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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略特把马图林一家安置在左岸他那所宽敞的公寓里之后，在年底回到了里维埃拉。他将这所住宅规划得适合他自己的需要，没有为一个四口之家留下余地，所以即使他有心让马图林一家跟他一起住在这里，他也没法让他们住进来。我觉得他并不为此感到遗憾。他很清楚，他只身一人要比带着外甥女和外甥女婿更受人欢迎，而如果他总是要顾及两个在家长住的客人，那他就很难有希望举办他自己那些招待显贵客人的小型聚会了（这是他费尽心机要办的事情）。
“让他们在巴黎定居下来，去习惯文明的生活，比住在这里好得多。何况那两个小女孩长大了，也该上学了，我在离我的公寓不远处找到了一所学校，别人向我担保说，那可是上上之选。”
这样一来，我直到第二年春天才见到伊莎贝尔。当时我有些工作要做，这使我想在巴黎住上几周，于是我去了巴黎，在紧贴旺多姆广场的一家饭店租了两间房。这是我常住的饭店，不仅是因为它处于方便的地段，同时也因为它有一种氛围。这是一座很大的老房子，是围绕一个院子建起来的，用它开旅馆已将近二百年了。里面的浴室一点也不奢华，管道设备谈不上令人满意；卧室里摆着漆成白色的铁床，铺着老式的白床单，还有巨大的玻璃衣柜，有一副穷酸相；但会客室的布置却有精美的老家具。沙发，扶手椅，都是拿破仑第三治下讲究奢华的产物，虽然谈不上舒服，却有流光溢彩的魅力。在那个房间里，我是住在法国小说家笔下的历史之中。当我望着挂在玻璃箱内的帝国时钟时，我想象着一位满头卷发、身穿荷叶边连衣裙的美丽妇人，当她等待拉斯蒂格纳克来访时，可能就曾注视着这架时钟上分针的移动，而这个拉斯蒂格纳克，是巴尔扎克在一部又一部小说中描写的出身高贵的冒险家，巴尔扎克从他低微的起步写起，写到其终极的辉煌，以追随其生平的事迹。皮安训医生可能曾经到过那个房间，为一位从外省来到巴黎找律师打官司并且因患微恙而叫来大夫的贵族寡妇探脉观舌，而这位内科大夫对巴尔扎克而言就是现实中的人物，因此他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说：“只有皮安训能治好我的病。”在那张书桌旁，可能曾有一个害相思病的女人，穿着衬裙，头发中分，给她那负心的恋人写了一封**洋溢的情书，或者曾有一位脾气急躁的老绅士，身穿绿色的双排扣长礼服，颈戴硬领，给他那挥霍无度的儿子写了一封愤怒的家书。
我在到达的第二天就打电话给伊莎贝尔，问她，如果我在5点钟过去，她能不能赏我一杯茶。我已经十年没见她了。当古板的管家把我引进客厅时，她正在看一本法文小说。她起身握住我的两只手，以热情而又迷人的微笑欢迎我。我跟她见面总共不超过十二次，只有两次没别人在场，但她立即使我感到我们并非泛泛之交，而是老朋友。过去的十年缩小了一度隔在这位小姑娘和我这个中年人之间的鸿沟，我不再感觉到我们之间年龄的悬殊。她以一个世故女人的微妙的奉承对待我，好像我是她的同代人。还不到五分钟，我们便坦率而无拘无束地聊起来，仿佛我们是习惯于不间断会面的玩伴。她已经学会了自在、沉着与自信。
可是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她外表上的变化。我记忆中的她，是一个漂亮活泼的女孩，有发胖的倾向；我不知道，究竟是她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采取了壮士断腕的措施来减重，还是因为她经历了一场少见却很幸运的生育事故，但无论如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现在变得十分苗条了。当下的时尚强调苗条。反正，时下的妇女都很希望自己有副苗条的身材。伊莎贝尔一身黑衣，我第一眼就注意到她的丝绸连衣裙出自巴黎一名最优秀的裁缝之手，既不过于便宜，也不过于昂贵。她以漫不经心的自信穿着这条连衣裙，这种态度是一个把衣着华贵当成第二天性的女人所有的。十年以前，尽管有埃略特替她出主意，她的连衣裙还是装饰过度，她穿起来好像也不很自在，而玛丽·路易丝·德·弗洛里蒙现在就不能说她有失于高雅了。她那染成玫瑰色的指甲尖都有了品位。她的容貌已变得清秀起来，我忽然觉得她的鼻子比我见过的女人都更美更直。她的前额和她淡褐色的眼睛下方没有一道皱纹，尽管她的皮肤已失去年少时的鲜亮，但其纹理的细腻一如既往；这在如今显然有护肤液、乳霜和按摩的功劳，这些东西给了它一种柔软透明的格外迷人的光滑。她那消瘦的脸颊抹了极薄的一层胭脂，她的嘴唇适度地涂了口红。她那一头光滑的棕发遵循时尚剪短了，烫出了波浪。她没戴戒指，我记得埃略特对我说过，她把首饰都卖掉了。她的双手虽不很小，但样子好看。在那个时期，女人白天会穿短连衣裙，我看到她那穿着香槟色袜子的两腿形状很好，又长又细。双腿是许多漂亮女人的致命伤；伊莎贝尔的双腿，在她未嫁时是她最不幸的特点，现在却是罕见的优点。事实上，她从一个因健康红润、精神饱满、光艳夺目而获得魅力的女孩，变成了一个美丽的妇人。她的美丽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艺术、训练和禁欲，似乎是无关紧要的。其结果是皆大欢喜。或许她手势的优雅，举止的大方，都是精心营造的，但它们看上去是完全自发的行为。我觉得，在巴黎的这四个月给一幅经过多年创作的自觉艺术的作品添加了收官的几笔，使它尽善尽美了。埃略特即便在最苛求挑剔的心境中，也不得不夸赞伊莎贝尔；而我，作为一个不难取悦的人，则觉得她美丽无比。
格雷去蒙特丰泰因打高尔夫去了，不过伊莎贝尔告诉我他很快就会回来。
“而且你一定得见见我的两个小女孩。她们去杜勒里斯公园了，但她们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她们很乖。”
我们东拉西扯。她很高兴自己来了巴黎，他们在埃略特的公寓住得很舒适。埃略特在离开他们之前，让他们认识了他认为他们会喜欢的那些朋友，因此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愉快的熟人圈子。埃略特责成他们像他惯常所做的那样，大量地招待客人。
“你要知道，我们和相当富裕的人一样过日子，其实却是绝对破产了，想到这事，我就会笑死。”
“有那么严重吗？”
她咯咯笑了，这时我记起了十年前她那令我觉得非常愉悦的轻松快活的笑声。
“格雷一文不名，而我的收入几乎和莱雷当年要我嫁给他时的收入完全一样。当时我不愿嫁给他，因为我认为我们不可能靠那点收入过日子，而现在我还有了两个孩子。这有点滑稽，你说是不是？”
“我很高兴你能把它当笑话看。”
“你有莱雷的消息吗？”
“我？没有。自从你们上一次在巴黎的时候起，我就一直没有见过他。他过去的熟人当中有几个我也有点儿熟，我确实向他们打听过莱雷的情况，但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好像没人了解他的情况。他简直是蒸发了。”
“我们认识莱雷在芝加哥开户的那家银行的经理，他告诉我们，他时而收到从某个稀奇古怪的地方寄来的汇票。中国，缅甸，印度。莱雷似乎在到处游历。”
我毫不犹豫地把到了舌尖上的问题说了出来。毕竟，如果你想了解什么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提问。
“你现在是否希望当初嫁给了他？”
伊莎贝尔动人地一笑，说：“我和格雷在一起很幸福呢。他是个极好的丈夫。要知道，
在经济崩溃之前，我们一起有过一段美妙的时光。我们喜欢同样的人，我们喜欢干同样的事情。他非常体贴。受宠是很美好的感觉；现在他还跟新婚时一样深爱着我。他认为我是世上最美妙的女孩。你无法想象他对我是多么温和体贴。他的慷慨到了可笑的程度；要知道，他觉得给我任何东西都不过分。你知不知道，我们结婚这么多年以来，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一句冷话或粗话。啊，我一直非常幸运！”
我问自己，她是否认为自己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我换了个话题，说：“给我讲讲你的两个小女孩吧。”
我说这话时，门铃响了。
“她们回来了。你自己瞧吧。”
不一会儿，她们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位保育员。先给我介绍大女儿乔安，然后是小女儿普莉西拉。她们和我握手时依次礼貌地微微屈膝行礼。一个八岁，另一个六岁。按年龄论，她们都是高个子；伊莎贝尔当然是高个子，而格雷，在我记忆里个子高得无边。但她们的漂亮，只是和所有的孩子一样。她们显得脆弱。她们有父亲的黑发，有母亲的淡褐色眼睛。陌生人在场没有令她们胆怯，她们热切地给母亲讲述她们在花园里干了什么。她们把渴望的目光投向伊莎贝尔的厨子为下午茶准备的美食，那是伊莎贝尔和我都没有动过的。伊莎贝尔允许她们吃一块点心，她们便陷入了小小的苦恼，不知选择哪一块为好。看到她们对母亲公开流露的喜爱是很愉快的，母女三人聚在一起，构成动人的画面。当她们吃着各自挑选的小块糕饼时，伊莎贝尔打发她们离开，她们无须一句哄劝就走开了。我得到的印象是，她把两个女儿教养成了听话的孩子。
当两个女孩离开后，我说了些人们通常会对一个母亲就其孩子所讲的话，伊莎贝尔以明显但比较淡定的愉悦接受了我的恭维。我问她格雷是否喜欢巴黎。
“还好吧。埃略特舅舅给我们留下了一辆轿车，所以他几乎每天都能去打高尔夫，他还加入了旅行者俱乐部，在那里打桥牌。当然，埃略特舅舅提议为我们支付在这幢公寓里的费用，真是天赐的好运。格雷的神经完全崩溃了，他现在还会犯可怕的头痛；即使他能得到一份工作，其实他也不适合去干；这自然使他心焦。他想工作，他觉得自己应该工作，别人不需要他，使他感到羞辱。要知道，他觉得男人的事业就是工作，如果他不能工作，他还不如死去。他感觉自己是市场上的滞销货，这使他无法忍受。我之所以能把他劝到这里来，就是因为我告诉他，休息和改变会使他回到常态。可是我知道，他在重新回去工作之前，是快活不起来的。”
“恐怕最近这两年半你们的日子很不好过。”
“唉，要知道，当经济危机刚来时，我简直无法相信会有这事。我根本无法想象我们会破产。我能理解别人会破产，但是我们会破产——嗨，这好像不可能！我一直想着最后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使我们得救。后来，当最后的打击到来时，我觉得再也没有活头了，我觉得无法面对将来；未来太黑暗了。有两个星期我极度痛苦。老天，太可怕了！我要失去一切，心知不会再有一点乐趣了，必须不靠我喜欢的一切过日子。然后，在两周时间完结时，我说道：‘噢，去他妈的，我不会再想它了。’我向你保证，我再没有想过。我对什么都不惋惜。一切都在的时候，我有过很多乐趣，如今不在了，就让它去吧。”
“看起来，一个子儿都不花，就能住在时尚地区的一幢豪华公寓里，有个能干的管家和一个出色的厨子，还能用香奈儿的连衣裙裹住一把憔悴的骨头，要忍受破产的痛苦，就会容易多了。你说对吧？”
“是朗万连衣裙。”她咯咯地笑了，“我看你在十年中没有多大变化。你是个愤世嫉俗的刻薄鬼，所以我说出来你也不会相信，如果不是为了格雷和两个孩子着想，我真不知道我会不会接受埃略特舅舅的这番好意。靠我一年二千八百美元的收入，我们完全可以住在那个种植场凑合着过下去，我们会种稻子，种裸麦，种玉米，还养猪。毕竟我是在伊利诺斯州的一个农场里出生并长大的。”
“不妨这么说吧。”我笑着说。我知道，其实她是出生在纽约一家收费昂贵的诊所里。
这时格雷进来了。的确，我只是在十二年前见过他两三次，但我见过他跟新娘在一起的照片（埃略特把它嵌在一个豪华的相框里，跟瑞典国王、西班牙女王和吉斯公爵的签名照一起摆在他的钢琴上），而且我对他有清楚的记忆。我大吃一惊。他的头发脱落到了太阳穴，头顶有一小块秃斑，他的脸浮肿发红，而且他有了双下巴。他在多年的优裕生活与大喝痛饮中增加了不少体重，多亏他那颀长的身高使他免于严重的肥胖。不过我最留意的是他的眼神。我记得很清楚，当他前程无量、无忧无虑的时候，他那双爱尔兰人特有的蓝色眼睛充满了信任和坦率的诚挚；现在我似乎在那双眼睛里看到了一种茫然的沮丧，即便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会猜想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摧毁了他的自信和对事物秩序的信心。在他身上我感到了自信的缺乏，好像他做了错事，尽管是无意的，但他也感到难为情。显然他的神经在颤抖。他愉快而热情地向我表示欢迎，好像确实高兴见到我，就像我是一位老友，但我有一种印象，他那吵吵嚷嚷的热心只是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跟他的内在感情并不一致。
酒送进来了，他给我们调了一种鸡尾酒。他刚打了两场高尔夫，非常满意自己的成绩。他讲述他往一个洞里进球时克服了多少困难，对细节讲得有些啰嗦，而伊莎贝尔以兴趣浓厚的表情倾听着。几分钟后，我约了个日期请他们吃饭看戏，便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