拿了出来，也读了起来。我注意到他瞥了我一两次，一会儿他放下了报纸。
“‘你看的是什么？’他问。
“我把书递给他，让他自己看。书名是《克莱夫王妃》[1]，我在巴黎火车站买的，因为书小得完全可以放在衣袋里。他好奇地看了看书，又看了看我，然后把书还给了我。我发现他露出一种讽刺的微笑。
“‘这本书有意思吗？’
“‘我觉得很有意思——甚至引人入胜。’
“‘我在华沙上学时读过，烦死我了。’他法语讲得很好，几乎听不出一点波兰口音。‘我现在除了报纸和侦探小说以外，什么都不看。’
“勒克莱尔夫人，我们房东太太的名字，坐在饭桌旁补袜子，同时盯着正在做的晚餐的汤。她对科斯提说，我是煤矿经理介绍来的，还重复了我认为可以跟她说的话。他一边听，一边吸着烟斗，一双灿烂的蓝眼睛看着我，眼光犀利而精明。他问了我几个关于我个人的问题。当我告诉他我从未在煤矿上做过工时，他再次露出讽刺的微笑。
“‘你不知道你要遭的是什么罪。一个人只要有别的什么事可做，决不肯上煤矿来工作。不过这是你的私事，肯定有你的理由。你在巴黎住哪儿？’
“我告诉了他。
“‘有一段时间，我每年都要去巴黎一趟，不过，我都住在格兰大道上。你到过拉吕饭店没有？那是我最喜欢的餐馆。’
“‘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你知道，这餐馆不便宜。’
“一点不便宜。”
“我想他看出了我的诧异，因为他又一次露出那种嘲弄的微笑。可是，他显然觉得没必要进一步解释。我们继续在东拉西扯，后来两个男孩进来。我们吃了晚饭。晚饭后，科斯提问我是否愿意和他去小酒馆喝杯啤酒。小酒馆就是一间相当大的房子，房子的一头是个酒吧间和几张大理石面的饭桌，四周是木椅子。房子里有一架自动钢琴，有人放进去一个硬币，钢琴正播放着刺耳的舞曲。除了我们坐的那张桌子以外，只有三张桌子坐有人。科斯提问我是否会玩贝洛特纸牌。我曾经跟我的一些学生朋友学过，所以我说会玩；他就建议我们赌啤酒钱。我同意了，他叫人把纸牌拿来。我输了一杯，接着又输了第二杯。后来他建议我们赌钱。他的牌好，可我的运气不好。虽然我们的赌注非常小，但我还是输了几个法郎。赢了钱和啤酒使他的情绪高涨，他打开了话匣子。没多大一会儿我就从他的言谈举止上猜到他是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再次谈到巴黎时，他就问我是否认识某某和某某，我在路易莎伯母和伊莎贝尔居住的艾略特家里见到的那些美国女人。他似乎比我跟这些人更熟悉，我很想知道他怎么会落到现在的这步田地。时间并不晚，可是，我们在破晓时就得起来。
“‘走之前，我们再喝一杯啤酒吧。’科斯提说。
“他呷着啤酒，并用他那精明的小眼睛凝视着我。我知道他当时使我想起一个坏脾气的猪猡。
“‘你为什么到这个糟糕透的煤矿来做工？’他问我。
“‘体验一下。’
“‘你是个傻瓜，小伙子。’他说。
“‘可你为什么在这儿做工呢？’
“他耸耸魁梧笨拙的肩膀。
“‘我是个孩子时就进了贵族的军官学校，我父亲是沙皇属下的一个将军，上次战争时我是骑兵军官。我受不了皮尔苏茨基[2]。我们筹划要杀死他，可是有人出卖了我们。他枪毙了我们那些被他捉到的人。我设法及时越过了边境。摆在我面前的只有参加法国军团或者到煤矿上做工的两条路。我选择了两害之轻者。’
“我已经告诉过科斯提我在煤矿上要做的工作，他当时没有说什么，可是，现在他把胳膊肘放在大理石台面上，说道：
“‘你试试把我的手腕子掰倒。’
“我知道这种老式的角力，所以握住他的手掌。他笑了。‘几个星期之后，你的手不会再像这样软了。’我使尽力气掰，可是，他的力气巨大，根本不管用，他慢慢地把我的手压倒并按下了桌子。
“‘你很有劲儿，’他这样说，‘不是很多人能挺这么长时间的。听着，我的助手根本不行，他是个弱小的法国人，连个虱子的力气也没有。明天你跟我来，我会让工头叫你当我的助手。’
“‘我很愿意，’我说，‘你看他愿意吗？’
“‘破点财。你能出五十个法郎吗？’
“他把手伸出来，我从钱包里拿出了一张钞票。我们回家睡觉了。我折腾了一整天，睡得像死猪一样。”
“你觉得煤矿的活极为艰辛吗？”我问拉里。
“开始是筋疲力尽，”他咧嘴笑了，“科斯提和工头一起干，我当科斯提的助手。那时候，科斯提干活的地方和旅馆浴室大小差不多，人进去要通过一条隧道，由于非常低你只能用手和膝盖爬进去。里面灼似地狱，我们干活时只穿一条裤子。科斯提又白又胖的上半身叫人极其厌恶，他看上去像一只巨大的蛞蝓。在那么狭窄的地方，风动剪的噪音震耳欲聋。我的工作是把他劈下来的煤块收到一起，装进篮子里，再把篮子拖到隧道口，在那儿把篮子里的煤装到煤车上，煤车间歇开来前往电梯处。这是我平生经历过的唯一的一个煤矿，所以我不知道所有煤矿的做法是不是都如此。煤矿对我来说好像是外行，而且工作极其繁重。半日的时候，我们停下来休息，吃午饭，抽烟。一天下来之后，我并不懊悔，而且天哪，洗个澡感觉不错。我就当作我的脚再也不会干净了，黑得就像墨水。我的双手也免不了磨出了泡，痛得很厉害，但是痊愈了。我习惯了这个工作。”
“你坚持了多久？”
“只干了几个星期。运煤到电梯那儿的煤车是由牵引车拖去的，司机是个技术不好的技工，引擎总出现故障。一次他发动不了车子，好像一筹莫展。还好，我是个相当不错的机械师，所以我看了一下，半小时，就把车子修好了。工头告诉了经理，经理把我找了去，问我是否懂得开车。结果他叫我做了那个技师的工作；当然这项工作是单调的，但轻松，而且他们没有再碰上引擎的毛病，所以对我感到满意。
“科斯提对我离开他非常伤心。我很适合他，他已经习惯我了。我开始非常了解他了，成天在一起干活，吃完晚饭一起去小酒馆，在一个房间里睡觉。他是个有趣的家伙。是你感兴趣的那种人。他不跟波兰人交往，而且波兰人去的咖啡馆我们不去。他忘不了自己是贵族，曾经是一名骑兵军官，所以，他把那些波兰人看作垃圾。波兰人自然对此耿耿于怀，但是，毫无办法；他壮得像头牛，要是打起架来，不管用不用刀，他一个人抵得上六个人一起上。我还是认识了几个波兰人，而且他们还告诉我，他当过骑兵军官不假，是在一个精干骑兵团，但是，他说离开波兰是由于政治原因，这是在说谎。他打牌作弊，被人捉个正着，所以被赶出华沙军官俱乐部并被解职。他们告诫我不要跟他打牌。他们说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不愿和他们接触的原因，因为他们太熟悉他的底细了，而且不愿和他玩牌。
“我打牌一直输给他，你知道，输得不多，一晚上只有几个法郎，而且他赢了以后，总坚持付酒水钱，所以实际上一共没有多少钱。我认为我的运气一直不好或者没有他玩得好。但是，在那以后，我留意起来，而且绝对肯定他作弊，可是，你知道，我拼了命也看不出来他是怎样作弊的。哎，他会耍小聪明。我也知道他根本不可能总抓到最好的牌。我就像个山猫看着他的举动。他就像狐狸一样狡猾，而且我猜想，他已经看出我已经对他提防了。有一天晚上，我们玩了一会儿之后，他看着我，脸上带着那种残酷、讽刺的微笑，这是他所知道的唯一微笑的方式，并且说：
“‘我教你几招诀窍好不好？’
“他拿过去一副纸牌，叫我说一张牌，然后他洗牌并让我选一张，我选了，结果这张牌恰好是我说的那张。他又变了两三个戏法，然后问我玩不玩扑克。我说玩，他就发给我一手牌。我一看，手里的牌是四个A和一个老K。
“‘你有这副牌乐意押上很多的钱，不是吗？’他问我。
“‘我会把所有赌注都押上去。’我答。
“‘傻瓜。’他放下了发给他自己的那手牌，是同花顺。怎么会是这样，我不知道。他看到我的惊愕哈哈大笑。‘假如我不是一个诚实的人，现在我就会让你输掉全部财产。’
“‘实际上你已经很不错了。’我咧嘴笑了。
“‘那都是小钱。连在拉吕饭店吃顿晚饭都不够。’
“我们几乎每晚都打牌。我得出结论是，他作弊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取乐。他知道他在愚弄我，这一点使他感到有一种奇怪的满足，而我觉得，他发现我明知道他在作弊却看不出他是怎样做的，从中得到很大的消遣。
“可是，这只是他的一方面，使我感觉兴趣的是他的另一方面。我无法把这两方面一致起来。虽然他自夸除了报纸和侦探小说以外，什么都不看，但他是个有教养的人。他很健谈，说起话来刻薄、严厉、讽刺，听他说话使人爽快。他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床头挂一个十字架，每个礼拜天都去做弥撒。星期六晚上他总是喝醉酒。我们去的那家小酒馆，当时的人挤得满满的，室内烟雾弥漫。有沉静的中年矿工，带着家人一起来的，有成群结队吵吵闹闹的年轻人，有汗流满面围着桌子玩贝洛特纸牌[3]的男人，在大喊大叫，而他们的老婆坐在稍后一点的地方观看。人群和噪音对科斯提有一种奇怪的影响，他变得严肃并谈起神秘主义来——你根本想象不到的主题。我当时对神秘主义一无所知，只是在巴黎读过一篇梅特林克[4]著的论鲁斯布鲁克的文章。可是，科斯提却谈及了柏罗丁[5]、古希腊雅典最高法院法官丹尼[6]、鞋匠雅各·波墨[7]和梅斯特·埃克哈特[8]。这位大块头已经被他自己的贵族世界所抛弃，贫困潦倒，被人嘲讽，可听到他谈论万物之主和与上帝结合的幸福真是匪夷所思。所有这些我从来没有听过，我是又迷惑又兴奋。我就像一个睁着眼睛躺在一间黑屋子里的人，忽然一道光线穿透窗帘，那个人知道他只有拉开窗帘，他的眼前才会呈现朝霞映照下的彩虹之国。可是，在科斯提清醒的时候，我尽力让他谈这个话题，他竟然对我非常生气，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我。
“‘我连自己说的什么都不知道，还怎么会知道我要谈什么呢？’他打断我。
“可是，我知道他在撒谎。他十分清楚自己在谈什么。他知道很多。当然他当时是喝醉了，可是，他的眼神，他丑陋脸上全神贯注的表情，绝不是仅仅喝了酒的事。这里面还有其他原因。他第一次这样跟我谈，他说的话我念念不忘，因为令我悚然；他说，世界不是创造物，因为无中不能生有；世界是永恒的自然表现；嗯，是那么回事，可是，他接着又说，恶和善一样，都是神的直接表现。这些生僻的话语是我在那个肮脏嘈杂的咖啡馆里，伴着自动钢琴的舞曲听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