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姆塞夫人！”莉丽喊道，“拉姆塞夫人！”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她感到更加痛苦。她想，这痛苦能让人变得如此愚蠢！无论如何，那老人家没听见她的呼喊。他仍然是慈祥而平静——如果她愿意这样想的话，他甚至依然崇高。谢天谢地，没有人听见她可耻的呼唤，停止吧，痛苦，停下来！她显然还没有失去理智。没人看见她走下那狭长的木板，跳入毁灭的海水中去。她仍然是一个瘦小的老处女，手里拿着一支画笔。
现在，那种求而不得的痛苦和怒火中烧的感觉（她以为自己再也不会为拉姆塞夫人感到悲伤，可这种感觉却又被召唤回来，难道她早餐喝那几杯咖啡的时候没有想念她吗？一点也没有）有所缓解；而对于剩下的痛苦来说，它作为解药得以释放，这本身就是一种安慰，而且，更神秘的是，仿佛还有一种其他人在场的感觉，就好像拉姆塞夫人暂时从这个世界施加在她身上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轻松地待在她身边，然后（因为这是她美貌的巅峰时期）她把离世时所戴的白色花环举到额头上。莉丽又挤了一下颜料。她开始着手解决树篱的问题。奇怪的是，她能够如此清晰地看到拉姆塞夫人，她像往常一样，迈着轻快的步伐穿过田野，田垄是紫色的，看上去很柔软，然后她消失在风信子和百合花的花丛中。这是画家的眼力使然。在她听说她死讯后的好些天里，都能看到她像这样把花环戴在额头上，毫不迟疑地跟随着她的同伴——一道穿过田野的阴影。那个景象，那些话语，有它自己抚慰的力量。无论她在何处画画，无论是在这里、在乡下，还是在伦敦，这种幻象总会出现在她眼前，而她半合着眼睛，想找些什么来支撑她的幻象。她俯视着火车车厢和公共交通；从肩膀或脸颊上取下一根线条；望着对面的窗子；看着在黄昏时分灯火阑珊的皮卡迪利大街。所有这些都曾是死亡之地的一部分。但总会有些什么——可能是一张脸，一个声音，一个呼喊着《旗帜报》《新闻报》的报童——冲进来，斥责她、唤醒她，要求得到关注，并在最后得到了她的注意，所以她必须不断地重新塑造这个幻象。此刻，在对于距离感和蓝色色彩的本能需求的触动下，她再一次朝脚下的海湾望去，把一层层蓝色的波浪看成小山，把紫色的部分看成布满石块的田野，她又像往常一样，为不协调的食物而感到兴奋。海湾中央有一个棕色的点。那是一艘船。是的，她过了一秒才意识到。但是，那是谁的船？拉姆塞先生的船，她自问自答。拉姆塞先生；那个男人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穿着漂亮的靴子，高高举起一只手从她身边走过，要求得到她的同情，但遭到了她的拒绝。那艘船已驶过半个海湾。
那个清晨的天气是如此晴朗，只是四处偶尔吹起了一丝微风，大海和天空看上去仿佛融为一体，就像是船帆高高地挂在天空上，或是云彩坠入海里似的。在远处的海面上，轮船吞吐出来的烟雾划过空中，袅袅上升，优雅地绕着圈，久久不肯退散，仿佛空气是一层薄纱，把所有的一切温柔地包裹在怀中，只是轻轻地让它们左右摇摆。有时候，当天气非常晴朗，这些悬崖看上去就像意识到那些船只的存在，而那些船只看上去好像也注意到悬崖的存在，就像它们相互发出了属于自己的某种信号。因为有时灯塔看起来就在离海岸很近的地方，而在今天早晨的薄雾中，灯塔看上去又十分遥远。
“他们现在到哪儿了？”莉丽望着大海思索。他在哪儿，那个从她身边默默走过、腋下夹着一个牛皮纸包裹的老人在哪儿？船在海湾的中央。